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经典】平凡的世界（上）第二十八集
《平凡的世界》是中国著名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作者在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近十年间的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
今天，让我们继续收听路遥的经典名著：《平凡的世界》。
作者：路遥
演播：李野默
田福军和张有智发现中间一孔窑的门没锁，听见里边有人说话——还好象听见有个妇女的哭啼声。
他俩走到这门口时，公社副主任刘志祥看见了他们，赶忙迎了出来。他俩看见就是有个农村妇女正坐在椅子上哭鼻子哩。
志祥很快把县上的两位副主任带到公社的客房里，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铁钳子把炉子里的火捅得轰隆隆价响。志祥自己不抽纸烟，嘴里叼个旱烟锅子，披一领不挂面的老羊皮袄，四十来岁的人满脸皱纹，象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田福军问他：“文龙呢？”
刘志祥说：“昨天夜里，羊湾村和贾家沟的两个民工偷跑了，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今早上出去捉人去了……”“民工怎偷跑了？”张有智问。
志祥说：“这是两个被劳教的民工，大概受不了工地上的王法，所以……”
“怎么？还有被劳教的民工哩？”田福军皱起眉头问刘志祥。
“可不是哩！周主任一上任，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有四五十个哩，都是从各村拉来的。”“为什么劳教这些人？”田福军问。
“唉！你两个是上级领导，我也不敢胡说……”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
“不怕！你说！”张有智对刘志祥说。
“你说说情况，志祥！我和有智都了解你。”田福军也亲切地说。
刘志祥这才在鞋帮子上磕掉烟灰，说“其实照我看，都是些鸡毛蒜皮事！有的农民冬天没钱做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种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劳教……”
“怎个‘劳教’法？”张有智问。
田福军扭过头对有智说：“去年有的公社就用上了这办法。让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民兵小分队拿枪照看着，也不给劳动报酬……”
刘志祥说：“周主任今年的王法比这要重得多！动不动就把人捆起来了，还给上刑法。贾家沟那个人的胳膊都打坏了，因此受不了这罪，就和羊湾村的那个民工一起跑了；羊湾村的这个人更惨，吊起打了半晚上，十个手指头都展不开，脊背黑青得象冻茄子一样……”
田福军抖着手点了一支烟，痛心地看了一眼张有智。张有智气愤地说：“这成了国民党了！”
刘志祥为张有智的这句话惊讶得嘴张了老大。他没想到县上的领导竟然也对文龙的做法不支持。他马上胆大地说：“就是的！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就象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你们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嘛！”“是的，”田福军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里，老百姓都象自家人一样看待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整群众，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
刘志祥又补充说：“文龙还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就要武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行，就用三令五绳！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
田福军听完刘志祥的话，弯腰把手中的半截纸烟在砖地上弄灭，丢在一旁，抬起头说：“这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这，志祥！咱吃过午饭就到你们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堵资本主义’去！等文龙回来，我们再和他上话……有智，你说呢？”
胖胖的张有智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想了一下，说：“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干脆这样！咱们也不说这些人没问题，但这些问题让他们通过政治夜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不要再劳教这些人，让他们做个检查，再让大家批判一下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张主任说着，就被他的这些话把自己先逗笑了。
刘志祥也笑了，说：“张主任这办法好。他文龙也不好说什么！”
田福军没笑，考虑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有智的意见。这时，刘志祥突然叫道：“啊呀，你看我这人！光在这说话，都忘记给你两个安排饭了！叫我赶快到灶房去说一声！”刘志祥正准备走，田福军挡住他说：“志祥你不要忙饭！你也不要给我和有智专意安排，你们吃什么，我们随便吃一点就行了。等文龙回来，和他谈过以后，我们晚上争取再赶到石圪节去。罢了我们还要回柳岔来……”
张有智问刘志祥：“刚才你办公窑里那个妇女哭什么哩？”刘志祥说：“这是刘坪店来的一个民工，有妇女病，要请假回去，文龙不批准，她就又跑来找我。文龙不放话，我也不敢批准……”
“让她回去！”田福军说。
“那好！让我现在就过去让她走！”刘志祥说着就出去了。
