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四讲：发展马克思、回顾历史社会科学、目的论时间性兼获奖作品集

一、沃勒斯坦：从社会学到历史社会科学：两个承诺及其落空

（原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64期）

荐读：Wallerstein,Immanuel. 2000. “From Sociology to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Prospects and Obstacl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 (1): 25–35.

沃勒斯坦认为，社会学的黄金时代是1945-1965年，因为在这个时候，它的科学任务所蕴含的承诺有着明朗的未来，延续了其历史的乐观主义风格。

为什么会这样呢？

沃勒斯坦认为，社会学的兴起时有两种观点：

1. 前途是光明

2. 道路的是曲折的但最终还是能克服的

two central issues: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historical trek which themodern world was said to have undertaken; and how human societies could copewith the collateral damage that this trek had wrought.

这两个议题使得社会学起初具有大叙事风格，对历史加以阐释，并创新了“现代性”的概念。在前途是光明的判断中，世界被划分成传统与现代，以及有机/机械团结等等。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二分中，其实“前途”——18世纪末便能看到的前途，是能够被当时的社会学家所掌握甚至测量与描述。不管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如马克思主义）其实都没有违背这个“前途是光明”的判断——哪怕是共产主义，只是允诺了更加光明、另一种描述的前途，使之有别于自由主义罢了。

对于第二个议题，the collateral damage of the march toward progress，涉及到deviance, poverty, crime, and all the other‘maladies’，这些古典社会学家都给出了药方，从职业团体到责任伦理，再难的问题也都看作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后现代主义、全球化冲击了这样的想法——, it changes theway we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we are entering a period of the summum of‘modernity,’ or the moment of its breakdown (and therefore bifurcation)

相较于以往对现代性的研究，现在的问题甚至变成：how we can know thedescriptive state of the world…to how we can best organize ourselves to pursueour work.

为回应这样的冲击，自然科学中兴起了复杂性科学（sciences ofcomplexity），人文科学中兴起了“文化研究”。

Today, we have scientists of complexity using language more consonantwith the discourse of social science (the arrow of time) and advocates ofcultural studies doing the same (social-rootedness of values and aestheticjudgments)

但是——社会科学呢？

回过头来，其实学科的划分本来就是历史的产物，别忘了牛顿的书叫《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哲学与科学在此是可以互换的。

这些科学的划分，在历史上呈现为U字形，在1750-1850年间爆升，1850-1950缓慢，1950年又剧增。

社会科学夹在中间，也受到复杂性科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需要take the lead inreunifying and redividing social science so as to create a more intelligentdivision of labour.

为此，沃勒斯坦以新的“历史社会科学”为主张，提出如下：

I call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to underline that it must be based onthe epistemological assumption that all useful descriptions of social realityare necessarily simultaneously ‘historical’ (that is, they take into accountnot only the septicity of the situation but the continual and endless changesin the structures under study as well as in their environing structures) and‘social scientic’(that is, theysearch for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of the longue durée, the explanationsfor which, however, are not and cannot be eternal). In short, process would beat the center of the methodology

如果要回应这样的转型，沃勒斯坦说：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of knowledge is intrinsically linked to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system itself.

二、Wallerstein和Arrighi对马克思的两个修订：世界体系观点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09期）

荐读：Ho-fung Hung. 2017. “World Capitalism, World Hegemony, and World Empires.” Claudio Benzecry, Monika Krause, and Isaac Ariail Reed ed. Social Theory No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05-29.

1. 无止尽的资本积累？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看作为ceaseless accumulation of capital。这个过程是基于雇佣劳动中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工业生产模式。

但是，沃勒斯坦回到16世纪，从劳动的国际分工出发，看待inter-state system来理解资本主义。实际上，交换往往是剥削但又是不平等的，其创生与维持，是要在世界的核心、半边陲、边陲地方间产生分工，三个地方的资本增值从高到低。正是这样的模式，导致了资本的积累与拓展。

沃勒斯坦看似重新回答马克思的问题，实际却是回到韦伯的资本主义的概念。因为在韦伯那里做做出了两个区分：

第一， 韦伯的“新教伦理”来的资本的无止尽的积累，看似只是西方的事情，实则是区分了东方与西方的不同精神与状态，因而这种精神划分，是搭配上世界的劳动分工。

第二，韦伯对于中世纪城市国家（city-states）的研究，说明了它们的自主与多重竞争，构成了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的基础。

2. 从C-M-C到M-C-M’？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另一分析，是提出了一般的商品交换公式：

