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难”是什么样的社会时间心态？社会学家揭示在等待中幻灭vs用空间换时间的两难

文/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2年5月27日

最近一两个月，“就业难”频频登上热搜。

去年还在讨论“是否要躺平”、“反996”，今年想内卷都没机会了。

为什么呢？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为疫情。确实，疫情引发的经济下行压力，在各个行业产生了冲击，影响很大。

但是找原因是一方面，看影响是另一方面。看宏观背景是一回事，理解年轻人的心态变化是另一回事。

尤其是赶上疫情的时候、上了大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究竟“就业难”这一波，会年轻人带来的是什么呢？

迷惘？

是怎样的迷惘？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社会学老师Max Holleran在《社会学学报》（Journalof Sociology）上发表的论文，真的研究了西班牙的“迷惘一代”：与中国类似，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承担着父母的教育期望、希望自己能够向上流动，但是遭受了“就业难”的打击，因为上大学的时候赶上了2008年金融危机。结果呢？

Holleran发现的“迷惘一代”大学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心态与时间体验。

第一种社会时间心态是关于未来想象：等待、推迟与幻灭感并存，既感觉困难时期熬过来就能找到好工作了，也感觉教育回服的期望被打破了，但不管怎么样，自己的人生决定（找到好工作、结婚、立足大城市等）都要推迟。

第二种社会时间心态是关于代际关系：和父母沟通日益困难，既受到父母的教育期望的压力，又埋怨父母没有在他们那一代改革体制才导致危机出现。

第三种社会时间心态是和居住选择有关：通过用空间换时间的方式，回归祖辈父辈的农村生活，重做“新农村人”，用远程兼职工作降低生活成本，熬过艰难的且持久的经济危机。

我在B站同名的”社会学理论大缸“，也有这份推送的视频解读，扫码可达。

- 1 - 教育 ≠ 回报：等待、推迟与幻灭的三重未来感

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考研、考博。

只是为了继续深造求知吗？其实是为了等待经济环境变好，到时好找工作。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我国2022年考研报考人数达到457万人，比去年增加80万，同比增长21.22%，再创历史新高。

Max Holleran教授在研究中采访的一位叫玛尔塔的年轻女性，相信和你的体验有些相似。

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她也被惊到了，不知道怎么办，但自己作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希望能度过最糟糕的阶段，能让自己今后再出人头地。但是，即使经历四年，她到大学毕业时候，情况并没有好转。

怎么办呢？为了等环境好转，家人再贷款供她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以便等待更长的时间，希望经济变好。但是，眼见硕士要毕业了，她还是没等来经济好转。目前，玛尔塔只能做些兼职工作，比如在咖啡馆和餐馆打工。实际上，她的一些朋友们也处于类似的困境中，许多人也只能到更繁荣的北欧国家寻找工作，或者经常靠向亲戚借钱为生，甚至尽量减少预算，推迟结婚和组建家庭。

因为，如果你被迫考研考博了，这不仅是现在的你的感受，也是金融危机时候西班牙年轻人的普遍感受。

毕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班牙的失业率是 8.2%。到2010 年的时候，危机已将失业率推高至 20% 以上，并在 2013 年达到 26.1%，此后逐步放缓下降。2012 年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15-24 岁）为53.2%，到了2016年仍然为 44.4%。与中国的2021届34%毕业生找到工作的比例来看，西班牙的数据也有些类似。同样的，西班牙人均GDP 从 2008 年的 3.6万美元下降到 2015 年的 2.6万美元。

可是，如果再继续求学深造，还是因为经济环境没变好、找不到工作，会不会质疑“书中自有黄金屋”了呢？

另一位叫拉奎尔的青年女性，也同样是家境一般、想要靠教育出人头地。她的父母只是在城市郊区经营一家杂货店，过着简朴的生活。但是，父母支持她求学。她也想成为一名药剂师，并在西班牙获得一份高薪职位。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前，她一直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先是读了大学，然后到英国留学，还拿了欧盟的奖学金资助。

然而，当她毕业后开始找工作时，却因为赶上经济危机，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经济不好的时候，来抢应届毕业生的饭碗的人更多——那些年龄更大、更有经验的白领们，可能也同时在经历“裁员潮”。

虽然父母安慰和支持她，但是她想找到一份合适自己追求药剂师的工作太难了。同时，她父母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为此，她曾考虑出国打工，但是她又放心不下自己的父母，如今，她甚至有一种“相互伤害”的压力感。

她感到自己的就业压力成为整个家庭的负担，但父母虽然有支持承诺，但这些悲伤与悲观的负面情绪沉重地压在了所有人身上。拉奎尔说：“等待真的是最糟糕的感受。”她也告诉研究者，她在大学里认识的大多数人都觉得 2008 年的危机让他/她们推迟了重要的人生决定。

怎么办呢？

她也说到自己同辈中有许多人还把最后的积蓄投资在技能培训上，以便获得更好的工作。但是当危机持续时，这些培训和学历提升是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进步，所以产生了一种欺骗与幻灭感。

正如拉奎尔所说，如今的高等教育是当年急剧扩张的结果。这种扩张就像现在的楼市一样，都是泡沫。不同的是，高等教育给了你允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找到好工作、过上和父辈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如今这些都成为“海市蜃楼”。她觉得大多数大学科目都是无用的、无益的。教育，已经无法带来理所当然的回报了。

