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川等地的“停电”现象,让我们感到既惊讶又紧张。
惊讶在于:普遍的停电,似乎已经是我们十几二十年前、小时候的记忆了。紧张在于:停电的影响,真的非常大,不管是对老人的生命健康,还是我们日常生活来说。我们已经习惯处在一个物质性基础设施融入日常社会生活的时代。我们想象不出来,但有些人正在经历着这些。我们越想象不出来,也越意味着这种断裂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影响非常大。停电,不再只是资源问题、技术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了。英国内阁办公室资助过一项研究,整理了47份关于停电影响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总结出以下几点:荷兰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0%的受访者认为不会为停电做准备,而对加拿大安大略省居民的调查也显示,只有13%的人声称会准备“停电应急包。”没有准备,是因为不会将停电纳入日常的预期。比如,英国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18—25岁的受访者人群里,只有36%的人担心未来会有停电的可能性。之所以会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普遍信念——我们和电力公司是持续的合同关系,所以会得到持续的供电保障。但是,有了停电的经验之后,大家会不会提升准备意识呢?确实,在荷兰的调查显示,40%的人声称在经历了2007年那起重大停电事件后,会对停电这件事做准备了。美国的调查也显示类似的结果,有一半的人在2003年美国东北部大面积停电后也开始做准备工作。由于大家对停电都缺乏准备,所以事件真的发生时,信息来源与搜索就非常能反映出这种茫然。
就信息来源来说,令人惊讶的是,大多研究都显示,我们关于停电的信息来源不光依靠公共媒体或者政府,还非常依靠邻居等现实关系。比如,荷兰的调查就显示有38%的受访者是从邻居那里得到停电的信息。而瑞典的风暴灾难引起的电力故障事件也显示,其实大家很少会主动联系电力公司,而是从邻居等渠道得到和确认停电消息。其次是停电时的信息焦点问题。停电的时候,你最关心什么信息呢?研究显示大家最想搜索两大信息:有意思的是,停电可以提高生育率!关于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所做的一项人口学调查显示:2008年,该地经历了长达1个月的停电。在此事的8-10个月之后,婴儿出生率显著上升。而通过对比分析显示,那些还没有通电的村庄社区,并没有经历这样的“婴儿潮”。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停电时候的生命健康问题同样非常值得担心。一是食物变质带来的问题。由于冰箱冰柜等没法用了,或者不容易加热食物,所以食物变质或中毒现象会增多。比如,量化统计发现停电期间及之后,胃肠道疾病就诊和购买腹泻等方面药物的人数都会增长。二是老人的健康问题。2003年纽约经历过一次城市停电事件。据统计,当时纽约市医院入院数据中,老年人口中的跌倒事件增长较多。同样的,在美国2012年飓风灾难引起的停电事件之后,65-79岁的患者就诊数量增加了48%。除了食物健康与老人健康,我们也要关注精神健康,因为停电会打断我们的生活。关于挪威的农村社区停电事件的定性研究发现,人们不得不应对“中断的生活”,包括:一是日常不确定性的挫败感:由于通信中断等问题,人们生活的日常性必须艰难的重组。尤其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电的话,人们会因为难以制定与完成计划而产生挫败和沮丧感。二是使用不熟悉的替代材料的挫败感。应对停电,人们会各显神通,但每一个招数都不是以前生活的优先选项。比如,你可以用传统的户外厕所代替要用水用电的马桶,你可以用能放在柴火炉子上的锅碗瓢盆,而不是用电磁炉。但是所有这些替代项虽然能保证维持你的生活,但你都会因为这不是你之前熟悉的生活而产生别扭感和挫败感。社会学家克里斯·尤尔(ChrisYuill)调查了2003年纽约停电事件的影响,发现短期的停电反而释放了人性中积极的一面:一是自发的交通管制。由于地铁停运、开车不易,当时的公司也普遍让大家趁天黑前提前下班。结果,街上的人流量就会很多。你甚至能看到中年白人妇女和年轻的拉丁裔男性(看上去像建筑工人)成为自发的“交警”,发挥指引与人流管制的作用。二是互助的指路服务。停电后想定位找路变得很难。但是作者发现,人们虽然迷茫但互助也变得多了起来。他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当他想出10块美元搭顺风车到某个地方时,司机只收了2美元就算了。因此,利他主义、社区意识都在短暂的停电时刻,在纽约这个冷漠与庞大的城市里爆发出来。人们没有集体恐慌,反而流露出集体意识。统计数据也得出类似的结果。比如荷兰的停电事件研究中就发现:3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得到了其他居民的支持,而50%的人也表明自己向其他人提供了支持。这种互动的覆盖范围甚至超过了停电受灾区本身。比如,在1998年加拿大魁北克的停电事件期间,呼吁其他地区加拿大人减少用电量、减少看电视等的活动,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不过,这种说法并不是绝对的。比如,在1977年纽约大停电期间,犯罪活动就明显增多,产生了大范围的抢劫和纵火事件,导致2931人被捕。不过,究竟哪个地方会最先来电呢?这可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俄勒冈大学社会学家Raoul S. Liévanos的研究就发现:谁先来电、谁后来电,也是不平等的,会受到官僚制左右。通过对比分析美国电力公司和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他们发现在2002到2004年期间,不同地区的停电时间有所不同。其中,作为弱势群体代表的印第安人社区经历的停电时间更长,因为官方关于恢复电力的决策会按照资产重要性与优势性排序。Liévanos, Raoul S., and Christine Horne. 2017.
‘Unequal Resilience: The Duration of Electricity Outages’. Energy Policy
108:201–11.
Yuill, Chris. 2004. ‘Emotions after Dark - A
Sociological Impression of the 2003 New York Blackout’.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9(3):34–41.
Rubin, G. James, and M. Brooke Rogers. 2019.
‘Behavioural and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of the Public during a Major Power
Outage: A Literatur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38:101226.
Wethal, Ulrikke. 2020. ‘Practices, Provision and
Protest: Power Outages in Rural Norwegian Households’.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62:101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