不一会，那个妇女竟然哭得泪水满面跑过来，对田福军和张有智说：“啊呀呀，我咋盼到包文正了，我再一世都忘不了你们两个青天大老爷……”
田福军和张有智苦笑着，劝慰这个妇女赶快到医院去看她的病……
那妇女走后，刘志祥就带着他俩去隔壁公社灶上吃饭。
他们进入灶房后，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揭蒸笼。房子里还有一个胖老头，不象是炊事员，穿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叽布棉衣，头上拢一条新白毛巾，正拿着个大瓷碗，把菜锅里的肉片子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
刘志祥悄悄对县上的两位领导说：“这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比在他家里都随便……”
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黑棉衣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农民父亲一分钱也不出，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地大吃二喝！
那位穿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般挖了一大碗肉片子，又抓了三个白蒸馍，自大地连灶房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
田福军和张有智很不舒服地在公社灶上匆匆吃完了饭，然后就和刘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会战工地。
会战工地在离公社五华里路的一条河上。全公社集中起两千多民工，在河两面的山上把土挖下来，打一个大土坝，企图把这条十华里长的河流整个拦截在这里。
田福军一行人来到工地时，正是民工们休息的时候，河两面的山坡上和河道中间的坝基上，到处都坐着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广播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只有一个地方的人还在继续干活——这正是那些被劳教的民工。他们除过两顿饭，一整天都不准休息。他们周围蹲着几个扛枪的民兵，谁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队的人就大声呵斥一阵。田福军他们走到一个帆布搭起的工地指挥部前面，刘志祥就大声喊叫公社的另一个副主任和武装专干过这边来。
这两个干部先后跑过来了，一看是县上的两个领导，赶忙上来握手问候，并扭过头吼叫人把茶水端过来！
田福军和张有智没让他们拿水，问这两个人：现在工地上还有多少被劳教的人？
这两个人回答说，本来有五十六个人，但昨晚上偷跑了两个，现在还有五十四人。
田福军对他们说：“过去把那些人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的民工连去！”
张有智立刻又补充说：“再不准搞这些名堂！农民有点错误，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
这两个人显然急忙反应不过来。武装专干问：“是不是周主任决定的？”
刘志祥瞪了专干一眼，说：“这是县上的领导决定的！”
两个呆若木鸡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县上的领导比周主任的官大！
他们没敢再说二话，赶紧过去执行县领导的决定去了。这些被劳教的人员刚释放，整个工地一下子就沸腾了。人们立刻一传十，十传百，说县上来了两个主任，把“劳改队”解散了！
民工们马上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帆布蓬前涌来。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这两个“青天”告状，说他们如何吃不饱饭；如何劳累——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夜战，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钟头，还又饿得睡不着！那些被释放的“犯人”更是象谢救命恩人一样扑到田福军和张有智跟前来，五十多个人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一边哭着，一边还挽起袖子让他俩看胳膊上绳子勒下的黑血印。这老汉说着哭着，一扑踏跪在了他俩的面前，慌得田福军和张有智赶紧扶起他，给老汉说了半天安慰话……田福军立即对公社几个领导指示：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粮站换成好一点的粮食；再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部分来补贴民工的伙食。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有病的民工也要及时给予治疗……
刘志祥掏出笔记本，把田主任的指示都详细记下来了……
在返回公社的路上，几个领导人谁也没说话。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从群众的情绪里，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农民目前对我们的许多政策是多么地不满意啊——岂止是不满意……
本来，田福军和张有智准备等周文龙回公社来，但这位主任赶晚饭前还不见人影。他们就连晚饭也没吃，坐着吉普车又去了石圪节公社。临去石圪节前，田福军给刘志祥留话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返回到柳岔来；并让他转告周文龙，把捉回来的那两个农民也立刻放掉！
周文龙带着几个扛枪的民兵，高度紧张地在羊湾村和贾家沟跑了一天，还没把两个逃跑的“阶级敌人”捉住。
白天捉不住人，他估计这两个“逃犯”大概藏在周围的山里了，就决定晚上“守株待兔”。
他当即把几个民兵留在羊湾村，让他们中的一个人照看住这家人，以防跑出去通风报信；另外留下的人就埋伏在这家人的院墙外面，等人一回来就马上捆住拉到工地上去。他命令这几个民兵说：“捉住后捆紧些！”
