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这部拙劣的获奖作品，不是作者的耻辱，而是时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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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书华，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些时间网络上出现了一篇震动学界的批评文章：《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书》，读后感有二：

第一，批评者如果有机会读到下面这部书，也许就不会这样说了。

第二，无论如何，批评者不应该指桑骂槐地污辱作者的人格。这不但踩破了对事不对人的学术批评原则，也可能触犯了法律。

个人揣测，该书批评者之所以会如此怒不可遏，是他确实在书中看到一些无可辩驳的错误，即知识、字词句法以及校对方面的错误，俗谓“硬伤”。

硬伤固然需要尽力避免，但也难以完全避免，这几乎可说是人人有份的错误，或多或少而已，所谓“无错不成书”。如果要细抠的话，我自己的几乎每篇文章都不难找到20个这种错误或硬伤；

硬伤固然需要改正，但也可以改正，大多是局部问题，尚有药可救，在被挑出与改正之后不太影响论著的总体价值；

硬伤固然不雅，但也无伤大雅，即使没有人指出，读者也较容易发现，危害不会太大。

总而言之，一般的硬伤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与不可容忍。读者发现后友善地指出，作者知道后虚心接受与改正就是。批评者未必需要如此愤怒，也不必幸灾乐祸，更不要以为自己就不会出这类错误；被批评者也未必要有过度的羞愧与尴尬。

学术著作更加可怕的是一种比硬伤更硬的伤，一种粗看无伤、细读无处不是伤的，无可疗救的伤病。因为症状不是那么清晰，读者一时未必看得那么清楚，有时甚至还会因为外边的架子或外在逻辑误以为写得真好，久而渐之甚至不再能分好歹。

本文要批评的就是这样一部遍体内伤、无可疗救的拙劣作品。

北大的教授+清华的学报+新华的文摘+三联的书店，豪华得令人瞠目结舌的组合，联合制造出这样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获奖作品，不能不说是本世纪的奇迹。更离奇的是，这样一部作品居然还被作者自视为“为数不多的大文章”，作者还是一位历史学江洋学者、特级教授，曾任重要刊物主编长达6年。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部作品竟然还能够被评为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鲁西奇《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性、核心问题与基本路径》），还能获得百盛优秀论文奖。

你可能买了，也可能没有买；可能读了，也可能没有读；虽然读了，但很可能没有认真读；因为没有认真读，所以很可能会接受作者的暗示，或者看在名校、名人、名刊、名摘、名社的份上，误以为这真是一部了不起的大文章；因为没有来得及认真阅读，所以未必会接受本文对该书的批评与定性。

可以肯定的是：你若能平心静气地读完这篇公众号，多半会同意前述“奇迹”的判断与观点。

这部书就是：辛德勇先生的《制造汉武帝》（三联书店，2015年10月），其原发论文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始发，《新华文摘》2015年第2期转载）（以下两文均简称为《制造汉武帝》，引文以论文为据）

在《制造汉武帝》发表与出版之后，出现了一些商榷文章，它们从不同角度指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这些作者多半是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学者，太讲情面，点到为止，仿佛只是为辛德勇先生挠痒痒，不愿意触及其更深的痛点，以至于在经过这么多批评之后，辛德勇先生不但没有感觉到其错误与问题，反而感觉更加良好，情结更加高涨，甚至还自编自演了十多集的闹剧，而三联书店也在中华书局召回问题图书之际，趁热打铁将此图书重印推向市场。

令人惊奇的是，辛德勇先生在其独角闹剧停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元旦之后又鼓余勇，发表了标题为“深覺慚愧的中華書局Vs.厚顏無恥的《文史哲》”的莲文，其正文更是破口大骂：“王學典主編真的是太厚顏無恥了！這真是‘見過無恥的，可沒見過這麼無恥的’。”

对于《文史哲》与王学典先生一直以来的忍气吞声，不为所动，我深表理解，也深感佩服。然而，几个月之后，对方还如此不堪地将口水喷到脸上，污辱人格，自己仍然无动于衷，不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我甚至都有点失望，以为这种视而不见与避让在客观上是对以骂为高的不良、违法现象的放纵乃至怂恿。

当然，这只是《文史哲》与王学典先生自己的选择。

作为实在看不下去的第三者，我只想告诉读者朋友：辛德勇先生对田余庆《论轮台诏》的批评完全是建立误读、误解、“歪曲”与“栽赃”的前提上；这部被作者自视为“大文章”的《制造汉武帝》实是一部难令人难以置信、叹为观止的拙劣之作，这种著作获得奖赏与热捧，堪称本世纪的奇迹。而这也是前段时间本人所作“魔都罗汉vs.帝都辛神”的深层原因。

判断这是一部拙劣图书的理由如下：

（一）全文内容与结论无一章成立；

（二）全文随处是匪夷所思的注水；

（三）全文根本就是作者的想象表演；

（三）全文说到底是对前论的隐篡与妄改；

文章最后一节是：“这部airbook不是作者的耻辱，而是时代的悲哀”，将进一步讨论作者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作品原发的《清华大学学报》、转载的《新华文摘》，以及一而再而三地出版印刷这部作品的三联书店的责任问题。

这篇用心、费力也耗时的作品，一不小心写成37000余字，无意间成就了一篇疑似史上最长的公众号。

如此长篇的公众号，当然不必急着一口气读完，参考阅读程序如下：

1）今天阅读到此处，就够了；

2）随后点击“收藏”与“关注”，待以后想起时再读；

3） 随后转发出去祸害朋友，让他们见识见识疑似史上最长公众号长什么样，看看他们是否有幸买过这部劣质图书。

如果有需要写文章、作论文、做学问、做编辑的朋友，更要转去祸害他们，或许，从这个难得的深度实例分析中多少可以获得一些写文章、写论文、做学问、识文章好歹的本事。

这些话，我可是相当认真滴。不然，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费如此大心力来写一篇公众号？难道只是为了哗众取宠，只是为了骗点流量与粉丝？

好了，让各位久等了，好戏现在开场。

一、全文内容与结论无一章成立

俗话有说：武无第二，文无第一。又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这两句话说的都是文章评价很主观，没有绝对标准。

不过，学术论文，尤其是以“史学就是史料学”著称的与科学比较接近的历史学论文，其评价还是有较强的客观性。就像投篮比赛，你投了几分就是几分，那是硬梆梆的数据，想动一分也难；又像打靶比赛，你打了几环就是几环，在靶上都有清晰的刻度。

要准确评价《制造汉武帝》，不妨先看看《制造汉武帝》中包括了想要或已论述的几个论题。再看他是否正确地论证了这个问题，结论是否正确。看他投进了几个篮，总共得了多少分。

综合两文摘要、正文及分节，以及辛德勇先生的马后炮，参照“魔教罗汉vs帝都辛神”第一集的相关论述，可以将《构造》一文的核心内容更为简明摘要如下：

1）《轮台诏》只是涉及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田余庆等先生认为《轮台诏》是“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的论断不能成立（第一章）；2)《资治通鉴》中的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分歧及武帝晚年自悔改过事源于《汉武故事》，这是司马光致错的重要原因（第二章）；3)《汉武故事》及其相关记载本不可信，所以《通鉴》中的汉武帝晚年形象也就不合符史实（第三章）；4）司马光之所以要采录本不可信的《汉武故事》，是为了证释和阐扬他的政治主张，尤其是针对王安石一派与其直接对立的施政方针（第四章）

第五节与第六节为拓展内容，由索隐而来，连作者自己都持“信不信由你”的态度，不必论述。

（一） 田余庆何时说过《轮台诏》是纲领性文件？

《制造汉武帝》之作有两个重大目标：一是否定《轮台诏》是“刘彻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论证汉武帝晚年政策未作整体性改变；一是以《资治通鉴》引录《汉武故事》来证《通鉴》之不可信据，这两个论题又相互衔接与证明。

从论文结构的角度看，田余庆有关《轮台诏》及汉武帝晚年的政策可以说是辛德勇先生的首要目标，第一个靶子，为此有了第一章“论轮台诏的性质”。在辛德勇先生看来，田余庆等先生将《轮台诏》“看作是刘彻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第9页），这是不能成立的；在他自己看来，“轮台诏所针对的内容，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而不是朝廷的根本性大政方针。”（第9页）

按照辛德勇先生原文的指引，笔者认真阅读了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

《论轮台诏》原文共分六节，各节内容要点如下：

第一节（第3页到第5页）：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武帝早就应该实现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不能说是及时的，但却是“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第二节（第5-7页）：汉武帝曾有过“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而后世守文安天下的设想，但在太子并存的长时间内，朝廷中形成了两股不同的政治势力，并最终导致了巫蛊之狱与卫皇后、卫太子之死。《资治通鉴》对于巫蛊之狱的叙述超越了卫青之死与争宠泄忿的层面，看到了其中政见的冲突，体现了较高的史识。

第三节（第7-11页）：巫蛊之狱中的政争意味，从巫蛊之狱中卫太子的对手江充那里可以得到旁证。但历史发展非常复杂与曲折。先是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得功封侯的全部五人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两年内又全部被杀或被逼自杀，这既是为卫太子昭雪，也为转变政策扫清了道路。随后“武帝兴利之臣的代表人物桑弘羊预武帝顾命，预示着转变政策还可能出现麻烦。”但昭帝之后，昌邑王贺被废弃后继立的汉宣帝，恰恰又是卫太子之孙。

第四节（第11-14页）：元封五年卫青死后，汉武帝仍然执意向西域与大宛推进，这条线路蕴含了继续西进的战争可能。轮台诏清除了这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第五节（第14-17页）：征和三年分兵进攻匈奴，桑弘羊、田千秋、商丘成等合奏屯田轮台东，武帝诏令否定远田轮台之请，是谓《轮台召》。但桑弘羊在武帝临终前与霍光等又一起为顾命大臣，“这样一来，在改弦易辙的昭帝一朝，在执政者中，自然又孕育着以霍光为一方，以桑弘羊为另一方的新的矛盾。”直到盐铁之议的第二年，桑弘羊被燕王旦等反叛事牵连方被杀，“此案以后，朝廷的矛盾得到解决，所谓昭宣中兴的局面由此展开。”“汉武帝罪己之诏虽然不能象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悖 (勃)焉’那样，臻汉室于鼎盛，毕竟挽回了将颓之局。”（第17页）

第六节（第18-20）并对整个历史事件及《资治通鉴》的相关叙述总结：“卫太子与汉武帝既有血属关系，又有政治关系，情况错综复杂，其发展高潮是卫太子迫蹙致死。但高潮之后还有高潮，这就是紧接而来的为卫太子昭雪，并且由卫太子曾经谏阻过的征伐四夷问题导致轮台诏的颁布，而卫太子问题也终于同转变统治政策的问题一起解决。刘攽于叙事中把握历史脉络，把许多看起来是孤立无关的问题排比在一起，探索它们的关系，从中揭示出重大的历史意义。”其最终结论是：“有了汉武帝的轮台之诏，昭帝、霍光建立‘守文’之局确实顺利得多，虽有阻碍亦不难克服。这就可见轮台诏对西汉政局转折确实具有关键作用。”（第六节，第18-19页。）

