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会Economic Sociology分会近年最佳图书奖一览

The Section on Economic Sociology's Viviana Zelizer Best Book Award

（2012-2018）

2018:Yuen Yuen Ang,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已有译本，今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发行。澎湃出了书评了，见：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46738

2017:Marc Steinberg, England’s Great Transformation: Law, Labor,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2016.

Steinberg的这个作品，是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结合起来，同时翻转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波兰尼的“社会的自我保护”的双重运动理论，野心颇大。在AJS和AHR（《美国历史学评论》）得到了截然相反的评论——前扬后抑。

在Steinberg看来，研究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能只是factory-based的阶级分析，而是拓展到法律等相关的制度系统，由此反观工作场所中的阶级冲突。由此将看到，马克思假定了无产阶级是“自由得只能出售自己劳动力”的假定，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剥削后果，而是无产阶级自己追求的“解放”。

Steinberg也不认为波兰尼所说的是对的（由于19世纪出现的自由放任经济导致资本家对工人快速普遍的剥削，所以国家/社会承担起安全网的保护责任），而是相反——是国家和资本家的共谋剥削劳工/“家长专制主义式保护”，导致了劳工要求自由主任经济以解放自己。

Steinberg以英国的pottery manufacturing in Hanley, fishingin Hull, and farming and needle manufacturing in Redditch三个地方的三个产业为例，说明了雇主如何利用themaster and servant law以实现 governed labor relations。

在fishing in Hull为例，随着渔业的扩大，船主缺乏熟练劳动力，于是补充学徒以压低劳力成本和扩大供应。但是这些学徒会在学到本事和准备了足够的资金后就跑到，找有偿的工作了。这对船主颇为不利。船主为控制他们的逃离，经常以工作场上的表现将学徒告上法庭，要么让他们重新回来工作，要么实行监禁。因此，这些学徒想成为自由的劳动力，便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同样的，在Redditch，雇主也以旷工等各样问题将劳动者告上法庭，并在法律的偏见下，让这些工人支付赔偿金或为未来提供担保，由此将他们管控在工作场所里。

由此，Steinberg展示了经济生产和法律如何交织在一起以塑造劳动关系。直到19世纪下半叶，劳动者获得了工会结社权，也没有直接向国家要保护，而是要求自由经济，以将自己从法律关系中解放至经济生产中，塑造更加马克思式的劳动关系。

因此，并非资本家创造了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无产阶级自己。

2016: Gabriel Abend, The Moral Background: An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Ethics.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14.

虽然标题看着像是历史书，但有大量的哲学讨论。

Abend区分了两个层级的morality，第一个层次是由实践/行动构成，但第二个层次是由判准和信念（judgement and belief）构成。Second-order morality对first-order起到了toascertain goodness的作用，能够askingwhat makes things moral and why。

在此基础上，Abend考虑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美国的商业伦理/道德史。他认为，在这段时间里，存在一种商业伦理观：有道德的商业实践能够提升商业的底线，对企业是有利的。Abend称之为“standard practice”。例如，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实践标准。

然而，与这种实践标准并存的、对good business的理解，是一种宗教式——The Christian merchant。在这种道德背景下，与商业的底线无关，而是认为，good business就是做right thing，是as end，而非作为底线/工具，以服务于更有利的商业需求。

2016:Debbie Becher, Private Property andPublic Power for Eminent Domain in Philadelphia.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4.

2015:Martin Reuf, Between Slavery and Capitalism: The Legacy of Emancipation in the American South.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014.

