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放假，要重回原先的田野点都有些尴尬，总是担心回去以后没话讲。养老院里的大多数老人都没什么近况和变化可说，读报看新闻的人也少，对外头日行千万里的世界浑然不觉。每天吃完早饭盼着午饭，吃完午饭盼着晚饭，吃完晚饭就有好婆讲，“又一天混过去了”。这里半年如一日，时间流逝却又静止，与我去年离开的时候仿佛并未发生什么变化。当然会有人死去，但像是毫无痕迹地消失了，房间早已住了别人，小食堂里固定的座位也有新人填上。阿姨像学校的老师回想今天的缺席生一样报给我听，邹好婆死了，孙好婆死了，阿娥搬到特护去了，脑子不行了。

       每次总要心理挣扎一下克服这个尴尬，毕竟有时候回去养老院也不是为了收集什么新的data，而是人情上的应然。

       83岁的张好婆总是远远看到我就开心得不得了，“小吴来了，你又来看看我们”，一把握住我的手不放，仍然问我什么时候放的假、什么时候要毕业。张好婆记性还很好，但是背更驼、眼睛更浑浊了。她推着助步器一步一步迈到身兼活动室和餐厅的小食堂，我就坐在她旁边的位子上陪她吃完十五分钟的晚餐。老人吃饭本来就慢，我跟她讲了几句闲话，她就成了小食堂里的最后一个。别人桌子上的碗筷都被阿姨清走了，她还在扒拉最后几口，米粒子黏在下巴上。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像拖了她后腿似的。

       王好婆从前也喜欢我，拉我去她房间，非要搜零食出来给我吃。一种本来应该是脆的但有点发软了的豆子，装在一个红盖子的透明塑料瓶里。她是这一区的老人里边唯一的基督徒，前年我刚去的时候她每周末都要去马路对面的教堂做礼拜，我心里打算要陪她一起去一次的，但拖到现在都没有去。今年，阿姨说王好婆的脑子已经不行了，一天到晚骂媳妇什么逼什么逼，非要说媳妇偷了她的钱。我去跟王好婆打招呼，她的脸好像变小了，皱成了一个小小的鼓鼓的橘子。她端详了一会儿说面熟，我说不是从前暑假在这里做过活的吗，她说哦哦哦对，好细娘，你又来看看我们了。但吃完饭，她又问旁边的好婆，这个细娘是谁家的，来看哪个好婆。

       新入住的老爷爷也会好奇，称我为“台湾来的细娘”，一上来就关心蔡英文怎么样，听说马英九又要参选了？我说你每天都看《海峡两岸》吧我一猜就知道。老爷爷接着历数蔡英文的七宗罪，抱特朗普和安倍的大腿。我顺应着他，嗯嗯蔡英文在台湾也不受欢迎的。这个老爷爷是裁缝，还做过毛时代的一个国营服装厂的厂长，我兴致勃勃约了他下次再聊。

       临走的时候很多好婆都会说，放假了常来看看我们，还有一个好婆说，明天再来。回来的路上我想了想，一个修完了所有课程的老博士之social isolation，其实跟养老院里的这些老人有些相似，而且同样的unproductive。是因为做田野在我们之间建立了关系，让他们盼望，而我则会被这样的盼望疗愈。日本电影喜欢描写“羁绊”，就像《小偷家族》，做田野便是结下人与人之间的羁绊。这不是单纯心灵鸡汤式的感慨，毋宁说也是一种社会想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