权力与原则：一个社会学家在菲律宾国会中的浮沉
>简介
我的生命中大多时候是社会学家和社运者。在1975年的时候，我是Princeton的社会学博士，然后立即投入成为全职的行动者，并且推翻了Marcos的独裁政权，成为了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的国际分支成员，然后激进反对全球化。从1994到2009年，我在Diliman的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教社会学。2009年，我成为了一个菲律宾进步政党的成员，并且是众议员。
我所属的政党叫做Akbayan，是一个1998年成立的进步政党，到2009年为止。它透过国会的法案，包括生育健康法案、农业改革法案、反对歧视LGBT反案、海外的菲律宾人投票权、公安法案、社会住宅提供给都市拼穷等等，展现出相当的进步性。
2009年，该政党辩论是否要支持2010总统大选的Liberal Party(LP)的候选人，这是一个关于候选人是否有办法执行改革政纲的辩论。虽然LP的候选人应该不可能推动财富重分配、参与民主、或是国家安全，许多我们政党的支持者都认为LP会带来好的治理和反贪腐。这是一个人民强大的诉求。
虽然说当LP的反贪政纲相当明确，我们也期望他们的候选人可以在其他议题上也有明确的进步性，像是生育健康和农业改革。2010年之前，长期辩论的生育健康法案变成了立法讨论的核心，可是最近刚通过的农业改革法案那时候却还在等待被注意到。此外，我们希望可以推动其他关键的议题，包括独立的外交政策，反对自动接收法案，此法案优惠外国和本国的债务。并且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贸易、财金、投资法案。
LP的候选人阿基诺三世是前争议性总统Corazon Aquino和烈士Benigno Aquino的小孩，他在2010年胜选了。而后来的5年来，作为Akbayan的立法者，我有第一手的交手经验，以机会观察那些由自由派和传统派政治人物所联合把持的国会如何把机会给了进步政党。
>在文化前线的胜利
菲律宾的进步派已经长期以来寻求政府支持的家庭计划方案，好去处理贫穷和女性生育健康的问题。2010之前，当新的政府上台之前，我的党和其他进步派已经让生育健康法案在议会之中持续了12年。尽管从罗马天主教来的强力反对，进步派已经建立了多阶级的联机，重新从女人的生产权利和健康的角度去做。这是一个获胜的论述。2012之前我就成功联合了保守组织和统治精英，还有中产阶级，于是法案通过了。
>农业改革：阶级的困难现实
然而农业的改革证明了联合政治的困难，特别是遇到阶级利益的时候。虽然土地改革的努力可以被追溯到早期的1960年代，但是不平等依旧存在。在1970年代，Marcos独裁的土地改革面临了地主的强烈抵抗，所以暂停了。在1986年Marcos被推翻之后，Corazon Aquino的政权进行了一个很有野心的计划，要重新分配10.3百万平方公顷的土地，是为了回应New People’s Army的农村起义。可是，国会被地主把持，让法律有漏洞，所以重分配只限定在公共土地。所以那些很有价值的私人土地都没有被动到。
在我在国家的第一年里面，Akbayan成功地资助了一个新的农业改革法(CARPER)，提供了足够的资金给土地征收和解决法律漏洞的改革。这个法案之所以会通过是因大地主的国会议员有些死掉了，而且人民诉求农业正义的运动又起来了，有农民组织游行了1,700多公里，从Mindanao岛到总统官邸。
可是即使有法律通过了，政治意志还是要有，才可能实行。从法律通过之后，总统就忽略而且不想面对地主，让700,000多平方公顷的合格土地无法运用，那些包括了这个国家最好的土地。所以农业改革停止了，是因为地主反抗、总统忽略、官僚无能所导致。而总统对改革的忽视也是2015年三月辞职下台的原因之一。
>良好治理的失败
让我最后谈谈我的政党经验。关于良好治理，LP所作的承诺对于打击贪腐来说是很认真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参加他们的联盟的原因。可是这也是让我辞职的原因。阿基诺政权的前五年就是要求有良好治理的。作为Akbayan的主要议员，推动这个改革当然是很棒的，也包括了起诉前总统Gloria Macapagal Arroyo的贪污。而2013年5月的选举被很多人包括我在内诠释为是对于自由派的信任投票。
