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与社会学的实在/世界：访谈法国社会学家Luc Boltanski

问：首先想问的是，你怎么想到要去研究侦探小说的？

答：我完全(或几乎完全)不是侦探小说的读者！就像其他人一样，我只有在睡不着的时候才会读。可是基本上我想要去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一种体裁，不怎么特别有趣，也透露出许多社会的保守观点的文学形式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的确，这是一个主要的叙事体裁，不论是书、电影、电视都是，这很有趣。我的生涯让我自己融入到研究调查，以及在自传的程度上我有一位记者的儿子，我想要检视不一样的研究调查。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外遇”和“政治丑闻”是萨科奇总统任内常出现的字眼。这些外遇和丑闻让调查和反调查得以可能。我问我自己，为什么“调查”在当代西方世界扮演了那么重要的角色？这个问题让我去探讨各种调查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别，以及各种进行的方式。

问：你曾试图要去找侦探小说的起源吗？

答：这是一个古典涂尔干的取径，同时也是傅科式的考古学取径。当我们在变成布迪厄所说的场域影响产生之前掌握了某个现象的起源时，我们对之的理解会更好。

一个新的体裁被创立了，然后作者们试图要去区别自己和他人。也就是他们怎么修改体裁，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不同形式的侦探小说。我试图去回到这个体裁产生的原点，去透过半结构的方法研究侦探小说和其诞生的历史脉络。但我把这本书视为一个起头，提出问题，而非答案！

问：在《Enigmas and Plots》中你发展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每个研究都可以是被社会行动者所带领的，因为当其注意到了被制度所形塑的“实在”和他们所经验的“世界”存有鸿沟的时候，就得以可能。这个差距可以产生不同意，质疑、问题。你这本书指出了“谜题包含了一些在社会秩序中运作中足以可能撼动实在的某件事情。”

答：的确。谜题对于侦探小说来说是很特别的元素，就像Edgar Allen Poe所发明的一样。格式塔心理学家也处理了这个谜题的概念，其是从某个被认为是稳定和似乎不证自明的事情中而来的。

这本书的概念基础是奠基在我先前的一本书《On Critique》上的。该书我做了“实在”和“世界”的区分，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区分。简言之，实在指涉了被制度形塑的稳地的秩序，而世界指涉了那些社会行动者不能预测到的经验。这个区分目的是要去响应那些被实在社会建构论典范所提出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Ian Hacking的著名的书《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中被提出，若每一件事情都是被建构的，那从什么观点来说我们得以掌握这些被建构的事物呢？难道解构，也就是承认了所有的事情都是被社会建构的，不也是一种新的建构吗？难道这个取径不会导致一种相对主义让社会学家的研究都变成武断的吗？

因此，我想把这个实在的社会建构观点好好的研究一番，找出社会制度怎么形塑了实在。透过区别世界和实在，我们可以找到参照点，然后去区分实在的建构和世界的经验。因此，我们必须把从Moore、Schütz、苏格兰启蒙的“常识”的理论先放一边。另外，也有必要去从行动所产生的不确定开始。

但是，当然我们的经验都是定锚在实在中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你等巴士的时候，你会期待巴士每15分钟会来一班，这就是从实在中的形式中所经验到的。巴士站牌、巴士公司、以及都市都一起建构了巴士站和时刻表。然而，巴士或许不会准时到站，因此，我们许多的经验是透过世界的不确定而得到的，这些经验很难去变得很明显。而被制度形塑的行动框架是比较容易去描述和整体化的，因为他们已经被国家(但不只有国家)透过选择而客观化。我们可以描述行动者面对了什么样的被制度形塑的实在形式，他们怎么批判之，怎么论述之，怎么去创造新形式。批判有助于去解释这个经验的体裁。

因此，我想要思考实在的是社会建构什么和制度连结在一起，以及设定了什么样的媒介去减少不确定性。在《Enigmas and Plots》一书中我把欧洲民族国家的计划，特别是19世纪后半的民主形式，看成是去结构实在并且让行动可预测，透过法律以及警察，也透过社会和自然科学。我这个观点被傅科的生物政治概念影响很大。

