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因果性与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成伯清商榷（孙宇凡，2017）

孙宇凡，2017年，《时间、因果性与社会学的想象力——与成伯清商榷》，《社会理论学报》第1期。

把自己的文章，插在这一推送的合辑里了。

原为繁体，转成简体可能有错别字。

欢迎批评指正呀！

全文下载地址：https://nsysu.academia.edu/yufansun

（图片来源：一日一文哲，youtube网站 ）

摘要  成伯清基于社会结构、传记和历史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维度三分法，认为现代性时代背景所导致的社会学反时间倾向，需要通过叙事的策略来加以扭转。不同于此，本文认为可以再引入世代和行动历程维度，来进一步认清基于社会学自身知识增长带来的反思物理时间和迈向主体时间的倾向。而以叙事作为表征策略的必要性，需要立足于以假设检验为核心的士多噶因果性。为澄清这种因果性，文章进一步以史景迁的两本著作作为案例加以说明。

谢词  感谢吕炳强、郑作彧、姚德薇老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布莱克维尔社会学百科全书》（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列了一份对社会学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人物等信息的时间表。其中在1959这个年份记录了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两项功绩：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中批判了结构功能主义，并引入了（与书名）相同的概念[1]。

这样的褒奖也反映在戈登·马歇尔（Gordon Marshall）编撰的《牛津简明社会学词典》（The Concise Dictionary of sociology）之中。相关词条[2]定义“社会学的想象力”为：

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社会学视野。从这种方式或视野来看，明显地将个人的私人问题（private problems）与重要的社会议题（social issues）建立了联接。他（孙按：米尔斯）为我们生活中社会的、个人的和历史的诸维度（the social, personal,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s）联接起来的人文主义社会学（humanist sociology）辩护[3]。

不过，在以“社会学的想象力”为标题的文章中，更常见只是将其作为一种隐喻式或主张性表达罢了[4]。而成伯清于2015年在《江海学刊》上发表的《时间、叙事与想象——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以下简称：《想象》）却延续了《牛津简明社会学词典》的定义风格，也类似地提出社会学想象力涉及到社会结构、历史、传记[5]三个维度[6]。

基于这三个维度，《想象》一文进一步提出美国社会学的反历史倾向导致社会学想象力的焦点摆在了社会结构维度之上，而这样压抑传记与历史维度的状况是基于现代性时间安排中均质虚空化或瞬间化问题。为了将历史维度带回来，成伯清认为要破解单一线性的社会存在论基础，并通过事件性时间性的叙事来表征多重现实。同时，《想象》一文也指出这样的叙事是基于“叙事人”假设，因而研究者可以通过阐明行动者的潜在叙事促进学术知识的生成。

不过，《想象》一文在将历史维度或时间维度带回来的论述中，仍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和完善：（1）成伯清与米尔斯一样，错失了美国社会学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关于年龄（age）、世代（generation）[7]等时间维度的分析，从而未能丰富社会学想象力的生命历程以及世代维度。（2）与其说美国社会学面临反时间倾向的问题，倒不如说产生了反思物理时间的倾向，逐渐走向了面向行动历程的主体时间方向。（3）当时间维度被进一步二分之后，以叙事、而非变量和机制作为表征多重实在的策略，仍需进一步引入为叙事策略所用的士多噶因果性（Stoic causality），以证成三种策略的深层差别。在这三点商榷的基础上，本文以史景迁的两本著作为例，论述立足于士多噶因果性的叙事策略。

一、从历史、传记到历史、世代与生命历程

《想象》对社会学想象力的三个维度整理，也可以进一步规整为共时性（社会结构）与历时性（历史与传记，可视作《想象》文中所说的“时间维度”）的两个维度。成伯清对后一个维度也是采取了概化处理办法，在没有区分“历史”与“时间”维度层次的基础上，提出了《想象》的第一个论点：

在运用社会学想象力上……。对于历史和个人生活历程，则出现了系统性的忽视。因为当时的美国社会与历史解释的相关程度，要低于其他社会和时期。……社会学的非历史化(ahistorical) 倾向愈益明显。……处理时间维度的任务，似乎发包给了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即“比较历史社会学”。（页102）

但是，如果将历时性维度剖开分别来看，情况非然。第一，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在《社会学想象力》的写作年代并未如成伯清所言、处于相对性的最低谷。在运用谷歌图书语料库对社会学八大子学科的词频历史比例分析中显示，“历史社会学”词频比例在二战后的社会学领域里虽略有下降，但仍在1955年左右时超越了二战前的水平。而从1956年到1959年，亦即米尔斯开始构想和出版《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年份里[8]，该词频比例也是总体上逐年增长[9]。

另据查尔斯·蒂利分析，“反历史社会学”的全盛时期（the heyday of ahistorical sociology）不是在成伯清判断的20世纪50年代末，而是在20世纪40年代。但是，即使在那样的年头，蒂利仍看到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巴恩斯（John Barnes）、霍曼斯（George Homans）等人将历史注入当时社会学的努力。蒂利的论断从数据上也有所印证：根据词频比例分析，1940年代的确是1940—1959年间的低谷期[10]。

第二，从在历时性维度的另一侧来看，《想象》一文由于没有充分考察米尔斯原本对“传记”与“历史”一并看重的初衷[11]，以致顾此失彼，没有分析“传记”维度。如此的进一步后果是，《想象》也连带地忽视了米尔斯错过的世代维度[12]。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对传记维度的分析，是通过指出角色获得、过渡、调整等角色理论涉及的面向，来批判人性常识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13]。但问题在于，此世代的角色获得、过渡等历程，与彼世代的相应过程一致吗？可以说，由于没有考虑到了诸世代差异，米尔斯犯了所谓的“同龄群中心谬误”（fallacy of cohort centrism）[14]。

