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在十字路口上的重庆经济

Original 蒲勇健两江财经 2023-10-04

特约作者 / 蒲勇健(经济学家) | 重庆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重庆市两江学者、巴渝学者；重庆市高层次人才第一层次。

前言：

重庆2018年“经济成绩单”公布以后，重庆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引发各界关注和讨论。

重庆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是什么、重庆与成都如何携手共进、重庆经济转型的方向在哪里……《两江财经》特邀经济学家蒲勇健先生，以经济学家的视角，以著名学者的深厚理论和严谨，理性而审慎地审视重庆经济面临的困难与优势，为助推重庆经济成功转型提出建议。

《两江财经》希望蒲勇健先生此文能够助重庆经济成功走出十字路口，从而助推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下是《彷徨在十字路口上的重庆经济》全文（小编提醒：本文是长篇深度财经分析，约19000字，阅读全文约需20分钟）：

第1部分

重庆的重要性

重庆，网红城市。网红，说的是最近几年的旅游，因为抖音，重庆火爆起来。重庆目前是全国抖音第一名。也就是说，全中国发送的抖音，抖音目标对象中，数量第一的是重庆。那是因为重庆的洪崖洞再现了宫崎骏的千与千寻，重庆渝中区的李子坝穿屋火车，还有重庆3D城市的特色风貌。

在抖音出现之前，重庆也是被关注的新闻城市。不过，说来话长，自古以来，重庆就是故事城市。古代，巴人响应周武王伐纣檄文，起兵作为先锋打头阵，为姜子牙大军扫清障碍。宋末，钓鱼城阻挡蒙古铁蹄三十六年；蒙哥大帅折戟合川，命丧北温泉。近代，鸦片战争之后满清被迫打开国门，重庆是唯一一个内陆开埠加入国际贸易的城市，现代，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首都，1960年代是三线建设指挥部所在地。改革开放初期，重庆是第一个改革试点的内陆城市。西部大开发，重庆被中央政府定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的驱动器，中西部衔接的结合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经济能量辐射源。这就是314总体战略部署里说的意思。

314，是2007年3月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讨论的时候提出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重庆新阶段发展的"314"总体部署。

314概括起来就是：明确了三大定位——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提出了一大目标——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交办了四大任务——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革步伐;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这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和四大任务，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可以称之为在2007年3月8日，胡锦涛参加重庆代表团的审议重庆新阶段发展的'314'总体部署。

重庆，作为一个个性化城市，从人文性格，历史沿革，经济基础和文化底蕴看，都是拿的出手的，所以被定为历史文化名城。重庆的饮食文化，以火锅为代表，全球闻名。重庆人性格耿直，好客豪爽，吃苦耐劳，个性十足，被称为汉族中的少数民族。

一个道路崎岖，大山大水，气候不宜人（冬冷夏热），阳光稀罕的地方，怎么能够成为西部重镇呢？只有一个原因，是前定基因，就是长江。在古代，过去，长江水道几乎是西部与东部交流的唯一通道。

西部要去东部，就先到重庆这个长江上游最大最好的码头，然后顺流而下沿长江去宜昌，武汉，南京，上海，太平洋...！当年蒙古人为什么要大老远来进攻重庆合川，就是打算沿合川嘉陵江进入长江，顺流而下去攻打南宋首都临安（杭州）。反之，东部要去西部，也只有沿长江先到达重庆，然后经重庆去西部各个地区。重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部转口贸易中心！

如果说当年，重庆是西部进入东部的最重要路线。那么，对于四川盆地来说，重庆是进出的唯一门户。三国时代晋军作为北方军队不习水性，难以通过长江进入四川盆地，只有安排士兵从阴平的高山上跳下来进入四川江油的，摔死不少士兵，代价高昂。

重庆，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作为长江上游的大码头，由此聚集西部人气和物资集散，经过早期城市化，成为内陆贸易的中心。鸦片战争大清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的十几个通商口岸中，重庆也因此位列其中。

由此，重庆成为中国开启国门后第一批踏入现代化进程的城市之一，并且是内陆唯一的一个。

重庆，其实从纯粹的地理角度看，并不属于西部。中央政府把重庆划入西部，是要让重庆享受西部的发展优惠政策。因为，加快重庆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拉动西部发展。也就是说，重庆的功能定位是传递东部经济能量到西部。这是因为，重庆位于东西部的结合部，是二传手。

重庆不仅仅具有特别的地理位置，而且在军事上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性重要性。因为，重庆是西部崇山峻岭与中原平原地区的分水岭。我经常自驾游，发现从重庆去东部，经过宜昌就基本上一马平川了。宜昌在重庆东部边缘与重庆毗邻。

当年拿破仑进攻俄罗斯，库图佐夫采用避其锋芒，诱敌深入，坚壁清野的战略。他先让拿破仑占领莫斯科，但是俄罗斯军队躲藏在俄罗斯东部的旷野森林中，并且通过坚壁清野让法军没有食物。最终拿破仑找不到俄罗斯主力决战，只有败逃回法国，一路上被哥萨克游击队痛击，导致拿破仑第一次败绩。这种战略叫做“持久战”。

当年日本人入侵中国，蒋百里就提出中国应该采用库图佐夫当年对付拿破仑的持久战对付日本人，避免被日本人三个月灭中国战略灭掉。这个战略建议被蒋介石采纳。于是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为了牵制日本军，留出时间完成迁都重庆的计划，国民政府诱导日军主力在上海决战，也就是著名的淞沪战役。日军主力上当，在上海与十九路军打了三个月，尽管战役最终是日本人打赢了，但是国民政府在这期间完成了迁都重庆的战略目标任务。日本三个月让国民政府投降的计划破产。

持久战能够成功运用的前提是国家具有辽阔的纵深国土，俄罗斯，中国具备这个条件。

二战期间，希特勒进攻苏联。苏联当然会沿用库图佐夫对付拿破仑的持久战战略。但是，因为日本人与纳粹德国是军事同盟，如果德军进攻苏联西部的同时，日本人在西伯利亚苏联的东部配合进攻苏联，则苏联就因为被两面夹攻，失去战略纵深，传统的持久战战略就失效了！

