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学会Labor Movements分会近年获奖专著一览

Sectionon Labor and Labor Movements 

Distinguished Scholarly Monograph Award (2013-2017)

2017:Chad Broughton, Boom, Bust, Exodus:The Rust Belt, the Maquilas, and a Tale of Two Cities.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15. 

美国铁锈带的小城Galesburg和墨西哥靠近美国边境的小城Reynosa，有什么关系？

一个冰箱厂，从美国搬到墨西哥，产业的转移，也是工人利益的转移吗？

——如果说美国的传统制造业的衰落或转移，应该让次发达国家的工人有了福利，那是错误的。在区域一体化/自由化的背景下，没有工人能够翻身。

Galesburg本来是一个蓝领天堂，因为这是一个在二战后繁荣起来的“家电城”——每小时支付15美元以上，并带来丰厚的福利。

但是和美国的很多制造业一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步步向其它国家转移。这个叫Maytag的工厂也不例外，它搬到了Reynosa。

Reynosa的工人，因为美国资本家的降临而改变了人生吗？没有。这儿的工人，大多数像中国一样的农民移民。这些农民受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冲击，导致原有的玉米等作品的价格急剧下跌，只好搬迁过来，但也只能找到间歇性的工作，并且还离不开农业的补充支持。

更主要的是，在Reynosa，原来受制于发达资本主义美国的工厂，变得更加不受限制，降低工作条件、减少公共服务，和工头合伙压制劳工。更糟糕的是，由此这是在美国边境，生活成本也接近美国。

工人没有流动，只是在无国界的资本中被低成本地再生产。

2017:Steve Viscelli, Big Rig: Trucking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

长途卡车工作，是车轮上的血汗工厂。

这本书分析了长途运输行业的意识形态话语（成为自雇的司机是实现经济自立的手段）、工作场所（长途运输本身不受控制但雇主想要管理）和阶级权力形式（所有者 - 经营者承包商模式（theowner-operator contractor mode））之间的关系。

长途卡车司机是一步步在“共谋”地情况下，扼杀地自己的希望。在这一行业，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是成为自雇的承包商。就是让卡车司机通过租赁或购买卡车的方式，服务于发包商。这样的宣传，渗透在卡车站，公司培训\行业贸易展览、电子媒体等各方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宣传与考虑？

一方面，长途卡车司机曾是个体户的美国梦文化的一种。在二战后直到70年代，通过全国性的工会组织，以及联邦政策的协助下，长途卡车司机甚至比钢铁工厂的蓝领高于20%的工资左右。另一方面，雇主也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们有两个主要问题：压低工资、提升监管。

确实，长途运输过程作为工作场所，不好监管。因此，如果让司机成为承包商，那么能提升他们的自律性。而且，一旦他们成为承包商，则在法律上是自营职业者，无需雇主支付的各种社会保险、燃料和维护费。

最终，这种看似利用了长途司机的自利性、自力更生的追求，实则转嫁了雇主的责任和工作难度。而且，在政治行动上，受访的卡车司机普遍同意，最终目标应该是提高收入，减少工作时间和路上的时间，失去了组织化的动力。

2016:Vanesa Ribas, On the Line:Slaughterhouse Live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South.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2015.

2015:Dan Clawson and Naomi Gerstel, Unequal Time: Gender, Class and Family in Employment Schedules. Russell SageFoundation. 2014.

医疗保健行业四个职业人员的经验来实现这一目标：医生，护士，紧急医疗技术人员和认证护理助理doctors,nurses,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 (EMTs), and 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s(CNAs). ）。在这个研究设计中，医生+EMT // 护士+CAN = 阶级（高或专业：低） //性别（男：女）。

Clawson和Gerstel发展了三个时间性的概念：正常的不可预测性（常规中断），对不可预测性的控制（由阶级和性别划分的交叉性所导致的社会模式）和时间网

（normal unpredictability (routine disruptions), control over unpredictability (socially patterned by the intersection of class and gender divisions), and the webof time.）。其中，时间网就是从时间角度谈生命历程学者常说的linkedlives

其中，对对不可预测性的控制，往往有阶级/性别分化。比如医生/男性，比护士/女性，更能控制他们的时间。但这种控制，并不意味着工作时间短，而是与维持阶级地位相关。

例如女医生通常工作时间更短，工作更灵活，这会降低他们的地位。

最后，Clawson和Gerstel的总结性理解是：灵活性太高，则僵化也会很高。因此在弹性灵活时间过程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把工人与老板、丈夫和妻子、同事、亲戚等等，都编入了一个web of time。

2014:Jamie K. McCallum, Middlebury College, Global Unions, Local Power: The New Spirit of Transnational Labor Organizing.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这本书要探讨的是a “new spirit oflabor transnationalism”。之所以是新精神，是因为它与20世纪上半叶的“组织斗争”不同。组织斗争是要获得在national level的Rights，但是McCallum要探讨的是“治理斗争“（governance struggle）——治理是 “exercise of power in the absence ofoverarching political authority, by institutions . . . at the supranationallevel”。同时，斗争的目的不再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公民权，而是与跨国公司谈判，争取确定一定的行动准则、社会条款等所谓的”全球框架协议“（global frameworkagreements (GFAs). ）

相较于关注这种跨国劳工运动的成或败，作者关注的是how问题： how such a labor-backedgovernance paradigm (with all its pros, cons, and contradictions) emerged inthe first place. 

他的经验案例继沃尔玛之后的全球最大雇主，一家私人保安公司：G4S。这家公司在全球有657000安保人员，分布在125个国家。相应的，劳工抗争故事起于G4S的华盛顿总部的SEIU这个劳工组织。通过研究 investment portfolios, politicalconnections, and industrial position，SEIU投入大量资源来揭露G4S脆弱性。2006年，SEIU加入国际联盟网络（UNI），将该活动扩展到全球南部。到2008年，G4S签署了一份GFA，以在全球范围内尊重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则，提高工作标准，建立正式的争议解决程序。

从全球层次拉到地方层次，McCallum关注在南非和印度这两个全球南方，因为南方工人与北方工人在组织性和处境非常不同。为此，McCallum尤其关注如何非工会的行动者参与形塑了跨国的劳工运动。例如：

在印度，how capital,states, and citizens interact with unions and shaped the G4S campaign。在南非的, the SouthAfrican Transport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SATAWU)并非政治经济领导者，而是由那些无名的中层者从事G4S campaign。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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