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之书评与反思性？ 简介与摘述Marc Joly《捍卫布迪厄》（Pour Bourdieu）
作者：戴定皇
巴黎高师社会科学系研究生
《捍卫布迪厄》（Pour Bourdieu）一书于2018年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出版社出版，作者Marc Joly目前于该中心的“春日”研究处(Printemps)【1】担任研究员(chargé de recherche)，甫于2012年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结束博士学业【2】。Joly坦白承认，他就是要用这本书对决辈分大上不只一轮的EHESS退休正教授Fabiani (1951-)，商榷Fabiani在2016年出版的《布赫迪厄：英雄式结构主义》（Pierre Bourdieu. Un structuralism héroïque）【3】。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标题为“理解Bourdieu”，旨在为读者准备基本背景；第二部分“读经者(lector)批判”是挑战Fabiani的核心环节，第三部分“社会学的雄心壮志”则扩及其他立场类似Fabiani的当代法国社会学人物。虽然第二部分更有系统，但第一部份也包含了对于Fabiani的零散批驳。最后一部分的考察对象看似杂乱，但这批评论对象大致可视为和Fabiani相亲善的学术社群。Joly细心区辨这些人物为何和Fabiani一样，处处设法与Bourdieu拉开距离，而这些举措、态度都有制度上（或说场域斗争上）的线索可循。事实上，Marc Joly的研究专长是科学社会学或社会学史。这点表现在参考文献的广泛运用上，甚至指责Fabiani不但参考文献引用不足，甚至从未真正使用Bourdieu开发的研究工具来研究Bourdieu――仍然是以“读经者”的学究眼光评论。
Marc Joly的指控极为尖锐强硬，以下将详细摘述Marc Joly的各章行文与论证，以便读者判断箇中是非。
前言 (Avant propos)
Marc Joly开宗明义，自认本书的体例是“学术随笔”(essai scientifique)：既不是文学论战的随笔，也不是标准化的学术论文【4】。出书，一方面是为了反击Jean-Louis Fabiani于2016年出版的Pierre Bourdieu. Un structuralism héroïque，（直译为《布赫迪厄：英雄式结构主义》）；另一方面，作者是为了支持Bourdieu以及Bourdieu所提倡的那种社会学(p9)。这本“学术随笔”共有十五个章节，前五章构成第一部分，目的是让读者熟悉Bourdieu作品的生产与接受条件。第二部分包含第六至十一章，这六章分别针对Fabiani的文献引用问题、书名与整体判断（“英雄式结构主义”）、然后是场域、习气、资本与方法的个别商榷。最后一部分，作者企图解释Fabiani这类著作的制度条件，依序评论了Luc Boltanski (1940-)-Laurent Thévenot (1949-)等“前布迪厄主义者”、曾经与Fabiani同事的历史学家、Bourdieu在1970年代前的合作者Jean-Claude Passeron (1930-)与社会科学哲学家Bruno Karsenti (1966- ) (p10)。
开篇：回应 (Ouverture : Répondre)
作者先谈Fabiani该书出版前后，在知识型广播节目上得到的广泛赞誉与Fabiani的自我定位修辞。一方面，许多节目宣称Fabiani这本书式二十世纪以来的最佳Bourdieu评论著作。另一方面，Fabiani也自认为自己比Bourdieu的敌人们更友善，又比Bourdieu的门徒们(disciples)更有反思能力(p16, 19)。书名副标题叫“英雄式结构主义”，修辞上利落对比名词“结构主义”与形容词“英雄式”。结构主义这个名词，表示Bourdieu的学术野心有多不合时宜；“英雄式”这个形容词，暗示盲目追随者之多(p16)【7】。
对此，本书定位是研究或说“验证”Fabiani的诠释。最初这只是一本书评，但很快作者就发现Fabiani的书及其接受状况足以构成一个极佳的调查田野，可供我们探讨更广泛的问题。在物理学上，同侪会尝试重制实验，本书也期待用同样的精神来验证Fabiani书中的种种论断(p21-22)。
I. 理解Bourdieu (Comprendre Bourdieu)
第一章 “想得到”也“做得到”的欧洲社会学
(La sociologie européenne comme « pensable » et comme « possible »)
Marc Joly认为，Bourdieu的知识继受其实很单纯：在高师哲学生时期学了现象学(Husserl, Heidegger, Merleau-Ponty)和法国认识论(Bachelard, Canguilhem)，然后批判地检视这些哲学资源以及在阿尔及利亚接触的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结构人类学，Bourdieu最终在一系列统计与民族志研究中，走向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也就是社会结构或空间的动态与心智、禀性结构的动态之间的关联。为此，他也势必得超越传统上Durkheim, Marx与Weber之间的对立(p25)。从哲学家走向社会学家，这点Bourdieu也曾经承认过。然而，Marc Joly注意到整个转型最后一步重要的客观条件 : Bourdieu在1960-61年曾应Raymond Aron (1905-1983)之邀，当了欧洲社会学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européenne）的总秘书(p27-28)。
