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歙县学校霸凌事件：浙大学者用量化数据揭示父母教育参与可让校园更安全
文/李昂然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
校/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1年9月20日
- 校园暴力频频，能否被有效遏止 -
校园暴力一直是公众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
《新京报》9月15日刊登了文章《歙县厕所欺凌事件：被忽视的留守少年》。文中描述了“一群年轻女孩聚集在狭小的公共厕所里。为首的女孩穿着粉色吊带，用力掌掴一个比她矮半个头的小女孩，小女孩不反抗也不说话，只是低下头，或是用胳膊挡脸自卫。”通过走访当事人的家人和老师，揭示了不管施暴者还是承受者都有相似的家庭背景——父母离异并再婚、家人在孩子教育和成长关注较少。
（图片来源：新京报公众号。图示说明人名均为化名）
在很大程度上，公众对校园暴力问题的关注受到网络传播媒体的影响。在移动互联网快速传播的时代，一段几十秒的视频就可以瞬间点爆公众对于校园施暴者的怒火，在几小时内登上微博热搜。然而，几小时后，当人们完成对施暴者道义上的谴责之后，公众对该校园暴力案件的讨论又迅速被其他热点议题所替代。在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具体每个独立案件中当事人的特殊处境，并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带入到设想的遭遇中去共情受害者的经历，但却忽视了一个又一个案件的关联性和其背后的深刻社会结构问题。
我们不禁要追问，校园暴力到底是否能够被有效遏止？
- 来自美国数据的经验研究：父母教育参与增多、校园暴力减少 –
校园暴力和安全问题一直是各个国家公众和媒体关注的重要教育和社会议题。关注其他国家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和解决我国的校园暴力和安全问题提供更多的经验依据。为解决校园暴力与安全问题提供更全面的研究依据。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李昂然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州立大学助理教授Daniel Hamlin共同研究了美国父母教育参与和学校安全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获得了美国教育研究学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所提供的科研基金支持。通过对数年美国学校安全与犯罪调查（School Survey on Crime and Safety）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父母教育参与显著改善了学校的安全环境，并且这种正面作用在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学校社区中更为明显。该研究表明，父母教育参与在解决校园暴力问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父母可以更加积极的参与到学校教育中并和老师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这将从很大程度上杜绝校园暴力问题。
来源：Hamlin, Daniel, and Angran Li.20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 volunteering in school and school safetyin disadvantaged urban neighborhoods.”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19(3):362-376.
当然，这一研究结果也遭受到了很多的质疑。
一方面，从定量分析方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统计分析模型不能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首先，未观测到的因素会影响父母对于学校的选择，因为父母会优先选择将孩子送到更安全的学校，而这会同时影响他们的参与度。其次，学校的环境会反过来影响父母教育参与，在安全的学校中，学生群体的整体素质水平更好并且父母参与的程度更高。
另一方面，激进的左派学者认为，该研究的结论强调父母的作用是刻意回避了更加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美国的枪支泛滥，社交媒体缺乏对未成年保护，贫富差距拉大，学校选择不公平等结构性问题，反而将责任简单地甩给了父母。在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落后贫困社区里，弱势阶层的父母已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将父母教育参与作为解决校园安全问题的政策工具是对弱势群体实际境遇的忽视，并且会加深他们的负担，以及将无法积极参与教育的弱势群体父母原罪化。
- 从美国数据到中国经验的启发 –
这些讨论使我对解决咱们国家校园暴力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都清楚，校园暴力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三方的有机结合和互动，并应该建立起老师、学生和家长之间有效的沟通渠道和预防机制。这句话说的很轻巧，但是做起来却困难重重。
在歙县学校欺凌事件中，我们注意到，施暴者和受害者都有着相似的背景，来自父母缺失的留守家庭，从小缺乏父母的关爱。大家很容易将孩子的不幸归因于原生家庭的问题，然而，这看似原生家庭造成的恶果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似乎更加复杂。
根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初中阶段全国父母双方都不在家陪伴孩子的比例达到10%。他们大多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照顾，并缺乏教育上的监督，这是一群最容易在学校中出现问题的孩子。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将所有的问题完全归咎于父母呢？在李昂然老师看来，整个过程中，父母是“施暴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大城市对于外来人员居住生活的政策限制，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是这些校园暴力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
我们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只强调宏观社会结构问题并不能直接帮助我们为解决当下的校园暴力问题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方案，反而会使得解决问题的方向变得模糊而复杂。这是激进左派学者在思考社会问题时受到的普遍挑战，因为对于宏观社会结构的过分关注会使我们忽略问题出现的具体社会背景和环境以及个体选择差异的情况。在想明白了这些问题之后，似乎得到了答案。根据李昂然老师等人的研究，解决校园暴力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是鼓励父母的积极参与，并从不同背景父母所处的社会环境出发去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鼓励措施，例如应该思考在了解了留守儿童父母所面临的困难之后，如何提高他们教育参与的程度，从而有效地建立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解决校园暴力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心理健康辅导，家庭稳定性的重建，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是有机结合的并相互联系的。只有认识到了问题背后复杂的关联，我们才不会陷入媒体中关于校园暴力的讨论的无限循环困境中。
感谢李昂然老师赐稿！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593期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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