同样是批判弗洛伊德，年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e）的奠基人玛蒂尔达·赖利（Matilda White Riley）则是从“生命历程的同龄群界定”（cohort definitions of life course）出发，认为由于世代继替的作用，弗洛伊德在世时提出的生命历程理论只是与那个时代的同龄群相匹配，因而难以说明与今日的同龄群也契合[15]。因此，如果不将同龄群之间的差异标定出来，那么就如同“族群中心”（enthocentric）的想法类似，形成生命历程的普遍理论（哪怕是米尔斯援引的角色理论），潜在地认为研究者或某些特定研究对象所处的同龄群是唯一同龄群，其生命历程模式是唯一的生命历程模式[16]。

由此出发，赖利进一步分析了按年龄分级的生命历程（age-graded life course）、同龄群继替以及增寿过程（aging process）的社会成员动力模型：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的出生时间，既起始标定了其个人的生命历程，也标定了其所处的出生组（birth cohort）。同一时间区间出生的社会成员构成了一个同龄群，而同龄群也随着社会成员的生命历程变化而不断向前推进，产生同龄群间的继替。而所有的同龄群合在一起，又构成了具有人口（population）规模的增寿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社会成员动力模型势必与同样随着物理或生物时间而变迁着的社会结构（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相互交叉。由于社会成员动力模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人有生有死、寿命有限、预期寿命相对稳定），而社会结构的变迁却没有这样的规律性或周期性，便容易产生异步性（asynchrony）的问题（例如：无法为各个年龄段的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工作机会）[17]。因此，变迁着的社会结构与增寿过程便共同构成了赖利的“增寿与社会范式”（aging and society paradigm），如图1所示。

图1：赖利的“增寿与社会范式”

回到成伯清认为社会学想象力中对历史和传记维度存在“系统性忽视”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勃兴，60、70年代形成的年龄社会学，以“增寿与社会范式”为代表，不仅能填补《想象》一文本应考虑的传记维度讨论，并且可以进一步将社会学想象力的历时性维度从传记与历史，拓展到生命历程、世代与历史。借助赖利的构想，这三个维度可以相互支持，共同归并到年龄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而非“比较历史社会学”。

二、从反时间倾向到反思时间倾向

《想象》的第二个论点是由第一个论点衍生而来。成伯清在提出社会学存在反历史倾向后，进一步认为这一倾向与现代性时间安排的“虚空化与瞬间化”密切相关：

在特定历史阶段或社会类型之中，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是确定的，时间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而这种时间观，非常契合现代社会有关时间的制度性安排。……。当前时间制度又有新变化，……，一种实时性(instantaneous) 时间观愈益盛行。（页103）

从年龄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样时间安排与变迁反倒是促进了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创新，而非强化了反历史或反时间倾向。并且，从历时性三个维度的近期发展来看，与其说社会学想象力面临反时间倾向，倒不如说是面临反思物理时间倾向，逐渐接近行动历程与主体时间的构想。

首先，《想象》认为现代性时间安排的匀质化、片段化以致消解了时间的实质意义，导致社会学的反时间倾向。不同于这种消极看法，年龄社会学正是建构于这样的时间观之上。在曼海姆式世代概念进入美国之前，世代与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亲属关系密切相关。但是，这样的非匀质化、片段划分难以统一（例如不同家庭成员的出生情况不同），影响了社会学对世代或生命历程研究的推进。赖利则开始以同龄群概念收编世代概念，严格地将生物时间或物理时间作为研究截点，从而实现世代研究向更广泛研究领域的拓展[19]。如此一来，“大萧条一代”、“垮掉的一代”等研究才具有严格的、可供争辩的时间划分基础，促进了学术规范与创新。

其次，《想象》认为在新兴的消费社会和信息技术下形成的弹性时间制度或休闲时间制度也助长了社会学反时间倾向一臂之力。恰恰与之相反，在年龄社会学领域，从福特主义（Fordist）从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的转变，是对生命历程与世代理论的又一次更新[20]。因为原有的生命历程三大板块——教育（education）、工作（work）、休闲（leisure）关系，由按年龄时序形成的诸同龄群之间年龄分化类型（age differentiated type）迈向了更具弹性的年龄整合类型（age integrated type），破除了青少年接受教育、中年工作和老年退休休闲的旧识，也改变了原有的年龄社会学中将年龄标准（age criteria）作为固定化事体的假设，推动了学术进步[21]。具体如图2所示。

图2：赖利的年龄分化类型与年龄整合类型的比较[22]

进一步讲，如果从知识—时代关联的立场回到社会学知识本身发展脉络的本身来看，各历时性倾向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尝试摆脱的，不是时间本身，而只是物理时间。 

首先，就“世代”来看，阿尔文（D.F. Alwin）和麦卡蒙（R.J. McCammon）反思了这个概念的流变及其当前的困境问题。根据二人考察，世代概念是指作为家庭亲属结构中依照生物时间与角色继替而形成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也是如同赖利指出的作为出生组与历史时间片段的“同龄群”（cohort），以及作为社会运动与组织活动的历史参与（historical participation）的单位[23]。在世代研究史上，该概念的主流应用，依次从第一种定义走向了第三种定义过渡。但是，第三种定义的研究更困难，因为作为一种群体认同，既与家庭关系中较明确的亲属制度参照不同，也与根据出生日期而明确规定的同龄群不一样。

相较而言，作为历史参与单位的世代更需要研究者（researcher）的识别功夫，需要从历史洪流中、以行动者（actor）自身角度出发加以理解。这样的考虑实际上在引导研究者从直接标定出生日期或直观家庭位置的世代研究转向考虑需要理解、感受、认同的角度的行动者主观立场。换句话说，如果说赖利时代的世代概念是一种历史时间的客观位置，那么阿尔文最近指出的正是历史时间的主观位置。

