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的公平+团结=解决社会问题：2019年美国社会学的反思

2017年，美国的东部社会学学会（the Eastern Sociological Society）主席、华裔社会学家倪志伟（Victor Nee）列了一份Presidential Panels名单，惹来另一位社会学家Matthey W. Hughey 不满。Hughey在推特说：

如果你从这份名单里看不出问题，那你就出问题了。

If you don't see a problem here, you might be a part of the problem here.

为什么呢？

被提名的14名社会学家：从性别构成上看，12位是男性，2名是女性；种族上看，12名是白人，2名是黑人男性

虽然上篇推送，描述了整体上美国社会学界已经“女性化”（链接link)，但并不意味着在诸多角落已经完全实现了种族、性别等各方面的公平正义。

同样就知识界的女性情况来看，Evans等人2018年就调查发现，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时，43%的女性会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而男性只有34%。具体到焦虑症来看，41%的女性会受此困扰，而只有33%的男同学受到麻烦。显然，教育部门和高校，也缺乏因性别而设的精神健康的关注。

因此，一项学生调查就表明学生对社会学的失望：课程是过时的，没有考虑到种族问题，太单一文化主义。学生们也发现，社会学也许诺的多样性，实际上在课堂上得不到。

这意味着：当社会学向社会世界提出公平正义的观察与抱负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学界，要先怎么建设起来?

就好比：

——中国有多少个大专？多少开设社会学课程？多少学生会修读？他们想学到什么？能得到什么？非211、985高校或者大专的老师，在社会学组织和刊物上的关怀，如何体现出来？

美国的一位来自社区大学的老师Treitler, Vilna Bashi在 2019年就撰文批评：社会学所谓的公平社会的许诺，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他戳破的方式，是从他身为社区大学教员角度提出的：

根据2010年的一项调查，美国的本科生里，有45%是在接受社区大学教育，其中有一半左右是西班牙族裔、印度裔和非洲裔。

但显然，来自社区大学的社会学学者，在美国社会学学会里是几乎失声的。作者指出，这和美国高校的精英主义所导致的教学和科研分离有关。学生很早就了解到，在社区大学找教职不是要考虑的，也专要注于研究（而不是教学），才能在就业市场上占优势。于是，那么热爱教学但又不想发表，或寻求博士学位想重返社区大学和改善当地的生活的博士生，就没有市场。也确实，博士生们在教学方面缺乏严格的培训。

但是，很多社区大学的社会学家不仅有进行研究的愿望，而且实际上在主流社会学期刊以及该学科以外的期刊发表。部分原因是他们的主题往往实际性较强，交叉性也强，涉及到公共政策。而且社区大学的教授们研究能力有时也会被低估。但遗憾的是，承接全国一半左右的本科生，却只得到了1/3左右的政府拨款。

因此，社会学界已经把“社区大学”及其教员边缘化了。反过来，作者提出，要将社区大学问题视为社会正义问题，探索设立奖项，并认可社区大学社会学家的研究技能。

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 Eduardo Bonilla-Silva 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离职演讲时这样说：

You told me that you dislike the elitist attitude of some members ... I have witnessed this elitism in the past and think it has no place in sociology. It is my hope that all members, regardless of their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 or standing, behave in an open and considerate way in the meeting.

Strong, Myron T. 2019. “The Emperor Has New Clothes: How Outsider Sociology Can Shift the Discipline.” Sociological Forum 34(1):245–52.

Treitler, Vilna Bashi. 2019. “Outsider Scholars and Outsider Sociologists.” Sociological Forum 34(1):201–12.

但是，将社会学自身建设得更公平，反而会更使得自己的研究“接地气”，在建立好自身的同时，也就解决了社会问题。不过，这也直接涉及到公共政策学甚至经济学等领域的地盘。

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James House就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发文评估数十年来美国社会学的变化。指出，从1970-8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的研究经费减少了30%左右，但主要是在社会学等学科（减了一半以上），而非主流的经济，政治学和心理学。

社会学里的医疗、人口、健康取向确实能拿到钱做事情，因为有一些专门的国立研究所会拨款资助，但大多数其他领域，资金却越来越少

不过，真正搞政策取向的社会学家，真的会到社会学界尊重吗？

2005年，在美国社会学学会成立100周年之际，编辑了纪念文集出版，但主编Craig Calhoun和Andrew Abbott等人，虽然收集了很多分支研究，但实际上忽略了政策社会学的发展。

因为，社会学家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专业内部的争吵，而非向外地去解决。Jame House做过多年的学校行政工作，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如教务长），深知这种情况对社会学自身学科发展的损伤。他引用另一位学者研究中对校方的访谈，大意在说：

社会学总是在没完没了的争吵，以致我们行政管理人员都不知道你们在吵什么、在干什么。要是总是这样，那我们只能把你们院系给砍了。

I have found over the years that when I meet with administrators, as soon as they find out I am a sociologist, they all have a woeful story to tell about how they just can't understand how their Sociology Department can continue to fight among themselves, and that if that continues, they will in fact write them off. They won't channel resources to a department which is incapable of keeping its own house in order; that does not suppor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junior faculty or that seems more interested in petty squabbling than the atmosphere and repu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There are, in fact, many worthy competitors for funding.

House, James S. 2019. “The Culminating Crisis of American Sociology and Its Role in Soci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An Autobiographical, Multimethod, Reflexive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5(1):1–26.

这些讨论，似乎表示：社会学要把自己的工作视为“政治的”而非“科学的”？这招来老一辈学者Jonathan Turner的严厉批评，认为这样并不能真正发挥社会学知识，反而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Turner, Jonathan H. 2019. “The More American Sociology Seeks to Become a Politically-Relevant Discipline, the More Irrelevant It Becomes to Solving Societal Problem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50(4):456–87.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3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