但是，苏联采用计谋破坏了日本与德国的军事同盟。因为，日本与德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要求任何一国不能够单独与第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军事同盟灭了波兰，使得日本人认为希特勒违约，导致日本对于配合希特勒夹攻苏联三心二意。苏联在诺门坎战役又狠狠地教训了日本，让日本知道苏联红军的厉害。所以，后来苏联安置在日本高层的著名间谍左尔格确认日本放弃配合希特勒进攻西伯利亚的计划，他把整个重要情报告诉了斯大林。后来斯大林在希特勒进攻苏联时候就采用了持久战战略，把西伯利亚方面军躲藏在西伯利亚，待希特勒筋疲力尽的时候拿出来打反击成功。

重庆，就是中国的西伯利亚。日本现代化军队过不了宜昌。因为过了宜昌就是西部崇山峻岭，日军的机械化没有用了。国民政府躲藏在西部，日军进入困难。因为长江从宜昌到重庆段激流险滩，日军海军也没法进来。

国民政府也不能够太深入西部，离开东部太远，因为，一旦天下有变，出西部到东部要快速方便。所以，重庆是国民政府迁都的唯一选择。

重庆，因为特别重要的地理位置，在经济和政治军事方面，造就了她独特的地位。恰如重庆人是极具个性化的人类一样，重庆这个城市，也是极具个性化的城市。

重庆是中国极具代表性的区域。

但是，有意思的是，重庆尽管是个性化的区域，其实她也是中国代表性的区域。重庆有三分之二地域是山地，整个中国也是；直辖之初重庆有三分之二人口是农村人口，整个中国也是；重庆有大量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整个中国也是。正因为如此，选择重庆作为西部的直辖市，不仅仅是因为三峡工程，也不完全是因为西部大开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重庆做体制改革的试验。重庆能够成功的改革试验，具有能够推广到全国的可能性。重庆是一个样板，试验田！

在西部开发，缩小东西部差距，稳定西部多民族地区，还有未来（二十年前的战略考虑）可能出现东部政治军事风险的时候可以让重庆成为战略纵深，等等诸如此类的考量，让重庆在二十年前毫无悬念成为西部直辖市，中央政府赋予重庆扮演西部开发发动机，解决三峡库区移民就业，拉动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

由此，重庆作为国家战略的落子，开启了二十多年的独特发展进程。之所以说它是独特的，是因为，当年在孔雀东南飞的大趋势下，投资重庆是逆市场规律的。因为，同样是一块钱投资，西部的收益远低于东部。所以，来重庆的投资注定是战略性的长期投资。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他们基本上不会具有这种战略性投资考量。所以，直辖二十多年来，特别是直辖早期，基本上都是中央政府对重庆进行战略性投资。

基于政府投资项目的性质，投资项目基本上是基础设施，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产品”投资。这种投资不会在近期产生经济收益，主要是为未来经济起飞提供基础条件。

于是，重庆开始了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而这种高速增长基本上是投资驱动的，并且是政府投资驱动的。

在二十年前的直辖之初，重庆高层人士中传说着一种说法。也就是说，重庆有一个潜在的长期发展规划：三十年发展战略，从1997年直辖开始，未来三个十年，分阶段落实发展重点。

第一个十年叫做“枢纽重庆”，主要是推进完善重庆与周边区域的交通设施建设，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区域性交通枢纽。这是基于前面说的重庆是东西部衔接节点的原因。

第二个十年叫做“产业重庆”，把单纯依赖汽车摩托车产业的重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且调整产业结构。

第三个十年叫做“都市重庆”，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的国际大都市。所以，重庆很快成为中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是首批的。

第一个十年，中央政府委派原国家交通部长黄镇东来重庆当书记。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重庆在直辖后第一个十年迅速建设了大量铁路公路通道，打通了与东西部各个省区的联系。包括改造了江北机场，疏通长江水道。第一个十年，重庆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第二个十年，黄奇帆市长把惠普笔记本电脑产业拉到重庆，同时把配套产业也拉过来，使得重庆眨眼间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产业制造中心。重庆的工业产值也翻倍增加。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完成了，交出了一个成绩单，不说是100分，至少70分吧。

现在，进入了第三个十年，重庆应该向着国际大都市目标迈进。

第2部分

十字路口的重庆经济

然而，现在全球经济出现了结构性调整，中国经济同样也出现了结构性变化。重庆，在第三个十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变数。

2018年，2万亿俱乐部城市中，广州经济增速，只比2017年下滑约0.5个百分点。而重庆下滑了3.3个百分点。

虽然不及天津2017年经济增速从2016年的9%，瞬间下滑至3.6%那么大的落差，也已经是断崖式。

如果算名义增速，重庆2018年更是低至4.43%。相对2017年，经济总量只增长了862.92亿元，如此低的增量，还得回到10年前的2009年。

工业滑坡！重庆2018年二产增加值，实际比2017年减少267.82亿元。

第一产业主要以农业为主，占比不高。首先谈二产。

根据《2018年重庆市经济运行情况》的披露，2018年重庆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8328.79亿元，增长3.0%。这是实际可比的数据。

但其实，2017年，重庆的二产增加值就达到8596.61亿元，增长9.5%。

也就是说，从未矫正的绝对数据看，重庆2018年的二产增加值比2017年还少了267.82亿元。

这个情况，实际上2018年三季度时就已经出现。2018前三季度，重庆实现二产增加值5842.75亿元，当时增速为3.7%。

而2017同期，这一数据为6398.40亿元，同比增速10%。

二产增速降幅可以说很大。

除此之外，重庆工业结构本身的问题，和2018年的经济大环境，对此影响也极大。

比如，《2018年重庆市经济运行情况》就披露，2018年，重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5%。

何以低到至此？2017年可都有9.6%。

分经济类型看，重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下降7.7%，股份制企业增长3.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下降10.7%。

2017年时，这三类经济都是增长。

尽管2018年，重庆进出口总值5222.62亿元，同比增长15.9%，时隔5年再次回到5000亿元的规模——依旧没能挡住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增加值的下滑。

好在，2018年无论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实际利用外资，重庆的数据表现都不错，其中包括外资工业投资的大幅增长。基本是中西部数一数二，全国前九、十位左右。