本来，该中心名为社会学的欧洲中心（Centre européen de sociologie），成员包含四位法国学者(Sorbonne教授Aron本人，波尔多大学教授François Bourricaud (1922-1991)，研究者Michel Crozier (1922-2013)与当时在史丹佛大学的Éric de Dampierre, 1928-1998)，一位英国学者 (Tom Bottomore, 1920-1992)与一位在英国任教的德裔学者 (Ralf Dahrendorf, 1929-2009)。中心的原始企图是在欧洲进行跨国比较研究。但这项计划最终因为部分成员未能积极投入，以及Crozier引发的内部龃龉而告吹(p33-38)【8】。根据Passeron口述与Bourdieu-Aron的通信资料，Joly认为“社会学的欧洲中心”在组织和研究对象上不成气候的情况下，当年的Bourdieu可能因此转而思考“欧洲社会学”的可行性。也就是说，虽然田野针对法国，理论展望则跨全欧(p28, 38)。Marc Joly藉此解释为什么Bourdieu的继受对象是“社会学的欧洲传统”(p26)，而这个特征也贯彻了Bourdieu往后的知识计划。
第二章 处境行动的社会学 (Une socioloie de l’action située)
Marc Joly认为Bourdieu社会学的核心即关系性思维，到处都坚持人类坐落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也因此，彼此都倾向在这种定位下为了定位自己与他人。学究偏见显得难以容忍，是因为学究思维代表我们还是用自由而孤立的主体角度，思考知识形成的问题(p39)。习气(habitus)的说法就要强调这一事实，说明人在生物上必然依靠他人，但又能学习、累积起各种禀性和资本，在力量结构关系中安身。因此，这种观点不但反对传统经济学与法律的孤立个体观、Raymond Boudon (1924-2013)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哲学上的超验与超越主体，也代表“自由”这种概念在科学上没有价值。可是实用主义与互动主义者、Alain Touraine (1925- )的行动主义社会学恰好相反，都想说在习气之外有所谓的创造力与自由。他们都行动总来自习气与社会空间，而习气总是处在受制于世界但又认识世界的双重关系下(p40-43)。Bourdieu因此不喜欢单独标举“行动”(action))这个概念，以免让行动显得孤立而静态(p42)。在这个意义下，像Fabiani那样说Bourdieu在1994年Raisons pratiques : sur la théorie de l’action sociale中偷偷吸收了批评者见解，其实是时空错乱(p44-45)。
第三章 布迪厄典范 ? (Un paradigme bourdieusien ? )
Fabiani在多处(2016 : 13, 24, 205, 278)用“典范”形容Bouridue的社会学，Marc Joly因此商榷Thomas Kuhn的典范适不适合用在这个层次的讨论。首先，Kuhn意义下的典范出了名的多义，但依照1962年和1969年的文本，大致可以确认几种可能：或者Kuhn想放弃典范这个措辞，而着重学科模板或范例这类表达；或者Kuhn希望把典范这个词严格限定在字源上的“共通范例”上；又或者，Kuhn想把典范做形容词用，有时在广义上说“典范框架”、有时候则在狭义上说“典范模型”(p48-49)。
进一步，“不可共量性”则是在超越个别制度化学科的层次上说。举Marc Joly研究过的案例而言，就是19世纪末遭到科学心理学所取代的法国大学哲学中的形而上心理学；甚至，Joly认为19世纪末的这种大学哲学就是生物科学心理学与社会学所革命的对象(p50-52)。Joly进一步延续他个人先前研究得出的结论，主张19世纪末以来的社会学，有三项性质：第一，社会学是最典型的社会科学，能够指认变动不居的过程中的相对不变项；第二，社会学也是探讨科学与认识的科学，能探讨科学实作本身的社会基础与机制；第三，社会学也体现了科学内在的多维度(生物-心理-社会)人性形象。Joly认为Bourdieu透过场域-习气-资本与反思社会学，回应了这些要求，并没有如Fabiani所暗示的，因为结构主义倾向而封闭了特定的提问取径(p54-55)。因此，号称要取代Bourdieu的社会学者宣称要改变其典范，反而可能连带放弃社会学既有的成果(p56-57)。最后，Joly认为也许可以考虑说典范式世界观来描绘这些知识变迁，可以用生物-心理-社会学思维模板来定位社会学，Bourdieu的真正野心则是为这个学科模板提出范例，而Kuhn的典范说其实最适用在科学浮现的时刻 [而不是现在这个历史阶段](p58-59)。
第四章 转变学科习气 (Un changeent d’habitus disciplinaire)
Fabiani主张Bourdieu没有脱去哲学习气，坚持Bourdieu的社会学只是换了手段继续从事哲学，因此作品中充斥两种学科“必然而无法消解的张力”(p61-62)。对此，Marc Joly延续过往自己研究学术史的判断，主张科学思维与哲学思维大异其趣：科学发展各式技术与方法，设法让知识适应所处理的对象；理论这时候不会由哲学垄断，因为科学理论没办法与所指涉的对象分离。Joly称之为“对象中心的学术(sciences objecto-centrées)”，经验观察与检证必然与概念命题交互沟通(p62, 64-65)。因此，Marc Joly主张Bourdieu的概念也有对象中心的性质，认为Fabiani的说法并不适切(p66)。