（1）C-M-C：两个商品（commodities）以贷币（money）为媒介产生交换；

（2）M-C-M’：在交换过程中会产生一个资本的增量，所以才会一直交换下去。这个剩余价值是来自于雇佣劳动的阶级剥削。

那么，究竟是怎么从（1）到（2）的呢？因为只有在（2）中才有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学派的另一位学者，Arrighi在Long Twentieth Century(1994)和Adam Smith in Beijing(2007)两本书中，结合了Braudel对市场（market）和资本主义的分析来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分析。市场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的，任何时候都是C-M-C；但只有资本主义才是M-C-M’。市场甚至是anti-资本主义的，因为它不必以profit为唯一动机，而可以考虑livehood等更广泛的因素。

Arrighi进一步运作Tilly对西欧中世纪以来的state building研究指出，之所以会有M-C-M’，是因为通过西欧各国间的战争，导致国家与当时的资本家形成的联盟来剥削劳工，支持profit-making activities。

这样解释也可以反证：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从C-M-C到M-C-M’）？

因为在清朝中国，虽然有大规模的市场活动，但由于资本主义活动对雇佣劳动的应使用会破坏原有的livehood，使得清廷更加不愿意站在商人一端，从而导致了只是advanced market without capitalism。

最后，Arrighi也反对把雇佣劳动看作为资本主义的唯一形式，而是认为只要以profit导向，都可以视为资本主义的形式，因而具有奴隶制的资本主义等种种形式。

三、沃勒斯坦的天文学式目的论时间性

Sewell, William H. Jr. 1996.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沃勒斯坦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只此一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无法使用定量和实验方法，也无法以生物学、物理学为参考。因此，沃勒斯坦自己给出的方法是：天文学。

这种取向陷入目的论时间性，有两个特点：

部分—整体：统一因果性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中核心或边陲，决定了该国家的历史，比如拉丁美州

天文学：牛顿定律在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和宇宙星体世界都适用

较晚—较早：后验推论

沃勒斯坦：从当前资本主义现状，推论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形塑

天文学：从星体的退行速度推断宇宙大爆炸

但是，这样会遇到反例：

为什么作为边缘小国的葡萄牙能够发起大航海时代？

为什么哈布斯堡王朝想建立世界经济霸权但最终失败了？

四、美国社会学会学会world-system政治经济学分会近年获奖专著一览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39期）

The Section on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World-System's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 Award for a Book

（2013-2018）

ASA其它分会近年获奖专著荐读系列（点击阅读）：

2013: Evelyne Huber and John D. Stephens, Democracy and the left: social policy and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2012.

Huber and Stephens讨论了什么决定了拉丁美洲（各国、各时期）收入不平等之变迁？民主能够减缓减弱不平等差距吗？

Huber and Stephens通过定量分析1971年至2005年所有18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数据，并对5个国家进行了历史分析，再加以对来自该地区以外的两个最相似的案例（葡萄牙和西班牙）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是的。民主可以减缓减弱不平等。

主要证据有三个：

第一，作为拉丁美州最早民主化国家，智利，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低于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

第二，虽然拉丁美洲的威权政府时期很多，政府如果愿意可以减少不平等也行，但是更倾向于将收入集中在其庇护与支持者手中。

第三，左派的民主政府，并不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在政府支出的社会项目中，主要是养老金，但该项目却导致扩大了不平等，而不是削减。真正起作用的是教育支出，调整政府的转移支付。

2014: Vivek Chibber, New York University, Postcolonial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 Verso Books. 2013.

Chibber要挑战Ranajit Guha, Dipesh Chakrabarty, and ParthaChatterjee三个人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认为他们基于所谓的历史社会学，在数据支持不力的情况下，制造了东方主义，夸大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差异，竟然还被美国学院派不假思索地接受了。

2015: William Robinson,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前已经介绍过。

W.I. Robinson认为，我们要放弃在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研究，转向了解跨国/全球的维度，因为全球的变化已经是由企业boss们，全球实力的政治领导人、和科技通信精英所形塑的了。Robinson将此类人群称为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TCC).就好比美国在跨国军事干预中，最受益的，是跨国企业，尤其是能源、军事等工业部门。

TTC与一般的全球贸易关系不一样。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倾向于资本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公司手中，在功能上更加整合，他们有一套的工具和游戏规则，比如：公司的跨国兼并，跨州公司董事会的联接，公司间的交叉投资，股票的跨国所有权，新的金融工具，新信息技术。

不仅有TTC，也有巩固跨国资本阶级的支持者：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商会，联合国。

这些组织（即跨国国家，简称TNS），吸收和改变了民族国家运作，共谋地支持“ 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各地区的复制。Robinson借鉴Poulantzas和Gramsci的观点，认为TNS试图在全球范围内确保资本积累的一般条件。

既然保障了资本积累，那么资本的过度积累仍不可避免，为此，在Robinson看来，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金融投机，二是军事化积累（financial speculation and militarized accumulation）。

2015:Christine Chin, Cosmopolitan SexWorkers: Women and Migration in a Global City.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13.