2018年我国汽车销售出现多年来首次滑坡。重庆一度是我国最大的汽车、摩托车生产基地，其中又以自主品牌和销售滑坡的合资为主。

比如2018年，重庆本土汽车民企力帆、银翔都遇到债务困难；央企子公司长安汽车旗下长安福特、长安铃木，以及长安自主品牌都出现销售下滑；在重庆投资的现代、众泰、潍柴英致等表现都不好……

有外部大环境因素，也有重庆车企战略、新车推出节奏、档次、管理等多重问题。

汽车产业基本占到重庆工业四分之一的江山，一旦滑坡后果可想而知。

宏观来说，2018年，重庆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2.4%。而2017年，该数据为77.0%。重庆工业遇到困境很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整体而言，重庆制造业增加值有0.4%的增长。汽车制造业下降17.3%同时，重庆“6+1”支柱行业中，电子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3.6%、材料行业增长11.0%、化医行业增长4.9%、装备制造业增长3.2%、消费品行业增长1.9%、能源工业增长1.7%。

这6大行业表现都算中规中矩。

重庆，位于一个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

基于前面给出的理由，重庆的发展，历来是作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推动的。如果这种来自中央政府的推力减弱，重庆的发展也会同步减弱。

重庆，她作为城市的崛起，主要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这个前定基因。但是，作为大城市，全国性的大城市，老工业基地，却是来自外力，来自国家战略的需要。特别是随着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出现，航空，铁路，高速公路，高铁的发展，重庆特别的地理位置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前定基因的重要性已经逐渐被人类的后天创造性所超越。所以，连成都都有宣传说是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这个也不假，随着高铁的普及，成都到长江口岸也不费时。

也就是说，重庆生而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优势，逐渐淡出，区域经济竞争中，余下的优势只剩国家战略了。

但是，国家战略主要是投资基础设施，打造发展的基础性环境。而一个城市的繁荣，基础设施仅仅是基础。除了基础条件，城市或者区域经济繁荣的最重要条件是产业的规模，竞争力和产业多样性。规模意味着市场力量，竞争力是基于创造性，而产业多样性意味着对于经济周期中的产业更替具有免疫力，区域创新能力强大。

但是，产业资本投资追求的是利润，而不仅仅是国家战略目标。

重庆直辖后第一个十年，枢纽重庆，打造基础设施，由政府投资为主，目标是为第二个十年的产业重庆打下基础。也就是说，如果说第一个十年是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第二个十年的产业重庆，就应该逐渐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转变为市场驱动的商业经济了。

从早期的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投资到第二阶段的商业投资，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换。这种转换就是市场经济环境的改善，法制建设，商业机会公平。重庆直辖市早期发展主要由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基础是，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自发发展的过程很缓慢，作为后发优势，早期由政府的非赢利投资打造基础设施，加快发展，待政府投资见效后，市场驱动的民间投资有了效益，于是，民间投资逐渐进入，政府投资逐渐退出，完成模式转变。这是发展经济学主流理论的自然推论。

但是，重庆的问题是，在第一阶段，随着政府投资的推进，国有经济逐渐做大，民营经济环境不仅没有逐渐改善，而且反而恶劣。当然，重庆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恶化还有那一段时间的特殊原因，你懂的。然而，即使不考虑这个因素，随着重庆国有经济的兴起，民营经济边缘化仍然是明显的趋势。发展经济学在政府与市场的转换问题上，存在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什么问题呢？就是，政府退出市场的激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在重庆，即使政府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基础设施投资任务，也没有想法要退出市场，而是继续在市场与民争利。在强大的国企恐龙面前，民企基本上没有能力竞争。反过来，弱小的缺乏竞争力的民企，又给某些理论家提供口实，认为只有依靠国企才能够成事！从而构成恶性循环：国有经济做大挤压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失去竞争力，导致决策者更加重视国有经济！这样就形成重庆民营经济每况愈下，国有经济高歌猛进的路径依赖！

但是，一旦国有经济成为主流。市场环境就谈不上好！市场环境不好，招商引资就困难，招商引资不行，区域经济竞争力就不行。这就是重庆一路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由此，我们看到，一些政府官员的误区是，以为第一阶段政府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完善了，市场投资就会自行涌来，招商引资就不是问题。事实上，许多来重庆投资的外商，基本上是相信政府官员的宣传来的。一些项目在重庆落地后，发现事实上投资环境没有之前宣传的那么好，就把后期投资转到隔壁的成都或者西安去了。真正是被重庆的市场吸引来的，不多。

可以说，重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第三阶段，应该在之前的第二阶段就完成了市场经济环境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至今没有很好完成。

第一、二阶段，需要的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硬件建设，更重要的是市场环境的软环境建设。市场法制，机会公平，这些东西，更加重要。在重庆，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重庆直辖之初，国有经济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全世界当时只有北朝鲜和古巴的国有经济是这个比例。当时我作为重庆市政协委员，参与了政协组织的国有企业改革调研。所谓国有企业改革调研，就是看看其他城市是如何改革国有企业的。

我记得当时我参加了沈阳调研小组，赴沈阳调研。当时，东北的国有经济成分也是比较高的。沈阳的改革做法是要求大型国有企业去国外寻找世界五百强合资，是一种运动，叫做“与巨人携手”。中小型国有企业，就通过改制，也就是说破产兼并卖掉等方式处置。当时叫做“抓大放小”！一个区域要发展，国有企业由于体制问题局限了效率。没有效率，不赚钱的企业，当然是不可持续发展的。

现在，当然你可以举出一些个很赚钱实力很强大的国有企业作为例子，反驳说国有企业不赚钱的说法。但是，你敢用效率指标比较吗？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块钱投入带来的利润，可以说，每一个国有企业都是低的。乾隆皇帝据说生了一万个孩子，难道说他一定比俺们厉害吗！那是因为机会不平等，他有资源和条件啊！国有企业占用大量资源，包括廉价土地，低成本资金，还有商业机会。一个地方国有企业太多太大太强势，必定会挤出民营企业。但是，绝大多数利润和就业岗位是民营企业提供的。民营企业按照市场路子走，资源配置依靠市场信号完成，效率高！由于民营经济是高效率的，赚钱方式运行的，由此，它也是可持续发展的。

