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地下工作者高文华：为筹活动经费忍痛卖子（附：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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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2011年6月8日《河北日报》第5版，作者马彦铭、雷越毅、石科圣，原题《高文华：为革命忍痛卖子》。
高文华(后排右一)贾琏(中排右一)
一个父亲亲手将4个月大的儿子卖掉，其中有多少无奈与不舍？
而卖儿子换得的50元大洋却成了党的活动经费，一毫也没有留在父亲的兜中，背后又有怎样的隐情与牺牲？
不知道，那个如果活到今天已是年逾古稀老人的婴儿是否会怨恨父亲的狠心，可在这位父亲心中，对孩子的思念与歉疚却相伴终生。
高文华，这个从湖南农村走出的青年，我党的第一代地下工作者，白色恐怖年代的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就是带着对一别再无音讯的儿子的挂念离开人世的。
而这段回忆里生离死别的心疼，让高文华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贾琏始终守口如瓶，如果不是贾琏上世纪八十年代离世，党组织在悼词中首次提及此事，这段令人心酸的经历也许就永远沉默在高文华的记忆中了。而今，旧事重提，人们更多的是对那个时代党的地下工作艰苦程度的猜测，却常常忽略了是什么让高文华在经费与儿子、工作与情感、党与个人间总是选择前者。“我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困难是暂时的，逆境是可以扭转的。有了这个信仰，哪怕是个人的生命、血肉之躯都可以奉献出来。”在高文华眼里，革命的牺牲除了生命，还有亲情。
无奈卖儿筹经费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5月30日，在沈阳市风雨坛街的住宅里，回首往事，86岁的高鹰老人不禁痛哭失声。“在那个年代搞地下工作太难了！为了筹措活动经费，实在无法可想的父亲才把我弟弟卖掉了。”采访中，高鹰几次喃喃低声念着这几句话，语音颤抖。
高鹰的父亲高文华，于1935年2月接替朱理治担任河北省委书记。1935年6月，高文华任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
此后不久，由于党组织缺乏经费陷入了困境，高文华与妻子贾琏将自己只有四个月大的儿子卖掉，换来50元大洋，维持了省委三个月的运转。“当时，上海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破坏，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路上，省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好似一个孤儿，工作上得不到中共中央的及时指导，经济上没有中共中央接济，加上那年华北大旱，遍地灾民，困难可想而知。”(老衲秘史首发，搜索微信公众号llmishi可订阅) 河北省委党史办宋学民处长告诉笔者，高文华想尽办法筹集经费，但收效甚微。“没有经费，同志们不能出差，无法开展工作；北方局机关和同志们租住房屋的房东时时在催要房租；高文华的女儿饿得难受，不得不到田野里捉蝗虫，拿回来烧着吃；高文华患有严重的肺病，经常吐血……”当年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的同志们后来这样回忆。
由于没有药物，高文华只好喝盐水治病。当时担任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秘书并兼职财经工作的贾琏看到高文华营养不良，病情恶化，非常着急，就想把挂在墙外装饰门面的一块腊肉取下来吃，但高文华坚决不同意。因为那块腊肉不光用来装门面、摆阔气，同时也是地下党同志前来联系工作时报平安的标志。贾琏多次把这块腊肉取下又挂起，始终没有吃掉。“我爱人贾琏同志眼看着这种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她跟我商量，要卖掉我们的孩子，来维持一下这段困境。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廖东光）。那年头，男孩比女孩要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4个月大的儿子卖了50元大洋。”
在高文华的回忆文章《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中，看不出悲伤甚至看不出细节的平白描述仍然可以让人想像当年抉择时的残酷。“分给王林（省委秘书长）10元，李大章（负责宣传工作）10元，解决吃饭问题。”高文华就是靠着这50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3个月的生活。“谈及‘卖子筹经费’的往事，高老低下头，想了很久，不说一句话。”作为党史工作者，原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唐振南处长近年来潜心研究高文华的革命事迹，曾几次访问高文华，1982年4月的一次座谈会上的情景令他记忆犹新。“最后高老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即使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高文华夫妇还保持着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警觉性。“高文华的女儿为烧蝗虫吃还受到了责备，因为当时高文华的公开身份是商人，商人的女儿是不会烧蝗虫吃的。”原益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刘谷东告诉笔者。