然后他自己带着其它几个民兵在贾家沟用同样的方式等待另一个“敌人”自投罗网。
但他们辛苦地熬了一夜，还是没有把人捉住。
第二天早上，眼里充满红丝的周文龙把这两个大队的负责人叫来，限他们在三天之内一定要把这两个“敌人”扭送到公社来。
这两个队的负责人申辩说：谁知道这些人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怎么能在三天内把人找见呢？
周文龙气愤地说：“要是三天内找不回来，那你们两个就自动来‘劳教队’顶他们！”
他于是就丧气地带着民兵小分队返回到公社里。
他一回到公社，副主任刘志祥就把县上两位领导来柳岔的前前后后都向他汇报了。
周文龙听后就象头上被人打了一棒，坐在椅子里楞住了。刘志祥补充说：“田主任走时吩咐我，叫你把捉回来的那两个人也放了。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到柳岔公社来。”“人没捉回来，还放什么哩？让那两个坏蛋逃之夭夭不就行了？”周文龙气愤地把脸往旁边一扭。
过了一会，他扭过脸又问：“劳教队一个不剩都放了？”刘志祥说：“都放了。不过，县上领导也没说这些人没问题，叫咱们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
“资本主义倾向用嘴巴就能消灭了？”
“这又不是我的意见！这是县上领导的决定！你不同意，你找他们谈去！”
刘志祥作为副手，平时不愿意和这位“暴君”顶嘴，但这件事他腰杆子挺硬，因此也敢把脸很难看地给“一把手”拉下来。他说完后，索性叼着个旱烟锅一拧身走了。
周文龙一个人坐在椅子里，两只眼睛长时间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都能听得见自己鬓角血管愤怒的哏哏声。
他确定无疑地认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原西县的严重反映！田福军一贯搞右倾机会主义，和张有智一唱一和，与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冯主任对抗。他在上大学之前就知道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现在看来这斗争更加尖锐了！
周文龙明显地感到，自从邓小平在中央恢复工作以来，许多文化革命中被批斗过的“走资派”欢欣鼓舞，大搞右倾翻案活动。尤其是他们县的田福军，到处散布奇谈怪论，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而对一些思想右倾的人，他又好得象伙穿一条裤子！比如他的同班同学白明川，从文化革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个“保皇派”，田福军却象宝贝一样器重他……
周文龙脑子里乱哄哄地思考着，鼻子嘴里喷着热气。由于气愤，他把自己的指关节捏得咯巴巴价响。他想，他应该马上给冯主任报告田福军和张有智在柳岔的所作所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
他想写一封信给冯世宽，但又感到信太慢了。
干脆！直接给冯主任挂电话！
他旋即出了自己的窑洞，来到隔壁电话室。
他让女话务员接通冯主任后，就让她离开话务室——说这个电话话务员不能听。
他在电话上向冯主任详细汇报了田、张二人在柳岔公社的活动……
冯世宽在电话上听了周文龙的汇报，心中顿时象塞了一把火！
他没想到，田福军和张有智两个人处心积虑和他作对。
不！这不仅是对他冯世宽个人，而是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
本来，世宽的情绪眼下正在高涨之时——他的工作成绩已引起地区和省上领导的重视，马上就要在原西县召开现场会了。他希望这个现场会开得轰轰烈烈，让地区和省上的领导亲眼看看他冯世宽的能力和水平。因此，他对现场会的两个主要参观点非常重视，才把田福军和张有智派下去检查督促工作——没想到他们下去却拆他的台！
说心里话，文龙是冯世宽最看重的公社书记。小伙子路线觉悟高，敢于抓阶级斗争；而且革命干劲又大，上任不久，就把柳岔公社搞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公社。田福军他们打击周文龙，就等于打击他冯世宽！
决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应该马上采取措施。否则，这个举足轻重的现场会很可能让田福军和张有智弄塌火。他现在很后悔没坚持让李登云同志去柳岔和石圪节——登云说他牙疼，要在县医院让老中医顾先生扎针，只好把他留在了城关社……
冯世宽在盛怒之下，决定立即把刚打发出去的县常委们再调回来，开个紧急常委会，解决县领导班子的路线问题和“软、懒、散”问题。
但他又冷静了一下，考虑到现场会的筹备工作还没做完，他要集中时间和政工组一起修改典型材料，只好推后几天再说。不过他想，一定要尽快解决这问题！必须赶在地区现场会召开之前把县革委会一班人的思想统一起来。
冯世宽给县革委会办事组指示，让外出的常委们元月七日必须赶回来，八号要开紧急常委会……田福军和张有智离开柳岔公社后，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石圪节。
因为柳岔的刘志祥已给石圪节挂了电话，白明川下午就从牛家沟的公社会战工地上赶回来，等待县上的两位领导。今年农田基建规模大，明川亲自去会战工地领导。他回公社机关的时候，委托徐治功全面负责工地上的事。
田福军和张有智听了白明川的汇报后，对这里的工作比较满意。柳岔公社所有过火的做法，今年石圪节公社都没有。
福军和有智都比较喜欢白明川。这小伙子虽然年轻，但很有头脑。他到县上来开会，常能提出一些很不一般的见解，而且也敢当面对冯世宽和县上的一些政策提不同意见，常常充当各公社主任的“代言人”。
晚上，因为公社也没什么人，白明川就叫灶房里简单炒了几个菜，拿出自己的一瓶“西风”酒，三个人就在明川的办公窑里，一边慢慢抿酒，一边随便拉起了话。
喝了几杯酒以后，白明川并没有兴奋起来，反而忧心忡忡地对两位县上的领导说：“你们虽然是我的上级，但我了解你们，你们也了解我。再说，酒场上的话，柴草不挂……”“你们公社有啥问题哩？你说！我们能解决的，尽量解决！”脸已经有点发红的张有智对白明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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