田余庆先生发表《论轮台诏》时是1984年，近40年了。那个时代还没有“内容提要”的规范。如果田先生泉下知道近来的轮台事件，应该有补写一份内容提要的冲动吧？

如果详细一点，这份内容提要大致会是这样：

西汉政局发展的基本格局与进程是一张一弛，霸王相杂，其过程十分曲折与复杂。1）汉武帝本应在元封之际就让人民休养生息，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点；2）巫蛊事件的突发先是让戾太子致死，3）后又导致对太子反对派的清除，为转变政策扫清了道路，接下来便有《轮台诏》的颁布；4）但武帝临终时，主利的桑弘羊亦为顾命大臣，“这样一来，在改弦易辙的昭帝一朝，在执政者中，自然又孕育着以霍光为一方，以桑弘羊为另一方的新的矛盾”；5）直到盐铁之议的第二年，桑弘羊受燕王之变牵连被杀，“朝廷的矛盾得到解决，所谓昭宣中兴的局面由此展开。”（第17页）小结：“汉武帝罪己之诏虽然不能臻汉室于鼎盛，毕竟挽回了将颓之局。”（第17页）“有了汉武帝的轮台之诏，昭帝、霍光建立‘守文’之局确实顺利得多，虽有阻碍亦不难克服。这就可见轮台诏对西汉政局转折确实具有关键作用。”（第六节，余论，第18-19页。）

由此可见，田余庆先生大作虽然题名为《论轮台诏》，其实际内容是论述西汉政局发展的复杂曲折的线路，及“昭宣中兴”局面由来的复杂历程。此历程经历了巫蛊事件的磨砺与孕育，肇始于《轮台诏》的颁布，推进于昭帝朝的改弦易辙，在桑弘羊被杀后，昭宣中兴的局面由此展开。相对于此前的对外征伐，《轮台诏》对西汉政局的转折确实具有关键作用，但它只是整个转变历程的一个环节，直到近十年后即桑弘羊被杀之后，“昭宣中兴”守文局面才真正展开。

我一遍遍地读，上穷碧落下黄泉，掘地三尺，也找不到如辛德勇先生所说，田余庆先生将《轮台诏》“看作是刘彻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 或“朝廷的根本性大政方针”（第9页）的论述。不但如此，全文连“彻底转变”“治国”“治国方针”“根本性”“大政方针”“大幅度”“政治取向”这样的字眼也没有一个。

从辛德勇先生的自叙来看，他之所以用功写这篇《构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他看来，田余庆先生以上“基本看法”已经写入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也“采纳了这一说法”，因此产生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影响。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他有必要担起纠正错误，肃清影响的责任。

莫非是《中国史纲要》与《中国古代简史》在采纳其说法时作了改编？

于是，吓得我又赶紧找到两书来一认真阅读。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的相关论述为该书第四章第二节《西汉时期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的确立》第六小节“阶级矛盾的发展与王莽改制。其原文为：

在农民再接再厉的打击下，汉武帝感到专靠镇压无济于事，有考虑过改变统治办法的问题。他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秦亡之迹也。”他在征和四年断然罢逐为他求仙药而伤民糜费的方士，拒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屯田远戍，并且下诏自责，“深陈既往之悔”，申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同时，他还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以示鼓励农业生产。这样，农民暴动暂时缓和了。（第163页）

这段话确实引叙了《资治通鉴》卷22所载汉武帝对卫青所言与《汉书西域传》中语，但整段话只有“这样，农民暴动暂时缓和了”这一句评述，并没有对这个文件的性质与地位作出任何评述，整个章节中连辛德勇先生所谓的“基本看法”的影子都找不着。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相关文字在其第五章第二节《汉武帝的功业》“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变与‘昭宣中兴’”小节之中。其原文为：

上层统治集团中对时局也逐渐出现不同看法，以皇太子刘据为核心形成了一派主张“守文”的势力，而不少官员仍然拥护武帝开边、兴利的既定国策。两派力量冲突的结果，导致在征和二年（前91）爆发了一起“巫蛊之狱”。当时谣传宫中有人用“巫蛊”的迷信手段诅咒武帝，武帝的亲信江充奉命穷治其案，连及太子。太子不得辩白，遂矫诏发兵杀江充，自己也走投无路而自尽。此事对晚年的武帝打击很大，经过深刻反思，他作出了“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的检讨，宣布“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征和四年，大臣奏请在西域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屯田，武帝否决其提议，并因而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指出“当今务在止苛暴，禁擅赋，力本农”。他将丞相田千秋封为富民侯，表明要改弦易辙，实行“富民”政策。又拜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代田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粮食产量。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变，使当时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趋缓和，史家评论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第 92—93 页）

这段话主要引述《汉书》中的相关文字与事实，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粮食产量”，“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变，使当时已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趋于缓和”这两句平和的评述，同样看不到辛德勇先生所瞄准射击的“彻底转变” “治国方针”“纲领性文件”“朝廷的根本性大政方针”这类吓人的字眼。

由此可知，辛德勇先生所叙田余庆《论轮台诏》、翦伯赞《中国简史》、张帆《中国古代简史》对于《轮台诏》的认识与评价，其实都是在原文中找不到的东西，用辛德勇先生的话来说那是“一个词也没有”。

非常好奇辛德勇先生当时是在哪里看到，是怎么看到到田余庆先生上述论述的；也非常好奇辛德勇先生如果有机会看到本文，看到这里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自己的《制造汉武帝》明明有“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之类字眼与意思，别人摘述出来商榷，辛德勇先生却辱骂他们“无中生有”“歪曲”“栽赃”，“厚颜无耻”“见过无耻的，可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论轮台诏》明明没有将《轮台诏》视为“刘彻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朝廷的根本性大政方针”，辛德勇先生却偏要制造出来，并对这个子虚乌有的对象进行批评，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当然，完全用不着照辛德勇先生的话说，这是辛德勇先生对田余庆、翦伯赞、张帆先生的“歪曲”与“栽赃”。因为事实俱在，那是想歪曲也歪曲不了，想栽赃也栽赃不了的；

田先生的弟子也完全不必用“厚颜无耻”、“见过无耻的，可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这种烂话去骂辛德勇先生，以及发表与转载该文的编辑部，出版该书的出版社。一者，骂辛德勇先生这种人，骂了也是白骂，不会有半点效果；二者，骂人应该涉嫌违法，即不违法也不斯文吧？

若说骂其工作单位、刊物与出版社，要他们做出“正式道歉”，赔偿损失，以便抚慰作者方受到“严重、持久的伤害”的身心与名誉，则更是没有必要，甚至就是胡闹。很简单，文责必须作者自负。

其实，田余庆、翦伯赞、张帆诸先生的大作不但没有辛德勇先生所加的论述，他们压根就没有讨论《轮台诏》是“军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还是“根本性问题”，“根本性问题”还是“表面问题”，是“大政方针”还是“小政方针”，其转变是“彻底转变”还是“不彻底转变”，这类范围与程度问题。

在一般学者眼里，在缺少客观衡量标准的前提下，某个确定的政策方针及其效应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是表面的还是根本的，是彻底的还是不彻底的，是大幅度的是小幅度的，虽然也有一定的客观性，但主要取决于接受者的主观认知与尺度，弹性非常之大，很难会有什么结论。

换言之，这类问题在学术中乃是伪问题，俗一点但也更准确地说，这是永远扯不清的扯皮问题、扯蛋问题，是民科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田余庆、翦伯赞、张帆先生怎么会low到去讨论这种伪问题的层次呢？

田余庆先生论著中当然存在一些未必准确的用词，未必切当的论述，比如第3页“轮台诏……导致了所谓‘昭宣之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这样的表述就有用词过重过当或不准之嫌。修订版第五节用“汉武帝完成向守文的转变”作为标题也容易让人误解。不过，认真阅读了全文的读者应该可以感受到他前句中的“导致”想要表达的准确意思是“远距离的导致”、“触发”，后句的“完成”在现代汉语中本来就是两义：一是“（事件）按照预期的目的结束”，一是“做成”，田余庆先生显然是用“做成”之意，整个标题想要表达的准确意思是“汉武帝做成/启动了向守文的转变”。因为其整篇论文都是将这次守文之变视为肇始于《轮台诏》颁布，完成于桑弘羊被处理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其结论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有了汉武帝的轮台之诏，昭帝、霍光建立‘守文’之局确实顺利得多，虽有阻碍亦不难克服。这就可见轮台诏对西汉政局转折确实具有关键作用。”（第六节，第18-19页。）

辛德勇先生对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对象来讨论与批评，他能讨论出什么成果来呢？

如果细品其意的话，辛德勇先生始终在强调《轮台诏》并不意味着根本的、整体的、彻底的守文转变，当然并非在否定这是一次转变或调整，而只是否定其程度与范围之大之广之长远，换言之，他也肯定这是一次局部的、开始的、有待后续的转变。

体会到这点，就可以发现，其所否定的恰恰是自己在《制造汉武帝》临文制造的、强加给田先生的，其实质是否定自己；而其所肯定的恰恰是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所要表达的意见。

就这么奇怪，也这么好玩。

然而，这就是辛德勇先生大文章中所干的活。

也就是说，辛德勇先生大文章第一章对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的批评完全是一个空批评，他用一整章甚至一整篇来论这个问题，其实呢啥事都没有干。

（二）《通鉴》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分歧事出《汉武故事》？

辛德勇先生之所以盯上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文采用了《通鉴》的相关记载，而在辛先生看来这是犯了历史研究的大忌。为了否定《论轮台诏》同时也否定《通鉴》的史料价值，他想到一个一箭双雕的好方法：只要论证《通鉴》中汉武帝晚年与戾太子治国分歧事的相关叙述不可信据，那么，就可以轻易地达成双重否定的目的。

苍天不负有心人，辛德勇先生还真的发现了他想要的结果，“发现”《通鉴》汉武帝晚年与戾太子治国分歧事采自语多妄诞的神仙小说《汉武故事》。

其重要论据有两段。

其一：吕祖谦《大事记解题》所说：“《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戾太子及巫蛊事甚详。1）如言‘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因是体不平’，此理之必然，盖可信者；2）如载太子曰：‘吾人子也，安得擅诛……上大怒。’……凡此类，皆不可尽信。”（第16页）

其二是：王益之《西汉年纪》所说：1）“太子惧，斩江充，发兵 与丞相刘屈牦战”后有《考异》曰：“ 吕氏《解题》曰：‘《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载其始末甚详……凡此类皆未尽信’，今删去之。”2）“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后注“《汉武故事》”，3）以及在“书奏，天子感悟，然尚未显言赦之也”之后有考异曰：“《故事》又云：‘茂上书，上感悟，赦反者，拜郑茂为宣慈校尉，持节徇三辅，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实。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杀。’温公云：‘是时上若赦太子，当诏吏勿捕，此说恐妄。’故《通鉴》削去，止云：‘书奏，天子感悟，然尚未显言赦之也’，今从《通鉴》。”（第16-17页）

辛德勇先生在叙引吕祖谦《大事记解题》之后，虽然看到其中有“《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戾太子及巫蛊事甚详”这句话，但也看到所引两小段文字只是方士聚京师、太子被诬事，并无一句话及于武帝与戾太子治国路线分歧，不得不承认：“从上文当中，还不易清楚看出《通鉴》所记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政见分歧，是否也属出自‘不可尽信’的《汉武故事》 。”

然而，在叙引了王益之《西汉年纪》上述１、２、３句话之后，辛德勇先生突然灵感大爆炸，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果断地得出结论说：

４）王益之在《西汉年纪》中“删去”《通鉴》中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不同治国理念的记载。”

５）《西汉年纪》中“删去”了《资治通鉴》所谓“罪己”之语（这句为原文句意概括）

在增加了一段与本论题并无直接关联的“上欲浮海求神仙”材料之后，又得出第二章的最终结论，这也是它的标题：

６）《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出自《汉武故事》

辛德勇先生的推理过程是：

因为：

1、《西汉年纪》“太子惧，斩江充”记载不是取自《通鉴》所引《汉武故事》诸书的记载；

２、《西汉年纪》“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句取自《汉武故事》；

３、《西汉年纪》“书奏，天子感悟”记载取自《通鉴》而不是取自《汉武故事》；

所以：

４、《西汉年纪》中‘删去’了《通鉴》中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不同治国理念的记载。

