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人家是“活人”——要找教职要吃饭、要评职称要讲课，还要挑徒弟想着传承。看完今天的文章你就会发现：涂尔干，就像我们今天的学者一样，从青椒到教授，也意味着要做行政，甚至当“学科带头人”，要做一堆“非学术的事情”。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家Philip Smith在2020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涂尔干研究的新书，综合了关于涂尔干各方面的传记研究，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学界职场人”涂尔干。涂尔干曾在巴黎高等师范读书，这是法国顶尖的高校，但他的成绩一般。毕竟你所熟知的法国各种大师（如福柯）都是在这儿毕业的，要想在这里出人头地太难了。今天能查到的成绩档案显示，涂尔干的同班同学都太厉害了，而他自己绝对算不上那届学生中让人觉得最有前途的，因为他在本专业排名第七，是班级倒数第二！那是不是那些成绩好的同学，后来会发展会更好？显然，人生，看的不止是成绩，还有个人的选择。比如，写过人类学名著《死亡与右手》的赫兹（Robert Hertz），是涂尔干很欣赏的一位学者。涂尔干在给别人的信里，一直称赞这位同学很聪明。更不用提，赫兹在他那届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班上排名第一名。然而，赫兹很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了，而没有太进入学术研究主流。作为同学，涂尔干努力把赫兹拉到自己的《社会学年鉴》圈子，鼓励和支持他多出版。然而，赫兹却和那一批法国年轻知识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了战场，并且在1915年不幸战死沙场，享年44岁。有些读者也留言问我：感觉自己不够聪明，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做学术。涂尔干则给我们展现了：他虽然算不上同学里最聪明的，但却是个很勤快“码格子”的人，是个工作狂。大师，并不一定是有超凡智力，但他们一定很勤奋。还在巴黎高等师范读书时，同龄人就认为涂尔干是个严肃甚至严厉的人，也是一个爱辩论的人。工作之后，涂尔干更是如此。涂尔干的学生 Georges Davy 和Célestin Bouglé 在回忆时说，涂尔干是一个有严格责任感和严肃生活观的人，甚至有些苦行僧：认真、有动力、有智慧。因此，涂尔干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工作狂。甚至可以说，他的那些学生们，没一个能在这一点上比得过这位老师。甚至，涂尔干的学术对手也非常尊敬他。比如，在当时的法国，涂尔干的一位竞争对手是伯格森，而伯格森的支持者之一是吉尔伯特·梅尔。这位学者就认为涂尔干是个机器人，非常严肃认真。同时期的其它学者也会认为，他说话的风格有点像金属的感觉。还有一位当事人到过涂尔干的书房，看着涂尔干这么瘦但这么拼命，认为他简直是苦行僧。关于工作狂的形象，我们看看涂尔干的办公桌就知道了。虽然桌子上很凌乱，但堆着的都是书籍和文件。和我们今天的青椒一样，青椒涂尔干清晰地感受到了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张力。尤其在法国，在巴黎高师毕业后必须先到中学教书一段时间。这些教学是国家的标准课程，对自己的学术没多少帮助，很消耗精力。也因此，在法国，学者不得不在教学中写书和进行研究，并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而不能心无旁骛专心做研究。即使在高中承担着繁重又无学术价值的教学任务，当时的学校检查官还是在他的笔记中称赞涂尔干这位青年老师教学认真、有条理、很清晰。实际上，直到 1887 年，也就是他工作的第五年，涂尔干才到波尔多大学任教，此时，他才感觉自己工作稳定下来，有更多的空闲了。也正是这个时间前后，他才结了婚。
到波尔多大学任职后，他的教授职位描述是“社会科学和教育学”（注意：不是“社会学”）。他的薪水不错，又远离巴黎圈子的竞争，于是他能在远离学术中心的小地方埋头苦干。在这个地方，他获得了学术地位，也能够按自己的兴趣开一些课程。也是在这里，涂尔干迎来了自己学术爆发的1890年代。今天你知道的几本代表作，都是他不在学术中心的波尔多时期出版的：1895年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3年的《社会分工论》以及1898年创办的《社会学年鉴》。这些代表作，都经历了漫长的酝酿期。《社会分工论》研究始于 1884 年，有十年之久的准备期。《自杀论》也是始于他在1889‑90 年开授的课程，历时八年的教学研究。一位青椒，抓住了自己的冷板凳时期，即将成长为学术大佬。