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刚开工，我就想躺平！消费社会学家研究了大厂高管的逃离动机与新生活

文/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2年2月8日

新年开工，重返北上广深

当年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带着一份信念。

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如今，又回到格子间

你还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吗？

你还相信进步与成长，靠自己竞争与实力就能实现吗？

你还相信凭自己的打拼，在北上广深能有一片天，安家落户吗？

可是不相信又能怎么办呢？躺平？

家里没矿？

也不是家里的问题，而是自己接受这么多年的勤奋教育，

还是总想追求点什么。

躺下，也平不了，多少会不甘、不安。

还是选择继续相信？只要你生活在市场社会，你很可能相信，现在还一直相信——就像你的老板天天告诉你的鸡血一样。

但是，也有一群对市场社会的承诺，有过幻想，但最终幻灭的人。

他/她们是大厂高管，是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但是选择退出市场社会，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是躺平，但也许也是对他/她们来说一种有意义的躺平。

- 1 - 对市场的祛魅

美国德州大学Rio Grande Valley分校Deniz Atik教授和她的团队，采访了这些“逃离北上广深”的美国城市中产群体，想了解他/她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后的躺平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逃离，要心甘，就要对市场的承诺，对美国梦一样的承诺，有所幻灭，有所“祛魅”，不再信仰。

DenizAtik教授指出，实际上对市场社会的祛魅并非新鲜的事情。但是，很多人选择的方式是“简化”，而非“断绝”。

简单地讲，我可以少买一件衣服，这是简化，从而减少关于市场的联系。但是断绝，却可能是走向另一个地方，彻底长约，商品化水平不高的地方，开始新生活。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敢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因为彻底改变生活是有风险的，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决心。

但是，Atik教授团队还是找到了十位人士，采访了他/她们，受访者信息见本部分尾部。其中，有 4 名受访者曾是银行、广告和烟草行业的高级企业经理，多是在40 岁出头时自愿放弃了自己的高级生活。其中一人甚至拥有自己的会计事务所。他/她们全都在大城市养成了消费与生活习惯。

简单地讲，类比到中国，他/她们算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成功人士了，但是在事业高峰期，却感到市场社会究竟带来的是什么呢？

* 没有意义和空虚感

* 人际关系的商品化

* 与亲人的疏离

* 内化了经济价值观

* 被消费文化消费

于是，他/她们选择了新的生活方式，看似躺平，但也有意义，不过也面临一些挑战。

* 宁静，但也要放弃舒适和便利

* 强调分享与互助的社会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但要与新的社会环境作斗争

* 欣赏自然，但要在大自然中挣扎

这些受访者信息见下：

- 2 - 打工人的市场循环：在贪婪与失望之间

44岁的艾利夫，曾是烟草行业高级经理，但是她越来越发现自己迫切需要社交时间和生活的情感需求。因为她越内化了市场社会中经济目标，越感到自己生活没有意义。她这样说：

我感到自己无法成为一个好妈妈。我错过了我女儿在学校的所有演出。我也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我甚至无法对我丈夫微笑。我也不能成为一个好女儿。我甚至不能去参加亲人的葬礼。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我的工作上。当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好的答案……公司只是给我画了目标，而且让我觉得公司的目标就是我的生存目标。

泽内普也是类似的。她甚至喜欢用“饥饿”这个词来形容工作的氛围。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身边大家总是有一种饥饿感，总是感觉还没吃饱一样去追求工作和消费。这好像一种上瘾状态。

正如文化与消费社会学家坎贝尔早在1987年的名著《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中所说——消费的根本机制，不在于你满足梦想，而只是追求短暂的快感。一旦到手，又感到失望，于是陷于无止境的贪婪循环。

在这种过度工作与过度消费的饥饿感中，泽内普也感到失去了意义。她和丈夫辞掉了白领工作，从大城市搬到了一个偏远的小乡村，购买了一小块农田，并管理着乡村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的开业不是为了营利，而是作为村里人的聚集地，尤其是乡村儿童放学后的聚会点。泽内普也免费教这些孩子如何绘画和演奏音乐。

另一位成功人士梅尔韦的转变动机更为直接。她阅读到了一份杂志，上面说到你每一天消费其实足够维持一些人的一个月生活。她真的试了，结果开始质疑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花掉这么多？她陷入了批判性自我反省和存在主义沉思，思考新的生活方式。

- 3 - 新的生活：躺平？有意义，也不容易

但是追求新的生活并不容易。

有几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直接抛下一切，卖掉了房子，开始了低成本的旅行，不是那种观光旅行，而是学习去观察人与自然，寻找生活的意义。

但是，也有几位并不如此。他/她们搬到了不发达的国家，或者搬到了农村，开始做公益活动。

西贝尔曾经是知名广告公司的总监，是我们想象的典型的“广告人”形象，但是当她搬到小镇做社区项目之后， 她发现自己心态变了。她这样说：“在这里，我最关注的是儿童和教育。于是，我不是为自己做某事，而是对他人的生活做出有意义的改变。”

另一位选择新生活的受访者也说，尽管他/她们也做一些营利活动，甚至需要小额捐赠活动，但是其出发点不是金钱上的帮助，而是为了解决问题，例如教育等结构性问题。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寻找构建生活的可能性，围绕他/她们认为有意义的活动才能真正构建日常生活。这才算是真正的拥有“生命”。

不过，这样的新生活也不容易。对于从城市迁移到农村，又没有农业背景的人来说，在大自然中生活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人需要高度的决心和耐心才能远离现代城市的便利。

对于城里人来说简单的事情，比如喝热水，在乡下就成了奢侈品，再比如一下水就容易停电。这些受访者认识到，消费生活和基础设施有一些诱惑力，一旦体验到这种诱惑，就很难抗拒。

作者也发现，其实有些受访者并没有直接的放弃城市生活。45岁的阿里曾是银行副行长，现在来到农村生活。他这样说：

我已经这里三年了。但是我担心我会失去我以前的生活。我想象以前的朋友。如果有人想像我一样做这样选择，我不会 100%推荐，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我也无法真正打破以前的模式。我还没有真正帮助到别人。我仍然在追求自己的快乐。我还在抽我的雪茄，也在烹制浓缩咖啡，就像我在意大利的米兰做的那样。现在我也有一些夜生活。

文献来源：

Atik, Deniz, A. Fuat Fırat, Aras Ozgun, and Ebru Uzunoğlu. 2020. “Disenchantmentwith Market Society: Alternative Life Experienc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44(6):574–85.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626期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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