为什么受访女性，多数是自愿地到吉隆坡从事性工作？

为什么全球父权制度和经济结构限制，却也提供了这些女性的跨国迁移中有限自由的机会？

为什么受访女性认为从事性工作，却也带来了体验世界的机会？

为什么这些走向世界的自由，又以性工作的方式，再生产了父权体制与经济结构？

为什么在一个全球城市中，性工作也有种族分化？

2016: JasonW. Moore, Binghamton University, Capitalism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VersoBooks. 2015.

已有介绍：

《生命網中的資本主義：與Jason W. Moore的訪談》

http://shs.ntu.edu.tw/shsblog/?p=32179

2017: AndrejGrubacic and Denis O'Hearn, Livingat the Edges of Capitalism: Adventures in Exile and Mutual Aid.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这本书围绕两个关键词：资本主义的边缘——流亡（空间）——互助。这涉及到Grubacic and O’Hearm要研究对象的外部与内部关系，以此告诉我们，what ‘‘living at the edges of capitalism’’ mightlook like

《土逗公社》已有介绍《不想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受苦？来看看他们开辟了怎样的新世界》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7984799074597525&wfr=spider&for=pc

补充：

第一，作者看重两个理论资源: 波兰尼的双重运动，和克泡鲁特金的mutual aid and sociability

第二，即使最流放的区域，也和世界体系间有制度性互动（how even the most idealistic non-state spaces muststill interact with world systemic processes, institutions, and actors. ）

2017: KristinHopewell, Breaking the WTO: How Emerging Powers Disrupted the Neoliberal Proje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Hopewell提了四个问题
1. 美国如何运用WTO，推进自由市场的同时，掩饰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2. 新兴国家（中、印、巴西）如何运用WTO，挑战了美国的霸权却没有被压制下来？

3. 为什么新兴国家的加入，没有改变游戏规则？

4. 为什么同样是来自于南方国家的声音，是融入新自由主义声音赢了，而非反体系的声音？

Hopewell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大国，之所以没有受到挑战，是因为它们加强了WTO的新自由主义议程。以巴西为例，大农业企业和跨国资本，通过利用G20平台，WTO规则，打着社会正义的名义专注于农业市场的自由化。为此，他们资助游说，阻碍维持中小农业企业的、体现全球南方的政策提案。最重要的是，巴西案例反映了世界体系中的话语竞争与：将农业自由化的利益视，等同于国家农业相关主体的普遍利益。

Hopewell也认为，WTO的崩溃代表美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分裂时刻”。但是，他却认为这只是霸权过渡时期的混乱而已，并非对立反对自身的结果。因为美国掩盖WTO进程中的南方抵抗主义，而这种策略被巴西等国复制了。

但是，这不意味着巴中印和美国没有矛盾。巴中印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往往通过揭露美国

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矛盾，如不平等权力关系，以期望实现自己不会实施与相同的自由市场规则，实现“XX特色的~”。

更详细的介绍，见张悦然给政见写的文章《谁埋下贸易战的种子？巴西印度中国的崛起如何颠覆WTO》。

http://cnpolitics.org/2018/07/chaos-and-governance-in-the-modern-world-system/

2018: Andy Clarno, Neoliberal Apartheid:Palestine/Israel and South Africa after 1994.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

前已推送介绍过。

移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 ）不仅仅消灭土著人群，而是将他们人身、文化和土地也纳入移居者体制中。Andy Clarno重点是明确追踪种族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如何交叉以构建巴勒斯坦人和南非黑人在生存处境（howracism, capitalism, colonialism, and empire intersect to structure howPalestinians and black South Africans survive, barely, among the twin pressuresof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racial capitalism）。其结果，就是以新自由主种族隔离（neoliberalapartheid）为特征的极端不平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racializedmarginalization，二是advancedsecuritization

为了对两个地区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转型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克拉诺采用比较历史社会学和城市民族志的方法，用三年多时间，访谈了 200多次。其区域重点主要是两个不稳定区域：Alexandra, in the northern part ofJohannesburg, and Bethlehem,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Jerusalem。

在南非，被边缘化的黑人南非人被限制在“ghetto of exclusion”中（第56页）并且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分裂。但是，尽管他们被边缘化，却永远不会真正在资本主义之外，仍然为资本积累服务，理由剥削。这使得种族隔离又被卷入到资本主义之中。例如，富人区普遍雇佣私人保安公司，并以低强度游击战（lowintensity guerrilla warfare）方式打击黑人入侵者。更为重要的是，为这些私人保安公司提供服务的、打击黑人的，也正是这些低收入群体（Clarno highlights the everyday lives of the low wage workers who staff these securityregimes yet are drawn from the very population such security practices target.）国家呢？南非的国家虽然民主化，但是失败的。由于政商勾结，政府在解决住房问题、福利问题方面并非真心，还是站在资本家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