其次，就“生命历程”来看，阿尔文也尝试对生命历程既有的五种定义加以整合，反映了近年研究走向。不过，他却仍以赖利的理论作为整合工具，因而结论也只是以同龄群继替为桥梁在传记时间（biographical time）和历史时间（historical time）之间来回打转，理论新意乏善可陈[24]。但重要的是，这次尝试引起了汉德瑞克斯（Jon Hendricks）的评论。他批评阿尔文的观点，提出传记时间维度还要包括时间的主观感觉（subjective sense of time）：

（时间的）意义是取决于社会时间与个人感知（individual perceptions）的结合。很少人会只考虑现在（the present），他们要回想（think back）也要前瞻（think ahead）。时间的前瞻通常被视作未来性（futurity）的感觉，是传记时间的另一个侧面，在生命历程中具有扎实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通过面对已然发生的（如同关于回忆的纪念品）和尚未发生的，都是一种定位我们现在、思考我们自己及生活历程的重要方式[25]。 

与阿尔文之前认为世代研究应转向行动者的自身理解不同，他却没有对汉德瑞克斯的这一想法进一步回应从而错失拓展社会学想象力历时性维度的机会[26]。汉德瑞克斯的批评并未无所依据——他虽然未能将主体时间从传记时间之中区分出来，却透露了奥古斯丁式（Augustinian）时间观念。

奥古斯丁认为，时间“存在我们心中”，分为“过去的现在”（记忆）、“现在的现在”（注意）和“将来的现在”（期望）三类[27]。相较主体时间依靠行动者自身所见的三个范畴，物理时间只有两个范畴：较早（the earlier）—较晚（the later），并且是无需考虑诸行动者差异的一种“非人类—自然”的事件序列[28]。下文将会论述，汉德瑞克斯带来的奥古斯丁时间观，将有助于走出社会学想象力的物理时间困境。

最后，就“历史”来看，《想象》所赞成的事件性时间性由于对“事件”采取了后果性定义——“日常发生中能够显著改变结构的罕有一类”，导致未能回答“转型性事件从何而来”这个来源性定义问题[29]，因而也没有将行动历程（the course of action）纳入历史想象力之中[30]。

成伯清认为，为了“带回历史维度”，为了形成多重叙事的“众声喧哗”，可以以“事件性时间”（eventful temporality）寻找“转化性事件”，探索“多重性时间的异质性”。（页104）确实，相较于他所批评的、以“阶段的序列”为代表的目的论时间性（teleological temporality），成伯清直接承继的苏维尔（William H. Sewell Jr.）的事件性时间性概念，形成了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全域偶连性（global contingency）和时间上异质的因果（temporally heterogeneous）的综合分析，有所进步[31]。

但是，在提出这样分析模式的《三类时间性：迈向一种富有事件的社会学》（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一文中，苏维尔没有理论性阐述转型性事件之创生或起源问题。纵观该文的理论部分，苏维尔是采纳后果式或功能式“事件”定义方式，并将之与“日常发生”（happening）加以区分。反倒是，在案例阐述部分，苏维尔不得不就案例谈案例地指出或英雄人物意志，或者权力网络涌现了“转化性事件”的可能性[32]。

不过，苏维尔在研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事件理论时，分门别类且十分详尽地声明了自己遵循或反对、继承或改造的、由萨林斯提出或使用的“事件理论”的诸个概念。其中，苏维尔已然注意到了萨林斯使用的“行动历程”概念：

事件转变了文化范畴的意义和关系，不仅是因为世界（the world）无法遵从范畴的期望（categorical expectations），也是因为在行动历程（the course of action）之中，他们将这些范畴“屈身”于自己的诸种目的（ends）。……主体们图谋的和创造性的行动，是事件来自于人类的素材（human stuff）[33]。

具体来说，在萨林斯看来，“世界”相应的是指文化范畴的“客观风险”（objective risk）发生场所，涉及到世间的物质积累变化，以及世间的诸行动（actions），而“行动历程”相应的是文化范畴的“主观风险”（subjective risk）场所，涉及的是主体的行动安排（acting），是行动者的图谋（interest）或个人筹划（personal project）[34]。不过，苏维尔随后将焦点摆在了结构的单数还是复数、仅有文化图式还是“文化图式+物质资源”等问题的争论，未能再挖掘萨林斯的行动历程概念，导致事件性因果性只有后果性定义而缺乏来源性定义。

萨林斯的考虑不唯新见，因为“行动历程”概念来自于韦伯（Max Weber）对“社会学”的经典定义：

社会学……旨在解释地理解社会行动，因果地解释其历程和诸后果。……所谓的“行动”，涉及行动中的个人给予自身行为的主观意义——不管行为是外显的还是内敛的、是遗漏的还是默会的。行动之所以成为“社会”行动，是因为其主观意义往往顾及到了他人的行为，而这样的主观意义又在其自身行动的历程中得到指引[35]。

韦伯对行动的“历程”和“诸后果”、“行动”与“行动历程”进行了明确划分。这样的行动历程，与萨林斯指陈的“图谋”、“个人筹划”密切相关，都离不开行动者自身的思量之流。韦伯在《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中，对这种“顾及到了他人的行为”的主观意义按时间维度予以细分：

社会行动（包括无力作为或被动默许）可能会以他人的过去、当前或预期未来的表现为取向。因此，它的动机可能是报复过去遭到的攻击、抵抗当前遭到的攻击或者对未来的攻击采取防御措施[36]。