因此，经历经济危机、并且危机持续不退，年轻人感受到的是三重未来感的社会时间心态：

* 等待：希望困难过去，就能找到好工作了。

* 推迟：就业难让自己的所有人生重大决定都要推迟，甚至连累父母。

* 幻灭：教育真能带来回报吗？年轻人开始怀疑了。

- 2 - 代际冲突加剧：承受父母压力、也埋怨父母

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经济变糟、环境不好？

西班牙遭受金融危机的“迷惘一代”，开始反思父母一代没有尽到的“世代职责”。试想：我们为什么觉得经济会持续增长、社会将继续改善？因为我们相信一代人有一代的责任。但是，当年轻人一代发现自己刚成年、刚工作就环境变糟，那肯定是上一代人出了问题。于是，年轻人的时间感的另一面——世代关系也被发现了。

确实，西班牙和中国有些类似，在1970/80年代赶上了“改革开放”。西班牙当时的佛朗哥政权刚倒台，经济机会释放出来，同时，西班牙在1986年加入欧盟，融入了世界经济，就像中国当年加入WTO一样，进入快速增长期。但是呢？

如今遭遇经济萧条的年轻人反思指出，父母一代只是“暴发户”，没有认识到自己当年要承担的责任——加入欧盟的时候，对于货币与经济政策缺乏协商；能赚钱的话不知道积蓄；加入了房地产泡沫经济。诸此种种。例如，从 1998 年到 2007 年，西班牙每年建造超过 50万套房屋，吸引国际投资与刺激旅游业，导致现在有大量空置房屋、债务融资项目、以及与建筑业有关的腐败问题。

正如我们对“南欧”有慵懒的刻板印象一样，西班牙年轻人也认为这套说法没错，因为父母一辈确实如此。那时候赚钱太容易了，好吃懒做都能成暴发户。同时，父母一辈也拥护这套高刺激+高福利政策，不去推动进一步民主化，导致政府负债累累、腐败不断，种下了今日经济环境不好的祸根。

一位叫阿尔瓦罗的年轻人这样说：“上一代人让我们完全失望了。他们没有推动体制改革，只是加入欧盟让自己获得好处。他们只想花钱、花钱、花钱，但是当账单来的时候（按：政府债务），他们就跑了。”

虽然从“世代”整体角度上，遭遇经济危机的年轻人在抱怨父母一代，但是具体到个体体验上，这种世代冲突又体现在年轻人遭受来自父母的压力。

一位名叫奎克的年轻人觉得自己“被困在西班牙了”，因为他既没法像朋友那样到欧洲其它国家打工，也在本地没有好的就业机会。如今，他甚至无力负担自己的公寓，颇感沮丧。他说：“我想像个成年人一样，但是真的很难做到。”奎克感到沮丧的部分原因是，尽管与他的家人相处得很好，但由于交不起房租，不得不再次回去与父母住在一起了。这种选择使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因为自己不得不重新陷入了孩子般的依赖服从地位。他这样列举道：“我不能带女孩回家、我不能在阳台上抽烟”

他也担心，这场经济危机也正在夺回只有他这代年轻人奋斗多年才获得的独立与尊重，而更传统的家庭关系可能袭卷回来。因为他明白，“我的父母当然对我的发展有所不满意，但他们不会责怪我。他们只是难过。他们觉得自己为人父母、做出了很多牺牲，但没想到我会这样找不到工作。”

因此，在经济下行、难以好转的情况下，世代冲突逐渐暴露出来。年轻人一方面认为父母一代赶上了“改革开放”，赚钱容易，但是没有把制度建设好，结果积累顽症至今，才加剧了经济危机。

另一方面，年轻人认为父母一代是多数没受过高等教育，但自己一代却是成长于“鸡娃梦”——只要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接受好的教育，就能够向上流动。但是，经济大势的打击，美好的期望带来了更大的落空，继续承受着父母的压力。

- 3 - 回到农村：用空间换时间，低成本远程工作

你对码农的想象是在北上广深大厂的写字楼。但是，西班牙的码农正在回到农村。毕竟，经济困难的时候，就算你学IT，也不容易找工作了。

金融危机的时候， 23 岁的女生比翠丝（ Beatriz），大学毕业，专业是IT相关，但是却回到爷爷奶奶的农村，进行远程办公，网上接着零单工作。她现在住的房子还是家族在1920 年代建的。不过，她并不孤单，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回归农村的年轻人农村。那些努力寻找工作的年轻人，发现城市已经没有机会了，城市生活成本又太高，于是就返回村庄。不过，他们并不总是做农业，而是把城市工作用远程办公的带回农村。

比翠丝在受访者直接说，她和同伴放弃回到老家农村，直接原因就是节省租金。她们也通常称自己是“新农村人”，因为自己已经彻底城市化，但想在农村重新开始。

Beatriz 向作者MaxHolleran教授介绍了其他年轻的新移民。这些人也开始重新农村生活——虽然他们的父辈及其对自己的教育都是到大城市去。他们称自己也是“嬉皮科技”精神的体现：农村生活+ 互联网接单工作 + 享受花园景观。相较来看，村里的老人却很高兴，因为在面临一两代的农村人口减少之后，终于看到年轻人回来了。于是，这些村里老人也在帮助这些逃离大城市的年轻人，重新建立跨代际的社会关系网络。

文献来源：

Holleran, Max. 2019. ‘The “Lost Generation” of the 2008 Crisis: Generational Memory and Conflict in Spain’. Journalof Sociology 55(3):463–77.

（按：原文以“世代社会学”为框架，但经验材料更丰富，有超出框架，所以这里对时间感的分类有所改写）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652期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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