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如何研究，未来/期望？行动、风险与乌托邦

▍说明

本文是《理论与历史社会学复印资料》2020年第5期转载文献的解读资料。

▍荐读

Mandich, Giuliana. 2017. “Why Sociology Needs Anticipation?” Pp. 1–18 in Handbook of Anticipation: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Aspects of the Use of Future in Decision Making, edited by R. Poli.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社会学的观点都只看现在，不研究未来？

• 未来是乌托邦一样，还能研究吗？

• 社会行动有习惯/过去面向，那未来/期望呢？

• 有哪些流派？哪些代表人物？哪些主要观点？

▍一、导言

在大多数社会学家看来，未来是对过去的延续。当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描绘人类社会的理性化，将走向“铁笼”的时候，未来，似乎没什么可谈了。伦敦大学金匠学院社会学教授Les Back甚至直接说：

社会学作品的论调，经常令人感到沮丧和无望。

A tone of sociological writing is often  in a despairing or hopeless key.

确实，不管是研究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别与族群、权力与资本主义，似乎没有一个是开放的、面向未来的美好议题。但是，回顾社会学历史来看，其实不乏一些研究对研究希望、期望、未来、乌托邦、虚构……有兴趣，它们和社会行动、资本主义、政治议题等都有关系。

回到古典来看，正如我正在翻译的一本书，来自欧洲的经济社会学大佬

Wolfgang Streeck 的How Will Capitalism Fall一书里写下的一段话：

在19世纪初的德国和19世纪中叶的英国首先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时，它总是作为关于危机的理论。对于马克思和恩斯格、李嘉图、密尔、桑巴特、凯恩斯、希法亭、波兰尼和熊彼特所有这些人来说，都期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看到资本主义的终结。

确实，对于古典社会学家，无不具有面向未来改革的抱负。如今在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英国社会学家Krishan Kumar早在1972年就写下这样一段话：

社会学应该是最能阐明未来可能性的学科。因此，我们应该坚决地朝着这个学科早期关于社会变革阶段的本源回溯。

究竟社会学家怎么研究未来/期望/希望/乌托邦吗？

意大利社会学家Giuliana Mandich近期发表了一篇综述作品，总结了三个派别。

▍第一派：社会行动中的期望研究

以Schutz，Mead，Bourdieu为代表，重点是处理过去/记忆/再生产，和未来/期望/创新之间的关系。

社会学已经习惯将行动者/行动看作是嵌入的过程，但这个嵌入是怎样的时间性，却没搞清楚。Emirbayer和Mische 1998处理这一议题时，之所以有开创性，来自于社会学长期以来的两项忽视：

第一，结构功能主义忽视了韦伯式行动理论中的时间维度；

第二，象征互动主义更关注过去与现在，而非未来。

如果看舒茨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特别强调筹划（project），将之视为未来的完成时态（modo future exacti）：既是过去又是未来的未来，因为是“将来要实现的行为”。

Mische在2009年左右，发展了更为实用主义且精致的未来筹划理论。她发展了imagining, talking, negotiation, making commitments，认为类的行动是要在多种计划和可能性的想象范围内构建的，要回顾性/前瞻性过程，利用先前收集的“知识库”发现可能行动路径，同时对正在进行的发展中的行动进行“幻想化”，想象在未来中的完成。这响应了G.H.米德早在1932年的构想：人类行动如何以“有距体验”（而非直接触常见）、以“社会性”的“协商态度”进行。

后来，不管是Tavory and Eliasoph还是Appadurai，都能看到这种实用主义发展的印迹。Tavory and Eliasoph (2013)的观点更为汇总，区分了三种期望：

1. Protentions, or moment-to-moment anticipations that actors typically take for granted.

2. Actors’ trajectories through time, which proceed in ways that are more or less culturally predictable and that can assume a narrative form (involving a shared grammar) or a project form (emphasizing, by contrast, individual volition).

3. Plans and temporal landscapes, overarching temporal orientations that actors experience as inevitable and even natural, such as the sequence of grades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a calendar’s grid.

▍第二派：广义风险社会派

Adam and Groves 等人的立足于现在，但看到的是未来的可能性，因为以“future presents,” “latent futures,” or “futures in the making”等概念来看待以下现象：每天的汽车使用会影响碳排放量，从而使地球的大气变暖。

由此，除了想象力，他们还强调：

1. 物质基础

2. 复杂系统

3. 责任承诺

4. 话语权力

现代社会日益增加的互连性增加了复杂性，导致各种不可预测性，因而逆转使这些系统产生的未来也更难。

同时，传统的责任理论未能解决对生命本身未来的责任，也忽视对于自然/社会关系的不够明确。因此需要把承担责任的理念意味着重新嵌入未来。

同时，权力与未来之间的具体联系却没有被概念化。John Urry因此强调社会科学的一个关键问题：谁或谁拥有未来，因为拥有未来的能力对于权力的运作至关重要。Urry（2016）才由此提出“社会未来”概念。

这一切也要回到公共社会学了。让我们温习布洛维提出“公共社会”时，对于社会学家与一般民众间的关系百年史的反转说法：

We have spent a century build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ranslating common sense into science, so that now, we are more than ready to embark on a systematic back-translation, taking knowledge back to those from whom it came, making public issues out of private troubles, and thus regenerating sociology’s moral fiber. Herein lies the promise and challenge of public sociology, the complement and not the negation of professional sociology.

▍第三派：开放现实治理派

吉登斯曾经提出过一对区分：

“无意义的乌托邦主义”和“有用的乌托邦现实主义”

“pointless utopianism” and “useful utopian realism,”

他认为，后者作为“另类的未来，需要我们去探索与实现。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教授Ruth Levitas的乌托邦研究十分有影响。她提出了：乌托邦的临时性，反思性和对话模式，认为未来的明确替代方案对于任何形式的民主辩论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The Sociological Review前几年组织了专门讨论，认为今天，坚持并培育对未来的更多希望似乎是当务之急。毕竟，正如德国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Jen Beckert近年多次获奖的大作. Imagined futures: Fictional expectations and capitalist dynamics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总是在“虚构”与治理我们的预期。

但是，乌托邦总是与反乌托邦纠结在一起。但John Urry也提醒，以科幻小说为代表的反乌托邦叙事，其实也是我们构建更美好未来的基础。

在未来与现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情感变得越来越重要。希望，终究要与恐惧并行。并行，终究要打破我们对于线性时间的观念。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3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