也就是说，行动历程是载着行动者面向过去的回忆、面向当前的注意或展望未来的期望，这样的思考正与奥古斯丁的时间不谋而合。

因此，综合社会学想象力的诸历时性维度的近期讨论，可以回到韦伯式具时间范畴的行动历程想法。如果接受韦伯构想的话，“反思时间倾向”（尽管阿尔文、苏维尔的反思水平各不相同）便是一方面省察研究者所见的物理时间，另一方面探索行动者所见的主体时间。这样一来，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历时性维度便可以别开生面，形成了新的二分法，突破既有诸想象力的物理时间困境，为探索新的因果性提供了契机。

三、从多重实在性到士多噶因果性

尽管本文与《想象》的观点多有差异——历史、世代与生命历程三分法vs. 历史和（未讨论的）传记二分法、反思时间倾向vs. 反时间倾向，但是我同意《想象》的第三个论点：在存在论立场，反对固一型（fixed and singular），赞成时间上异质型。

不过，我认为《想象》的第四个论点值得商榷：对于表征由该存在论带来的多重现实性，成伯清未能充分说清楚（尤其是从因果性的角度）为何叙事方法比机制方法、变量方法更具表征效力。《想象》一文这样列出了不同层次、不同对象的实在，以及三种表征策略的比较结果：

第一，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差别。变量方法更适合共时性表征，而机制方法与叙事方法更合适历时性表征。第二，中观与宏观、微观的层次差别。机制适合中观理论，叙事适应宏观与微观理论。第三，假设承袭与潜在生成的差别。变量和机制由于是在直接沿袭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进行表征（如特定情境），没有自觉地从研究对象角度的阐明潜在性可能生成。（页103-105）

我将依次指出：我同意第一个差别，下文不赘述；不同意第二个差别，因为机制与叙事都可以适用三种层次；对于第三个差别，我同意成伯清对变量与机制的判断，但不认为《想象》一文已将叙事策略的表征效力说清楚。假设承袭与潜在生成的关系更为复杂微妙，下文将会通过补充对变量、机制和叙事的因果性比较来说明这一问题。

就第二个差别来看，成伯清未能看到机制除了应用了中观层次，还包括可以应用于微观和宏观层次的两种类型——作为诸微观基础的机制（mechanism as microfundations）和作为诸要素并接的机制（mechanism as components of conjunctures），以致产生分析层次上的误解[37]。

其中，前一种机制是找到社会世界的一些潜在的固定点，从而解释社会世界表面上的诸类差异。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是理论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 theory）或分析社会学（analytical sociology）做法：尝试找到一个或几个固定的事体或属性（如理性、信仰），并将社会世界看作这些事体或属性加以常规化了的过程（regularized process）[38]。后一种机制是像蒂利、赵鼎新等历史社会学者擅长分析的做法：将因果机制看作是某种星座形态，用洪流合汇的方式解释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或宏观社会过程（如儒法国家形态的形成）。

因而，这样两种常见的机制并不只是停留在中观层次，也涉及到微观、宏观层次。对于叙事，也是同样的道理。相较成伯清列举的生命历程（微观）、历史层次（宏观），那么世代研究（中观）的叙事分析却可反证其论，例如萧阿勤分析的“世代叙事”：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经历了“保钓运动”等一系列 “创伤事件”下，“战后世代”正是通过文学艺术等国族历史叙事方式，逐步形成了“回归现实”的世代认同[39]。

对于第三个差别，成伯清通过两个步骤加以论证：一是赋予研究对象或一般的行动者以“叙事人”（homo narrans）的人之模型。（页104）二是通过“事件性时间”开启行动者叙事迈向社会学知识的潜在生成。（页104）我同意第一个论证，并尝试对第二个步骤的内在张力予以弥合。

上文已经陈述了“事件性时间性”具有后果性定义与来源性定义的两种形式。成伯清追随苏维尔，只取了前者、没采取后者，其结果便吊诡地导向了狄伦·莱利（Dylan Riley）所说的“反历史倾向”[40]——研究者越看重转型性事件越减少历史倾向。苏维尔对“事件”的定义明确，属“日常发生中能够显著改变结构的罕有一类”，而在结构与事件的关系中，苏维尔又将事件归为历时性、结构归为共时性，导致了历时性反而成为罕有情况[41]。但是，既然苏维尔又将结构看作是多样且交叉的，以明确反对萨林斯将结构视作单数的做法，那又为何仍会出现结构转型问题上出现“（众多结构）需多（转型）供少”的现象呢？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研究者视角下的供需关系入手解决，难免滑入争论结构转型/再生产、事件/日常发生的区分困境[42]。不同于此，如果要像成伯清那样继续延用“事件性时间性”，那么也可以像上文所述，改取事件的来源性定义，赋予行动者更大的权力，正视研究者作为外在观察者难以直接取得关于行动历程数据的问题，从而将供需判断交予行动者。

一方面，定义“事件”要重视理解历史行动者的行动历程（如何注意当下、回忆过去、期望未来）。另一方面，要将定义“结构”复数化的权力也赋予行动者，而多样性与交叉性结构及其转型便是行动者“观想到”的“客观实在化”[43]。如此一来，结构与事件的供需市场便成为诸行动者观想的“自由市场”，而研究者作为“局外人”，只能“听”这些叙事者说出的各类故事，记录或分辨他们心中认定的结构再生产/转型、日常发生/事件。

为补充解释第三个差别，以及再认识变量、机制和叙事在因果性方面有根本区别，本文遵循何殊曼（Daniel Hirschman）和里德（Isaac Reed）做法，将前两种因果性都归入“压迫因”（forcing-cause）因果性。因为这二者都基于两个假设：固定了的诸事体（fixed entities）和接近于重复实验的规律性（regularity）[44]。具体来看，变量因果性在研究者假定的“变量”这么个固定了的事体，并尝试发现“因大果小”的规律化流动过程，其典型代表便是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45]。机制因果性认为社会过程中存在通过输入（input）某物进而输出（output）相关效应、具有可被概作“机制”的诸种过程性运动[46]。