1988年，刘谷东曾专程到北京拜访高文华，并写下了名为《为了创建新世界》的文章进行发表。
并非父母心如铁
“如果不是1981年母亲因病去世，党组织在悼词中把这段‘卖子为党筹经费’的往事公布出来，很少有人知道父母的这段经历。”高鹰说，卖掉儿子后的高文华夫妇，极少向人提及此事。
不提并不意味着不伤心，在高鹰看来，不提更多是因为在高文华从事地下工作的年代，还有比卖儿更残酷、更伤心的。流血、牺牲常在眼前上演，这样的牺牲也许算不上最痛心的。
近年来，受一些谍战影视作品的影响，不少人心目中的地下党形象往往是穿着西装旗袍行走于歌厅、饭店，地下工作不外乎行刺、暗杀、搞情报。
其实，白色恐怖下，党的地下工作者大都是粗布褐衣、居家百姓的形象，他们要为柴米油盐发愁，也要为省几块钱的旅费绞尽脑汁。
湖南省委党史办提供的材料显示，抗战爆发后，在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期间，高文华为了掩盖身份挣钱糊口，曾经卖过辣椒。而省委另一位负责人卖掉自己的书籍与夫人的陪嫁，全家到街上卖艺养活自己，坚持工作。“高文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时期，正是白色恐怖最为严重，党的地下工作者生存极为艰难的时期。”作为党史工作者，宋学民对此十分了解。“当时，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也就是说，指导北方局所属地区工作时，用中共北方局名义；指导河北省委工作时，用中共河北省委的名义。”宋学民说，“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屡遭破坏，多任省委书记相继牺牲。”
1929年6月—1930年2月，省委遭破坏后自动组建后中央批准；
1931年4月—1931年5月，省委遭破坏后自动组建；
1931年7月—1931年11月，省委遭破坏后自动组建；
1931年11月—1931年12月，省委遭破坏后自动组建；
1933年7月，省委遭破坏后自动组建……
笔者手中有一份历任顺直、河北省委书记（代理书记）简表，简表显示，从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10年间，由于遭到多次重大破坏以及出现党的高级干部叛变等多种原因，顺直省委和河北省委书记的变更有20多次。
在这种背景下担任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的高文华心里不可能不清楚，在这样情况下，维持省委的正常运转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马日事变’后，高文华同党组织失去联系，他切身感受了作为一个与党失去联系的‘孤儿’的苦闷与彷徨。”唐振南说。
在失去与党组织联系的一年多时间里，高文华一边维持生计，一边辗转湖南、湖北、浙江、安徽、上海等地艰难寻找党组织。“锲而不舍寻找党组织的过程中，他也深深感到了党组织的重要性。”唐振南认为，也许正是这段经历，让高文华在面对经费与儿子、工作与情感、党与个人的矛盾时，虽然痛苦，却总是选择前者。
思儿心切哭断肠
“弟弟一定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尽管经过多年寻找，最终传来的是坏消息，但在高鹰老人心中，却一直这样坚信着。
贾琏的外孙女吕欣驰告诉笔者，新中国一成立，外公高文华和外婆贾琏就托人去唐山寻找孩子的下落，也曾请河北省公安厅帮助寻找，后来得知，被收养后，廖东光长到八九岁时，与养母因流行疾病先后病逝。“表哥晚年患病在长沙，神志已经不太清楚时，我去看他，他还好几次对我说，有人传说他卖掉的儿子流落到了湖南，让我和他最后一个秘书井宁帮他去找。”作为高文华的表弟，今年已90岁高龄的贾醉公曾多次在湖南各地为表哥找孩子。“解放以后，我和表哥经常见面，以前从未听他提起找儿子的事。”在贾醉公看来，直到晚年神志有些不清时，才让他帮助找儿子，说明“表哥心里一直压抑着对儿子的思念，平时埋藏得太深了，因神志不清无法控制时才能表达出来。”“母亲一和我们提起失去的弟弟，就要哭上一场，但父亲只是沉默。”高鹰告诉笔者，解放后，她和丈夫曾多次利用各种机会寻找失去的弟弟，“家里人多希望他还活着，在新中国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啊。”“外公外婆很喜欢孩子，最喜欢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吕欣驰告诉笔者，上世纪60年代，湖南益阳老家的人曾给她们寄过一张外婆在1935年前后与两个女儿的合影，“问过外婆才知道，这张照片之所以寄回老家，是外婆怕万一自己与外公牺牲了，两个女儿没人照顾，老家人可凭着照片找到她们，帮忙照看。”
高鹰对父母当年的举动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那一代人，受了太多苦，也做了很多今天的人无法理解的选择，因为他们总是把信仰、理想看得高于一切。”
“廷哥生前从不愿意宣传这些事。”湖南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南丰村的廖淦中是高文华的堂弟，作为资阳廖氏七修族谱的主编，他把高文华排在了当代人物中的第一位。“从年轻时，廷哥做的那些事就是蛮轰动的。”
廖淦中口中的“廷哥”就是高文华，原名廖湘锜，字廷干，又名廖剑凡。”
在同辈人眼中，家境贫寒的“廷哥”虽因生活所迫12岁就辍学做学徒、当工人，但他却“很爱想事儿”。