Joly再三强调19世纪末的科学革命形成了另一种人性观，社会学随之兴起。社会学一面与同属科学的心理学竞争，一面与遭到挑战的哲学竞争。人文与社会科学哲学因此具有格外关键的策略性位置，例如新康德主义与柏格森主义，甚至现象学和海德格存有论，都可以视为哲学家对于新兴科学的反击(p69-71)。但Joly认为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写作的Bourdieu理解了这点，毅然放弃哲学家身分、投身社会学志业，转变了自己的学科习气(p73)。
第五章 嫉妒与薄情 (Jalousie et ingratitude)
Marc Joly分析Bourdieu的书信与Claude Dubar (1945-2015)读《自我分析纲要》的旁注，主张Bourdieu受到广泛的人格诋毁(p93)。致Jean-Daniel Reynaud (1926-2019)一信显示Bourdieu对于他人学术品格的关切与赞赏，Dubar读书则处处笔记，东说这句话显示Bourdieu自恋、西说这边菁英性格...... 因此，Joly认为与其如此，不如设法强化众人的学术超我，培养学术德行(p96-97)。
Post-scriptum : “我想继续玩下去”
« Je voulais continuer à jouer »
Joly在该章后记对比Luc Boltanski和Robert Castel (1933-2013)离开bourdieusien阵营的过程。根据Boltanski在广播节目上的访谈，他就是想继续玩下去.... 而不是在学术上弒父。Joly认为这种追求继续玩新花样的绝对自由观，最终变成重新命名既有概念、重新发现“自由”与“行动者”的占位策略。Caste则是直接去跟Bourdieu说自己想做点不一样的东西，Bourdieu也欣然接受，所以最后关系一直都很好(Castel自述)(p98-101)。
II. Critique d’un lector
第六章 论学术引用 (De la citation en science)
Marc Joly在正式评论的第一章，先质疑Fabiani的参考文献引用不足。引用固然有取舍，但必须因应研究对象的性质以及自己安身的研究传统，引用只有受限下的自由(p106-107)。Joly接着列出必引书目，表示Fabiani有意闪躲所谓Bourdieu门徒的作品与评论：其中最重要的是Louis Pinto (1946- )初版出版于1998年的 《布迪厄与社会世界理论》(Pierre Bourdieu et la Théorie du monde social, 再版出版于2002年)，该书正是以Bourdieu的反思社会学方法探讨Bourdieu的社会学作品生产，但Fabiani却令人费解地只字不提(p108)【9】。
而就Bourdieu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的过程来说，Fabiani也因为掠过Bourdieu与亲近学生或朋友的访谈或回忆资料，忽略Bourdieu受Aron之邀担任欧洲社会学中心秘书的关键事件。因此，Fabiani造作了不少戏剧化的插曲来描绘和解释这个转折：Fabiani说社会学在法国迟至1960年代后才专业化、说Raymond Aron让Bourdieu懂了Max Weber的重要、说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在1959年受资助成立人文学馆让Bourdieu一品真正原创的社会科学、说Aron与Braudel等人都很提拔Bourdieu... 。相对地，Joly强调CSE和EPHE等研究中心早在1940-19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Max Weber也不是Aron传给他的（Aron反而叫Bourdieu去教Durkheim）， Crozier、Touraine等人同时间也成立研究团队，Bourdieu的窜起并不那么稀奇... (p115-118)。
第七章 既非结构主义，也不是英雄 (Ni structuraliste, ni héroïque)
“结构主义社会学”这个词汇，在法语世界是许多反社会学的哲学家或评论者常用的措辞。Joly怀疑Fabiani用“英雄式结构主义”来定位Bourdieu，可能无意中迎合了这类反社会学的预设。就实际论点而言，Fabiani说Bourdieu的英雄性格表现在建构一套社会理论的野心，同时又恪守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遗产(p120)。
先说结构主义。Joly认为索绪尔结构主义和稍后的李维史陀版是抽象的关系主义，但Bourdieu的社会学版关系主义则力图探讨斗争关系、实作与随之而来的历史 (p121)。由于Bourdieu指责结构主义者混淆“事物的逻辑”与“逻辑的事物”，再三强调实作感、斗争与历史变迁，Joly认为可以称为“反结构主义”(p126)。因此，真正的继受重点并不是结构主义本身，而是保留或继承了结构主义的关系主义思维，用来分析文化系统与社会关系(p128)。