不过，何殊曼和里德并没有分析叙事方法的因果性。本文借助吕炳强的理论，认为叙事策略的因果性是以行动者的主体时间为轴的行动历程为因（cause）、研究者观察到物理时间为轴上的事件序列（sequence of event）为果（effect）。这样的因果性并不假定研究事体是已固定的，而是有发挥想象力的空间，同时也不是为了寻求重复性规律，而是为了深入主体的特定经验。为了说明这种因果性的差异性，以地图学家恩普森对中国历史上两种海图的区分为例说明：

海图在中国沿用已久，而玛律孛罗也留意到中国海员对远方口岸非常熟悉。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采普通的海图式形式，通常以北方定向；另一种则采航线图形式——颇像现代的汽车驾驶路线图——从右至左横向地把海岸线绘画出来，而非根据实际方向绘画。这类图都依靠文字描述，对图形的准确性却不着重，所以如果不看中文解释，便很难理解。虽然这些海图在西方人眼中颇为怪诞，听说若是把绘画与文字对照来阅读，却出奇地有用。……图中显示[孙按：图略]著名宦官郑和（钦差总兵太监）所统率的一支十五世纪中国舰队的航行路线。海岸线是横向地绘出，而非根据实际形状或方位绘画。……整体构思显然以描述为主，甚至可说是基于想象，而非讲求平面测量的实在[47]。

引文中提到的“普通的海图”可视作一系列的事件序列，观者皆可见，并且是一种将所见各种事体按一定比例的设计，同时也确保了每个航海者拿到此图都可重复操作。而“郑和航线图”却离不开郑和的主体经验，与重复实验的规律性相去较远。试想郑和绘制海图时，需要做的是回忆来路、注意当下周遭海域、期望未来去途。如此，在流逝的当下一刻中，都有三种不同范畴的主体时间，难以形成坐标系式“普通的海图”。

对于研究者来说，行动者说出的故事可能正如“郑和航线图”，而研究者手中常备的却是“普通的海图”（包括理论假设、概念工具、测量指标等等），但二者对于社会学研究同样重要。而研究中常见的问题是，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能够直接获得“郑和航线图”吗？未必，往往只能以果推因[48]。

由此衍生一个问题：由于社会研究常常不能保证得到行动者对其行动历程的十足解说（尤其是时过境迁、政治高压或未留下历史陈说等情况），凭借“普通的海图”能够确证行动者的行动历程与主体时间吗？毕竟，社会学家作为局外人，甚至无从判定行动者眼中的交代是否充分！

对此，成伯清可能的回答是“众声喧哗”：毕竟“所有的叙事又都是不完全的……研究对象极有可能就同样的事情， 在不同的时间和针对不同的人，讲述不同的故事”。（页104）

但这样的考虑未能考虑到韦伯对“意义的妥当性”要求的同时，还有“因果的妥当性”的要求。为了回答两个妥当性，吕炳强借用德勒兹（Gilles Deleuze）对士多噶哲学想法的分析，提出了“士多噶因果性”：对研究者来说，以事件序列或物理时间为可直接观察的表面（surface）、以行动历程或主体时间为不可直接观察的深处（depth）；以行动历程为假设，以事件序列为数据，通过假设检验的方式来研究。如此一来，研究者可以在假设身上恣意发挥他的想象力，由果及因。

这样的构想撇开了休谟式“因早果晚”的因果性，或者“压迫因”假设之说，强调“因深果显”的因果性：行动历程的不可观察性如郑和经过航线上每一点时的所想（回忆、注意与期望）、事件序列的可观察性如普通航海图上可描绘出来的郑和下西洋线路（较早、较晚）。

从这个角度来看，成伯清说的“社会学者从事数据收集的行动，实际上就是一种进入回答者生活的行动，而回答者的生活是由尚处在展开过程中的故事构成的”，（页104）可理解其意为：社会学者带着关于“回答者生活的行动”（历程）的假设（“非此这般不可”为备选假设和“非此这般”为零假设），然后进行关于在零假设下事件序列的“数据收集的行动”。如果收集的数据没有证实零假设，那么“回答者”的行动历程为“非此这般不可”，反之则“非此这般”才是“回答者”的行动历程。

由于“对于绝大多数的行动参与者来说，事件序列顶多是过去了的行动历程，行动历程顶多是正在发生的事件序列”[49]，因此，成伯清的确看到作为进行时态事件序列的行动历程——“尚处在展开过程中的故事”，（页104）但并没有看到研究者仍可以将事件序列看作过去时态的行动历程”，通过与“回答者”进行由浅入深出的交流，从而在不断的假设与检验中得到满足“因果妥当性”的叙事。而这样的叙事，往往具有行动者的特定性，并因时因势而变，由此与“压迫因”的固定事体假设与规律性假设分道扬镳。

四、士多噶因果性的两个案例：《康熙》与《王氏之死》

相较本文引入赖利的“增寿与社会”范式和商榷苏维尔“事件性时间性”的两种定义分歧，上述新增的因果性讨论是更深一步的区分与厘清，在此进一步举证两个例子。案例的选择是基于反向的考虑：当研究者要执笔著述时，面对的不再是正在陈说的叙事，而是已经说完的叙事。下文将按遗言甚多和几无所遗两种叙事材料差别，挑出史景迁的《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下称《康熙》）和《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下称：《王氏之死》）作为分析文本来说明士多噶因果性[50]。

《康熙》最大特色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和角度叙述了康熙巡游四方、治理国家、思考人生与人伦关系的主体经验。史景迁在《康熙》的自序中提醒读者可以从“不同的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来解读这本书”，而他的选择正是去“想象”康熙的行动历程与主体时间[51]。