重庆，由于二战战时首都，五十年代苏联援助156个工业项目中一部分落地重庆，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基地，集聚了大量国企。这些国企在计划经济时代为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改革开放伊始，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市场化运行轨道，这些占用大量资源但是产品不对路，管理水平低的国企就面临改革，也包括抓大放小的命运。重庆直辖，要通过快速发展带动长江上游经济发展，为三峡库区移民通过就业机会，辐射西部。当然就应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活跃市场。这在重庆直辖之初是重庆人的共识。记得当时成立了重庆市非公有制协会，还聘请我当顾问。我只是在协会开张时候去领了一个证书，后来再也没有被邀请参加什么活动了。

应该说，在重庆直辖之初，重庆市政府是相当关注民营经济发展的，也配合当时全国性的抓大放小，推进国退民进。但是，这样的姿态几年以后就变化了，所以才有2006年因为洪崖洞事件引发的，主要领导不得不大力倡导的“挺私”讨论。当时，由洪崖洞事件引发的重庆“挺私”讨论波及全国。

重庆位于西部，民间投资来源相对稀缺。按理说，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应该比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更加珍惜外来投资者。但是，事实不必如此。就说一个故事吧。记得是2000年初，一位来自深圳的企业家，打算来重庆投资。因为他过去是重庆大学毕业的，对于重庆这个第二故乡有感情，所以回来投资。他来拜访我，咨询投资相关信息，主要是地方政府办事效率方面的。我警告他，说这里不一定好办事！需要谨慎！他笑了笑，说心里有数！结果过了半年，他告诉我，不在重庆投资了，还是回深圳吧！我问他，你不是心里有数吗？怎么还是不成功！他苦笑着说，在上海，是不收钱也办事；在广东，是收多少钱办多少事！结果很意外的是，这里是收了钱不办事！当然，这是那些年发生的事。现在好多了！然而，这说明当时的投资环境的确欠佳！

一个落后欠发达地区，亟需外来投资，事实上人家送上门来的投资，都被基层苍蝇给熏走了。

落后地区的基层政府办事效率，以及公德，那些年是存在问题的。一些基层办事人员对于外来投资者的到来，不仅没有热情相待，而且视人家是来淘金捞钱的，那就好，不客气，你先给大爷进贡进贡好了！

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主要就在于基层办事人员的公德和效率。

重视民营经济，不应该仅仅是给予几个代表性大型民营企业特殊待遇，老板当什么政协副主席，给与融资优惠。因为，大量的中小企业，不可能一一具体照顾，而是通过建立公平的法制的规则予以规范行为，确定信心。重庆，特别需要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当然，重庆直辖以来的历届政府，主要领导在支持民营经济方面还是有所作为的。主要的问题并不是主要领导是否重视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现在谈到重庆，就是网红，谈到网红，就是洪崖洞。洪崖洞这个地方，本来是抗日战争时期来重庆避难的难民蜗居的一个悬崖峭壁。在悬崖峭壁居住的房子，就是吊脚楼。吊脚楼是重庆作为山城来说最适宜建造的简陋房子。洪崖洞，这个嘉陵江与长江交汇之处的一个悬崖，在1760年清乾隆年间，被当时的巴县知府王尔鉴列入“巴渝十二景”之一。因为在洪崖洞悬崖峭壁上面有一个山洞，流出涓涓细流，云雾般笼罩着悬崖峭壁上的翠绿森林，在王尔鉴的“巴渝十二景”中被称为“洪崖滴翠”。2001年，我当时作为重庆渝中区政府的经济顾问，承接了一个渝中区政府委托的课题《解放碑商圈的商业业态战略规划》，其中就把洪崖洞片区作为吊脚楼特色民俗文化区域进行定位。后来，重庆渝中区人大通过立法，开始实施该课题成果。渝中区政府就洪崖洞特色民俗文化区域的投资开发进行公开招标，最终由重庆著名的火锅企业“小天鹅火锅集团”中标。“小天鹅”把洪崖洞建设成为今天大家都看到的吊脚楼古建筑群，现在是仅次于故宫游客流量的网红旅游景区。成为重庆的打卡地标。

不过，关于洪崖洞，还有着鲜为人知的一段故事。2006年，洪崖洞吊脚楼古建筑群建成。但是，有关部门认为洪崖洞的消防条件不合格，不准开街正式营业。因此，一片新建的古建筑群位于重庆商业中心解放碑，没有商业活动，静悄悄的如鬼屋一般。这个奇怪现象引起当时重庆市主要领导的注意。主要领导开始关注，原来是消防方面的问题导致洪崖洞新建的民俗文化区处于不能够运营的状态，导致小天鹅公司处于濒临破产的处境，因为二个多亿的贷款如果不能够通过经营收入来归还，作为全国闻名的重庆火锅标志性企业“小天鹅”就会破产。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要知道，重庆名片排第一的就是重庆火锅，而重庆火锅排第一的就是小天鹅集团。

主要领导当时把这个案例作为如何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例子展开讨论。洪崖洞的建设已经完成，消防不过关这个问题，既可以从消防本身的要求来看，禁止洪崖洞开街；也可以从支持民营经济角度来看，如何积极想办法解决消防问题，让洪崖洞能够顺利经营。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在当时主要领导的关怀下，洪崖洞才有了今天。

需要补充的是，我当年完成的那个课题《解放碑商圈业态规划》，不仅仅涉及到洪崖洞片区的改造提升，也规划了其他诸多片区的改造。譬如，第一个片区改造是亚洲区民族路目前那一片林荫道。在解放碑与小十字罗汉寺之间的绿树成荫的休闲步行街，过去是交通要道，车水马龙的繁忙交通地段，我在课题研究中提出改造为解放碑的休闲区，因为，那时候解放碑还没有人们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人们只有围坐在解放碑那个精神堡垒周围一圈的花台上面休息，是当时解放碑的一道奇观。说是打望台（看美女的地方）。

除了这个民族路林荫道休闲区，其他还有国泰剧院，美术馆，八一路好吃街，都是我在课题中提出来的方案，后来都一一实施了。目前，课题报告提出的改造方案仍然在进行中，譬如罗汉寺区域的宗教文化区建设。不过，五一路的改造迟迟没有动静，不知道是为什么。