1922年8月，当时还叫廖湘锜的高文华报名参加了由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当时的考官后来回忆，这位当时刚满17岁的青年表示自己来学习的目的就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不种田的地主豪绅穿绸缎、搓麻将、吃山珍海味，而种田的百姓却没饭吃、少衣穿。
带着同样的问题，1925年5月，因在长沙、益阳组织罢工失败愤而改名廖去恶的高文华又南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革命的真本事”。“由于高文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所以他用过很多化名，但最后高文华的名字却满含着为建立独立自主、高度发展、文明富强的新中华而奋斗的寓意。”唐振南说，从廖湘锜到高文华，名字的变化划出了一道我党第一代地下工作者为理想而战的人生轨迹。“他从不抛头露面，总是保持低调。”唐振南认为，以高文华的革命资历，新中国成立后，最高职务只是轻工业部副部长、水产部党组书记，1994年临终前，仍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授予的行政六级工资，“与同资历的人比，算得上吃亏了。”“相比死去的人，我们算是幸运的了。”秘书井宁却不止一次听高文华如是说。
能上能下，毫无怨言，只要奉献，不图索取。
获得这样的评语，高文华当之无愧。
冲破暗夜的光芒
在黑夜里梦想着光，在悲伤里忍受孤独。
追寻高文华革命足迹的过程中，记者常常不由自主想起电视剧《潜伏》主题曲中的这两句歌词。
因为它被称为“是对党的地下工作者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生活于白色恐怖中，常常处于孤军奋战的险境，危险不仅来自于明处的敌人，还有可能是叛徒射出的暗箭。甚至首先要战胜的不是敌人，而是生存的困境。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当热播电视剧《借枪》中，地下工作者熊阔海为筹措情报费而急得团团转，甚至欺瞒妻子变卖家产时，引发了多少做过地下工作的老人的共鸣与叹息，“当时就是这样啊。”
也许今天的人们面对高文华“卖子筹经费”这一历史往事，第一反应是“感觉不可思议”，然而，走近高文华那一代人，却觉得这样的选择是那么自然，正如高文华自己所言，为了党的事业和更多人不再受同样的苦痛，自己血肉之躯都可舍弃，还有什么不能割舍。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对你的爱已无言，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燃烧无尽力量。
在高文华的亲人、乡亲、研究者眼里，这两句歌词则是高文华和他的战友们内心深处最真的表白。
像高文华一样，在党和孩子间毅然选择前者的还有很多，这些共产党人用其看似无情却深藏感情之举诠释着自己对信仰的执着。广东省委书记，中南局书记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党没有活动经费时，含泪忍痛卖掉还在襁褓中的亲生儿子，从此母子不得相见；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自己管着上百块大洋的党的经费，却宁可饿死自己的孩子，也不敢动用一分。
“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孔子家语·在厄》中的这句话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个人气节与修养的座右铭，而从高文华他们身上，我们听到的是革命者“生命只为一个信仰，无论谁能听见”的忠诚与坚定。
~~~~参考阅读~~~~
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
作者：高文华
原载于《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1934年5月，上海党组织被破坏，敌人到处抓人，我们在上海呆不住了。这年的九十月间，党组织通知我转移到河北省委（在天津），我们全家来到天津。
当时，北方局也在天津，书记是孔原同志，他是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北方局工作的。他管辖的有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北、东北、绥远等地。孔原同志有一个班子，我记得有罗根（中央派来的，负责职工工作，现在广东，已70多岁），毕根（负责青年工作，现在天津搞计划工作），小莲（柯庆施爱人），还有姚蓬子（姚文元父亲），我到天津时，姚已被捕。
我到天津后，经王林同志联系，见到了孔原同志，他让我在河北省委工作。河北省委书记是朱理治同志，成员有聂洪钧（由上海来），王林（省委秘书，负责跟外地联系，现电力部副部长），大莲（王林爱人），鲁笨（现民政部政治部主任，安建干同志爱人）等同志。
1934年底或1935年初，孔原同志拟定朱理治同志去陕北。朱收集情况，写出了《目前的形势》等文件后，于1935年2月（春节后）到了陕北。朱走后，我就接替了他，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职务。不久，聂洪钧同志也去了陕北。这年3月，河北省主要成员又增进了柯庆施、李大章两同志。
那时，河北省党的力量是很强的，共有1000多名党员。党的主要干部大都是由保定师范和濮阳师范出来的学生。党组织的建设也比较严密。省委下设许多特委（相当现在的地区）。我记得有北平市委，天津市委，冀东特委（书记李运昌，现司法部副部长；组织部长李一夫，现外贸部顾问），冀南特委（书记刘子厚），冀中特委（书记已忘记），沧州特委（书记王任重），盐区特委（书记张霖之），冀鲁豫边区特委（书记黎玉，现农机部顾问），鲁西特委（由冠县县委发展而来的，书记黎玉兼任），石家庄特委（书记是王从吾的侄子王作玉，组织部长郭森，现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一位姓杨的），还有白洋淀特委，后来发展为保定特委（书记已忘记）。各特委下边一般都设了县委，没设县委的也有县支部。有的特委还按片设立了中心县委（管辖几个县）。