- 4 - 涂尔干：一位为了行政和学科建设牺牲学术的人你听过“涂尔干学派”，也知道涂尔干办过期刊《社会学年鉴》，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有过学术工作经验的学者都会知道：这要做很多行政的事情、做学科建设、做团队建设、搞社会关系。涂尔干也是这样，也不得不这样。尤其他是在一门学科的初创期。1900年之后，涂尔干肩负很多行政责任，学术生产力开始逐渐下降。最直接的体现在于：《自杀论》出版于1897年，而下一本大部头作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则出版于1912年。这15年间，涂尔干在做什么呢？1902年，涂尔干来到巴黎的索邦大学任教，并于 1906 年担任教育科学的讲席（the Chair in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同样值得留意的是，直到1913年，他才把这个讲席名称改为包含“社会学”一词。这是很多教科书草草描述而没有注意的细节。我不了解法国或巴黎的讲席制度。在英国高校，一般每个院系只有固定三四个方向，每个方向只允许有一位教授被称为chair，并且会在chair后面加个具体的领域。只有等这位教授退休或离开了，才能再升一位学者为教授。由此，即使再有名的学者也只能排队，其职称会是Reader。比如担任过国际社会学学会长的M. Archer在华威大学任教，退休前一直是Reader。所以，英国或欧洲的教授地位，远远高于美国。一些美国的教授受聘到英国后，反而可能会被降为副教授或personal chair（一种弹性处理的办法）。回到涂尔干的生涯，对法国学者来说，外省终于是外省，只有巴黎才是学术的中心。在他们的眼中，如果你的学术生涯都在外省，那你终究像个失败者。这有点像我们今天想留在北上广而不愿回老家或二三线城市的感觉。他努力抽开空，做些“小研究”。比如，他写过大量书评或开一些讲座，关于他对实用主义、社会主义或教育的思想。他也延续以前边开课边做写作准备的模式，一直努力筹备自己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本书。虽然这本书出版于1912年，但早在1894‑5 年，涂尔干就开过一门相关的课程，之后又在1900‑1年、1906‑7 年分别开过，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此外，涂尔干也在他的期刊《社会学年鉴》上发表过一些关于民族志材料的研究文章。涂尔干的行政工作中，有很多精力都放在培养学生、搞《社会学年鉴》期刊等方面。他为此牺牲了自己的个人研究时间，换来的是教学工作、鼓励同仁、委托审稿与编辑以及组织学术团队等工作。很多学者也发现，涂尔干就像今天的学术编辑一样，既会“哄着”投稿人，又要“压着”投稿人。比如当时德国的社会思想家齐美尔也在《社会学年鉴》上有所发表，甚至和涂尔干学派有过一阵蜜月期。但是齐美尔最后还是顶不住被编辑要求修改太多次的压力，和涂尔干他们分手了。以《社会学年鉴》为核心，涂尔干聚集了一批以他的研究模式为中心进行生产的团队力量。而且，你能明显看到，这些学生圈也有核心—边缘之分，也有理论—经验的分工。确实，他有一些有前途、才华横溢的接班人选，比如上面说的、写《死亡与右手》的赫兹，但是这些学生辈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丧生了。由此，他的大多学生比这位老师更加科学主义和经验主义，减少了理论上的论证甚至哲学的辩护。比如，如何研究魔法与宗教之别呢？这是当时的宗教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他有位学生就会按照涂尔干关于集体表像的理论来进行诠释。而这位学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欧洲的史前民族志越来越感兴趣，比如凯尔特人研究，于是就转而参与了博物馆工作，没有在理论上推进。涂尔干也会看到学生们在理论上的薄弱之处。有位学生叫Célestin Bouglé，其作品就直接被涂尔干指责是“临时归纳”而已。但是，这位学生后来在1935 年被任命为巴黎高等师范的学术管理人员，还接任了涂尔干在索邦大学的讲席。可是他在学术声誉上，根本没法和涂尔干的外甥莫斯相比。另外，你可能知道以研究集体记忆闻名的Maurice Halbwachs。但是，他在涂尔干学派里，只是个相对次要和低调的人物。而且，他一开始是对经济问题感兴趣，甚至师从涂尔干的学术对手博格森，后来才转向研究涂尔干式的问题。Smith, Philip. 2020. Durkheim and After: The Durkheimian Tradition, 1893-2020. Wiley.* 这是社会学理论大缸的第687期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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