５、《西汉年纪》中“删去”了《资治通鉴》所谓“罪己”之语（这句为原句５的概括）

所所以：

６、《通鉴》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出自《汉武故事》

读到这里，读者诸君是否会产生智力完全不够用的感觉？

因为：

《西汉年纪》事a取自《资治通鉴》而不取自《汉武故事》记载（句３）；

《西汉年纪》事ｂ取自《汉武故事》（句２）；

《西汉年纪》事ｃ不取自《资治通鉴》，也不取自《汉武故事》（句１）；

 竟能够推出：

《西汉年纪》中未载的事d是因为“删去”了《资治通鉴》相关记载的结论？

甚至还进一步推出：

《资治通鉴》中事d出自《汉武故事》的结论？

这是演绎推理？还是归纳推理？还是类比推理？还是辛氏独门推理？或者辛氏想得出什么结论就得出什么结论的超级无敌神仙推理？

辛德勇先生从“因为”到“所以”再到“所所以”这个三级跳是怎么跳过来的？或者干脆就是在空中直接起飞？

读到这里，读者诸君是否出现魔术师刘谦登场表演的幻觉？是否想起“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这句大俗话？

由辛德勇先生的超级无敌神仙推理法，那岂不是同样可以得出：

《西汉年纪》中所有缺载的事件e/f/g……z都是“删除”了《资治通鉴》中的相关记载？

并且进一步得出：

《资治通鉴》中e/f/g……z等所有事件都是出自《汉武故事》？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辛德勇先生第二章的标题就可以直接修改为：

《西汉年纪》缺载的所有《通鉴》事件都源自《汉武故事》。

谁能想得到呢，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到了辛德勇先生笔下居然会变得如此复杂！

按照正常思路，要得出“《通鉴》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分歧事出自《汉武故事》”这个结论，可以说非常简单，无非需要这样两个条件或前提：

大前提：

《汉武故事》有汉武帝与戾太子分歧事的文字，至少历史文献有相关记载。

小前提：

有某个历史文献言及《通鉴》中汉武帝与戾太子分歧事来自《汉武故事》。

如果两个条件都满足，则结论成立；如果大前提成立而小前提不成立，则结论有成立的可能；如果大前提不成立，结论则无法谈起。

现在的情况是在《汉武故事》文本中看不到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分歧事”的任何文字，也看不到任何历史文献有过相关记载，大前提与小前提双双不存在。可是，辛德勇先生只是凭着杂凑了吕祖谦《大事记解题》与王益之《西汉年纪》中几则并不直接相关也未必可靠的材料，就悍然得出结论：《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出自《汉武故事》，并以之作为第二节的标题。

这就像一位篮球队员在球场上将自己转晕后，将球往界外一扔，直接举手欢呼说：球进了！

如果这种辛氏超级无敌推理大法也能推出正确的结论，那么，世界上也就不再需要有逻辑，不再需要学理了；正如如果这种往界外一扔也能将球扔进篮筐，那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是乔丹了。

与第一节一样，整个第二节辛德勇先生除了辛辛苦苦码了6页近万字（第13-18页）之外，又是什么也没有说，又是白忙活一场。

早在2016年，李浩先生就在其《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一文中从史料来原的角度对前述问题作了相当确凿的考证，指出“《通鉴》用了两千七百多字叙述戾太子从降生到自裁的全过程，其中八成文字散见于《汉书》的《外戚传》《戾太子刘据传》《江充传》《刘屈氂传》”，可知吕祖谦所说“《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戾太子及巫蛊事甚详”不确；而王益之《西汉年纪》中注为《汉武故事》的“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之语，也见于《汉书刘屈氂传》，可知不能说是出自《汉武故事》。

两条证据全都是无效证据，汉武帝晚年与戾太子治国分歧事出《汉武故事》的论述自然是无稽之谈。

李浩先生的史料稽证与本文的逻辑考察，分别从论据与论证的角度证实辛德勇先生之说为空说，两者合抱，如铁箍般将此结论箍定。

何况，即使是《通鉴》中现有纪事出自《汉武故事》（一个空空的假设），这节文字中也只是有关巫蛊始末的叙述，并未见到晚年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分歧方面的事迹，又如何能说治国分歧出自《汉武故事》呢？

（三）《汉武故事》中所记史事初不足以凭信？

既然从史料/论据与论证的角度都可以推知《通鉴》汉武帝与戾太子汉国分歧事源于《汉武故事》为假，那么，《汉武故事》中所记史事是足以凭信还是不足以凭信，也就与《论轮台诏》及《通鉴》没有什么关系了。

也就是说，《制造汉武帝》的第三章“《汉武故事》所记史事初不足以凭信”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既然皮之不存，毛又将焉附？既然釜底已经抽薪，这饭还怎么做？

然而，既然辛德勇先生已经花费气力对此问题用力作了讨论，那么，我们还是暂时撇开皮毛与釜薪之说，将它作为一个悬空与独立的问题来讨论，从学理的角度来看不足以凭信说是否可以成立。

整个第三章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从第18页“上面这条《汉武故事》的纪事……”起，到第20页“……清修《四库全书》才将《汉武故事》改列在子部小说家中”止为第一段，从目录学与示例的角度论述《汉武故事》“书本属驾神托仙的小说故事，内容怪异离奇，实在不宜当作纪事的史料来使用”（第20页）。

第二段：从第20页“如本文开头所述，《论轮台诏》一文刊布未久……”起，到第21页“……来印证《通鉴》相关纪事的可信性”止为第二段，论述所举甘肃花海汉帝遗诏“应该是汉高祖临终遗言”，田余庆以为其可与《论轮台诏》印证的汉武帝遗诏的看法不成立。

第三段从第21页“在此需要稍加说明的是……”起，至第23页“……这种评价，应当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止，论述阎步克文所论“宽厚长者皆附太子”不成立。

第四段从23页“阎步克在证明所谓‘宽厚长者皆附太子’一事时……”起，至第27页“……而这恐怕更符合戾太子当时的年龄和心理状况”止，论述阎步克文及陈曦文有关戾太子“立足于《谷梁传》，形成了与汉武政治色彩不同的‘守文’思想”的论述之不成立（第23页）。

第五段为本章倒数两个自然段，即从第27页“以上论述表明，戾太子……”开始至本章结束。这是整个第三章的总结，结论是：“《汉武故事》的可信性确实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通鉴》承用《汉武故事》所记述的内容，亦依然无法取信于人”（第27页），“市村瓒次郎等人在此基础之上所做的论述，自然难以成立”（第28页）。

第三章的五个段落实际上包括两段推理。第一段是一个推理；第二、三、四段又是一个推理；第五段则是前面两个推理的共同结论。其结论既如第三章标题与第五段结所示。

其第一个推理过程为

大前提：《汉武故事》“属驾神托仙的小说故事，内容怪异离奇”，其记载并不可信；

小前提：《汉武故事》中武帝与戾太子治国分歧事是其内容之一；

结论：《汉武故事》中武帝与戾太子治国分歧事并不可信。

从形式上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段论，似乎没有问题。可是，即使是其小前提成立（实际上并未被证实），也无法得出以上结论。因为这段推理中的大前提本身就不成立。虽然《四库》以降学者多将《汉武故事》视为“小说”，但辛德勇先生也知道其在隋籍唐志中本属史部。《四库总目》也说它“所言亦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而杂以妖妄之语。”所谓“相出入”就是有出有入，有同有异，有可信有不可信；所谓“杂以妖妄之语”就是有妖妄之语，但并非全是妖妄之语。即使是《汉武故事》中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分歧事，这部分内容也显然不是“妖妄之语”，未必一定不可信。

这段推论错在误将特称命题作为全称命题，将“这袋桔子有烂的”当成了“这袋桔子全都是烂的”。有烂的，怎么就能推出“武帝与戾太子治国分歧事”这颗桔子就一定是烂的呢？

 辛德勇先生所信从与引用的吕祖谦《大事记解题》中不就举例说明《汉武故事》中有的“不可尽信”者，而像“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之事，则为“理之必然，盖可信也”么？

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与结论部分构成本章的第二个推理。其推理过程如下：

因为：

1、甘肃花海汉帝遗诏不是汉武帝遗言（第二段）

2、阎步克文所论“宽厚长者皆附太子”无法成立（第三段）

3、阎步克文与陈曦文有关戾太子“立足于《谷梁传》，形成了与汉武政治色彩不同的‘守文’思想”的论述之不成立（第四段）

所以：

4、《汉武故事》中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分歧的记载无法取信于人。（“《通鉴》承用《汉武故事》所记述的内容”即汉武帝与戾太子治国分歧的记载无法取信于人。）

显然，这段叙事与推理较之前段还要神奇。其中，花海汉帝遗诏事讨论的是《汉书•西域传》中所记《轮台诏》事，“私问《谷梁》而善之”也出自《汉书•儒林传》。“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虽然是所谓《通鉴》叙事，也与汉武帝与戾太子关系事有一定距离。前面两例是不同篮子中的桔子，后一例中是同一个篮子的不同桔子。其推理过程近乎：

因为：

篮子1有颗桔子是烂的（第二段）

篮子2桔子a是烂的（第三段）

篮子1中有颗桔子是烂的（第四段）

所以：

篮子2中桔子b是烂的。

卖桔子的人看见这种推理法，怕是哭也来不及吧？何况，前提中的几个桔子是烂的还是好的，也是模棱两可而非确定的呢！

（四）《通鉴》为了反对王安石一派的施政方针？

这是《制造汉武帝》第四章“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重构”后半部分对《通鉴》为什么会采纳不可信据的《汉武故事》的专门性回答。这也是触发辛德勇先生独角闹剧的核心句子。因为辛德勇先生至今没有接受评论者对其大文章“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正确概括，在此依然以《制造汉武帝》的原句来表达。

按说，因为此前已经从材料与论证两个角度较为充分地论证了《通鉴》有关武帝晚年治国分歧事源于《汉书》而非《汉武故事》，且《汉武故事》即使有相关叙事，也未必就不可信据，因之，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伪问题。问题既伪，其回答也就自然失去了意义。

辛德勇先生大文章中曾引用吕思勉先生“一语既虚，满盘是假”句，好像早在文章写作之初就意识到这句话形容本文最为妥帖。

这句话也让我想起刀郎当年的一句歌：“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好像哈密瓜断了瓜秧。”他说的是自己对家乡的依赖关系。很多时候学术研究中的一串串论述或证据链就是这样，也像瓜秧上的大大小小瓜瓜。无论这根秧上长了多少瓜，前面的秧一断，后面所有的瓜瓜都要蔫了黄了。

这也类似于一只一只前手抓后脚挂到井里去捞月的猴子，上面的猴子一旦脱手，下面所有猴子都得掉到井里去。

《通鉴》取自《汉武故事》——>《汉武故事》此事不可信据——>《通鉴》采录是为反对王安石一派的施政方针，就像三只捞月的猴子。

“《通鉴》取自《汉武故事》”是第一只猴子，“《汉武故事》相关记叙不可信据”是第二只猴子，这两只猴子都已掉脱手失足了，那还有“《通鉴》采录是为了什么”这第三只猴子什么事？

好吧，此处也不管这些猴子是否已经掉进水里，只好仍然假定他们还在那儿捞月亮，在此前提下讨论第三只猴子这样做的目的，“为了反对王安石一派的施政方针”之说是否能够成立。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简单，林鹄先生在《司马光的学术逻辑与唐宋人对汉武帝的看法》中已经简明点破了这点，笔者在《辛德勇为什么要炮打辛德勇》也有过相当细密的分析。

