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型自杀：青少年频频坠亡的背后，也许是共谋的社会与文化力量

文/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1年5月14日

1. 成都悲剧：青少年自杀已是社会问题

最近成都一位少年的跳楼事件，引发了悲情与气愤、争论与反思。当新华社公布对疑点回应的时候，又激起了围绕“真相”与“政治”关系的讨论。遗憾的是，这个事情本身——自杀，尤其是青少年的自杀，却似乎还没得到专门关注。

为什么一位“八九点钟的太阳”要选择如此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不是个案。

2021年5月8日，河南省新乡市一名16岁高二女学生，坐在19楼顶层外沿，情绪低落，欲跳楼轻生，终被救下。

但是，2019年4月17日，上海卢浦大桥上车水马龙。一位年仅17岁的男生和母亲发生矛盾，一气之下跑到桥边，纵身跳下，留下的只有母亲难过掩面的背影。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每年有约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平均每1分钟就有2人自杀死亡，有8人自杀未遂。

为什么一位又一位“八九点钟的太阳”要选择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学校、家庭、同学和社会究竟在如何影响这样的青少年自杀事件？

2. 回到百年名著《自杀论》：社会凝聚力与宿命型自杀

一百多年前，社会学祖师爷涂尔干在其名著《自杀论》中提出著名的命题：社会失范与自杀密切相关。

如果一个人处在有凝聚力的环境，那么可能不会感觉到孤立与失序，所以更不容易有自杀倾向。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处在失序感较强的环境——婚姻破裂、经济危机，那么则可能影响自杀倾向。

因此，社会环境团不团结、凝聚力强不强、整合度高或低，对一个人的自杀选择至关重要。不过，这种观点难道不也是“美化”或者过于道德化了社会凝聚力的正面意义了吗？凝聚力的另一方面是管制，所以涂尔干也提出过由过度凝聚/管制而导致的“宿命型自杀”（比如一些宗教团体等严密组织对成员的要求）。不过，涂尔干认为宿命型自杀在当代社会是少见的，反而在传统社会可能更为常见。

也正因为如此，当代自杀社会学研究，极大地忽视了这种宿命型自杀。毕竟，涂尔干对这个“宿命论自杀”的概念化本身也十分薄弱，甚至只在脚注中一提一论。我们想想这次成都等一连串事件——校园安全和社会事件，就会发现：

* 我们常常认为校园是集体主义的地方，是团结与互动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一连串的校园自杀？

* 我们发现一连串的青少年自杀悲剧的时候，也要想想社会力量——学校、家庭等等如何一步步作用于个人身上呢？

来自印第安纳大学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社会学教授Anna S. Mueller和Seth Abrutyn，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6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内容见页底），正是探讨了这个问题。她们认为，这两个问题背后，是重新理解“宿命型自杀”的三个方面：

（1）社会凝聚力如何又作为社会管制力，既整合预防了自杀，但也影响甚至推动了自杀？这个悖论的两个方面，能展开吗？

（2）结构性力量（如：凝聚力）如何向下一步步形塑了个人生活？这个“降级”的过程能说得具体吗？

（3）除了结构性力量，文化、情绪等力量，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3. 为什么示范中学与中产社区会频发青少年自杀？

Anna S. Mueller和Seth Abrutyn教授在2014 年和 2015 年对一个高发青少自杀的社区进行了110人的访谈，其中还包括13次焦点小组调查，涵盖面涉及当地的心理咨询人员、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师、父母、孩子和邻居。为了突出了解这个高发青少年自杀社区的独特原因，她们还选取了20多位受访者与自杀经历有关、但不住在这个社区的对象，方便对比研究。

这个社区的杨树林社区（化名），在2000年至2015年间发生了19起自杀死亡事件，都是当地著名的高中杨树林高中的学生。这个高中是当地唯一的公立高中，有2000多名学生，规模很大，成绩优异的学生比比皆是，声誉非常好。这个社区虽然规模很小，只有不到5万人，但90%以上的人口是白人，60%的成年人至少拥有学士学位，并且只有不到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社区的收入中位数和地产价值，都明显高于该州的中位值。