例如：在这一提醒之后，史景迁先说一个物理时间和事件序列——“公元1717年12月23日，康熙草拟了这份谕旨（孙按：《临终谕旨》，康熙的最后一份谕旨）”，这时，“接踵而发的事件”集中于这个物理时间点。随后，史景迁再进入了康熙的行动历程，不仅“过往回忆一一浮现”、并面向未来思考“死亡与历史定位”[52]。史景迁的深与表的时间结构切换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一场被他称作为“实验”的工作[53]。这项“实验”有三个步骤：

第一，康熙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的君主里，康熙是少见的能够坦陈自己想法的人，并留下了相应的历史记录的君主。

第二，研究材料的多样性。史景迁也明白，将这本书设计为“游”、“治”、“思”、 “寿”、“阿哥”、“谕”六章与历史学家的通常范畴并不相同，但是他这种从康熙主观解译设计的范畴得益于丰富的材料：编年史（典型的物理时间作品）实录、来自康熙身边人士的切身观察，以及康熙十七封私下口语风格信件等材料。因此，关于康熙行动历程假设可以从私下材料得出，而检验却也可以使用来自于事件序列的材料。

第三，史景迁采取了一种激进的主张：“在风格、架构方面实验良久之后，我决定透过康熙之口，以自传体的形式来剪裁前述各项素材”[54]。

这种方法可以称之为“文法位置互换”（exchanging grammar position）：按历史学惯例，“康熙”在正文之中只能以第三人称（例如：“康熙说……”）的文法学身份传达康熙这个人的故事，但在史景迁却在正文中以“朕传谕……”的第一人称方式出现。反倒是，在该书的“自序”之中，史景迁作为研究者方才以第一人称出现（而不是“朕传谕”），而正文中的“朕”在此也变回了“康熙”[55]。

不同于康熙遗留下了众多的个人话说，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却是研究“几无所遗”的妇人王氏。于是，史景迁转而求助了《郯城县志》、黄六鸿这位地方官所着的《福惠全书》甚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史景迁这样陈说此书要义：

这本书的背景是17世纪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焦点集中于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人身上：……。我从四次小的危机中去观察这些人：……以及第四项，一位王姓妇人的决定，她不愿意面对一种无法接受的现状，而选择逃离郯城的家和丈夫。我说这些危机是“小的”，是就整个历史记录的脉络而言。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这些危机是绝对、攸关生死的重要性[56]。

史景迁对“危机”的大小划分，正是基于对“历史记录”这样的事件序列（如精于记载准确时间的《福惠全书》），以及对涉及主体经验的、处于危机中诸人的深—显划分标准。史景迁在应用这样的分类范畴时，便要进入“王姓妇人的决定”，了解小危机的重要性。经过前四章的时代与地区景况铺陈，史景迁叙述到这位妇人与男子私奔时的去向打算：

我们（孙按：史景迁）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他们（孙按：王姓妇人和与她一起私奔的男子）最初有三个选择：他们可以向西南走，……；可以向东北……，或是北到沂州……。如果他们想躲避追赶，邳州（孙按：在西南方向）会是个不错的选择。……。郯城（孙按：在东北方向）在某些方面来讲，是个明显的目标，但是不利之处也很明显。……。对一对要找地方躲起来的情侣来说，马头镇（孙按：在北至方向，在沂州）看起来显然是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57]。

研究者如何能够帮行动者设计、选择、分辨和决定逃逸路线？这样的问题正可呼应了本文上叙的“普通的地图”与“郑和航线图”。史景迁所看的是“普通的地图”，标注了四至方向，以及邳州、马头镇等地名。史景迁已经从地方志等材料出发，可了解四至方向在1668年前后基层控制制度和社会生存环境的情况。但是，史景迁却要想象两位行动者的“郑和路线图”：引文中三个方向的选择可拓展到三乘二的备选假设和零假设。史景迁以“普通的地图”上各相关地区的控制手段、灾害情况等表面材料来推论与检验两位行动历程中关于“要不要走这条路线”的思量。紧接着这样的论述，史景迁又进一步分析和指出逃与不逃、被抛弃于路途中的王氏要/不要回乡等直至死亡的一系列“选择”——亦即假设和检验行动历程。

五、结论

马蒂厄·德福勒姆（Mathieu Deflem）在回顾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危机与反危机过程时，将《社会学的想象力》作为带来首次危机的奠基之作[58]。不过，他却说此书并没有说清楚：“社会学的想象力”除了所谓的联接个人烦恼与公共议题、传记和历史（维度）之外，究竟指的是什么。德福勒姆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多少已经成为一种学科承诺或修辞，以致《牛津简明社会学词典》也只是陈述此概念的诸维度（而非具体内涵），便转去谈米尔斯对帕森斯的批评问题[59]。

成伯清对“社会学的想象力”历史维度的带回动作，重新打开了这个概念的内部结构，并对诸维度逐个检视。对比来看，本文则是通过拓展“社会学的想象力”维度的办法，引入年龄社会学、事件社会学等理论资源，进一步回到了韦伯对社会学的经典定义和吕炳强的诠释论构想，从而将这个概念在时间、实在性和因果性三个层次上充实起来，具体以下：

（一）不同于直接接受米尔斯的传记、历史和社会结构三分法，本文进一步发展为生命历程、世代、历史、行动历程和社会结构五个维度。前四个维度是历时性维度，最后一个是共时性维度。

（二）相较于成伯清对社会学的反时间倾向的判断，本文从前三个维度的新近研究得出的是反思物理时间倾向，并逐渐迈向了主体时间和物理时间的区分、引入了行动历程维度，建立起前三个维度和第四个维度在时间性上的进一步区分。

（三）在物理时间中，前三个维度可以年龄社会学加以丰富，从而弥补米尔斯和成伯清未能讨论生命历程的遗缺。

（四）对于由多重时间带来的多重实在表征问题，需要以士多噶因果性为核心的叙事策略，通过以主体时间上的行动历程为假设、物理时间上的事件序列为数据进行假设检验，以此证成叙事与变量、机制的不同之处。

参考文献：

 [1] Ritzer, George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cation, 2007), lxxxiii. 