《资治通鉴》的汉前部分在治平四年（1067）时已经编纂完成；王安石一派的施政方针要在熙宁二年（1069）后才存在。司马光就是再神奇，他也无法反对几年后才有的事情，也即无法反对当时并不存在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这样简单粗暴地将它连根拔起，而是回到《制造汉武帝》第四章后半部分的具体场景。看文章是如何论证这个结论的。

正如笔者在本系列此前文章中指出的，第四章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泛论《通鉴》整体编撰的“资治”“劝谏”“表达政治思想”之类的一般目的。这种目的即使对于许多高中生来说也已经是陈言滥调，特级教授辛先生当然不会愿意自己的论述止于这样的层面，因此有了专论汉武帝编撰目的的后半部分。

作者主要引用了二则材料五件史事来作为论据。

其一，胡三省说有《通鉴》有关李德裕和李宗闵党争所发“君子小人之不相容”议论，乃是“为熙（熙宁）、丰（元丰）发也”（第33页）。

其二，南宋人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二所言“论曹参遵何之约束，正以箴熙宁大臣变法之失”，“论贾山所言从谏、拒谏，正以讥熙宁大臣同己之非”，“苏秦之纵横谈说，本不足取也，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辨说之覆邦家也”，“啬夫之辨给驰骋，亦不足道也，公之深辨而不释口者，欲使小人知利口之无益也”四事。（第34页）其中，苏秦事在本章前半部分已经从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丞相温国司马文正公》处摘录过一次。

那么，上述二则五例材料在论证《通鉴》汉武帝晚年路线事的编撰目的方面是否是有效材料呢？

答案是截然否定的。

首先，这二则五例材料说的根本就不是汉武帝晚年路线事，与其编撰目的更不相关。第一则说的是唐代李德裕与李宗闵党争事，第二则第1例说的是曹参遵何事，第2例说的是贾山上疏事，第3例说的是苏秦纵横事，第4例说的是张释之论啬夫利口事。

其次，这二则五例材料根本就不是说《通鉴》的文本叙事，其中，第一则说的是司马光的议论；第二则所有四例所说更远，并不是说《通鉴》的编撰，而是说的熙宁元年、熙宁三年间司马光诵读《通鉴》时的解说、劝谏与发挥事。在治至四年前《通鉴》汉纪编撰时无法“古为未来用”，但在熙宁三年（即王安石变法事发之后）诵读时则可以“古为今用”。

与此相应，辛德勇先生在“论曹参遵何之约束，正以箴熙宁大臣变法之失”之前以小括号将“《通鉴》”添补为该句乃至该四例的主语，看起来无大错，实则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段话之前的引语“（司马光）更多地把他的施政主张，寄寓于史事的记述之中，亦即所谓陈古证今，南宋时人林駉就曾列举具体证据，指出其中一些这样的事例”也完全是张冠李戴，压根没有理解原文。

再次，林駉对所引四事的评论，后二事是对《日录》的申述，前二事则是脱离《日录》的自由发挥，而“论曹参遵何之约束，正以箴熙宁大臣变法之失”，“论贾山所言从谏、拒谏，正以讥熙宁大臣同己之非”，这种发挥并无根据，因此仍不可信。

使用这样一些材料，无论你是想要论证司马光是“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还是“为了反对王安石一派的施政方针”，或者“为了反对王安石一派的施政理念什么”，结果都是一样，都推不出。

其论据与论点之间，不但有着无法跨越的时间缝隙，从根本上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

从辛先生历史学特级教授的身份来看，也从事后他对“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激烈反应来看，以及大文章原文中本有“史载在全书（按指《资治通鉴》）修纂告成之前的熙宁元年二月十一日”的有伤之句来看，辛德勇先生对于本文所涉《通鉴》汉纪部分的编纂与王安石变法两个重要时间点，应该还是有些概念的。有概念而使用这样一些布满虫洞的材料，是不是叫人难以理解？何况这些材料还存在上述“首先”“其次”“再次”三层问题。

总而言之，辛德勇先生《制造汉武帝》一文六章，章章都是空论、废论连篇，没有一章可以成立，整篇文章可谓不说白不说，说了全白说的空气文。

每一章都堆积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材料，远看与论点有点关系，近看多是牛马不对马嘴。

认真研读了这样的文章，不能不叫人怀疑：辛先生在将这些材料狠命往文章里塞的时候，有过理解它们的努力么？

如果说这样的文章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现身说法地告诉人们：篮球场上有airball（空气球/三不沾），学术界不遑多让也有airbook、空气书、三不是：论据不是，论证不是，结论不是。

顺便说一声，airbook是本文的创造，但其版权似应归功于辛德勇先生。

二、全文随处是匪夷所思的注水

在读完第一节之后，想必有很多读者会感到难以置信：一篇长达70000字的大文章，怎么会什么都没有说，怎么会成为airbook呢 ?

那这70000字的材料与文字都是干什么的呢？都是干什么用的呢？或者换一个方向说，它们都是怎么来的呢？作者怎么就有本领写成一篇什么都没有说的长达70000字的长篇大论呢？

在稍作研读后，就可以发现，这是因为辛德勇先生熟练掌握了一门传统技艺：掺水、灌水或曰注水。

与柴米油盐有过交道的市井凡人，应该都曾听说过“注水牛肉”这个名词。这可是一个与“三鹿奶粉”“苏丹红”“地沟油”齐名的历史级别名词。作为从小常喝牛肉汤，至今常念牛肉熟的放牛娃，不但耳闻而且目睹了牛肉注水的全流程。就像护士拿着一个打气筒式注射器，激情洋溢地将江水注射到牛的肌肉之中，不一会儿一头黄牛就变成了水牛。

当时颇以为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泥沙，后来，在旧报纸中翻看到58年的《人民日报》，才知道注水并不是什么市场经济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门国人早就得心应手的技艺。想想，半个世纪前的粮食就已经达到亩产30000余斤，袁隆平什么亩产千把斤的产量是不是拿不出手？那样的注水，简直就是水冲斗牛。

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位朋友在某部门做领导，单位门口挂着上峰授予GDP突破多少数的牌匾，数字已经记不清了。因为知道鄙乡工农业并不发达，大家都嘲笑那个数字后面哪有这多0？朋友见是自家人，笑笑，说了真话：“将每家的老母鸡生的蛋也估计进去就有了。”好家伙，GDP原来真是鸡的屁。

相比于前辈而言，辛德勇先生的注水技艺又有所发扬光大，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制造汉武帝》文的有效文字若以600字计算，其注水的比例也在100倍以上，大跃进粮食产量注水也就大约10倍，难望其项背。其注水方法则是五花八门。或者是肆无忌惮的原文注水，或者是掩耳摘铃的片面注水，或者是牛头马嘴的胡乱注水，或者是南辕北辙的反向注水，或者是冰炭同器的矛盾注水。

只能让人感叹，毕竟是江洋学者、特级教授，水源特别丰富，哪怕什么都缺，也不会缺水。

 （一）肆无忌惮的原文注水

有一句著名的饮水广告词：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辛德勇先生大概也曾听过这句话，并从中受到学术论文写作的深刻启示：历史著作或曰史料浩如烟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肯辛勤地做好搬运工，文章就可源源不断地流出。

其“大文章”的第一节开篇就是这样干的。在稍作客套之后，就直接将《汉书•西域传》“武帝征和四年事有云：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至“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1147字毫不客气地搬到自家大文章之中。

第二节开篇也是这样干的。他先是将《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二年有关巫蛊事事首尾全部搬运过来，自“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起，至“……凡此类皆不可在上既伤太子，乃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结，共2743字。

接下来又将田余庆《论轮台诏》文字大段摘录，自“武帝既不满意卫太子‘仁恕温谨’……”起，至“……似乎又离开了《通鉴》本来的观点，离开了历史的深度”结，共901字。繁恕不截图。

下又引录吕祖谦《大事记解题》，自“按《江充传》……”起，到“凡此类皆不可信”止，共621字。繁恕不截图。

再下又引宋人王益之《西汉年纪》，自“初，上晚得戾太子，甚爱之……”起，至“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败【《公孙贺传》】”止，除去其按语，共797字。繁恕不截图。

单是第一节、第二节所剪来的大段文字就有：1147+2743+901+621+797=6209字。几次剪刀咔嚓下来，一篇论文的篇幅已经有了。

第三、四、五、六节的引文规模目测比第一节、第二节略少，但也不差多少，繁恕不叙。

如此粗略地计算，整篇论文从史《汉书》《通鉴》等太平洋中抽来注入的大段文字就大约有15000字。对于一般学者来说，这已经是一篇长篇大论的规模。

这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在20世纪以前，这样长篇大段地引用常见图书还有一些功用，因为并非每位读者手头都有《汉书》《通鉴》这类名著，至少可以减少读者的翻检之劳。在随手可以找到原文的今天还这样干，则只能理解为注水。

（二）掩耳摘铃的片面注水

在《制造汉武帝》一文发表后，学术界曾经有过一波批评的声浪。李浩先生在考据的基础上指出《通鉴》有关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叙事源于《汉书》而非《汉武故事》，尤为刺眼。对于这样确凿的批评，辛德勇先生自然“无法再做更多的解释和说明”，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唯一想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我论汉武帝晚年并没有司马光所期望的政治路线转变，并非仅仅是由于《汉武故事》不可信据，更重要的依据是，《汉书》和《盐铁论》等基本史籍的记载，与此都存在严重冲突。”（《写作缘起》）

如果理解不错的话，这表明辛德勇先生面对批评已经理屈词穷，不得不放弃以《汉武故事》来说明汉武帝晚年政策的阵地，尽管原作用了下整整两章功夫，只能退缩到《汉书》与《盐铁论》的立场来维护其论点。“并非仅仅”之说只是自己为自己做的一架语言阶梯而已。

辛德勇先生在《制造汉武帝》中确实引用了《汉书》与《盐铁论》中的一些材料。

其中，源自《汉书》的材料主要包括：1）汉武帝临终前精心安排的托孤诸臣，不管是霍光，还是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这些人，后来实际上都是在继续执行汉武帝一以贯之的施政方针；2）杜延年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霍光采纳此建议，“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杜延年传》） 3）在记述一朝大政的《汉书•武帝纪》里，未对转变着一字。

源自《盐铁论》的材料主要是：桑弘羊强调“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忧边》）。

这些史料与史实当然是客观存在，不可忽视。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汉书》与《盐铁论》还同时存在更加直接有力的反材料。其中《汉书》《西域传》与《食货志》中所述“上既悔远征伐”，“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些叙述的存在是再怎么阐释也无法消弥的。

《盐铁论•地广》第十六就有贤良文学的话：“故群臣论或欲田轮台，明主不许，以为先救近务及时本业也。故下诏曰：‘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公卿宜承意，请减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可知在贤良文学心眼里，武帝轮台诏虽然起于田轮台之请，但也已经扩展到“减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盐铁论•国疾》贤良文学说：“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圣主觉焉，乃刑戮充等，诛灭残贼，以杀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责，然居民肆然复安。”从中也可以看到，在贤良文学心里，圣主武帝已经觉察到“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之弊，“乃刑戮充”自然是扭转局势的重要举措，并达成“居民肆然复安”的效果，尽管这段叙述中“刑戮充”的细节并不准确。

对于这些硬材料，辛德勇先生或者是选择性无视，或者是视而不见，无法回避、不得不见者就试图用意念将其抹去。比如，对于《西域传》与《食货志》中的几个硬材料，辛德勇先生就说：“我想这有可能是从刘向《新序》下面一段议论中，采录了相关内容（也有可能取自与《新序》此文同一来源的某一著述）”，然而，即使果然是由《新序》或同源文献而来，在无其他材料证伪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以“我想这有可能”去否定《汉书》的真实性呢？