再论所谓英雄。Joly援引生物学家Stephen Gould的科学英雄观，Gould认为科学界的英雄就是能够告别自己的偏见，而正视事实。藉此，Joly抨击Fabiani看不出Durkheim Bourdieu都是这种意义下的科学英雄，而且他们都以有意的集体学习，来再造新的学科习气(p131-132)。相反的，Fabiani的英雄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唐吉诃德式的哲学习气迟滞(p132-133)，一个则是靠研究Flaubert与Manet，自比为象征革命的艺术家(p134)。两种形象，都跟社会科学无关。
第八章 场域：实在论与建构论的彼岸
(Le champ : au-delà du « réalisme » et du « constructivisme »)
Fabiani认定场域理论不可能尽其功，是因为他问了个学究味十足的问题：场域到底是历史特定的概念，还是普遍的社会形式呢？Joly认为这是典型的学究提问或读经者的问法。因为这种提问忽略了，场域本来就是用于研究对象建构。场域固然是社会学者的抽象，但Bourdieu将这种抽象定位成思考方法，用法和用处就是提醒研究者注意不可见的多维度关系结构(p138-140)。
其次，Fabiani质疑Bourdieu的场域想法大大借重了Kurt Lewin的心理学。问题是这件事Bourdieu跟Wacquant的对谈早就自己承认了。Fabiani又说，1994年出版的Raisons pratiques这本书剽窃了当时刚成立的新实用主义学派的期刊名称。但Bourdieu用来跟结构主义断裂的正是实作感的说法，Joly认为没有比这更明目张胆的错解了(p144-145)。进一步，场域的功效是为了走过客观主义，而不是单纯停在客观主义环节，因为建构社会世界的斗争总有其社会条件(p146)。但偏偏Fabiani完全不想承认这份贡献，反而与EHESS的实用主义者一样，说场域的结构主义立场使我们无法思考行动者的创新能力.... (p148)。
Joly最后再次不厌其烦地强调，场域本身是个工具、是手段，不是目的本身。我们用场域概念先脱去研究对象看似独一无二的外衣，然后再重新从其所具备的资本与秉性，思考研究对象的特殊之处。场域研究要有耐心，要审慎，要亲身参与身处科学场域中的科学建构 (p150-151)。
Post-scriptum : 学术概念化与学究评论
(conceptualisation scientifique et commentaire scolastique)
Bernard Lahire (1963- )认为Bourdieu不该把家庭当场域，因为家庭很显然更基本，也没有其他如文化或科学场域的结构特质。但Joly认为，这种反驳方式意味着Lahire自己就没脱离对于家庭的主观主义偏见。Joly主张把场域当成结构式的类比，用来思考“家庭”这个社会分类的原则与客观关系的结构。(p154-155)。
第九章 反思性与社会化之间的习气
(L’habitus entre réflexivité et socalisation)
Fabiani认为Bourdieu的习气概念是重述古典社会学所谓的社会化(分为初级与次级)。这个概念来自Durkheim的L’Education morale与Talcott Parsons的结构功能主义著作，但Bourdieu却不引用他们，以便标榜自己的学术贡献 (p157)。
Joly的反驳有几个层次。(1) Bourdieu并没有抛弃任何古典社会学概念。因为社会化这个措辞，Durkheim在任何文本中(包含晚近结集出版的上课演讲)都没有把社会化当成概念来使用。反而，Durkheim只定义过教育，而且也没区分过初级与次级社会化 (p158-159)。
(2) Fabiani用了彻底理性计算的未来观，来解释Bourdieu的术语选择(p160)。可是，Durkheim, Bourdieu, Elias都没有把社会化当成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也没有无视科系间相互依赖的事实(p163)。相反的，Joly认为场域-习气-资本的架构，正好可以把社会化过程当成权力关系与分类斗争中的焦点(p168-169)。尤其，习气的概念正是要提醒人身为生物-心理-社会多维度存在这点，让社会学知识能受认知科学滋润。因此，Bourdieu当然没发明habitus这个字，但发展了新概念来同时向生物与心理学资源借鉴，又划定了社会学专属的提问与操作方式(p170-171)。
(3) Fabiani也曾指责Bourdieu的习气形同黑盒子。可是习气既不是纯粹的纪录机器，而且大脑也许才是黑盒子(但认知科学让我们越来越了解它的运作)，习气这项概念建构就是要探讨超越大脑的现象。Bourdieu社会学的关键就是要用关系式-过程式的去物化模式思考(p172, 174-175)。举例来说，习气的分裂(clivage)与分裂习气(habitus clivé)都是分化而不平等社会中的常见现象，或甚至是支配关系最常见的心理展现(p175-176)。并不会如Fabiani所暗示的，显示某种理论上的不一致。
Post-scriptum : 论社会化这一观念
(Sur la notion de socialisation)
Joly再次挑战Bernard Lahire。Joly针对Lahire提倡地社会化社会学提了三个诘问 :首先，社会化到底社会化了么东西，讲得清楚吗 ? 其次，这种概念不是很容易引入个体与社会的二分呢 ? 第三，怎么解初级与次级社会化这道号称研究建构的的实在主义幻象 ? (p179-180)相反的，Joly提倡倚赖心理学研究成果，研究人格(personalité)，而习气最适合当这种研究的出发点(p180-181)。
第十章 数不清的资本 ? (Des capitaux illimités ?)