所以，在重庆的主要领导，对于民营经济是支持的。但是，问题是不能够仅仅是通过主要领导的支持来解决重庆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重庆需要的是一整套体制层面上的改革创新来给民营经济通过好的商业环境。重庆不仅仅是支持小天鹅，宗申摩托车集团，力帆集团，隆鑫集团这样一些著名的民营企业，而是更加重要的是需要在体制层面为大量默默无闻的民营企业提供扶持。

在三峡库区发展问题上，重庆肩负重任。2005年12月，在重庆举办了《三峡经济高峰论坛》，来自北京的几乎所有重要金融机构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重庆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我作为本地专家在论坛上提出把三峡库区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示范区，给与特殊政策支持三峡库区发展。

这个建议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连我过去在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同学，现在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数学家教授，都知道了。当时的问题是，几乎全世界的大水库建设，都是把周边居住的老百姓全部迁走来解决水库环境保护的问题。

但是，三峡水库是全世界最大的水库，并且周边的原住民很多，仅仅依靠移民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因为，不可能把三峡库区周边所有人都移民。于是，就地后靠安置大量库区老百姓就成为了一个实施方案。这些仍然居住在三峡库区的大量老百姓，由于库区环境保护限制了工业发展，水库又淹没了过去的农地，他们的生计怎么解决呢？这就是当时这个高峰论坛举办的背景。

重庆市政府当时举办中国高峰论坛的目的，是希望各大金融机构能够支持重庆，支持三峡库区的发展。如果重庆能够获得足够多的资金支持，重庆经济发展快，发展好，就可以为库区老百姓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离开库区到主城区就业和生活。

我在论坛上面提出的建议，是希望国家把库区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假设的示范区，建设新农村集中居住区域，发展库区观光旅游经济，特色农业观光旅游产业，既解决散居人口带来的环保问题，又能够通过他们的生计。当然，国家的政策支持是关键。

这个建议后来被政府领导关注，国内外媒体大量报道。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由王小丫主持的一个节目还专门采访报道了。香港《大公报》做了长篇报道。香港凤凰电视台“天天有报读”著名主持人杨锦麟先生也专门做了解读。要知道，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是2006开始的。应该说我的这个观点当时具有前瞻性。

后来，重庆市政府在这个观点基础上增加了城市化发展，成功申报了统筹城乡试验区。

应该说，统筹城乡试验区是重庆在欠发达地区发展模式创新方面的一个尝试。

重庆在政府作为方面是强势的，积极作为的。但是，在市场机制的假设和完善方面，是一个短板。

重庆在第一阶段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完成，进入第二阶段的产业发展阶段的时期，由于市场机制转换没有做好，结果产业结构调整基本上就是单一的依靠笔记本电脑产业完成。但是，这个产业本身就是夕阳产业，当年深圳是主动放弃了的。目前笔记本电脑产业快速下滑，导致重庆GDP下滑。加上传统的汽车产业在产业升级提升方面没有跟上市场需要，最近出现断崖般下滑，使得2018年重庆又再度成为新闻关注热点。不过，这一次的热点不是GDP增长速度高居全国前列，那是前几年的新闻，是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的结果。这一次热点是GDP下滑速度高居全国前列。

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下，政府投资受到政府之前投资形成的债务约束，重庆似乎永远也走不出来的第一阶段发展模式（投资驱动）遇到南墙！进一步的政府投资缺少了资金来源，之前发明的地票交易由于区域土地资源耗竭也走到尽头，传统模式面临难以持续的问题。

本来，作为国家战略的需要，设立重庆直辖市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改革创新。这种预期的体制改革创新的成果，可以推广于全国，譬如统筹城乡，老工业基地改造，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欠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等等。

但是，尽管重庆在第二阶段开始在这些方面做了不少的尝试，但是没有很好实现预期目标。当然，有一些创新，除了上面提到的解决洪崖洞问题，统筹城乡试验区建设之外，还有，譬如地票交易方法被全国其他一些地区采用。然而，重庆经济发展作为总体，发展模式不仅仅没有探索出适用于全国欠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而且反而沿袭东部过时的招商引资模式，多的是沿用东部早期模式，缺乏适用于欠发达地区的创新模式。

重庆，之前设定的是试验地，结果做成了守株待兔式的等待东部产业转移的目的地。然而，即使是这个，也没有实现预期目标。要知道，东部产业转移不完全按照低成本选择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市场环境。结果，相当多东部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并不是重庆，而且东南亚和中部的河南，还有西部的成都。

在第二阶段，本来应该做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其中也包括产业多样化。但是，笔记本电脑产业的引入，让重庆人见证奇迹，似乎就笔记本电脑产业巨大的产值就感觉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任务，产业多样化需求被忽视。目前因为笔记本电脑产业的增速下滑导致GDP增速下滑，就是因果。

古人曰，巴出将，蜀出相。自古以来，重庆出猛打猛冲的莽撞人，而四川人性格细腻。成都是千年商业中心，商业传统底蕴深厚。重庆，似乎前定基因中缺乏市场意识，蛮干精神有余，理性意识较之成都人远为薄弱。重庆人买车，喜欢不切实际地炫耀型买豪车，而成都人认为车子就是代步需要，并不是炫耀需要。所以见证奇迹：过去一些年，成都人满街开的是重庆制造的最低档的“托儿车”（奥拓）。尽管连重庆人自己都不好意思开一个托儿车，成都人还把托儿车修饰得很温馨可人！

重庆的国家战略地位，与成都的商业环境市场意识PK，基本上就是两地竞争的核心比较优势分布。

由此我们看到，重庆的生存与发展，to be or not to be！基本上取决于重庆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而成都，当然还有其他地方，靠的是自己。这样一种依赖国家战略的情节，形成并且强化了重庆的国家战略路径依赖偏好！

因为这种偏好，导致重庆在原创力和内源发展方面缺乏优势。然而，中央政府希望重庆应该在内陆欠发达地区发展方面创造性地作出可以推广全国各地的成果，这种希望与重庆的国家战略路径依赖之间构成矛盾。

重庆怎么办？十字路口走哪边？是市场化改革，还是继续国家战略路径依赖？这是一个问题！走市场化改革，缺乏前定基因，困难重重，见效慢！地方政府是短视的，希望做立竿见影的短平快项目，所以，这一边估计很难被选择。那么，就是路径依赖吧！继续走国家战略依赖那一边！那么，下一步怎么走？这也是一个问题！