 [2]儘管這個詞典有“社會學的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詞條，但卻是指向“米爾斯”（Mills, C(harles) Wright）詞條。

[3]Marshall, Gordon ed.,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34.

 [4]例如，在Beth A. Rubin的一篇文章中，僅在“導言”部分提及“社會學想像力”具有連接微觀與宏觀的意涵，但正文其餘部分均再沒有使用該概念。見Rubin, Beth A, “Shifting Social Contracts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Social Forces 91 (2012): 327-46.類似的現象也表現在黃盈盈，<多樣化“婚姻”:擴寬社會學研究的想像力>，《中國青年研究》第十一期（2014），5-8。彭爌，<城市文化研究與城市社會學的想像力>，《南京社會科學》第三期（2006），110-114。

[5] 本文將biography譯為“傳記”，是因為成伯清的譯法（“個人生活歷程”）與後文中的“生命歷程”（life course）相似性較高，易於混淆。

[6]成伯清，<時間、敘事與想象——將歷史維度帶回社會學>，《江海學刊》第5期（2015），100-106。

[7]《牛津簡明社會學詞典》對“世代”詞條的定義是：“一個社會中大致出生於同一時間的那些成員所構成的年齡群體（age-group）的形式。近些年，檢驗湧現的諸年齡群體對社會變遷作用的世代分析與日俱增。……。世代也用來指向一個世代和下一個世代之間所逝去的時期（period）。儘管世代間衝突是個普遍的主題，但是關於繼替的諸世代（successive generations）在社會化方面諸差異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並沒有就價值和行動方面是連續性還是不連續性達到一致。……。（該領域研究）興趣所關注的進一步問題是世代認同（generational identities）；舉例來說，在抗議運動中的年輕參與者進入中年（階段）時，將會發現什麼呢？因此，關於生命歷程（life course）和增壽（ageing）的研究也與對世代的興趣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見Marshall, Gordon ed.,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9.

[8]米爾斯對《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較為清晰地構想（如社會結構、傳記和歷史三方面），可追溯他於1956年與想象中的俄羅斯知識份子“同志”的通信，見Mills, C. Wright, Kathryn Mills and Pamela Mills ed., C. Wright Mills: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54.

[9]陳雲松，<大數據中的百年社會學——基於百萬書籍的文化影響力研究>，《社會學研究》第1期（2015），23-48。

[10]Tilly, Charles, “O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Volume 1, ed. J. D. Knottnerus and C. Prendergast (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1980),55-59.

[11]《社會學的想象力》對歷史想象力的分析集中在《對歷史的運用》一章，但這一章也花了不少篇幅分析傳記問題，使得章名與內容有所不合。這個問題可以從該章的寫作過程來理解。米爾斯對此章的原命名是《傳記與歷史》（Biography and History），而非《對歷史的運用》，見Mills, C. Wright, Kathryn Mills and Pamela Mills ed., C. Wright Mills: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267.

[12] 米爾斯可能兩次錯過了“世代”研究。第一次是1953年：米爾斯給漢斯·格特（Hans Gerth）的信中提到他已經閱讀了1952年曼海姆兩卷著作英譯文。在兩卷之一的《論知識社會學的諸論文》中，收錄了一篇影響了後來的年齡社會學（sociology of age）的重要文獻的首次英譯本——融合了政治分析與世代分析方法的《諸世代的問題》（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但是，從信件內容來看，由於米爾斯只關注了曼海姆對保守主義的政治分析，並沒有注意到其中的方法意涵，也一併錯失了當時新興的年齡群體研究。第二次是在米爾斯去世的兩年前（1960年）。當時他也有考慮撰寫新世代知識分子研究，但難以肯定米爾斯所指的“新世代”是不是曼海姆提出的“世代”概念。米爾斯的兩封信件見Mills, C. Wright, Kathryn Mills and Pamela Mills ed., C. Wright Mills: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77,307.

[13]Mills, Wright,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8-164.

[14]世代（generation）和同齡群（cohort）概念的區分使用是年齡社會學的難題。本文的用法是：在涉及賴利（M.W. Riley）的理論中，遵從她的用法，同齡群概念包括世代概念。在涉及到阿爾文（D.F. Alwin）的理論中，亦遵從他的用法，世代概念包括同齡群概念。在不涉及二人的理論時，將世代與同齡群作為同義詞使用。賴利的用法見Riley, Matilda,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ge i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1987),1-14. 阿爾文的用法見Alwin, Duane and Ryan McCammon, “Rethinking Generations,”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4(2007),219-237.

[15]  Riley, Matilda, “Aging, Social Change, and the Power of Ideas,” Daedalus 107(1978),39-52.

[16] Riley, Matilda, “Aging, Social Change, and the Power of Ideas,” Daedalus 107(1978), 39-52.

[17]Riley, Matilda,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ge i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1987), 1-14.

[18]  圖片摘自Riley, Matilda,  “Aging and Socie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Gerontologist 34(1994), 436-446.

[19]Riley, Matilda,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ge i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1987), 1-14.

[20] Kohli, Martin, “Aging and Justice,” in Handbook of Aging and Social Sciences, eds. Robert Binstock and Linda George (San Diego: Elsevier, 2006),456-478.

[21] Riley, Matilda, and Riley John., Jr., “Age Integration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Gerontologist 40(2000), 261-266.

[22] 圖片摘自Riley, Matilda White, and Riley John W., Jr., “Age Integration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Gerontologist 40(2000), 261-266.

