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学会Culture社会学分会年度获奖专著荐读（2012-2018）

The Mary Douglas Prize for Best Book in the Sociology ofCulture

(2012-2018)

ASA其它分会近年获奖专著荐读系列（点击阅读）：

2018 Co-Winners:

Clayton Childress, Undert he Cover: The Creation,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of a Novel. (Princeton,2017)

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是什么？ the creation OR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R consumption of cultural works 

Childress的想法却是：干嘛不研究从creation 到 commercial development到consumption？！他以CorneliaNixon’s Jarrettsville (Counterpoint Press, 2009)为从作者构思到读者接受为例，说明这个文化作品的过程。

Step1= the field of creation = Nixon的个人史提供了写作动机的初稿。

Step2= the overlap between creation and commercial production = Nixon的经纪人和编辑谈手稿的评估，然后和Counterpoint出版社谈价格。

Step3= the commercial production  = 出版社是逐步将Nixon作品想象为当季最卖座的作品。

Step4= the zone between commercial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 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中间环节的充分展现，像文学评论家、书店、批发渠道等等。

Step5= 通过分析book club的讨论，揭示了how readers understood Jarrettsville.当然，这里不可避免有读者和作者之间对作品理解的落差。

Step6= 随着读者的接受，书价也会相应调整，Nixon又进一步被出版社作为摇钱树。

2018Co-Winners:

Bin Xu, The Politics of Compassion: TheSichuan Earthquake and Civic Engagement in China. (Stanford, 2017)

2017, co-winner: Michaela DeSoucey, Contested Tastes. Foie Gras and the Politics of Food. (2017,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eSoucey要研究的是gastronationalism。WIKI定义是：The assertion of cultural ownership oftypes of food by a particular nation. DeSoucey研究的是法（第四声）国美食中的鸭鹅肥肝（法语：foie gras）。其作法是： the liver of geese or ducks fattenedby force-feeding,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但是，肥肝却是文化、政治、经济、道德的汇合点，这些关系之间有多重的张力。

1. 经济价值降低，但象征/文化价值却上涨。例如，当技术从手动喂食到使用喂食机器，以及从劳动密集型鹅转向技术便利型，本来价值更加实惠。但矛盾的是，在将其作为典型法国食品的象征价值的过程中，它反而成为高档食品。

2. 道德价值上升，但政治价值也上升。由于动物权利的普及，考虑养殖鸭子时要强行灌食，刺激其反射和感觉神经，导致一些欧洲国家禁止生产这一美食，但法国可不干。目前，世界上80％的产量和90％的世界消费量来自法国。法国议会将它列为该国美食遗产的一部分，使之摆脱了欧盟法律的限制。

3. 经济价值上升，政治价值也上升。虽然单价在下降，但总价也不低，在法国就有数十亿美元的产业。但它的生产和销售在美国更容易被取缔。不过，由于美国媒体的宣传，结果大家的消费量突升。这激发了动物权利主义的不满。到底是支持食物禁令还是不支持，反而成为政治辩论议题。

2017,co-winner: Nicole Gonzalez van Cleve, Crook County. Racism and Injustice in America’s Largest Criminal Court. (2016,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Lauren A. Rivera, Pedigree: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在精英阶层职位不再通过爵位血统再传承的时代，精英们如何保持自己的优势？

——但是，这本书的标题，就是Pedigree … Elite！

Rivera提供的经验答案是，精英阶层的地位维持，已经要靠极为系统性和昂贵的方式来保证，以致它形成了阶层壁垒。Rivera的理论答案就是：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说）是对的。

Rivera通过考虑top级公司的雇员，发现这些公司薪水是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两倍，其来源也是精英高校的学生为主（如常春藤）。如果再进一步发现，就能看到，哈佛大学一半的学生来自家庭收入前4％的家庭，也只有4％来自最低20％的家庭。

——这意味着，从家族——教育——职业，都是在top家庭内部流动。

但是，究竟在“后—学校”阶段，也就是从教育—职业间，是怎么过渡的呢？

1. 精英高校作为学生与公司的bridge。并非只是学生个人就业问题，而是像哈佛大学与精英公司之间的联系，使得他们既为说服这些公司，也会说服毕业生为此类公司工作。

2. 在入选门槛上，人力资本重要，但学校背景已定。精英公司懒得阅读一般学校的学生的简历，也认为最精英学校的学生，其成绩不那么重要。因此，关键是 学生入读顶尖学校，而非他们在那里的表现。

3. 在面试沟通中，只有精英学校/家庭的学生，才有匹配面试官的故事。由于面试官往往要求申请人谈论“他们的故事”，然后评估一些故事比其他故事更有价值，由此面试官关注文化资本和契合度。如果一个学生只是GPA4.0，那结果就是认为这个学生不适合更注重乐趣的文化。数学技能也是一样。面试官并非不关心申请人是否获得数学技能，但是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申请人在解决问题时如何呈现自己，以及是否遵循特定的文化脚本。