让我讲另外一个我喜欢的例子。我有个朋友在70年代是个坚定的左派女性主义分子。她和其他人，有男有女，一起加入了极左派阵营。有一天，她发现到，尽是女性负责把传单放到信封里面，或是女性煮咖啡。所以她们后来怎么样呢？她们驱逐了男生，把女性自己锁在一个房间讨论了24小时。而那就是法国女性主义的诞生时刻！在那之前，那些人都有分析的经验，所以也并不是无中生有。但我想这个运动透过学习而发展，透过社会学、心理分析、工会行动等等，透过掌握经验并且去分享之。

问：社会学家是怎么解释行动者的经验的？

答：若要去达成客观性，社会学家必须去把描述的工具和那些可以让我们批判性地去观看这个实在的参照点连结起来。这不能被连结到某些特定的道德，因为这些批判参照点应该宣称某些普遍性，这就像我在《On Critique》中所解释的一样。

其中一个去处理这个议题的方式就是当行动者在批判的时候，去跟踪他们。这些行动者都是实在论者，他们都会在行动的时候考虑当下的情境，以至于可以把脉络转化成优势，例如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以一个工人可以对老板非常礼貌，但是在家却是另一个样。我想我们应该跟着社会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人们自己建构世界的方式。一开始，每个经验都是特殊的，都是独特的，但是后来会分享经验，然后趋同，用特定语言去描述，按照需求去改变，然后试着去建构新的论述，并且改变实在的形式。

所以去仔细看批判的运作和其建构与解构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透过阅读小说去跟随他们，也透过访谈、透观察龃龉。社会学研究必须跟踪建构和解构，并且去建立新的实在形式。

问：你认为社会学家应该更进一步，并且从行动者和制度的行动计划出发去分析他们所依赖的框架吗？

答：我现在认为不可能去从事一种完全实用主义、分析处境的社会学研究。而行动者也不是这么行动的！行动者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是依赖于他们仅能够有限地控制的决定，而作为个体，也依赖于那些他们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制度，这些形塑了其处境。但是行动者也可以用自身的优势去产生矛盾，并且影响制度建构现实的方式。

从我一开始讲的巴士的例子来说，他们可以显示，虽然巴士必须准时，但是这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为了去批判实在形式的创生，社会学不仰赖特定的道德论述，而是去看行动者如何去质疑那些实在，并且试图去建立更公平的形式。但是，社会学家可能会试着进一步顺着行动者去建立新的实在形式。他们应该使用整体化工具，因为该工具客体化了行动者经验所依赖的定化。他们应该进行几乎不可能的操作，包括连结这种研究和规范性的判断。

在我的《On Critique》一书中，我透过社会学的历史去描述这样的操作怎么进行。我的论点并不是一种“假说”，因为这很难用经验去描述。但我认为实在的稳定化是很难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去达成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不断地去干扰。这些资本流动威胁到了那些对于同质化某个领土中的人口相关实在的努力，许多的研究，特别是Gérard Noiriel对于边界的强化的研究、对于身份证明文件的研究、以及语言的统一化，都分析了国家想要同质化领土和人口的努力。在法国，Jacques Revel,Dominique Julia,和Michel de Certeau等学者在30年前就聚焦在这个主题上了。这个研究也部份参照了Deleuze的领土和流动的对立，因为民族国家一直被资本的流动所断裂，在这社会脉络下，侦探小说诞生了，这是超出了民族国家所可以也所意图去建构的实在。

问：这需要社会学家去超越民族国家的脉络，发明一种新的整体化架构好得以掌握这个架构的创生和去稳定化吗？

答：是的，的确如此。我为什么对于侦探小说的历史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呢？为什么我可以去做这研究？我会做这个是因为这个关系框架已经非常有危机了。同时，即使很难去描述外部性，我也从外部去观察这个架构。透过思想实验，我们至少可以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框架。

而对于今日的社会学家来说，核心问题是社会学的结构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于19世纪的民族国家框架，这对于法国来说是如此，但是不仅止于法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英国社会学，德国社会学，法国社会学等等，今天我们也历经了这个框架的式微和转变，许多社会学的工具已经不再适用，所以我们必须重建新的方法去应付那些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挑战。对于那些进入这个社会学技艺的人来说，这是你必须去做的是事情！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109期）

转载自：Global Dialogue第7卷第1期

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转载自Global Dialogue的合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