在黄奇帆卸任重庆市长那个时候，由于笔记本电脑产业开始下滑，导致重庆总体经济面临下滑威胁！黄市长指出，在全球加工贸易都出现下滑的情况下，重庆应该从加工贸易转向转口贸易中心。新加坡，一个弹丸之地，靠地理位置优越成为欧亚转口贸易中心。转口贸易中心一般不会因为区域竞争被其他地区更替，因为地理位置资源的前定的，不可替代的。所以，新加坡欧亚转口贸易中心地位这碗饭吃了很多年，牢不可破。

黄市长有一个大棋局。他力推的中国第一条中欧铁路....渝新欧铁路，将欧洲与重庆链接。使得货物在中国西部，甚至东南亚，南亚地区与欧洲的运输，相比较经过新加坡马六甲海峡，节省了大量时间成本。

如果重庆成为未来的欧亚转口贸易中心，至少替代新加坡部分从中国大陆，东南亚，南亚与欧洲的贸易运输转口贸易业务，重庆就可以稳坐与新加坡并驾齐驱的欧亚转口贸易中心双子星宝座。由于重庆还有果园港这个长江上游最好的深水港，渝新欧铁路担当的陆上丝绸之路贸易通道，作为全国第一条中欧铁路，目前是发展得最完善，班列最多的中欧铁路，通过果园港接入长江黄金水道，还有目前重庆发展中的渝新欧铁路南向通道，将欧洲与东南亚，南亚，印度洋链接，绕过遥远的充满政治军事风险的马六甲海峡，链接海上丝绸之路。这样，重庆又再一次与国家战略联系起来！这一次，重庆面临的新机遇是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国家领导人由此把重庆定位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节点，就是渝新欧铁路直接对接欧洲，经过果园港接驳长江，通过长江链接长江流域各个地区并且抵达太平洋。通过南向通道接驳印度洋上海上丝绸之路。可见，重庆又一次骑上国家战略这匹骏马！

对于重庆来说，最重要的地理资源是长江。因为，西部只有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好的码头，果园港是长江上游最好的深水港，而果园港在重庆。至于中欧铁路，在重庆渝新欧铁路之后，其他地方开始模仿，相继出现了成都的蓉新欧国际铁路，武汉的汉新欧国际铁路，广州的粤新欧国际铁路，甚至中原重镇郑州也开出了郑新欧国际铁路。它们都是中欧铁路，之间存在竞争。

但是，通过中欧铁路，把欧亚贸易转口，链接长江流域各个地区，只有重庆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长江流域，集中了中国最多的大城市和最为密集的人口，通过长江流域，南北辐射可以拉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包括中东西部经济发展。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东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希望发展了富起来的东部可以因为产业升级，成本上升，传统产业自发转移到中西部，然后工业化相继从东部开始，逐渐弥漫投射到中部西部，最终实现整个国家的共同富裕。这个构想当年叫做“梯度转移战略”。

但是，东部发展已经持续四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也就是东部发展的四十年。但是，预期中的梯度发展模式似乎没有发生，因为，东部产业没有自发升级，传统劳动密集产业没有自发大规模转移到西部。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大发展，东部产业没有出现预期的大规模自发升级，导致预期的传统产业大规模转移到西部没有发生。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存在一个低端产业陷阱！由于西部大量廉价劳动力涌入东部，东部没有产业升级的压力，由于东部没有产业升级压力，东部传统产业就没有自发大规模转移到西部的动机！由于东部传统产业没有大规模转移到西部，西部初级工业化就不能够启动，导致西部过剩劳动力只有流入东部。于是，新一轮循环开始：西部流入东部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导致东部没有产业升级的动机.....。这就是低端产业陷阱！

为了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走出低端产业陷阱！多年前中央政府开始出台劳动法：在东部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希望通过政策增大东部传统产业人工成本，迫使东部进行产业升级！

这种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东部转移的传统产业并没有大规模去西部，而是去了越南东南亚，印度尼西亚，中国中部部分地区，当然也有一些去了西部，分散化的东部传统产业转移，导致西部得到的实惠被大打折扣！

为了拉动中西部发展，仅仅依靠来自东部的产业转移，是缓慢的，效率不高。于是，长江流域发展，通过这种链接东中西部，把整个长江流域各个地区大城市，众多人口在产业链中联系起来。譬如，长江流域，西部从重庆开始，经过武汉，南京，上海，以及之间的众多中小城市，在装备产业，制造业的设计加工装配贸易一体化，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中心，可以同时解决中东西部协调发展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把长江流域国家战略进一步提升。重庆，因为渝新欧国际铁路与果园港的链接，成为重要节点。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几年前著有“大棋局”一书，提出未来美国会退出全球战略，重新回到前定基因的西半球孤立主义。由此，未来由欧亚大陆把控全球。现在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布热津斯基似乎说准了。毕竟美国走出孤立主义主要是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现在这些理由都成为昨日黄花了。美国会回到西半球，欧亚大陆即将成为世界主宰。

但是，作为欧亚贸易亚洲一端的巨无霸，中国，与欧洲的贸易将主导欧亚贸易。绕道走新加坡充满风险的马六甲海峡去欧洲，显然不是经济和安全的路径。重庆的渝新欧国际铁路，链接果园港链接长江流域，将整个中国与欧洲的贸易进行转口，还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与欧洲的贸易经过重庆转口，是不是最经济的呢？当然是！

新加坡人当然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中国与新加坡第三个合作项目落地重庆，目前许多来自新加坡的投资落地重庆，许多来自新加坡的做转口贸易业务的金融专才落户重庆，就是这个原因！毕竟，对于新加坡做欧亚转口贸易业务的公司和个人来说，随着重庆欧亚转口贸易中心的建设发展，他们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来重庆发展抢占市场。

由此看来，重庆在新的国家战略层面上，一带一路，还有国际经济新趋势上，有了新机。这对于具有主要依靠国家战略前定基因的重庆来说，似乎是转机！但是，一带一路机遇并不是重庆独享的，成都开启了向东发展战略，逐渐逼近长江。成都同样能够分享一带一路长江上游节点地位。