Fabiani讽刺抗争/斗士资本(capital militant/guerrier)是无限增生不同的资本(p183)，Joly很直接地提供一次Acte de la reche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专辑(2004年第155期)与Thomas Sauvadet的一本专书(《斗士资本》，Le Capital guerrier, 2006年出版)当证据，主张这两种资本近年都有学者认真研究并仔细定义，只可惜Fabiani不愿意承认他们在法国政治社会学、或至少青少年犯罪社会学领域最近的集体贡献(p184-189)。因此，Joly怀疑Fabiani只是出于贵族式的膝反射，讨厌社会学概念的大众消费与更广泛的研究生产(p190)。
接着，Joly讨论法国政治学者Erik Neveu (1952-) 如何评论英国社会学家Catherine Hakim (1948-) 出版于2011年的《爱欲资本》(Erotic Capital )(p191)。Neveu较温和地反问，多了一种描绘身体物质性的资本，对社会科学来说，有何损益 ? 这种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无法化约成经济资本又或者文化资本的某一层面 ? 在经济、化与社会资本再多添一种基本资本的理由是甚么 ? 事实上，Neveu支持“3+1”式的资本观 : 经济、文化与社会是基本型，而象征资本则是经由当事人知觉转化后的任一种资本(p192-194)。而如果脱离了场域，Neveu也担心这样无限增值资本种类，是不是会让特定资本显得本质化？(p195)。
对此，Joly认为场域社会学的方法原则，本来就在于关联起该场域的特定资本与其他资本(p196)。Joly也强调Bourdieu会着重经济与文化资本，是因为在当代民族国家式社会中，市场与学校确实主导了力量关系的结构再生产。因此Joly认为应该以“二乘二”的方式理解Bourdieu发展的资本观，也就是把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当成更根本的人类关系性条件(p196-197)。进一步，Joly认为合理的妥协方案，是视情况时而使用场域-习气-资本的“强版本”，坚持Bourdieu理论的概念一贯性 ; 时而用“弱版本”或简约版本，着重的不是纯粹的概念系统性，而是其中的关系性与结构主义式原则(p197-198)。
最后，Joly注意到Fabiani批评“资本三种状态”一文没有定义文化资本概念，反而直接谈文化资本的存有状态。Joly认为重点不是定义概念，强调Bourdieu担心概念变得太过制式或形式化，因此才着重如何运用概念(p200-201)。
第十一章 自学般的社会学
(La sociologie comme autodidactie)
Fabiani说Bourdieu是自学社会科学方法、是在拼贴。这不只是说统计，甚至也说民族志。但Fabiani在这方面也只敢引用量化社会学专家Alain Desrosières (1940- )的见解，毕竟他本人不熟悉统计(p203, 205)。Fabiani说Bourdieu的门徒们常常无法理解统计学家熟悉的社会不平等指标，跟尊师的象征支配理论之间到底有何关联。但Joly认为，其实Bourdieu的贡献就在不平等指标的理论诠释上(p205-206)。
另一方面，Fabiani在追溯Bourdieu对几何分析(l’analyse géométrique des données, AGD )【10】的学习和运用上也有严重的历史错误。Fabiani认为，Bourdieu对几何方法的运用集中在1976年到1996年。但根据Joly的考察 : 1. 最后一次用是在1999年，还鼓励学生继续在期刊上发表几何分析研究作品 ; 2. 初次使用可追溯到1960年代，出版品可见1968年的《社会学家的技艺》(Métier de sociologue) ; 3. 的确是在1976年初的“品味解剖”(‘Anatomie du gout’)一文大量使用几何分析 ; 4. 不过在这以前没有反思期与准备期，1971年起，Bourdieu就开过研讨班谈社会空间的建构了(p207-208)。
III. 社会学的雄心壮志 (L’ambition sociologique)
第十二章 论化约论 (Du réductionnisme) [本部分导言]
Joly认为Fabiani非常在乎两种既有阶序。一方面，是社会学该臣服于哲学的“灵性阶序”。另一方面，则是Fabiani等社会学与历史学家在1980年代EHESS建立的研究中心，这是“世俗阶序”。Fabiani等人倡导存有论上、理论上与认识论上的复多性(pluralité)，为此他们排斥甚至扭曲Bourdieu式社会学，称之为社会学帝国主义。Fabiani稍后成为Passeron在马赛[的EHESS分部]建立的的研究中心“文化动态社会学、历史与人类学”(SHADYC, Sociologie, Histoire, Anthropologie des dynamiques culturelles)主任，结交了Cyril Lemieux (1967- )与Bruno Karsenti等人，这些学者对Bourdieu社会学的看法相当接近(p215-217)。
第十三章 遗产打了折 ? (Une succession au rabais ?)
