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韦伯【未曾居于】主流，又是谁【使之登顶】社会学三大家之一？

Kaesler, Dirk. 2017. “Max Weber Never Was Mainstream, - but Who Made Him a Classic of Sociology?” Serendipities 1 (2).

感谢好友任我行赐稿，导读这份社会学史的文献。

期待有朋友有兴趣再导读以下这篇【封圣】研究：

Bartmanski, D. 2012. “How to Become an Iconic Social Thinker: The Intellectual Pursuits of Malinowski and Foucaul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5: 427–53.

——————

按：

韦伯生前——已经被大家看成“封圣”了吗？

韦伯生后——是哪个公关公司把他“吹”起来的？

——————帕森斯拿了多少公关费？

——————除了美国的帕森斯，德国本国又发生什么？

内容速览：

马克斯·韦伯毫无疑问在今时今日已成为社会学理论“圣三一”（Holy Trinity）中至关重要的一位（其余两位是涂尔干、马克思）。而本文作者Dirk Kaesler作为以韦伯研究见长的专家则撰文指出，韦伯能有今日之学术地位，得益于其身后诸多阐释者的建构！

从学说继受史角度，Kaesler分析了三个问题：

（1）韦伯在世时，其作品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与接受；

（2）韦伯何以在社会学理论领域获得今时今日之地位；

（3）哪些学者对于韦伯学术地位的确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章摘要：

（一）几乎被遗忘：韦伯在世时，其作品的继受情况

Kaesler指出，韦伯在世时，其作品并没有成为“经典之作”；在其逝世时，与他关系紧密的的朋友几乎也未曾意识到韦伯能够成为社会学经典大家之一。这就启发我们：不能够仅仅围绕韦伯著作内在价值本身来讨论其学术地位，应当从起作品的编撰者、阐释者入手展开分析。

（二）韦伯在战后（联邦）德国作为“经典”社会学家的职业地位

从韦伯作品编撰者、阐释者角度来看，Kaesler指出，从1920年到1945年韦伯著作乏人问津，虽然不少名家，譬如Karl Mannheim, Alfred Schütz等人在作品中多有引用，并试图拓展韦伯学说的深度与广度，但似乎对于韦伯学术地位的提升并没有直接作用。

在战后，情况有些不同。

在1964年，以Talcott Parsons等国际社会学“创始人”为主导的纪念韦伯的社会学会议在德国召开。韦伯的学术价值开始受到重视。不过这次会议中凸显了不同学者对于韦伯的不同理解：历史学家Wolfgang Mommsen，法兰克福学派新秀Habermas都指出，韦伯思想中“平民领袖民主”（plebiszitäre Führerdemokratie）与纳粹意识形态有着某种暧昧关联；而昔日韦伯的学生Karl Lowenstein则试图提出辩护。这一有关意识形态的论战，其实有碍于而非有助于韦伯学说在德国的继受。

（三）当今德国对于韦伯的继受情况

Kaesler指出，自1975年秋天起，以Horst Baier, M. Rainer Lepsius, Hermann Lübbe, Wolfgang Mommsen, Wolfgang Schluchter,Johannes Winckelmann为代表的学者组成了韦伯全集的编委会，并且从1981年5月出版该全集的纲目（1984年出版了纲目的修订版），也即今日为学界熟知的Max-Weber-Gesamtausgabe（MWG）。随着韦伯全集的出版，围绕韦伯学说的讨论也非常热烈。这些争议多围绕韦伯学说对于当下研究的价值或意义、如何“正确”理解或运用韦伯学说、韦伯个人政治立场与人格等等展开。

同时，以马克思为核心的社会学流派逐步衰落，韦伯的地位就更加无可替代。

（四）是谁推动韦伯成为社会学“经典”人物，他们的动因是什么，发挥了什么作用？

在Kaesler看来，推动韦伯社会学走向经典的人物，主要有三位，分别是

——韦伯学术遗产的“受托人”MarianneWeber，

——推广者JohannesWinckelmann，

——以及阐释者与国际宣传者TalcottParsons.

Marianne Weber作为韦伯妻子，撰写了韦伯传记，同时编辑出版了韦伯文集和“经济与社会”。

Johannes Winckelmann作为韦伯学说的仰慕者，几乎以一人之力在编辑出版“经济与社会”的同时，组建了有关韦伯研究的诸多学术机构。

Talcott Parsons不仅将韦伯作品翻译为英文，同时在二战后将韦伯学说引入回德国。

Kaesler认为，以上述三位为代表的社会学家们选择韦伯学说作为研究对象，并试图将之“经典化”，其内在动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许多研究韦伯的学者在早年都不具有学术体制内的身份，他们在同样游离于学术体制之外的韦伯身上，感受到了某种“选择性亲和”；

其二，理论家对待韦伯学说一般有两个面向：

（1）将自己视为韦伯学说的保存者与阐释者，以韦伯作品为自己研究对象；

（2）将韦伯学说整合入更宽泛的理论建构中，形成自己的理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韦伯在今时今日堪称“活的经典作家”（aliving classic）。

任我行的评论：

本文是从理论继受史角度对韦伯学说地位的反思性分析。作者通过历史性的考察韦伯作品的编者、阐释者，勾勒出韦伯得以确立当今学术地位的缘由。值得继续深思的问题是：

（1）如果韦伯学说缺乏某种“内在价值”，我们无法解释为何许多饱受二战之苦、身处流亡境遇中的思想家选择韦伯作为研究对象；而若韦伯学说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又是什么——作者明显没有给出回答。

（2）作者质疑韦伯从未身居社会学之主流，但社会学中是否存在某种“主流”？以帕森斯为主导的结构—功能理论，是在遮蔽还是推动了对于韦伯本人学说的继受？——这恐怕不是从继受史角度可以解决的问题，有必要转轨到观念史展开分析。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107期）

链接：德国社会学合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