总的来说，社会学家在试图追溯现代美国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时，往往忽略了南方。这样忽视南方的情况，很大程度来自于芝加哥学派压倒了北卡大学的南方区域主义研究。由此，美国社会学变得更多地记录了北方的城市的种族隔离的前因后果，而非南方的情况。甚至，社会学家对芝加哥的关注远远超过前南部邦联的整个农村人口。

Reuf专著的贡献正在于此。他想要回答，在美国内战后，南方的奴隶制经济如何转型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Reuf认为，尽管林肯的一声令下，南方的奴隶得到了解放，但是一系列经济发展的难题迎面而来，包括：可以容忍雇主多大程度上再体罚工人？给前奴隶多大程度的独立？如何重新建立和评估信用价值？如何促成白人土地所有者使用劳工而非奴隶？

面对这些问题，Ruef从“决策的不确定性”角度入手，提出threetypes of uncertainty that southern society faced as it transitioned from aslave economy to a capitalist economy.

第一， 风险：结果未知，关于可能结果的分布是已知的。.

第二，经典的不确定性：可能结果的分布是未知，但却是可以分类的。

第三，范畴的不确定性：依赖于制度，但连制度本身也无法保持关于结果的可能性的期望，以致对于可能结果分布的范畴，也要被质疑。

以信贷与贸易领域为例，Ruef提出，在内战后，到南方做生意的商人，依赖于一本叫做R. G. RunReference Book的书籍。在这本书里，对美国的数千个商人按credit排名分类。但反过来，过于依赖这本参考书，也引来对其中分类范畴的争议与批评。

同时，Ruef还分析了，南部原有的种植园经济也不是一下子崩溃，而是渐进与多样的过程。由于黑人发现他们获得了劳动自由，尤其是可以获得教育，所以逐渐转变为市场上的劳动力。而白人土地所有者也有部分逐渐转向了专业官僚或专业市场，形成了流动的中产阶级。

2014:Sharone Ofer,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lawed System, Flawed Self: Job Searching and Unemployment Experiences.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2013.

Sharone分析了三波人的失业经验：美国白领、以色列白领、美国蓝领。结果发现：美国白领找不到工作，会怪自己不够努力、能力不行，自尊好受打击，但以色列白领和美国蓝领一样，责怪招聘制度而非责怪自己，自尊如旧。后一种情况表明：以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精神，为什么在美国蓝领中不起作用呢？

Sharone使用了Michael Burawoy的social games（《制造同意》）这一概念，说明社会行动完成他们的目标和其所在的制度脉络之中，如同play的关系。

对于美国白领来说，招聘制度已经形成了严格的过山车游戏——既有普遍的筛选，但也有个性的面试、测评，以及在材料要求方面也要求有个性的表达（如求职信）。其结果就是：如果我找不到工作，那我将有屈辱感，有很强的拒绝感。

但是，对于以色列的白领和美国蓝领来说，简历已经定制化要求只要单页文档，也往往不要求职信之样的个人表达。对于雇主来说，已经习惯运用统一标准化的测评系统。虽然也会看重是否勤奋这种的指标，但由于这往往是隐性的，所以一旦不被雇佣，求职者也不会有显性的拒绝体验。就测评系统、简洁要求等方面来说，当蓝领工人被拒绝时，他们通常将其归因于非人格化招聘制度。

2013:Lyn Spillma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Solidarity in Strategy: Making Business Meaningful in American TradeAssoci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2013:Monica Prasa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The Land of Too Much: American Abundance and the Paradox of Poverty.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12.

已有书评，见《清华社会学评论》2017年下半年刊

2012:Greta R. Krippn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12.

Krippner认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中体现了高度金融化问题，可以回溯到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三项政策：

第一，联邦利率法规则调整。在当时，中产阶级储蓄的增长，推动了对于利率管制的放松。于是，一旦美联储承诺大幅度加息，银行就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寻找能够获得更高利率的投资，从而导致从垃圾债券到可变利率和次级抵押贷款的连续波动。

第二，里根反对通货膨胀的意外后果。美国国内新增的美元货币，导致了里根减税和增长军费开支的赤字，但其来源却是国际市场中的美元流入美国。

第三，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理论还是有道理的。美联储通过高度技术化语言让自己独立化也合法化，也同时将风险责任扔给了个人。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35期）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