“Raymond Aron社会学与政治研究中心”的成员如François Furet (1927-1997), Philippe Raynaud (1952- )等人主张哲学与政治司法反思重新对话 ; 在EHESS建立研究中心“政治与道德社会学小组”(Groupe de sociologie politique et morale)的Boltanski与Thévenot，则与Paul Ricoeur (1913-2005)大力赞扬彼此在各自领域的贡献，贬低Bourdieu的研究只是批判的社会学。简言之，Boltanski早期的De la justification主张有多种“伟大”(grandeurs)是人们证成行动或批判所诉诸的一般价值，而且可以对应到六种西方政治与道德哲学传统(Saint-Augustin, Saint-Simon, Hobbes, Bossuet, Adam Smith与Rousseau) [Joly说自己1990年代当学生时，无法置信这种东西是所谓当代法国社会学的最新发展 – 而且还要背 !] (p220-223)。
Joly认为这当然不是有意围堵Bourdieu，而是不同科系与科系内部斗争的利益交会。大致上，这批学者的最大公约数是提倡复数性与民主，因此力图将bourdieusienne社会学说成极权/科学主义/决定论/实证主义/教条... (p225)。其中的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为了标新立异而几乎放弃了社会科学的学科累积成果，哲学家则藉此涉足社会科学场域，例如建立所谓跨领域期刊(p226)。根据Joly的文本考察，Ricoeur吸引Boltanski与Thevenot的关键，是因为能让他们换个方式将抽象的哲学主体与存有再度引入社会科学的辩论中(p226-228)。可以说，在Bourdieu社会学的传统对手如方法论个体主义与行动者主义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这批“前bourdieusiens”只好诉诸其他学科的资源(p229)。
第十四章 “帝国主义”的科学 ? (Une science « impérialiste » ?)
历史学者Paul Veyne (1930- )在1977年众多知名历史学家出席的Magazine litteraire的圆桌会议上，认为我等历史学力搏迷途的社会学，足以吞噬之。Veyne的稻草人是Bourdieu及其期刊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拒绝社会学革命带来的知识问题，反而以细胞吞噬的比喻，提倡费解的相互吸收(p231-323)。但其实Bourdieu在1988年讨论德法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的文章中，早已注意到历史一方面与哲学文学并列经典科系，但又在理论上受制于新兴的社会科学，这种中间位置迫使历史学家倾向追求跨学科的整合方案，追求面面俱到(p233)。Joly主张，历史学者的策略是创造社会科学的全面问题，来掩盖自身学科在建构对象与概念化上的问题(p233-234)。虽然Bourdieu老遭批评说是帝国主义，可是稍微有点反思性就能看出来，基本上是谴责别人决定论帝国主义的那方才是占有优势地位的那方(p235-236)。
Bourdieu的另一个主张是社会学与历史的研究对象相同，大可以发展同样的建构与分析用理论工具和技术，唯一会分开的理由只在于训练不同 – 所以也可以靠改变训练来克服(p237)。Joly强调，社会学的确不比哲学和历史更 “自由”，可是同时也更直接结合科学思维与专业知识生产的学科体制，因此更能够厘清19世纪以来新发展的生物-心理-社会多维度的人性(p239)。这方面的认识论讨论相当丰富，但就算是历史学家Roger Chartier (1945- )和Jacques Revel (1942- )等人都还是倾向从哲学家那边寻求基础，Chartier在这脉络下特别爱用两位基本不兼容的学者 : Elias与Ricoeur(p240-241) ; Revel则贬低Durkheim，转而力捧年鉴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p242)。
相对的，Joly认为社会学并没有理由和手段去进行学科扩张，会形成学科只是科学发展的过程，稀松平常(p246, 249)。无论如何，如果社会学历史学与人类学在认识论层面有所交集，那只是因为他们在19世纪末起，逐渐认为人类社会既多元又会因为自身内在的过程而与时俱变。大写的人从此不再存在(p249)。Durkheim派的贡献其实就在提供四套关系性社会学的法门。简要的说，包括同时观察同时间各种社会事实的“结构法”、注意历时相连的社会事实的“生发法”、关照不同时空不同社会已建立类型关系的“类型法”、以实验方式思考不同时空社会现象的“比较法”(p251-252)。
第十五章 “自然主义”的认识论 ?