史著与历史本身一样，很多时候都包含黑白灰暗各色度材料。在这种时候，研究者最忌从观点出发，掩耳摘取与自己观点与符合的材料，而置与自己观点不合的材料于不顾，让人知黑昧白。其实，无论你看到还是没看到，故意没看到还是无意没看到，那些材料与事实就在那儿，不会因为研究者的态度与选择而有一丝改变。

当研究者只是睁一眼闭一眼，开一耳塞一耳来摘取一面之辞的时候，那些本来有部分真实性的材料顿时就失去了它的真实性，从有效变成了无效，从材料变成了水料。

其实，对于《汉书》与《盐铁论》有关汉武帝晚年政策的复杂史实，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召》并非没有注意。关于《汉书》中所记顾命大臣问题，田先生先既陈述了“至于桑弘羊，他在武帝死前以搜粟都尉迁御史大夫，偕丞相田千秋，与同受遗诏辅政的霍光、金日䃅、上官桀等并拜卧内。”又指出：“武帝兴利之臣的代表人物桑弘羊预武帝顾命，预示着转变政策还可能出现麻烦。”

对于《盐铁论》中所记桑弘羊等仍然坚持兴利之策，田余庆先生先是从桑弘羊、田千秋等仍为顾命大臣谈起，以为“这样一来，在改弦易辙的昭帝一朝，在执政者中，自然又孕育着以霍光为一方，以桑弘羊为另一方的新矛盾”，又引《盐铁论轻重》篇文学语曰：“大夫君（按指桑弘羊）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

田先生所引《汉书》与《盐铁论》材料，本来就是为了说明，也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桑弘羊被杀之前，兴利势力其实一直存在，归文任务并未完全实现。根本不劳辛德勇先生以70000万长文再指出，仿佛田先生原来没有论及于此一般。

区别在于，田先生是AB两面材料并举，因而其材料为真；辛先生则是只举A面而蔽B面，因而连A面顿时就成了一面之辞，不但不也失真成水。

读懂了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这方面的内容与特点，就可以知道，辛德勇先生以桑弘羊等托孤诸臣“在继续执行汉武帝一以贯之的施政方针”，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着意强调“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一点儿也看不到汉武帝在晚年有过大幅度调整其政治取向使之转而‘守文’的迹象”，仿佛并非是在驳斥田余庆先生的观点，而是在为田余庆先生上述论述点赞与强调。

当然，如果冷静一点，在引述《盐铁论》时他也应该知道：本来就主利的桑弘羊当然要以先帝为自己张目，而贤良文学之所以声势如此浩大，并且取得最后胜利，也与汉武帝《轮台召》等政治转向一脉相承，《轮台召》的转变之功无法抹杀。

《制造汉武帝》这种掩耳摘铃式的材料采摘与使用法，当然不止于此。其对朱熹、吕祖谦、王益之对于《通鉴》的态度、评语与取舍的材料也是如此。如果他能正视《通鉴考异》中多次对《汉武故事》“诞妄”的批评与摈弃，进而看到《通鉴》相关叙述八成源自《汉书》，也就不会闹出这样一出盛大的乌龙。

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大手笔的注水，辛德勇先生的大文章又能从何处下笔呢？

（三）牛头马嘴的胡乱注水

《制造汉武帝》除了前述有意识地复制剪贴原文，掩耳摘铃地注水之外，很多时候则是没心没肺地错乱注水。

 学术研究过程中，材料的引用本来是为了说明问题，也能够说明问题，而不是为了堆积材料，更不是为了堆积一些杂乱的材料。

可是，《制造汉武帝》的写作仿佛不是为了论证什么，而是要用某种借口来汇聚一些说明不了问题的杂乱材料。用俗话来说，仿佛是要找个借口来注水。只要读读第三节“《汉武故事》所载史事初不足信”，相信会对辛德勇先生的牛头不对马嘴的注水功夫献上双膝。

本节名为“《汉武故事》所载史事初不足信”，这本是《通鉴》《四库提要》早有确论的一个问题，无需再辞费。然而辛德勇先生硬是将各种材料拼成10页万余字的一节。除了从《续谈助》与《太平广记》中泵入大段大段原文，除了 “读此两例，即已足知此书充满怪诞传说，绝非信史”这句读后感之外，其他8页所论三事或与《汉武故事》所载汉武帝晚年治向可信与否并无直接关联，或者是枝蔓芜杂，不得要领，都可以归为牛头马嘴注水。

第三章是这样，其他章节当然也不例外。本文第一节第四小节中看到的对《通鉴》“为了反对王安石……”论述中引述的二则五例材料，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点。而这些材料还算是与撰写目的有些接近，它们大多还与“熙宁”几字沾了点边。此外的大多数材料距离更远，牛头马嘴已经不足形容，只能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八竿子打不着了。

有了这样毫无节操的注水方法，不要说70000字，就是要在后面再加1个0，也不是难事。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典籍浩如烟海，要找到相关的材料有点难，要找不相关的材料那还不是随手之劳？

（四）南辕北辙的反向注水

一般理解，学术研究讲究创新，要有新意，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比如，一个已经被证明的公式，就无须重复证明，直接应用即可。

有趣的是，《制造汉武帝》即使是对于一些专业人士早已熟知的共识，文章也要另起灶炉，重新引用史料来连篇累牍地论述一番。

试看其对《通鉴》采录小说家言《赵飞燕外传》事的论述。

《赵飞燕外传》当然不是什么稀见图书或史料，其为小说的性质也为学界所熟知，稍长一些的《中国古代小说史》也常常可见对其论述。《制造汉武帝》一文也知道：早在明代，王祎《大事记续编》就已明确指出：“（《通鉴》）淖方成之说，不见于汉史，而出于伶玄所撰《赵飞燕外传》，此后世伪书，不可取信，祸水之言，尤涉淫陋。”（第30页），清代四库馆臣也将《赵飞燕外传》定位为“纯为小说家言，不可入之于史部”，将其列于存目之中。作者如要叙述《通鉴》用杂史小说《赵飞燕外传》事，引用王祎前言与《四库提要》语就足矣。如欲印证其言，最多也就将《通鉴》与《赵飞燕外传》中“祸水”叙述句，即：“有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一句摘出对照即可。

可是，大文章《制造汉武帝》并不是这样。其第四章先是剪录《通鉴》原文“初，许皇后与班倢伃皆有宠于上……赵氏姊弟骄妒，婕妤恐久见危，乃求共养太后于长信宫，上许焉”（第30页），共420字。

接着又剪录《赵飞燕外传》“江都王孙女姑苏主嫁江都中尉赵曼……合德尤幸，号为赵婕妤”，“婕妤益贵幸，号昭仪……须臾，帝崩”原文两段，共1120字。

这还不过瘾，再下来又从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对《通鉴》采《赵飞燕外传》事的批评，自“作为其著述思想的体现形式，与所谓‘书法’相比，司马光更为注重史实……”始，至“……这是《通鉴》和《新唐书》共同的著述追求”止，共495个字。

然而，这些大刀阔斧地剪截下来的420+1120+495=2035字是否带来知识的增值呢？是否增强了有关《通鉴》论述呢？

并没有。

不但没有，相反，从所剪裁下来的《赵飞燕外传》的1120字原文与《通鉴》对其大段情色描写统统不取，只择取“宣帝时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后，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 ”一句27字的对比来看，恰恰反映了司马光的取材不是“率然录而用之”，而是“严谨而不苟且”。

论文本来是想以这段原文来说明司马光的“率然录而用之”，结果却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正应了电视上经常播放的“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之语。

看来，“率然录而用之”这样的用语哪里说的是司马光，简直就是辛德勇先生为自己量身定做、可头而做的衣帽，是辛先生的夫子自道。

有问者曰：一篇文章好好的，为什么要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呢？

答曰：砸肿脚来也可充巨人呀。这一石头砸下去，大文章不是又可多出一千好几百字么？

（五）冰炭同器的矛盾注水

《制造汉武帝》第四章曾引述司马光“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的评论，这句话省略未引的下一句是：“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这句话非常适合朝廷诸臣的关系，也非常适合形容这篇大文章中材料的关系。

论文如果是一个火炉，那么，作者拾掇的材料就应该是易燃好燃之物，最次也应该是可燃之物，这样才能生出熊熊之火，将生米煮成熟饭；如果论文是一口水缸，那么，其材料就应该是水，清一点也好，浊一点也好，总之都应该是水。

然而，《制造汉武帝》这个容器却非常特别，它又不是火炉，也不是水缸，而不是不知什么的容器。该文无疑是注水之文，然而，其中作者又非常奇怪地不停地往里放火。也就是说，文中许多论述与材料都自相矛盾、冰炭不容。

在有关《通鉴》武帝晚年叙事来源事上，辛德勇先生一方面指出 “就连司马光本人在《通鉴考异》中考述《汉武故事》的纪事时，也都清楚指出‘《汉武故事》语多诞妄’”（第27页），一方面却又置司马光的自述于不顾，只靠吕祖谦与王益之两句话论定《通鉴》相关叙事取材于《汉武故事》，就已经显示出这种倾向。司马光既有“语多诞妄”的判断，就应该不会轻易地取用；既然取用，那就至少说明他是经过分析，是择其不妄者而用，未必不可信据。反倒不如吕祖谦，既看到《汉武故事》既有“此理之必然，盖可信也”的部分，也有“凡此类，皆不可尽信”的部分那样一分为二。

有关学界对《通鉴》史料价值的认识，本文同样存在这种自我矛盾的循环中不可自拔。为了显示本研究的突出价值，作品不惜强调或夸大学人对《通鉴》史料价值的认识的缺误，以为“晚近以来，中国专门论述《通鉴》史料价值的学者，如崔万秋《通鉴研究》、柴德赓之《资治通鉴介绍》等，不仅未能识及于此，而且还往往片面强调司马光别择史料精严不苟的一面，而完全没有提及《通鉴》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的做法”（第31-32页），给人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然而，在具体论及对于《通鉴》的正确态度时，又引述明人娄坚读史“至秦汉而下讫于五代之季”，“必先求之正史而参以司马氏之《资治通鉴》，错综其说而折衷之”，顾炎武指正司马光，四库馆臣批评学者“于历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鉴》”乃“非根本之学”，要求“治学者尤应遵从清儒确立的这一基本原则，合理对待《史记》、《汉书》等纪传体正史与《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第39页）看似是客观地展示学术史上本有的矛盾，给人以近人违背清儒，清儒反对近人的印象，其实是违背事实，将学术史对《通鉴》的认知硬生生地割裂为矛盾的两段，根本则是研究者本人对于《通鉴》价值认识的自相矛盾与自我消解的体现。

当读者在辛文中读到关近人态度的引叙时，得到的信息是《通鉴》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当读者在辛文中读到有关清儒态度的引叙时，得到的信息是《通鉴》“不能充当一般意义的史料”；与此相近，当读者读到《制造汉武帝》时，得到的信息是作者认为《通鉴》是一部“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第32页）， “径随己意构建历史”（单行本“写作缘起”）的劣质历史著作，但是，当读者看到辛德勇先生《怎样读资治通鉴》时，接受到的信息却是“《资治通鉴》毕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史学著作，其最大的优胜之处，就是通过细致的考订，比较清楚地排定了各项重要史事的前后时间次序。”（辛德勇《怎样读资治通鉴》，《澎湃新闻》2019年4月27日）

一篇之内，前段是水，后段是火，水火又烤又浇，容器里最后自然是一滴不剩；一人之中，此时什么也不是，彼时却非常优秀，一会儿矛，一会儿盾，谁知道他说了什么？

一边是冰，一边是炭；一边是矛，一边是盾；材料与材料自相残杀，观点与观点左右互搏，这就是这篇大文章的基本结构。这样的大文章哪怕再长，结果当然只能是什么也没有说，哪怕注再多的水，最后也将一滴不剩。最终成为一本什么也没有说的airbook，固其宜也。

