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失踪的女孩”：人口普查中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政治解释
文/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1年5月12日
1. 失踪的女孩：聚焦出生人口性别比
2021年5月11日，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布，男性人口占51.24%；女性人口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
这里把“总人口性别比”放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前面，但可以明显看出来总人口和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是非常不同的。如果还原到2010年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那出生人口性别比更是惊人。
出生人口性别比，就是男婴和女婴的问题。我们自然联系到“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期望。我们其实更关心的是出生人口的议题，因为这联系到很多——遗弃女婴、性别选择偏好（如怀孕时检查为女性时是否选择流产）、重男轻女……。
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常常是男性较多、女性较少，尤其是亚洲地区非常明显，所以被学界统称为“失踪的女孩”（missing girls）。我们也常常将这种情况归因为东亚的重男轻女文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毕竟，如果只能生一个，又受“重男轻女”文化影响，那么就更倾向只生男孩。比如韩国，199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达到116.5，但此后不断下降。
“失踪的女孩”哪去了？中国“失踪了”多少女孩？真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重男轻女文化“导致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吗？
先别气愤！
也许，女孩并未失踪那么多，只是故意漏报不报。
2. 女孩并未失踪：漏报不报的政治解释
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国研究专家约翰·詹姆斯·肯尼迪（John James Kennedy）和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耀疆于2019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失而复得：中国农村的“失踪女孩”》（Lost and Found: The "Missing Girls" in Rural China），提出了不一样看法：
近一半的女孩并未失踪，而是漏报不报。
最直接的证明是看1990年的出生群体与2000年的10岁和2010年的20岁群体的变化，会发现突然冒出来了近千万的“失踪女孩”！但是，只有这个统计数字是不够的，还需要回到制度分析和田野调查：为什么在计划生育政策 + 重男轻女文化下，本来可能失踪的女孩，却没有失踪呢？
首先，肯尼迪教授和史耀疆教授给我们呈现了几个田野调查画面：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走访的陕北的村庄，农村家庭至少有两到三个孩子，有些家庭有四五个孩子，但1979年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后允许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这些计划外出生儿童通常未登记，仍然隐藏，也没有出现在当地的出生统计数字中。令人惊讶的是，当他们调查这一现象时，发现这些家庭愿意讨论这些事情，甚至村长、镇官员也承认他们管辖区内未报告的出生情况。
这引发两个问题：
（1）究竟中国有多少失踪的女孩？
（2）为什么有的女孩，没有被失踪？
毕竟，许多学者和媒体报道都认为，中国政府能够全面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严厉落实到村级。甚至关于强迫堕胎和绝育的故事也时被外媒渲染。显然，这些计划外、未登记的孩子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基层官员和农村居民“相互不遵守”的结果。
同时，自1979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人数从1990年的111增加到2000年的117，并在2010年人口普查时增加到118人。
Kennedy和史耀疆教授援引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社会学家蔡勇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 到2010年，中国的“失踪女童”超过2000万，和选择性堕胎、杀婴等原因密不可分。这本书却认为，可能占估计失踪女孩的一半左右（1000万）并没有失踪！。
乍一听：漏报不报？怎么可能！其实对比来看就完全合理。
在中国的粮食产量、耕地面积、婚姻登记等领域，少报不报情况比比皆是。比如，当年中央想保护耕地面积，确保农业生产，都是一直依靠地方报告来评估耕地数量，用累积和汇总方式估计全国数据，于是得到结论1980年代至2000年代之间的耕地面积有所减少。然而，当1990年代后期使用卫星图像和遥感技术之后，却发现耕地面积比国家统计报告多出40%以上！
耕地面积方面的漏报不报，正是来自于基层干部有登记上自由裁量权，能够把那些没登记的土地作为已用，促进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村民的收入。