(Une épistémologie « naturaliste » ?)
Fabiani也爱说Bourdieu是涂尔干式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支持者，Passeron则是韦伯式认识论的传人(p253)。Joly认为Passeron于1991年代初版的《社会学推理》(Le Raisonnement sociologique，二版出版于2006年)也跟Boltanski等人类似，填补了市场需求，也就是提供更迎合人而重视复多性的实作理论(p255)。
首先，这本书挑战波普式科学观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原则上，论敌是Raymond Boudon，但隐射Bourdieu的地方处处可见(p255)。Passeron在书中论证两点 : 1. 历史社会学与人类学在知识论上彼此没有本质区别 2. 社会科学有其无法化约的理论复数性。把这两点串联再一起的，则是其实一点也不自明的预设 : “理论”等于描述与诠释的协定语言。然而这几门科学所言的人类社会变动不居，所以描述语言当然无法保持恒定。但Joly反驳道，Bourdieu所提倡的统一式社会科学，不就是在追求有所整合的理论框架吗 ? 大谈年鉴派史家所谓的不可分离论，其实不过是维持现状，让历史学继续在制度与方法上远离社会科学。另外，Lahire居然说Weber之于Marx，等同Passeron之于Bourdieu，完全没提供任何证据或理由(p257-258)。
Passeron在书中主张，所有社会科学都是逻辑意义上的“半专名”(semi noms propres)。这些类型学概念都没办法与所研究的特定历史对象分开。姑且不论这个论断是否符合Weber的原意，Joly认为很容易就能举出反例，比如我们研究封建主义/明治时代的日本/战国时代的中国，这些对象都是实在类型(types réels)，也是Norbert Elias用过程思维探讨的对象；人类学家Alain Testart (1945- )则主张从个别观察的比较中提炼出社会学法则，这又是另一种理论观(p261-262)。更关键的是，纯属逻辑讨论的Passeron命题，到底要怎样掌握变动不居的历史过程，Passeron也完全没有解说(p264)。Passeron说到底还是支持Elias意义下相互交流的理论与经验关系，虽然用逻辑学家的语言包装过后，但还是没回答到底该如何在实在观察的层次上保障这种理论的融贯性(p267-268)。
Passeron的国家博士论文是这本书的主要根柢，当时书名叫“论证”(argumentation)，现在改成“推理”(raisonnement)。Joly认为换了词汇是一步错棋，甚至还透露出Passeron对古典哲学家孤高知识生产者形象的迷恋。Passeron想说类比式思考可比假说-演绎式思考，不引用建树颇多的心理学资源，而只在乎逻辑学。但无论如何，Passeron都没回应究竟社会学在思维要怎么在经验与理论层次间来回(p269-270)。
最后，Passeron宣称历史面向是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却从没有用变化或韵律来界定历史，而只在乎偶连性、个殊性、不再重复等特点。这恰好不是过程式社会科学的特征，反而更靠近传统的历史学立场(p273-274)。
相对的，Joly认为近代科学革命的成果表现在物理世界、生物世界与社会科学世界的科学上。综括这三者，可以有一般认识论 ；在三种学问之间，则有科学社会学(p275)。Joly认为Bourdieu自称从哲学转向民俗学再转向社会学，就是为了将科学转向走到底(p277)。转变身分既不羞耻，也不是幻想，而是避免错误的划界，并正大光明地让社会学跻身科学之列(p279)。
第十六章 社会科学哲学的贫困
(Misère de la «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
在科学出现，大学兴起后，哲学也得设法在大学系统中维持住科系的地位。社会科学哲学，可说是哲学系哲学家对于社会科学的反击。Bruno Karsenti在2013年创立研究中心LIER (Laboratoire interdisciplinaire d’études sur les réfléxivités 反思性跨领域研究处)，和Boltanski Thévenot的GSPM一样，力倡重建社会科学与哲学的联盟。Karsenti认为社会学与哲学都没有真正厘清特属于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这个工作有待社会科学哲学来完成 ; Karsenti认为今天社会科学在概念上的进展，可比附古希腊哲学(p282)。Joly首先反对这项意图，主张没有理由非要由哲学来完成这项工作，毕竟社会科学就是在与哲学决裂后形成(p283)。因此特地引用Weber，其实引喻失义，说破了还是要维护哲学家的地位(p284-285)。Joly认为Karsenti在《哲学他途》(D’une philosophie à l’autre : Les sciences sociales et la politique des Modernes，2013年出版)，还是预设特定科学依赖哲学的现象学观点(p288)。
Joly的主要论点还是建立在历史上 : 从历史来看，让哲学家不再垄断道德与政治话题的群体不是别人，正是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比如，Newton会直接写说Descartes的物理学是错谬。稍后，学校与大学场域在19世纪的成形，哲学才开始在科学自主化的情况下，发展为经典哲学，并设法重建形上学。但这种事Karsenti只字不提(p290-291)。Joly顺势再度提醒，Fabiani也同样预设哲学家自带概念与理论的垄断权，这是他诠释偏见的来源(p295)。