三、全文根本就是作者想象的表演

如果不是看了上面的逐章逐题分析，谁敢相信：如此华丽组合制造的，吸引了多少千多少万粉丝的获奖“大文章”，竟会是这样一篇说了这么多却又什么都没有说的注水文呢？

就算是注水论文，也有个装水的容器、皮囊或者海绵吧？就算是注水论文，全身湿透的论文，榨干水后也还能留下或多或少的干货吧？怎么会是三不是的airbook呢？

有好友在读完“魔都罗汉vs.帝都辛神”第三集之后，留言说：“辛子到底是撰文时的词不逮意抑或商榷后的言不由衷真的是谁谁知道了”，我当即回复说：“既非词不逮意，亦非言不由衷。”

那是什么呢？怎么会是这样呢？

（一）先行观念的统率

客观地说，学术是什么？是一个非常深奥与复杂的问题，就算不懂学术是什么也不是一件什么丢人的事。

不过，有些基本认识还是确定的。比如，在人文学领域里，尤其是在“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历史学领域里，一切从材料出发，靠证据说法，“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这句老掉牙的箴言就是天经地义的，可以说是学术入门的第一课，也是学术研究不会过时的金科玉律。谁要违背这个基本原理，那么，其研究价值就很难得到保证。

当然，这并不意味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就不可以或不需要以前人的结论作为起点与前提。不过，即使如此，仍然要明白这个先行的结论毕竟是第二义，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材料的检阅而不是相反。

《制造汉武帝》单行本《写作缘起》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当年读研究生时，业师黄永年先生明确教示，《通鉴》之秦汉及其以前部分，绝不能用作一般意义的史料……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这篇文章，主要是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立论。这种做法，与黄永年先生上述看法直接抵触……为此，我前后花费五年多时间，写成了这篇文章，试图揭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的情况。通过这一研究，就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学生，至少就《通鉴》的西汉部分而言，是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价值的。”

由此可知《制造汉武帝》的写作契机、出发点或者触点分明是：导师黄永年先生认为《资治通鉴》是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价值的。其目的与结论也是要证明：（导师黄永年先生所说的）“至少就《通鉴》的西汉部分而言，是不具备一般意义的史料价值的。”这就是传说中的观念先行。原以为这个怪物在半个世纪前已经灭绝，想不到如今竟再次出山了。

既然这样，引用了《资治通鉴》的《论轮台诏》那当然必须得错，《通鉴》的引用（《汉武故事》）当然是非错不可；《论轮台诏》既然是错误的，反过来又证明导师的理论伟而正。这叫什么，这叫做循环论证，从头到尾恰好是以导师伟而正来证明导师的伟而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田余庆的《论轮台诏》只不过是用来证明导师伟大的一个可怜工具而已。

  我们本家有位名教授叫罗翔，曾经说过两句名言：一是在有些地方，国家的根本大法并不是这法也不是那法，而是领导的“看法”；二是有些地方领导重视学者，并不是希望你研究这法那法，而是希望你去证明“领导看法”的合法。这话仿佛是为辛德勇先生的《制造汉武帝》而言。

领导/导师的说法既然是伟而正的教示，材料自然就是为了证明教示的精神，当材料与教示不相吻合的时候，自然只有配合的份了。这样的证明无一章可以成立也就很好理解，这样的材料与论证当然也就注定是注水的命运了。

（二）非法闯入目的论禁地

辛德勇先生当然明白，要论证《资治通鉴》史料没有价值，《论轮台诏》只是用来陪绑的，重点还要论证《论轮台诏》中所引用的《资治通鉴》材料源本身不可信据。

然而，正如前节所见，辛德勇先生在论述《通鉴》相关叙事源于《汉武故事》是，只引叙了吕祖谦《大事记解题》与王益之《西汉年纪》中两条远距离材料，无法得出相应结论；而《汉武故事》即便被人视作小说，也并不意味其所有内容必然是虚诞的，事实上，汉武帝与戾太子路线分歧事本来就不是什么“神仙怪异”事，不在虚诞之列。

或许是对这种论证的弱点有所意识，辛先生很快将笔触转入第四章“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重构”，亦即对司马光“采录”《汉武故事》的目的与原因的论述中。

学术论文探究某个行为或事件的目的，当然没问题，但是，所谓写作目的，完全是史家头脑中的主观，即使会融入与体现在作品文本之中，如果没有作者相关叙说为依据，对其目的的解释势必也会走向漫无边际的阐释之域，甚至渐入空对空的主观臆测之域——这自然不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准确地说，离开了依据的目的论实是历史学研究的禁地。

司马光确实对《资治通鉴》的撰著目的有过袒露。用其对刘恕的话来说就是：“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言。”（《通鉴外纪·后序》）用《谢赐资治通鉴序表》的话说则是：“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用其《进书表》中话说则是：在前史的基础上，“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以便阅者“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而这一切也都凝结在被赏赐的“资治”二字之中。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这些早已是常识，即便对于高中生来说，也不稀奇。并不值多说。

另外一方面，司马光上述言语都是针对其《资治通鉴》（含其前期作品）整体撰著而言，是整部史著的一般目的，而非其汉纪部分，更非汉武帝与戾太子的相关具体事件的具体写作目的。这部分的目的，就算将司马光及其友朋文集所有文字翻个地朝天，多半也找不一到片言只字。

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辛德勇先生居然用了整整一章10多个页面（第28-39页）万余字的篇幅来论“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重构”，亦即论述司马光为什么要重构汉武帝，或曰重构汉武帝的目的。除了前半部分复述高中生已知的内容之外，也就只能是兜兜转转匪夷所思地注水了。

除此之外，还能怎样？

当然，对于那些热衷于或者习惯于目的论，动辄谈“目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学者来说，虽然自己不是当事人，也不是当事人肚子里的蛔虫，无法确凿地谈其目的，但也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好处，这就是其他人同样也不是当事人肚子里的蛔虫。所以，即使自己在胡说八道、东拉西扯，别人也没有办法置喙。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块历史学研究的禁地，实在也是一块不可证伪的宝地。一进入此境，自己就可以随心所欲，言所欲言，上天入地，肆行无碍，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很方便地滑向阴谋论之中，而他人亦对我无可奈何。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辛德勇先生愿意用整个第四章去论述“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重构”的目的，或许也是这个原因，辛德勇先生在看到对批评文章的摘要之后，会条件反射地一而再地追问“《文史哲》这是要干什么”，追问他们的目的。这是作者的勇气所在，也是他的智慧所在。

殊不知，无法证伪，恰恰是伪科学一个突出特征。了解科学与学术性质的科学研究者、学者谁会闯入这样一块蹈空之地呢？

（三）想象密室里的自说自话

单从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与所获得的帽子头衔看，辛德勇先生毫无疑问根正苗红，名门正派，从网络流量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是名家大腕。

从辛德勇先生对自己研究的有些介绍看，他对于学术研究、历史研究的认识也还中规中矩，似非旁门左道。比如，在《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中，他先是借用傅斯年先生话说，“对于我来说，历史学首先是史料学”，又说：“做这种史料学研究，需要的是出干巴巴的力气，做仔仔细细的梳理，而不是什么形而上的观念。”“对于我来说，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一篇史料，就是一篇史料。我没有抽象概括史事的能力，也很不喜欢对史事做过多的抽象表述和解说。”

不过，如果你以为这就是辛先生对于历史研究的理解的话，那就上当了。说到底，这只不过是一点门面话而已。只要认真阅读《为我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一篇，就可以发现，辛德勇先生所理解的“史学就是史料学”，乃是他的“先生反复和我讲到的‘读书得间’这四个字”，“不言而喻，所谓‘读书得间’，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说分析比较记载各异的史料”。这样一来，史料学研究当然就不再是“出干巴巴的力气，做仔仔细细的梳理”的笨功夫了，而是一件看起来简单，实际操作难度很大，是对能力的大挑战（原话为“往往规则越简单，操作起来，难度越大，对能力的挑战越高”），“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说“很不容易”呢？奥妙就在于要在无字处找字，无原始资料处写文章。当有读者为“后汉三国史少了许多可以研究考证的原始资料”感到遗憾时，辛德勇先生提点说：“历史研究靠的是脑子。”

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制造汉武帝》不就是这句话的卓越实践，不就是靠脑子想象与制造出来的“大文章”么？

从未见《论轮台诏》中有《轮台诏》“是刘彻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的论述，靠脑子想象将其坐实；

单靠一二片言只语，就靠脑子想象《通鉴》汉武帝与戾太子政治分歧事出自《汉武故事》；

从未见《汉武故事》汉武帝与戾太子政治分歧事是不可信的史料记载，靠脑子想象将它论定；

司马光没说过《通鉴》汉武帝与戾太子政治分歧事的撰写目的，靠脑子想象它应该是如此如此，这样这样。

《通鉴》中巫蛊叙述与汉武帝与戾太子政治分歧事并无直接关联，靠脑子想象就可以轻易关联起来。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叙述只是《通鉴》的一个小事件，即便证明其有误，也不至于因其瑕疵而全盘否定其整体价值。但靠脑子想象就可以轻易完成。

不能不说，脑子与想象真是个好东西。不能不感叹：世界缺少想象，史学论文将会是怎样？不能不感到遗憾：辛先生怎么不选择来我大中文系工作呢？

读书得间可也，对于史料缺少的唐前史研究来说，读书得涧也可也。然而，读书得长江得太平洋得天马行空，可乎？

这样一篇本来就是从伟大导师教示出发的，靠大脑想象衔接出发点与结论的大文章，除了纠合一堆杂七杂八的无效材料之外，除了五花八门地各种注水之外，还能怎样呢？

平心而论，这种靠脑子想象的学术研究，如果没有闭关自信的浩然德行，与信口制造的巨大勇气相佐，根本无法想象。

当有论者“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等存在严重问题，不足凭信”时，辛德勇先生拍着胸脯自信满满地说：“这一点，对受过相应史料学训练的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却会有不同的想法。对此，我无法再做更多的解释和说明。”（《为什么要写作制造汉武帝》）

辛德勇先生的意思是：如果评论者觉得论文的史料方面存在问题，那不是史料本身的问题，而是评论者自身的问题。评论者没有受过相应的史料学训练，没有受到到辛氏脑子与想像史料学的训练，这能怨我吗？

如果有人还要纠缠，辛德勇先生还有一招更狠的独门绝技在等着：“这只是在讲我自己的真实想法，抱残守缺，自言自语而已，而且自知既卑且陋，无意与别人讨论，也无意博取他人的认同，更绝对无意评判别人的研究。”（《为什么要写作制造汉武帝》）

这下谁还还有辙呢？我本来就是自言自语，本来就不是说给你的，本来就没有要你同意，也无所谓别人同意不同意。“信不信由你”（《写作缘起》）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先信了，并且也不愁没人信。

（四）一虚言引出百虚言的连环套

辛德勇先生也曾说过：“若非你根本不想取得真知，就不能一味自说自话。”（《为什么要写制造汉武帝》）由此来看，辛先生也是想取得真知的，也是不想一味地在自己脑袋与想象里完成论证，自说自话的。

那么，辛德勇先生为什么又会陷入自说自话的烂泥坑呢？

俗话说：一个谎言要有一百个谎言来掩盖，谎言越多，其谎也越离奇。明白这点，也就知道《制造汉武帝》为什么会走上这条注水、不断注水的不归路。

《制造汉武帝》肇始于作者的想象或不实假说，这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日常谎言，但其非真则大致相同。这就决定了他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不动笔；要么拼命注水，用成倍的水言来掩盖前面的水言，用新的错误来覆盖旧的错误。