这些特委中，黎玉同志领导的冀鲁豫边区特委管辖的范围最广，组织基础也比较好。陈少敏大姐是这个特委的组织部长，王从吾是这个特委的宣传部长。他们俩以“假夫妻”的身份进行工作。王从吾负责的滑县（书记赵毅敏，现中纪委副书记）和磁县（书记王维纲，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组织基础最好，有一套对敌斗争经验。王维纲曾被捕过，他从几层楼上跳到停放汽车的棚子上，逃了出来。
1935年5月，中央调孔原同志去上海。孔原同志的爱人张越霞同志在孔原走以前去了上海，不久就被捕了。
孔原同志临走前，把我、柯庆施、李大章、王林、罗根找到一起，商议他走以后北方局的工作如何安排。他提出个方案：由河北省委兼负北方局工作，当时叫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也就是说，指导北方局所属地区工作时，用北方局名义；指导河北省工作时，用河北省委名义。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并决定我、柯庆施、李大章三同志为主要负责人。
孔原同志交待完了工作，并写出了《关于北方局的情况》等文件后，于1935年6月离开天津。他走以后我们三人分了工：我是书记，负责农村工作，主管河北省的工作和冀中、冀南、冀鲁豫、鲁西等特委；柯庆施负责军事、组织工作，主管冀东特委和北平市委（市委书记赵升阳，即李葆华同志）；李大章负责宣传王作和联系外地的工作，主管山东、山西和天津工作，并兼任天津市委书记。在天津市委工作的还有彭真同志、王鹤寿同志等。
孔原同志走后，他跟我们没有领导关系了。我们跟中央就失掉联系，发生了经费困难的问题。跟中央失去联系的广东、广西等地的党组织，也跑到北方局来联系经费问题。那年正是华北大旱。为了渡过难关，我们一方面派鲁笨同志去陕北，通过朱理冶同志跟中央取得联系；另一方面紧缩机关，下乡斗地主，搞粮食，并由王林、赵升阳同志在北平、天津发起募捐，但经费仍然很紧张。我爱人贾琏同志当时在省委负责经济工作，眼看着这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她跟我商量要卖掉我们的孩子，来维持一下这一困境。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老衲秘史首发，搜索微信公众号llmishi可订阅) 那年头，男孩比女孩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四个月的儿子卖了50元大洋。这钱，分给王林10元，李大章10元，解决吃饭问题。这50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三个月的生活。
这孩子卖给了王林哥哥的一个同事的姐姐。这个女人的丈夫是国民党旅长，讨了小老婆就不要她了。她买了我的男孩，还买了个女孩。解放后，王林同志帮我找过，据说这孩子13岁时得病死了，那女人和女孩也死了。后来我也找河北省公安厅帮忙查找过，他们也说孩子已死了。如果这孩子还在的话，已45岁，
1935年底、1936年初，冀东22个县伪化，形势十分紧张。北平、天津的学生纷纷起来反对，还组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队长是李昌（当时不是党员，现在科学院）。学生运动一直发展到后来的“一二·九”运动。我们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而直接出面领导运动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姚依林、徐冰、许德珩等同志，“一二·九”运动的主要力量是学生、教员、教授等知识分子。
那时，各特委的对敌斗争也很激烈。就拿盐区特委来说吧，盐区的盐民都是私自熬盐。国民党政府有个“盐税团”，经常敲诈勒索，欺压剥削盐民。我们派张霖之同志去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部分武装，有100多支枪，跟“盐税团“展开了斗争。
鲁笨同志是1935年9月去陕北的。鲁笨跟朱理治是老乡，都是陕北人。鲁笨很快就找到陕北特委朱理治等人。当时，党中央正在长征路上，到这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进入陕北。毛主席批评了朱理冶（书记）、聂洪钧（负责保卫工作）等同志搞的“肃反”扩大化。那时，我们北方局执行的是王明左倾路线。北方党组织受我们的影响很大。据说，陕北的肃反扩大化把地方的同志整得很厉害，关押了刘志丹等200多同志，详细情况我不了解。毛主席为了纠正北方局的左倾路线，派刘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来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少奇同志是1936年4月来天津的。他听了我们的汇报之后，批评了“一二·九”运动后期发生的“三·三一”事件（1936年3月31日的“抬棺游行”）。
少奇同志来北方局以后，纠正了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端正了北方党组织的思想。少奇同志重新组建了北方局，书记是少奇同志，组织部长是彭真同志，宣传部长是陈伯达，秘书长林枫同志。还有王鹤寿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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