Post-sciptum :论改宗主义
(sur le « conversionnisme »)
Cyril Lemieux (1967- )区分了三种哲学与社会学的可能关系 : 分立论，也就是双方已经互不相干，没必要再多交流 ; 整合论，坚持双方无所谓根本上的认识论差异，有需要融为一炉(Lemieux说这是英语和德语世界的常见状况)。而法语世界的常见状况则是改宗论，也就是弃哲学而投身社会科学，但动机是继续哲学探究(p296-297)。
Joly的诘难分成三个层次。首先，如果仔细思考这三分法，会发现改宗论既是支持双方不相干的分立(否则不必转系)，又预设整合论(否则无法继续哲学探问)。其次，Lemieux恐怕是已经改宗为哲学家，因为虽然看似提出三种选项，但根本上是用哲学论证来代替科学社会学的提问。相反的，Durkheim和Elias的改宗都在制度上付出巨大代价(p298-299)。最后，Lemieux举着改宗论的大旗，但其实是在支持实用主义社会学这种特定支派。这种社会学的哲学运用，只是证实反决定论的见解、只是证实规范性命题，更应称为证实主义(confirmationnisme)(p300-301)。
结语 (Epilogue)
Bourdieu言行身教，告诉我们务必把反思性当成第一要务，先远离学究式的独我论(p310)。因此，Marc Joly交代自己的整套写作计划，宣称现在这本书是自己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这三本书都试图探讨英国学者Richard Kliminster所说的“社会学革命”。三本书的第一部，是2012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成为Norbert Elias》, Devenir Norbert Elias)，2017年出版的第二本书标题即《社会学革命》(La révolution sociologique)，针对20世纪初生物学、心理学与社会学兴起并挑战当时哲学的过程。谈Pierre Bourdieu这本是第三。针对Elias和Bourdieu的理由是两人(对Joly来说)是二十世纪下半最关键的两位社会学革命继承者。而谈Bourdieu这本书，也有直接纪录与分析当代社会科学争议 的意义在，因此所有引用尽可能指名道姓，不论对方地位如何(p311-312)。也许会有人问：为什么非得替全世界最多人引用的Bourdieu说话呢――他不是赢家吗 ? Joly不认为要用输赢来看，尤其Bourdieu受了如此多误解，最多人引用有什么意义呢 ? (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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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论点摘述可见，Marc Joly贯彻了社会学史的研究精神（除了单凭读书笔记做论据的第五章... ），尤其不畏学术地位差距，描绘当代法国社会科学晚近部分学派间的竞逐。为了突显学术地位的差别，笔者也尝试在内文中加入二十世纪后出生的法国学者的生卒年和文本出版年代，让读者能有大略的印象。相对地，老学者Jean-Louis Fabiani显得太过随兴：或者历史脉络考察不够严谨、或者引用文献有严重缺漏（参考第六章摘述，尤其大致同辈的Louis Pinto），又或者举例失当（参考第十章摘述）。这些都不直接是文本解读的问题，而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硬伤。Fabiani及其支持者如果要反驳Joly的批评，难度相当大（辩称Marc Joly是 Bourdieu没直接指导的狂热门徒？）。
Joly在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历史论断建立在他先前的研究上，又或者来自Norbert Elias的直接启发（参见《什么是社会学》）。这些论点是Joly下判断的根据，可惜在书中并没有系统地交代、介绍这些预设。因此，我们不时看到所谓科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决裂、多维度的生物-心理-社会学人类形象、对留恋孤高哲学家的社会学者强烈抨击... 这些坚持和Joly盛赞的Durkheim, Elias, Bourdieu三人有关，三人都历经了告别哲学与哲学家身分的历程。的确，Fabiani与Pinto的既有研究都告诉我们，直到二十世纪七零年代，哲学家在法国有特殊甚至强势的地位，足以压迫社会学家与社会学系的生存空间【11】【12】。但我们也许要退一步问：在今天的法语世界，哲学系与哲学家仍然占有当年那么主导的地位吗？在非法语的世界，社会学或广义的社会科学又在和什么学科竞争呢？――Joly记得这些反思社会学的提醒，而以“Bourdieu式的评论”回应了Jean-Louis Fabiani“对Bourdieu的评论”。
（感谢戴定皇同学惠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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