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事件反思| 什么样的职场，更容易发生性骚扰？社会学家揭示三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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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1年8月8日

两张图，已经足以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8月8日凌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CEO张勇在阿里内网发帖，用震惊、气愤、羞愧，表达对阿里一员工涉嫌侵犯女同事事件的感受。

为什么色狼经常得逞？

为什么职场性侵或性骚扰会发生？

为什么性侵或性骚扰受害者无法在公司内得到解决？

理解职场性骚扰，至少可以考虑到三种关系：

1. 性别关系：为什么总是女性？

2. 公司权力关系：什么样的职场更容易发生？

3. 法律责任关系：谁来负责？什么样的责？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Abigail C. Saguy等人在2021年《社会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总结了以职场性骚扰为主的社会学研究来龙去脉，为我们回答了上述的问题。

“性骚扰”一词的发明

“性骚扰”（sex harassment），这个词甚至在1975年之前都不存在。

只是在那一年，女权主义者Lin Farley到康奈尔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女性与工作》（Women and Work）的课程，开始发明和引入“性骚扰”一词，呼吁关注与研究职场中的性别议题。

1979年，另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法学家Catharine MacKinnon撰写了性骚扰议题的著作，《性骚扰与性别歧视：职业女性困境剖析》（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 A Case of Sex Discrimination），逐渐使这个词汇传播开来，进行大众和学界视角。

这并不意味着在1970年代以前就不存在性骚扰。

不妨这样想：许多女性不得不得接受在以男性主导的工作场所的代价，是关于性别歧视言论甚至是身体和性方面的侵犯。

理解职场性骚扰，至少可以考虑到三种关系：

1. 性别关系：为什么总是女性？

2. 公司权力关系：什么样的职场更容易发生？

3. 法律责任关系：谁来负责？什么样的责？

什么样的职场，更容易发生性骚扰？

没有公司会把宽容性骚扰挂到牌上了，但是它们的制度与组织结构可能给职场性骚扰埋下了种子。

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Kari Lerum曾在《性别与社会》（Gender& Society）期刊上发文指出，在她的关于两家餐馆的民族志研究中，如果一个组织等级结构较为扁平、员工有共享的文化价值、劳动组织更为密切协调，那么员工遭受性骚扰的可能性会更少一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些关于“性”方面的玩笑，但是员工也不太可能会认为这是和骚扰联系起来的。

反过来，当一个组织有严格等级制度，再加不允许有异议、奖惩机制过于随意或独断、将员工需求不当一回事、习惯向员工灌输不安全感、强化对员工的监督机制等情况，都可能不仅造成性骚扰，而且可能让员工难以抗议她们遭受性骚扰的经历。

台湾“中研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张晋芬在2018年发表的一份研究中，分析了她在台湾的三个医院做的研究，关于性骚扰。医院系统一直是被视为高度专业、重执行、高度等级化的组织。

她对3700多位医院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样本后，约16%受访者表示工作过的医院有过性骚扰事件，也知道事情始末；另外有13%受访者回复好像有听过，但不确定。那么，如果有超过10%的发生率（可能），那么为什么医院系统内部正式处理的申诉案件数量、往往低于这种指认比例呢？

张晋芬研究员指出了下面这个图示：

图片来源：“中研院”网站“研之有物”

由工作场所或其他场所（如应酬等）情况下，如果发生了性骚扰了，那当事人身心会备受影响。这时候，当她还要面临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尤其是等级严明的组织的话，很可能使得即使揭发检举，也不容易得到有效的处理。

因此，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最近的一份研究才会指出，在美国向政府申诉的性骚扰案件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申诉者表示担心受到雇主报复性指控。其中，性别、劳资关系又交叉到种族——黑人女性的担忧程度最高。尤其是，鉴于绝大多数受害者往往在美国的昂贵的法律制度下相当弱势，更是负担不起，所以如果走上法庭，当弱势女性对抗大公司，只有2%案例会判得弱势女性获胜。

职场性骚扰，是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职场性骚扰，不仅是性关系、组织内权力关系，也是法律关系。

谁为性骚扰负责？——这可能发生在公司里的事情！

如果孩子上学，在学校或相关场所出了事，谁负责？任课老师？校方？还是谁？

法律上的定义，会影响到公司内处理性骚扰申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