可是蜜月期并不久。菲律宾的政治系统有一项被称为“porkbarrel”或是“Priority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und”(PDAF)的制度，也就是从美国殖民时期就存在着的制度，就是总统分配一些资金给国会议员去推动他们的计划。后来我马上发现到一位很擅长这种政治技巧的JanetLim-Napoles设立了一个假的组织，为的是可以得到这个资金，然后为自己做事。这个案例让许多人起了反对声浪，要求取消PDAF。我深信我的党会坚守原则，要求取消这个制度，拒绝总统的资金。可是我的这个意见被否决了。
很快的又有另外一个丑闻爆发，是关于总统数百亿的资金分配制度：DisbursementAcceleration Program。这个不透明、不负责、不谨慎的公共资金制度让该政府做了其之前指控前政府不该做的事情。而当最高法院认定违宪时，我认为总统该做出决定了。
当我要求我的政党去问总统是否要求相关政府官员下台负责的时候，有些党员反对，认为这只会让总统更加顽固，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政党能想出来的最烂理由了。我认为这个政党领导阶层无法再带领这个政党了，所以我写信给总统，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去要求总统开除预算部门的首长，“因为这样快速但粗糙的资金操作太过分了！”我也认为，这个制度开启了“总统的恩辟侍从管道，违反的宪法的权力分立原则。”因为“行政部门直接分配资金给国会。”
我的信引起了领导阶层的紧张。许多成员认为我没有权利私自写信给总统，因为作为党员，个人意见本来就是一种该取舍的东西。这是党的高层这么说的。
当我们内部的辩论持续时，政府历经了第二次挫败：2015年1月25日，在Mindanao的反恐任务变得警戒，也让国家的霹雳小组的44位成员死亡，加上18个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分离主义的成员的死亡。政府曾经和该组织协商过自治协议。
“Mamasapano raid”代表了坏治理的案例。第一，总统拒绝负起责任，这违反的总统的领导原则。第二，他违法命令已经因为贪污而被暂停值勤的国家警察。第三，他的命令以美国的利益为主，而不是菲律宾的利益优先。所以我为了良好治理，我要求总统负起全部责任。
当政府的正当危机越来越严重时，我要求Akbayan要推动改革。而当总统在一个很弱的道德地位时，我认为我们应该给他压力，负起责任，并且解除那些贪腐无能官员职位，要推动良好治理的政纲。可是我的政党的领袖拒绝了。
若是没有办法把要求总统改革贪腐的责任扛起来，那我也不想代表这个政党了。所以我认为党的高层是错的，我也不需要为这个党背书，我也不同意该党立场，也不支持总统。没有人要求我辞职，可是党的规则很清楚。我在2015年3月19日辞职。
>主要课题
透过这些叙述，我已经强调了我追求3个目标所学到的事情：生育健康、农业改革、良好治理。
而生育健康的努力解释了文化课题提供了一个进步政纲可以推展的场域，并且可以透过结盟和论述策略达成。在家庭计划的那场战役中，支持生育健康的力量得以开启上层和中产阶级的罅隙，这是透过用女性生产权利的论述取代人口控制的论述，开启了通过法案的大门。
农业改革的经验则提醒了我们要透过非革命的的政治氛围下去对于结构性不平等的有效打击是多么困难。虽然进步力量已经试图去形成有利的立法结盟，但是农村的不平等仍然很严重，这是因为总统的忽略、官僚的胆怯、以及地主的反抗。
第三个例子，就是争取良好治理，虽然有着痛苦的个人和政治结果，但也帮我上了一堂课。其中一堂课就是结盟是动态的，在这个个案中，结盟改革会变成其他的东西。第二是进步的政党必须继续评估其结盟的参与，任何利益相关的政党，包括执政党，其利益都会相互冲突，所以在每一个关键点，政党都要再评估结盟，看看根本的价值有无相互冲突。
第三堂课：有时候，在政党意见和其国会代表意见是会不一样的。这里，进步派必须遵守良心，甚至要反对政党的领导。作为进步派意味着要去想象一个平等、政治、团结、主权的社会，并且有一个政治纲领去实现这些目标。但是也意味着占据一个道德的立场。或许一个进步派的政治人物最特别的就是其道德行为。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进步派是守住原则和价值，即使位置、财产、生命都受威胁，都不退缩。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105期）
转载自Global Dialogue（ISA newsletter）第5卷第3期简体中文版。下载，请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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