 辛德勇先生选择了霸王硬上弓，一不做二不休的道路。于是有了这样一篇七、八万字的注水大文章。

大约两个月前，当辛德勇先生宣告要撰写30集编辑部故事的时候，很多读者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因自己不能而推他人亦不能，不禁为他捏一把汗：多大点事儿，不就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么，怎么能够写出30集来？想不到人家虽然没有写出30集，好歹也写出了十多集，另外还将一块膏药在公众号的同样位置上连续贴了几十集。不能不说，这多少也是个奇迹。

两个奇迹本质并无不同，原由也颇类似。从辛德勇先生确立要写30集连续剧的宏大目标开始，就决定了他哪怕是闭着眼睛、咬着牙齿也要上，哪怕车轱辘话也要一遍一遍地说。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话语说了一千遍，自然就成了真理。

在人们的接受心理里，如果不是真理，人家怎么愿意花这么多功夫去说。

  小时候不知哪位长辈讲了一个隐身叶的故事。说有位农夫找到一片可以隐身的叶子，却不小心掉在普通的叶子堆中，要其妻子配合一片一片检测，以求找回那片神叶。每拿起一片叶子，就要问妻子：看得见我吗？妻子每次都如实回答：看得见。久而久之，妻子都被问烦了，于是在神人又拿起另一片子时，干脆回答说：哎，看不见你啦，你躲到哪里去了呢？家人于是高高兴兴拿着这片隐身叶干坏事去了（此处省略800字）。结果当然是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回来。后来才知这个故事出自邯郸淳的《笑林》。

从农夫认定世上真有隐身叶这一刻开始，鼻青脸肿的结局就已经决定了。

《制造汉武帝》之所以能够被发表，被转载，被出版印行，被评为优秀论文奖，看起来并不是因为作品真的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它太长，编辑、评委们早就看烦了，不如早点头早脱身。

四、全文说到底是对成说的隐纂与妄改

在得知《制造汉武帝》无一章成立、是一部随处注水的，在自我想象中完成的“大文章”后，身边几位辛粉感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样一位声名在外的学者，怎么会写出这样的“大文章”来：自己怎么这样马虎，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同时又不自觉地想要为辛德勇先生与自己辩护：再怎么着，辛德勇先生写了这么多东西，他的勤奋与手速是值得肯定的；另外，他向权威质疑，标新立异的精神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对于这两点，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当然值得肯定与学习。我与自己的学生也谈起过。

不过，若说起“标新立异”，至少《制造汉武帝》还谈不上。该文并未提供什么新说法新成果，反倒都是一些似曾相识的成说旧论。该文之所以会给人以“标新立异”的错觉，主要是对于成说旧论采用了隐藏与抹擦、割裂与扭曲、错移与妄改、无视与倒退等种种手段。

（一）对通识的隐藏与抹擦

如前所述，辛德勇先生这篇“大文章”乃是以黄永年先生有关“《通鉴》之秦汉及以前部分，绝不能用作一般意义的史料，了解相关史事，更不宜先于《史记》、《汉书》而阅读《通鉴》”的教示为出发点与目的而作的。

平心而论，黄永年先生这个说法虽不特别，却也平实。作为一部晚出且历史跨度巨大的史著，《资治通鉴》唐前史段的编撰以前代正史为主要依据，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因为增加了一个史料甄别与过滤的环节，从理论上说也存在后出转真的可能，但是，由于距离最初史实的时距更为遥远，且又增加了一层主观，其可信度总体上应较前代正史更低，在使用时自应更为谨慎。考虑到司马光是位用世意识强烈的史家，尤其如此。这可以说是自从朱熹到二十一世纪的史学研究者的基本共识。

朱熹在八百多年前就已经指出《通鉴》的正确阅读方法：“看《通鉴》固好，然须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鉴》。”（《朱子语类》卷一一“读书法”）

明人娄坚在谈及秦汉而下讫于五代之季的历史阅读时也说：“必先求之正史而参以司马氏之《资治通鉴》，错综其说而折衷之。”

清代四库馆臣对学者“于历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鉴》”之举也曾提出批评，以为此“非根本之学”。

与此相应，顾炎武《日知录》对《通鉴》的史料失当作了具体指正（卷二六“通鉴”条），严衍也曾指出《通鉴》存在“漏”“复”“紊”，“杂”“误”“执”“诬”七病，并费时几十载进行“正谬误，理紊乱，整错杂，删重复，破拘执，辨诬枉”的工作，撰成《通鉴补》。

近人陈垣指导学生时，“如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学生引了《资治通鉴》，他一定要问为什么不引正史，是否只见于《资治通鉴》而正史中没有？即使研究唐史，引《通鉴》而不检寻两《唐书》及别的书，又不说明那段材料确不见于两《唐书》《唐会要》《唐大诏令》《册府元龟》等书，也不能通过。”（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可见其对《资治通鉴》同样抱着谨慎的态度。

钱穆先生对于《通鉴》的材料增删尤为注目，以为“善读《通鉴》者，正贵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他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中国史学名著》）。

张须的通鉴学专著《通鉴学》全书共七章，其第七章就是专论“《通鉴》得失与编年改造”，以为“《通鉴》之失，最可举者有亦不越三端”，“一曰编年方式之过整”，“二曰文化史料之过简”，“三曰作者情感之或偏。……非必记同时之人有曲笔也；即剪裁旧史，取舍之间，亦所不免”（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

柴德赓先生在介绍《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时，也对其不同时段的史料价值作了清晰的分别：“三国以后至隋的史料价值胜于战国两汉，唐五代的史料价值又胜于三国以后至隋的一段”（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 年，第 174 页。）

二十一世纪前后历史界大多秉持相同观点。庞天佑说：“《通鉴》对史实的记载也存在不少错误”，“我们在阅读《通鉴》时应将其与正史及其它史籍加以对勘，这样才能得正确的结论。”（庞天佑《资治通鉴系年错误六则》，《湛江师院学报》1998年第3期。） 吴晓琴、汤勤福也说：“由于是改编其他原始资料而成，因而在改编过程中有很多删省部分，不少地方产生一些史实偏差的情况，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问题，在利用它时，必需与原始史料进行比对，否则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失误。”（吴晓琴，汤勤福《略论通鉴隋纪部分对史源的删省方式》，《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姜鹏则说：“表面上看，（司马光）是要通过‘稽古’来总结‘至治’的规律，事实上，如何‘稽古’，依赖于司马光本人如何理解‘至治’。司马光对于史料的剪裁、取舍，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他本人的思想立场，而这一立场又与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语境紧密相连。司马光希望通过历史描述，让这些‘至治之道’自我呈现。”（姜鹏《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学术研究》2011年第10期）

然而，面对这份悠久而贯通的史学遗产与共识，面对这样一份早就有一致答案的作业，他一方面无法完全“视而不见”，行文中也引用了朱熹、娄坚、四库馆臣、顾炎武、钱穆、柴德赓的相关论述，一方面却又对这样一份厚重的遗产，包括自己也引述过的言说神奇地给予忽略与无视。说什么：“时下比较通行的历史文献解题导读类书籍，对《通鉴》西汉纪事的史料价值往往不清楚说明”（第8页），“晚近以来，中国专门论述《通鉴》史料价值的学者……完全没有提及《通鉴》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的做法”（第33页），仿佛自己刚刚引述的张须《通鉴学》、柴德赓《史籍举要》也不在“通行的历史文献解题导读类书籍”之列，又仿佛“三国以后至隋的史料价值胜于战国两汉……”之类的表述还不够清晰。而明清人娄坚、四库馆臣与顾炎武的论述则只是悄无声息地放到第四章的最后，仿佛并不是自己复述前人的观点，而是前人证明自己的高论。对于与其更接近的姜鹏的前述论述，一方面有意无意给遗漏，一方面又引其实例分析一则，则最见其匠心。

经过这样的巧妙隐藏与处理，一个近千年来的历史学共识，突然间就消弥不见，仿佛只是其导师黄永年先生与辛先生自己独具只眼的重大发现，而一个本来基本上没有研究空间的问题，仿佛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振聋发聩、足以扭转乾坤的重大课题。

 实际上，历史并不总是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无论你如何隐藏、抹擦，也无论你如何强调与渲染，历史就是历史，常识就是常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贪天之功。

《资治通鉴》的总体史料价值是确定的，在找到新的范式与视角之前，除了对溯源与纠谬之外，并没有多少研究空间。一定要说，只能是对前人的重复，不会有多大的意义。无论自己怎样宣称、处理与自以为是，都无济于是。

（二）对成说的割裂与扭曲

对于研究对象与前论，除了隐藏与抹擦的手段之外，《制造汉武帝》还有其他一些或继承并发扬光大或者独创的处理手段。比如本文第二节“掩耳摘铃的片面注水”中所示，当前人有正反两方面材料时，本文往往只取其一边，而置另一面于不顾，以显示其片面与错误，这样，其研究至少看起来有了空间、价值与合法性。

又比如，在大几百年的通鉴学史上，论者对于《通鉴》编撰的基本认识是：“作者情感之或偏。……即剪裁旧史，取舍之间，亦所不免”，“司马光对于史料的剪裁、取舍，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他本人的思想立场”。这与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念也大致相同。辛德勇先生显然觉得这样的描述并不过瘾，不足以显然其指正纠偏的价值，只凭片言只语就将司马光定位成为一位呈现出率以己意取舍史料的倾向”（第28页），“有意以此来更改历史的本来面目”（第29页），“以主观理念肆意取舍史料”（第32页）， “径随己意构建历史”（单行本“写作缘起”）的历史学家。于是，司马光便由一位在尊重史料前提上按照自己主观来组织材料的史家，一变成了“更改历史本来面目”的史学恶人、历史骗子，而《资治通鉴》也由一部不可避免地渗透史家情感的较为严谨的史书，一变而成了率以己意的更改历史面目的伪史了。仿佛这样一来辛德勇先生及其导师对《通鉴》不足以充当一般意义的史料的论断便有了充分依据，而近千年来历史学的发展终于拨云见日，改邪归正，走上正确的道路。

这样的说法新奇倒是有点新奇，伟大固然伟大，然而，它的根据在哪里呢？它又如何承担得辛德勇先生“辉煌的史书”“非常优秀的史书”的评价呢？

难道，在辛先生眼里，率以己意，更改历史本来面目的史书才是优秀史书，优秀著作的必要条件么？

正如前述，《论轮台诏》本来只是将《轮台诏》放在整个西汉漫长政治转向进程中来考察其地位与关键作用，并没有作局部与全局、彻底与不彻底这类范围与程度方面的讨论。辛德勇先生也是使用同样的招术，先将对象本来或正确或略有微瑕的面目放大与“歪曲”N倍，自顾自地为它们加上“彻底转变”“治国方针”“朝廷的根本性大政方针”这类吓人字眼，凭自己的想象与言语就将其转化为“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纲领性文件”，然后再煞有介事地进行全面批评。这样一来，辛德勇先生仿佛又纠正了一项流传深广的史学错误，取得了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

这样的论述可以说是“歪曲”与“栽赃”，也可以说是设错纠错，贼自捉贼，要说“标新立异”，还真说不上，更不用说什么学术贡献了。

（三）对旧论的错移与妄改

与《轮台诏》的定性相关，即对于汉武帝晚年并不曾彻底转变其治国方针的论述，《制造汉武帝》也不见什么新鲜论述与“标新立异”。

早在十多年前，陈苏镇就曾提出：“细读轮台之诏，武帝兴兵十年，而诏中所‘悔’的只是征和三年之役。”“《汉书西域传》夸大了武帝悔过的内容，夸大了轮台诏的意义，也夸大了由此引起的历史转折的幅度。”（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286页）。几年以后，陈金霞也有论文《汉武帝〈轮台诏〉并非罪己诏》（《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 6 期），指出：“从《轮台诏》的内容看，这是武帝针对西域有关具体问题尤其是轮台屯垦一事做出回答的诏书。在诏书中，武帝没有表现出对过去穷兵默武的悔悟，也没有反思自己一生过失，与罪己诏的差别很大。从《轮台诏》后的政策实践看，汉朝没有由此偃武休兵，仍然执行对外积极用兵的政策，只是规模略小。”