[23] Alwin, Duane and Ryan McCammon, “Rethinking Generations,”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4(2007),219-237.

[24] Alwin, Duane, “Integrating Varieties of Life Course Concept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7B(2012), 206-220.

[25]Hendricks, Jon, “Considering Life Course Concept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7B(2012), 226-231.

[26]Alwin, Duane, “Words Have Consequence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7B(2012), 232-234.

[27]奥古斯丁，《懺悔錄》，周士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247。

[28]Elias, Norbert, An Essay on Time (Dubli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 2007),63-65.

[29] 類似來源性定義與後果性定義的劃分方法，也可以參見湯瑪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d Brown）對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定義的劃分。布朗認為科爾曼是從後果或功能的角度定義社會資本，而波茨是將社會資本作為結果，亦即從社會資本來源的角度加以定義，見湯瑪斯•福特•布朗，<社會資本理論綜述>，木子西譯，載於《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李惠斌、楊雪冬編（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77-100。

[30]Sewell, William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100.

[31]Sewell, William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102.

[32]Sewell, William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ch.3.

[33] Sewell, William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204.

[34]Sewell, William H.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203.

[35]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4.關於“行動歷程”概念的不同漢譯之分別和進一步理解，見孫宇凡， <“四兩撥千斤”與“鐵磨鐵”：葉啟政與呂炳強的本土社會學之比較與對話>。發表於2016年臺灣社會學會年會（花蓮：國立東華大學，2016年11月26-27日）。

[36] 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一卷）》，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11。

[37]Hirschman, Daniel, and Isaac Reed, “Formation Stories and Causality i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32(2014), 259-282.

[38] Hirschman, Daniel, and Isaac Reed, “Formation Stories and Causality i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32(2014), 259-282.

[39] 蕭阿勤，<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臺灣一九七零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臺灣社會學》第九期（2005），1-58。

[40] Riley, Dylan,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Logics of History: Language and Labor in William H. Sewell Jr.,”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2(2008), 555-565.

[41]Sewell, William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00,219.

[42] Adam, Moore, “The Eventfulnes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29(2011), 294-314.Tang, Chih-Chieh, “Toward a Really Temporalized Theory of Event: A Luhmannian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Sewell’s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52(2013),34-61. Wagner‐Pacifici, Robin, “Theorizing the Restlessness of Ev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5(2011),1351-1386.

[43]劉忠魏，<時間、行動與他性：“社會科學困境”的另一個構想>，《社會學評論》第四期（2015），56-69。呂炳強，<行動歷程中的敘事與籌畫>，《社會》第四期（2011）65-95。Reed, Isaac, “Justifying Sociological Knowledge: From Realism to Interpret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26(2008),101-129.

[44] Hirschman, Daniel, and Isaac Reed, “Formation Stories and Causality i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32(2014), 259-282.

[45] Hirschman, Daniel, and Isaac Reed, “Formation Stories and Causality i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32(2014), 259-282.

[46]Hirschman, Daniel, and Isaac Reed, “Formation Stories and Causality i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32(2014), 259-282.也有不同於何殊曼和里德的“輸入—輸出”機制解釋觀，如萬毓澤對本黑（Mario Bunge）的討論，見Wan, Poe Yu-ze, Reframing the Social: Emergentist Systemism and Social Theory(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11), 59-61.萬毓澤，<回應李鈞鵬《作為社會科學哲學的社會機制》>，《社會理論學報》第一期（2012），43-65。

[47] 轉引自呂炳強，《凝視、行動與社會世界》（臺北：漫遊者文化，2007），277。

[48]呂炳強、李越民、孫宇凡、劉擁華，《聽與說 社會學電郵集2012-201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197。

[49]呂炳強，《凝視、行動與社會世界》（臺北：漫遊者文化，2007），299。

[50]儘管柯嬌燕（Pamela Crossley）嘗試提出，史景遷的敘事手法是“有感情的敘事” （affective narrative），並認為其在一定程度上邁向了新的因果性，但她並沒有詳述其內涵是什麼，見Emmanuel, Akyeampong, Caroline Arni, Pamela Crossley, Mark Hewitson, and William Sewell Jr., “AHR Conversation: Explaining Historical Change; Or, The Lost History of Caus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0(2015),1369-1423.

[51]史景遷，《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溫洽溢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13。

[52]史景遷，《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溫洽溢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13-14。

[53] 史景遷，《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溫洽溢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10。

 [54]史景遷，《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溫洽溢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10。

[55] 為避免解說負累，我沒有引入第四人稱代名詞的區分，可參考：孫宇凡，<君主與化身的奧秘：從孔飛力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出發>，《社會學評論》第六期，2016年，页76-93。當然，這種激進的作法並非廣受認可。汪榮祖的批評較有代表性。汪榮祖一方面清楚這本書不同於小說之處在於它使用了大量的史料，另一方面對這本書提出了關於失真問題的尖銳批評，並例舉了兩例史景遷撰寫時存在“想當然”的代言問題，違反了當時的政治文化。汪榮祖既尖銳又曖昧的態度，正反映史景遷的取捨：如果研究者對行動者“想當然”的假設帶入史料中，進行檢驗，那麼得證後為什麼不能以第一人稱敘述呢？即使史料方面存在問題，那麼也可以剔除史料有誤或不足之處，使得該書餘下部分一樣可以使用第一人稱。該評論見汪榮祖，《書窗夢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00-102。

[56] 史景遷，《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李孝愷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16。

[57] 史景遷，《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李孝愷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134-135。

[58]Deflem, Mathieu,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ology,” Society 50(2013),156-166.

[59] Marshall, Gordon ed.,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334.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143期）

链接：

第139期 增寿（aging）与社会范式：ASA前会长Riley学说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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