3. 为什么漏报不报？基层政治动作的社会逻辑
这个类比可想，如果基层官员和农村居民之间相互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让这些计划外/未登记的女孩一直活下来，那么又引发几个问题要思考：
（1）什么是基层官员和村民相互不遵守？
作者认为，看似这样的计划外生育和未登记是一种反对国家政策的抗争行动，但不能从一般理解的直接、公开抗议角度理解，而是要从斯科特提出的著名说法：“日常抵抗”的角度理解。一般的公开议（如上访）是为了提醒上级当局注意当地问题或不满，但“日常抵抗”包括偷猎、逃兵、磨洋工等却不是这样。不过，这样的相互不遵守，必要在邻居和亲密社区成员的默契合作下才能持续。因此，如果村民没有得到村干部甚至乡镇领导的主动隐瞒、视而不见，也是没有办法隐瞒这么多本应失踪的女孩。
（2）激励基层干部对漏报不报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村干部、镇干部要漏报不报呢？不是一票否决呢？其实一票否决是利也是弊。正因为一票否决，所以大家才要做假。同时，村干部和衙门里的公务员不一样，他们是有自由裁量的“街头官僚”。
这样的自由裁量权经常会望风使舵，看政策到底是不是要严格执行。如果不是执行的动员，也可以睁一眼闭一睁。不信可以看一个数据。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一直被严格执行，那么绝育等措施会相对平稳落实，但统计数据却不是这样。
作者统计了1971年至2007年期宫内节育器、绝育和堕胎的数量。这里能看出政策推动期与放松执行期之间的交替。在1970年代当政策推动、严格要求的时候，统计数字大幅上升，之后都有周期波动，但在1996年之后宫内节育器、绝育和堕胎数量急剧下降。也就是说，在政策推动较少，村民和基层官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定，其实计划生育政策没有那么严格执行。如果堕胎等统计数据减少，那么可能推动当第一胎是女孩，仍然可能生出来，再继续生育，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为了生男孩就直接堕胎了。
基层干部不仅面对“一票否决”的瞒报不报的压力，也一样有“罚款”创收的动力。
作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看到一个故事。一位村干部说当地有11名没登记的女孩，都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但直到2005年才登记。这些家庭大多将女儿迁往邻近的村庄和城镇，以躲避镇官员检查。为了应对检查，还甚至做出了孩子早逝的假新闻，做了假墓地来欺骗镇政府。但这些孩子后来终究还是要登记，怎么办呢？于是村里用罚款支付的方式，登记这些孩子的户籍。
一位村里助产婆也说，1980-90年代的未登记和计划外分娩比现在更为普遍，但惩罚却是不平衡的。有时父母在计划外分娩后可以等待数年，然后再决定支付罚款并登记孩子。但有时候，镇政府和村干部强迫父母在出生前支付罚款。这位助产婆认为，镇政府的主要动机是创收。她说：如果他们没有钱，那么干部们就会拿走家具、牲畜和其他有价值物品，直到他们还清罚款为止。
这揭示了当地计划生育政策推动的另一个动机：对计划外生育进行处罚。基层政府对于计划生育总是存在双层动机：一方面要保留计划外和未登记生育，才能创收。另一方面又要瞒报不报这些女婴，才能满足不被“一票否决”、降低生育率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
4. 漏报不报之后：女孩不用“被失踪”
女孩出生之后呢？怎么隐藏起来吗？
其实不完全需要。当然，可以送到另一个村庄的亲戚家里生孩子和养育。再直接点，可能在在村里生孩子后某个时候交罚款，几年后登记孩子。事实上，许多计划外的儿童直到五至六岁才登记，主要是为了推迟交罚款。如此一看，从“出生的人口性别比”这个数据里，就不会出现这些孩子的统计数据了。
那么孩子不登记，真的不影响生活吗？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自己在当地管理的小学，允许儿童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上学。只是到了21世纪后，许多农村小学合并，使得多个村庄得送他们的孩子送到某一个小学，再加登记注册制度严格起来了，才不得不从入学率角度看出端倪。
同时，如果看“失踪女孩”的登记时间就会发现，急剧增加期是在20至24岁之间，为什么呢？《婚姻法》规定，女性的结婚年龄为20岁。在中国农村，村民必须先有户籍卡才能申请结婚证，才能正式结婚。所以虽然父母可能会发现没交罚款、没登记的女儿的时候，能让她上学，但如果没有正式的户籍卡，就更难将她们嫁出去。
除了这些当地原因，还要看一些宏观的制度因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登记程序变得更加复杂，要求农村父母必须持有怀孕证明、村委会批准、结婚证和户口簿等证件才行。所以，一旦外出打工和迁移经验，再登记失踪的女孩，变得非常困难，很可能会拖延很多年。
同时，谁来负责登记、管理这些新出生人口事情呢？制度上还有很多扯皮空间。比如，卫生部门、公安部门、村集体都有这方面的审查和登记权限，结果就缺乏行政协调。在8090年代，只要村干部去镇里登记出生人口就行了，但到了2004年之后，改成镇公安站要求农村居民亲自登记出生情况，尤其是公安局开始将出生和死亡登记信息直接输入县、省计算机系统，加大了对村出生登记的控制。不过，这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因为中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在21世纪以来开始下降了。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545期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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