因此，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可以简单概括：布迪厄是对的。

2015: Fatma Müge Göçek, Denialof Violence: Ottoman Past, Turkish Present,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against theArmenians, 1789-200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如果一个历史灾难事件，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全世界都认识到了，但只有事发的社会的主权者，还要否认其存在，究竟如何可能呢？

——土耳其在近200年里对亚美尼亚人的这样的“法外暴力”的当时执行与历史否认，说明了这一点。

在土耳其的案例中，Gocek回顾了1789年至2009年，分为四个阶段，国家使用法外暴力的集体伤害情况。在每一个阶段中，肇事者都参照看作合法的事件，证明他们的暴行是可以免于惩罚的。

第一阶段，从1789年到1908年，见证了奥斯曼帝国最后的著名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大约10万至30万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苏丹利用1896年亚美尼亚革命者对奥斯曼银行的突袭，声称亚美尼亚的骚乱是由境外势力大国煽动的。这种以“国家忠诚“+”境外势力“为由的框架，形成了后续的参考系。

第二阶段，从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开始到1915年至1916年的种族灭绝运动，尤其是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导致该帝国领土崩解。由于大量难民的涌入，出于安全危险的考虑，当权者以亚美尼亚人得到以俄罗斯支持为由，再次合法地种族屠杀。

后来，尽管从帝国到了共和国，但共和国很多创始人都是之前参与过屠杀运动的成员。因此，他们同样允许这样的模式：观察当前的集体情感，利用历史上的合法的意义模式，操纵政治性的集体暴力事件。

2014:Virag Molnar,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Building the State: Architecture, Politic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PostwarCentral Europe. Routledge. 2013.

2013: Lynette Spillman, Solidarity in Strategy: Making BusinessMeaningful in American Trade Associ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2012.

TradeAssociations往往强调的是普遍利益（如整个行业）而非其会员的特殊利益。但是，这些associations又是由个别特殊会员构成。如何把特殊利益变成普遍利益呢？因此，这本书的结论是： AllTA(American Trade Associations) activities require coordination, allcoordination requires shared meaning, and meaning cannot be shared withoutcultural production. 

Spillman和她的合作者，从两方面获得这种行业协会的数据：一方面是从全国的普查资料里，扒了4465个样本，并按四个标准分类处理数据（组织特征、文化生产、目标和活动、所属部门）。另一方面，根据会员规模等标准，选了25个行业协会的网站。由此，Spillman运用诠释的办法来解读这些公共档案中的publicself-representation。

所谓的making business meaningful，也就是business associations present their goals and activities（目标和活动） by considering 文化生产。这样的文化生产，最常见的是同行业的技术交流、教育培训等内部取向的活动，而非政治游说等外部活动。而在外部活动里，最常见的也是向公众解读行业发展与知识等仍是以内部整体为导向的活动。因此，makingbusiness meaningful就是在建立一种solidarity。

2012: Claudio Benzecry,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The Opera Fanatic: Ethnography of an Obsess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这本书要挑战布迪厄的Distinction一书。试想：一个歌剧迷，看了Distinction这本书，会有什么感受？会接受自己只是基于社会位置、文化资本而做出的文化实践吗？但是，从他的个人声音来说：

——我只是热爱，只是沉迷。

同样是研究cultural taste，如何把social position往内转，作为subjective experience？如果只是研究subjective feeling，那不过是： theyhave learned how to resonate their breathing, ears, brain, blood-stream withthe vibrating sound waves that make them melt in aesthetic ecstacy，又如何算是sociology/socio-呢？

Benzecry的挑战性正在于此。所以，他的研究设计也有特别考虑：是一群非精英阶级（如蓝领）作为歌剧爱好者，买便宜的歌剧门票，但又保持对歌剧的消费与欣赏。

对他们来说，歌剧院本身就成了一个特别的场域。歌剧爱好者把这个场域看成是一个不同于外部世界的地方，具有情感上的自主性与神圣性。其次，歌剧也当然是这些非精英的爱好者的身份建构的资源，但这种建构却并非来自对上层文化模拟的表现，而是表现为topos oferos的爱欲与激情。

这种激情与爱欲，也不是自然的，也是个学习的过程（asituated repertoire of affective and embodied practices），比如要如何等待开幕、如何在中场休息时交谈，

因此，在Benzecry看来，music not as “socially shaped” but as “music in action.” Thatis, opera is shaped “socially” but not simply by larger “forces.” It takes shape for these fans in the local orderliness of passionate practice tha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time andmoney spent learning about and listening to opera outside ofperformances, frequent attendance (often at the expense of other activities and relationships), and long waits in all kinds of weather.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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