当两位教授来到这个地方调查和访谈，发现不分老少，都把这个社区描述为一个美好互助的社区，觉得人们在这里真正关心彼此。大多数年轻受访者也说，他/她的父母都彼此认识。

这个有凝聚力的社区，也吊诡地发生了三大问题，推动了青少年自杀。

（1）信息传播迅速

如此高度一体化的社区的潜在缺点是信息传播迅速，小道消息也比比也是。当她们访谈时，发现年轻人能轻易说出15年前是谁家的孩子自杀了。在这里，谈不上什么隐私。

（2）父母与孩子绑在一起的社区文化

许多青年和父母都说，不管那些小道消息客观上是否属实，父母都靠子女过自己的“面子”生活：因此，孩子的失败或成功是父母成就的反映。

（3）新移民要适应当地的文化

虽然许多人已经在杨树林社区生活了几代人，但相当一部分新的社区成员专门搬到了那里，专为排名靠前的学校。许多生活在这里的青少年感到压力，因为要求他们不辜负社区成员的期望，让他们试图“适应”——即使他们曾经的成长大不相同，只是搬到这里而已。

正如一位女生这样和两位教授说：“在杨树林社区里当孩子，一切都要很完美：好成绩，好孩子，上好大学。”

这样的情况，对正在上学的青少年产生什么影响呢？

（1）压力巨大，哪怕优秀

受访的孩子们说，他/她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都想要取得成功，并达到与父母同等的、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一位受访的女生这样说：

在我们社区长大，压力很大，要取得成功。可以这么说......你参加的课程越多越好，你参与的运动越多越好;你卧室里的奖杯越多越好。

（2）故作自如，不显压力

麻烦的是，孩子们不仅要承担巨大的负担，但还要表现自己应对自如、淡定从容。因为如此显示疲惫、费力，那么证明自己根本不够努力、也不够优秀。在现在的精英文化来看，是要面对困难也要淡定自如，仿佛自己的成功毫不费力。承担不起、压力太多、抑郁症，都变成了失败者的表现。

（3）不允许失败

如果不能成功，损失很大。正如上面所说的信息传播迅速，小道消息和社区文化，又助长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失败的欲望。

实际上，这些孩子能没有压力吗？能没有负重吗？能没有抑郁吗？

当然有！

两位教授发现，许多年轻人描述在高中时经常为家庭作业哭泣，其中一名女生也说她的头发因压力太大而时常脱落。还有一位女生说，她的闺蜜之前自杀了，但这位闺蜜如此美丽、爱社交和课外活动，好像毫不费力、应付自如，但其实她们关系很好，彼此心里知道是如何的挣扎和不安全的。

青少年的三大情绪特点 + 社区文化 + 社区的信息网络，导致更可怕的社会后果：不能寻求帮助！

心理健康问题会被其他人视为完美家庭的污点。大家不愿承认自家孩子是有抑郁症或有自杀倾向，不去寻找心理咨询帮助。一位父亲这样说道他家的经历：

如果我公开寻求帮助，我们会感到尴尬。我们不应该告诉别人。公开后，那种耻辱这也是我唯一真正担心的。

不愿意站出来的父母和家庭太多了！

他们害怕被视为“坏父母”。这一点从当地社区的精神卫生工作者那里最为了解了。这位工作人员抱怨说，他们/她们很想让家长参与一起解决孩子的问题，但是父母们都不想处理，回避不论，哪怕家里孩子的自杀问题已经到了警戒线！

这篇社会学文章，让我们开始明白，当下一位少年的纵身一跃的时候，也许背后是多么具体而交错、复杂又封闭的力量

* 社会结构：过度凝聚力，小道消息交流四起，如熟人社区

* 地方文化：过度重视课业成绩

* 情绪：不仅是绝望，还有强装轻松

* 家庭：以子女为“面子”、强装门面……

文献来源：

Mueller, Anna S., and Seth Abrutyn. 2016.“Adolescents under Pressure: A New Durkheimian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Adolescent Suicide in a Cohesive Commun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81(5):877–99.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546期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