同样，成都也能够分享欧亚转口贸易中心地位！在高铁这种灭绝空间距离的现代交通工具普及条件下，重庆已经不可能依靠原始的地理位置优势将成都从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撇开。最近，成都东进序曲已经开演，重庆似乎还蒙在鼓里。

不仅仅是一带一路机遇。重庆最近确立的发展智能制造中心的战略，其实很可能是为成都做嫁衣裳！智能制造博览会永远落户重庆，是中央政府支持重庆发展的战略。但是，成都作为1950年代就被国家作为中国电子产业和电子科技中心，中国电子科技排第一的电子科技大学在成都，这些因素很可能使得重庆智博会宣传招商引资来的投资最终落户成都。

重庆与成都，其实这一对冤家，是难舍难分的。在经典的产业组织理论中，竞争过于激烈的两个企业，最终会以走到一起，合并成为一个巨无霸而得到解决！譬如克莱斯勒与宝马。

成都与重庆，分久必合，看来是归宿！

当年重庆从四川独立出来成为直辖市，主要原因是原四川管辖范围太大，特别是落后的川东地区，成都在管理上鞭长莫及！当然，特别是要修建三峡工程，需要重庆崛起带动库区发展的需要。如果说过去重庆与四川的分开主要是体制内管理优化的需要。那么，现在新一轮的合作，分久必合，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随着预期经济竞争的加剧，区域经济抱团发展的趋势，已经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不抱团发展，孤家寡人、只有死路一条！看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一体化进程，还有长江中游的长株潭城市群，发展风生水起！而早有规划部署的成渝经济区发展，多年来却是步履蹒跚！

发展中等城市群，是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战略。又一个国家战略，是重庆前定基因所赖以生存发展的宿主！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从九十年代的中小城镇发展战略到二千年的特大城市发展战略，都走了弯路。中小城镇没有足够的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收益，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没有就业机会，失败了，因为进入城市的农民干脆在中小城镇喂猪种菜。特大城市存在大城市病，拥挤污染环境破坏。后来，发现自发出现的一些中等城市群发展模式很好。中等城市群，譬如珠三角长三角中南中等城市群，发展良性。于是，专家和领导发现，中等城市群既有规模经济又避免了大城市病。因为，城市群复制了特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因为现在发达的交通网络可以把城市群连成一片。同时，中等城市，而不是特大城市，一定程度减小了拥挤污染和环境破坏。由此，中央政府十年前决定通过发展中等城市群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这是国家战略。

成渝经济区，成都与重庆之间本来存在一系列功能良好的中等城市群。你看看，从重庆去成都，铜梁，永川，内江，隆昌，资阳，资中，龙泉驿....

发展成渝经济区中等城市群，是西部发展的国家战略，是脱贫攻坚计划的战略核心，是平衡东西部差距的战略路径。但是，多年来，成都重庆两个地方的领导基本上不合作不作为，各自抱着局部利益进行零和博弈，导致成渝经济区发展滞后，影响了国家战略实施。现在高层基本上从外地调官员任成都重庆的领导，思路是通过割裂地方政府领导的地方利益意识，把国家战略推进。所以，现在见效了。成都发展向东，一系列成都四川的项目靠近重庆方向落地，重庆开始向西....

成渝经济区，是成都重庆未来发展的热土，房价一定是这些区域看好。

这一次，如果重庆与成都在成渝经济区上进入实质性合作，是基于市场化运作。这一次双方重新走到一起来，与过去重庆直辖之前在四川里的体制内不一样。这一次合作是必须基于互利互惠关系。

当然，成都基于靠近长江，分享一带一路倡议机遇向东发展，主要是基于成都方面自己的利益。但是，要进入长江流域，成都方面不得不依靠位于重庆境内的经济资源，包括在重庆境内的公司和人力资源。重庆可以借成都方面的这种需要，借四川的经济力量做大经济。其实，这正是重庆辐射西部的功能显现，正是中央政府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初衷！

这样，我们看到，重庆可以在国家战略机遇与市场化合作之间寻找一个切入点和共享区间，就是通过积极推进与成都的合作，建设成渝经济区。既承接国家战略，获得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又基于市场化规则与成都合作，是重庆未来的不二选择！因为，作为国家战略，不仅仅是重庆，包括成都，都应该大力推进成渝经济区建设，加快成渝经济区发展的步伐。同时，与成都蓬勃发展的经济动能结合，也是重庆推广自己的产品市场和吸引内资投资的机会。

无论是地理条件，产业结构，人文文化，还是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需要，成渝两地都是合作绝配。成都与重庆，如果不能抱团发展，做大做强，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极地，那就可以说是天理不容！

既往的不合作历史，根源于行政体制与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川渝两地竞争招商引资资源，有利于各自的GDP政绩表现，零和博弈.如果中央政府把川渝两地的政绩考核指标进行修改，将成渝经济区合作政绩纳入，川渝两地的合作就会变成夫妻般的和谐。这是博弈论中的机制设计问题，值得研究。

目前以及之前的成渝经济区建设，成都与重庆两个地方是各自把自己境内产值计入自己的GDP。对于位于成渝经济区中的产值，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成渝经济区内属于成都的企业创造的产值计入成都和四川的GDP，而属于重庆的企业创造的产值计入重庆的GDP。

现在我们来看看成都与重庆在成渝经济区建设中的博弈。

如果只考虑静态博弈，一次性的博弈，不考虑重复性的动态博弈（因为地方政府行为基本上是短期性的），则给定成都努力建设和投资成渝经济区，重庆也努力建设与投资成渝经济区是最优的策略；因为，双方合作会带来合作性收益。这是基本假设，否则成渝经济区成立就没有意义。反过来，给定重庆努力建设和投资成渝经济区，成都努力建设和投资成渝经济区也是成都的最优策略。也就是说，成都和重庆任何一方努力建设和投资成渝经济区，会导致对方也作如此选择。在博弈论中，这就构成一个纳什均衡。或者说双方都选择努力建设和投资成渝经济区，是一个均衡。但是，还存在另外一个纳什均衡，在那个均衡中，成都和重庆都不努力建设和投资成渝经济区。因为，给定任何一方不努力建设和投资成渝经济区，另外一方努力建设和投资成渝经济区就会得不偿失！因为，其中任何一方单方面行动都存在大的风险。在对方不配合的情况下，成都或者重庆单方面行动在成渝经济区自己一方境内投资都以为缺乏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存在大的风险。

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选择不努力建设和投资成渝经济区，另外一方的最优化策略也是不努力建设和投资成渝经济区。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纳什均衡。

由此，存在两个均衡，其中一个是合作性均衡，另外一个是不合作均衡。所以，成渝经济区建设存在不确定性！合作，还是不合作！这是一个问题！

其实，更加严重的是，如果成都在重庆选择努力建设和投资成渝经济区情况下，并不认为成都也努力建设和投资成渝经济区是最优策略。因为，如果成都静观重庆单方面行动而不予配合，可以眼睁睁看着重庆的投资失败，导致重庆GDP增速下降，从而成都由此减少一个GDP排位竞争者。当然，重庆也可能如此看待这个问题。这样，合作性纳什均衡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只有一个，唯一的一个纳什均衡，就是不合作均衡！这也许就是成渝经济区长此以往陷入懈怠的原因吧！

如果中央政府对于重庆和成都或者四川的政绩考核，不仅仅看地区GDP，而且还看成渝经济区内的GDP。也就是说，考核指标是地区GDP与成渝经济区内GDP的某个加权平均数，也许就只有一个唯一的合作性纳什均衡。当然，这个权数是需要具体研究的。也就是说，成都与重庆的政绩考核，把成渝经济区建设政绩单列出来，可能就会在博弈中剔除不合作均衡。

在笔记本电脑产业开始下滑，欧亚转口贸易中心还有待时日之际，重庆又拉来了手机加工制造产业。目前是仅次于广东的全国第二大手机工业基地。

重庆，直辖二十多年来，也就是跻身于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的诸多区域经济竞争的汪洋大海。如果仅仅是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重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成都也许还更胜一筹。重庆，没有好好地利用其特别的地理优势，特别是长江水道。如果说笔记本电脑的市场主要是欧洲，而重庆首先开发渝新欧国际铁路，也算是利用了地理位置优势，那么，后来跟进的成都蓉新欧，让重庆的渝新欧铁路遭遇残酷竞争。长江水道，果园港，才是重庆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硬核。当然，长江流域各个地方修建了几百座桥梁，局限了巨轮大船从重庆通江达海，但是，长江流域的区域经济合作，重庆应该与上海南京武汉好好谈谈，抱团发展，组建长江经济带一体化经济，摆在面前的机遇，没有人去想想，去推动，实为奇葩！

对于重庆来说，肩负重任，需要的是区域经济创新和打好长江流域经济这两张牌，探索出一条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而不是卷入传统的招商引资竞争的汪洋大海。

也就是说，重庆当初直辖的任务，完成并不是很好。但是，退一步说，即使是招商引资，重庆在最近几年竞争力也在走下坡路。

在即将来临的重庆直辖二十二年之际，交出的答卷并不是很好看。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两江新区当年定位是承接世界五百强制造业巨头，结果期望太高。特别是期间发生了国际经济危机，还有中美贸易战，这个目标显得越来越遥远了。

其实，西部是做创新的地方。在美国，创新基地位于西部。因为东部地价昂贵，商业机会多，人们不会静下来专注于创新，而是做金融做贸易做房地产赚钱。但是，深圳尽管也位于东部，创新却做得风生水起，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之一，中国排第一的创新城市。重庆尽管位于西部，创新基本上谈不上。

与深圳对比，差在哪里呢！差就差在政府功能的合理化界定。深圳的优势是小政府，市场经济规则清晰，并且有执行力。重庆，当年讨论建立直辖市时，曾经也有建议是建立三峡省。但是，专家和领导认为，如果建立三峡省，就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政府系统，比起直辖市来说，效率低多了。于是放弃三峡省建议，选择了直辖市。也就是说，当年在建立三峡省与直辖市的二选一过程中，基于效率考量选择了直辖市。如果继续沿袭这种小政府思路，是可以成为创新城市的，市场经济发展也会顺利一些。然而，前面所说的原因，直辖以来政府作用的独大，国有经济的独大，使得重庆对小政府说不！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位于十字路口的重庆，目前有迹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一路向西，科学城项目落地，与成都正在推进的向东战略匹配。这种双向匹配只能够有一种解释，就是双方终于在共同建设成渝经济区这个问题上面达到了共识。

成渝经济区一旦建成，发展良好，当然就是中国经济的第四极，西部的龙头。

回顾1980年代重庆选择向南发展，不顺，后来在一位高层领导指导下改为向北发展，于是有了北部新区，后来有发展成为两江新区。现在开始向西发展，与成都在成渝经济区会师，其意义不言而喻！

我们看到，就中国的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历程来看，其实早期专家和领导意志弄出来的中小城镇发展战略以及大城市发展战略，都不接地气，还是市场自己进化出来的中等城市群发展模式是成功的。就重庆来看，早期的向南发展不成功，然后才有向北，出来了北部新区和后来的两江新区。现在开始向西，是成渝经济区抱团发展的需要。其实，向南发展，与经济增长强劲的贵州会师，也是一个选项，在避暑旅游方面，市场已经给出了指引——重庆人去贵州买房避暑已经成为了重庆人夏天避暑的主流。

也就是说，重庆未来既要继续借国家战略发展机遇，同时还需要兼顾市场指引，两条腿走路，比起独腿单脚跳要快要稳定一些。

重庆经济迈上2万亿大关时，四川也突破了4万亿大关。川渝经济总量达到6万亿，意味着一个更大容量的产业和市场空间的诞生。

成渝城市群的经济总和，要占到川渝全部的九成左右，完全具备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外，争当第四极的能力，它同样可以为重庆撑起更大的腹地。

比如四川南充融入重庆等，为产业配套提供了更多样的选择。

对比不足和亮点，重庆完全不必慌。中高端新兴产业，进出口等抓手，都可谓相当牢固；庞大的腹地，也决定了下限不会低。

中国正在告别高速增长的年代，谁先转型，谁就是赢家。

重庆已经站到了十字路口，转型不仅仅是产业，而且还有体制，市场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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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较场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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