由此可见，辛德勇先生大文章有关《轮台诏》及汉武帝晚年政策的基本观点，也只是对于前人的复述与重弹，并没有提供什么新鲜内容。辛先生在脚注中半遮半掩地也说：“单纯就这一点而言，陈苏镇在所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第三章第三节《昭宣之治及其历史意义》中早已谈到‘细读轮台之诏，武帝兴兵数十年，而诏中所‘悔’的只是征和三年之役。’”可见其已经知道陈苏镇对此已经论述，而对陈金霞的论述则或是茫然不知或是知而不言。

对于不知情的读者来说，他们很容易以为辛德勇先生提出这样重要的新观点来，可真是了不起；奇怪的是，辛德勇先生也自以为是什么大发现，大创造，大文章。看起来辛德勇先生应该不是自欺欺人，而是十二分的自信信人。

只是你信或者不信，这个观点是对他人的重述或借鉴的事实并不会有丝毫改变。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观点在被辛德勇先生重述或借鉴之前，即在原来的语境之中大致符合历史事实，至少并不乖谬（按，陈苏镇与陈金霞的视点略有不同，陈苏镇聚焦于《汉书》轮台诏叙述对历史本身的偏移，而陈金霞聚焦于后人解读对《轮台诏》的偏移）。因为辛德勇先生是将其作为推翻田余庆《论轮台诏》的重要证据来使用，反倒变得不伦不类。正如前述，田先生的论文并未就《轮台诏》的性质与范围多着笔，全文所强调的恰恰是这次转型是一次漫长的历史过程。

读到这里，与其说辛德勇先生在《制造汉武帝》中体现了标新立异的精神，还不如说体现了他转对为错、点金成石的神技。

（四）对于旧说的无视与倒退

事实上，《制造汉武帝》出发点以及几个重要观点，无论是对还是错，无论是史家常识还是脑洞大开的无稽之谈，在辛之前大都已经有过相似的论述。即便是“牛年狗血连续剧”的漩涡，“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之说，其实也不是辛德勇先生首倡，而是古人有说，今人有论的陈旧观点。

早在宋元之际，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就多次说到司马光“为熙丰事发”之类。（《通鉴》卷二四五，太和八年胡注。）

其《新注资治通鉴序》也说：“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萧、曹划一之辩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国论，专以书局为事。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仿佛《资治通鉴》的编纂实是用以表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种特别形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曹家琪作《资治通鉴编修考》也说，《资治通鉴》的“臣光曰”中“贯穿着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思想”，“有些思想却在《通鉴》正文的字里行间，还应当从《通鉴》的取材、行文中去‘发掘’”（曹家琪《资治通鉴编修考 》，《文史》第5辑，中华书局，1978年）。

不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学者指出这种说法不确。杨渭生在其《试论司马光的学术思想》中指出，“《通鉴》前八卷，是在英宗治平年间完成的，与熙宁变法本无关涉。”胡三省《通鉴序》中的变法之说，将“司马光在学术上的一些看法，与王安石变法挂钩”“不足为据”（《宋史研究集刊》（二），浙江省社联《探索》杂志增刊，1988年，第47-48页）之后，邬国义又作《通鉴影射变法问题辨榷》，通过考察司马光著《通鉴》有关卷帙和王安石任官行事之时间，兼及司马光本人前后思想的连续性和对前人思想的继承，指出“司马光借曹参之事影射攻击王安石变法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4期）。事实确凿，考辨明晰，再没有什么讨论余地。

令人奇怪的是，在此问题上辛德勇先生对于二十世纪以来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一字不提，反将30年前就被一而再地证错的材料视为宝贝，先是直接引述胡三省的错误论说，接着又引南宋时人林駉的似是而非的论说，作为自己的重要论据，得出错误结论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当然，这并不影响辛德勇先生将之许之为大文章。对于“这只是在讲我自己的真实想法，抱残守缺，自言自语而已”的辛先生而言，前人说了什么，研究了什么，于我何干呢？前人是纠正了更前人的错误还是没有纠正他们的错误，于我又何干呢？

这样一部连错误的观点（除《通鉴》采自《汉武故事》之外），也都是沿袭前人的论述而来的作品，除了引发学界讨论与争论，从而以一种特别的形式推进了对于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研究之外，自身确实看不到什么正面价值。其对前人研究成果或前论的态度与处理方式则堪称拙劣乃至于恶劣，适足为年轻学人之戒。

本文结论是：《制造汉武帝》不愧是一部说了等于没说，说了不如不说的十足的airbook。

五、这部airbook不是作者的耻辱，而是时代的悲哀

好了，该收（fan）场（zhuan）了。笔者不累，读者早就累了。

有耐心溜到此处的看官，大概会觉得本文是向着辛德勇先生而去吧？

在此必须坦承，本文只是就文论文，就事论事，虽然无法不与作者粘连，矛头却只是对着这部作品本身，并不波及其他作品，更非面向作者。《制造汉武帝》只是作者的作品之一，但愿如此拙劣的作品只是他的一个例外，但愿作者将它视为自己的“大文章”只是一时看走了眼。

况且，一位作者完全有发表平庸的、低俗的、错误的、拙劣的乃至恶劣的作品的权利，只要不践踏法律的底线。这是宪法赋予网民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也是学术创新的基本要求。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的言论与研究必然是真理，更不用说在所有人看来都是真理。没有发表平庸、低俗、错误、拙劣乃至恶劣的作品的权利，那就没有言论本身，甚至没有人的存在。我的意思是，对于平庸、低俗、错误、拙劣乃至恶劣的作品，当然可以进行学术批评，但是，发表这类作品的作者同样值得尊重与爱护。

这个道理就好像，一个地方如果过分疾恨病毒，不允许病毒返乡，很可能就会发展成不允许乡亲返乡。这就是“千里投毒”尚未走，“恶意返乡”又来袭的原因。

另一方面，面对一位年逾花甲的作者进行批评，既不道德，也无意义。这个年龄段的作者，思想、观念、知识结构早已固化，并不需要也很难接受外部信息、意见与批评。将别人不同的声音与批评意见视为“放屁”的辛德勇先生尤其如此。

正因为如此，本文之作的希望对象只是广大的读者群，特别是年轻的读者群，意在为他们提供不一样的与参考的声音。《魔都罗汉vs.帝都辛神》第二集最后一节中，笔者曾经对那些“听从、跟从、顺从、服从”的粉丝表示过“滔滔不绝的佩服之情”，这只不过是激愤之辞，懂的自然懂。真正的意图无非还是希望年轻学友能够兼听多看，从盲从中跳出来，在比较、思考、质疑与批判中养成独立的人格、辨识的本领。这里说的质疑与批判也包括对笔者及“FD新学界”公众号所有言论的质疑与批判，也包括对本文的质疑与批判。

本文当然也不至于针对作者的工作单位，作品所发表与转载的刊物、出版社，并不表示笔者对相关学校、刊物与出版社有任何不敬。

作为一名也在高校工作多年的教师，我何尝不明白，一部图书的质量与作者的工作单位没有什么关系。名校之所以为名校，就是那里有许多名师名著，也有一些质量低劣的学术论著，任何名校都不能保证没有质量低劣的作品。反过来，一部或几部质量低劣的学术论著也不致影响其声誉。

按文责自负的原则，我也倾向于认为，图书的质量与其发表的刊物及其出版社也没有直接关系，不需要为其拙劣分责。文章毕竟是作者制造，刊物与出版社只是提供园地而已，最多在编校方面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再者，刊物与出版社同样有出版平庸的、低俗的、错误的、拙劣的乃至恶劣的作品的权利，只要不践踏法律的底线。没有出版拙劣作品的自由，也就不存言论新闻、出版与学术自由，也就谈不上有学术创新，甚至没有新闻与出版的存在。偶尔发表或出版一部拙劣作品的刊物与出版社，同样值得尊重与爱护。

况且有些时候，刊物发表某篇文章并非着眼于其学术价值，而是着眼于其他价值，比如原发刊物的初心很可能是看重其“争鸣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清华大学学报》已经取得了足够成功。不是随便一家刊物，更不是随便一篇文章可以引起如此热烈的讨论。出版社首先是一家企业，买卖从来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从这个角度来说，三联书店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因为刊物与出版社发表了一部“歪曲”其他作品的文章，而去找其编辑部，缠党委，这样的行为即使是对一般网民来说也是匪夷所思。

文中之所以要提及作者的工作单位、原发刊物、转摘的文摘、出版的书店，一是作品本来就很难离开这些要素而独立存在，一方面则是传播的不得已，有引起更多人注意，扩大影响的考虑与私心。同时也是想提醒更多读者，一篇论文，一部图书，无论其作者、单位、刊物、出版社多么响亮或权威，也要保持独立的立场与警惕的态度，不能轻信与盲从，不能被任何外在的力量牵着鼻子走。

当然，更为堂皇的理由是，名校的教员+名刊的发表+名刊的转载+名社的出版，这样超豪华的组合联合制造出价值为零下几度的劣质作品，确实提供了一个理解时代学术生态的典型样本，一个不免有些悲凉与悲哀的样本。如此华丽的组合都会制造这种作品，其他组合当然也未必一定就更好。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部作品是如何出笼的？专家、学者都干什么去了呢？他们不读同行的作品，不做学术批评么？

答案显而易见。专家、学者都在忙着制造自己的作品与GDP，奔发表、跑项目、抢头衔就已经焦头烂额，哪里还有闲功夫去深读他人的作品？去做什么劳什子学术批评？

学术评论是有的。但是，除了朋友之间的捧场、鼓吹与鼓励之外（这当然也需要），除了破口大骂之外，很难找到第三种。一旦听到不同声音，听到批评的声音，无论被批评者还是旁观者，都会想：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呢？这是有多大的仇恨呀？为什么要得罪人呢？为什么要对人捅刀子呢？

当然，更多时候，作品发表之后基本上是泥牛入海，连一个泡泡都没有，甚至连同行、同学与弟子都未必会点开。

久而久之，除了埋头制造，一声不吭，除了闭着眼睛点赞、骂人，以及不需要理由的钢口武断与删文灭号之外，人们便没有其他话语与话语方式了。

没有学术阅读，没有学术批评，又哪里去找学术，去找学术作品呢？

如果专家、学者们能够多拿出一些时间来认真审读，同行间能多分一些时间来深入批评，如果人们能认识到：批评是难得的礼物而不是恶意的诋毁，是蜂蜜而不是毒奶，是手术刀而不是捅人刀，那么，这种作品就很可能会止于评委。即使侥幸通过了评委这关，批评者与读者也不会买账，不会让它走远。久而久之，劣质作品也就失去了生存土壤与出笼机会。

当然，这一切只是假设。

腐败从来就不是某一部作品的腐败，而是土壤与生态的腐败；从来就不只是肉体的腐败，它首先是精神的腐败。

在这样的土壤与生态中，风摧秀木，杂草丛生，黄钟毁弃，瓦釜齐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这样说来，在这个世纪里出现《制造汉武帝》也算不得什么奇迹。

由此而言，这部作品也就不是作者个人的耻辱，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了。

参考文献

1）王子今《守住科学良心：追念田余庆先生》（《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31日）

2）韩树峰《论巫蛊之狱的性质》（《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5期）

3）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中南大学学报》 2015年第6期）；

4）刘大木《王俭、司马光、辛德勇：汉武帝形象的三个制造者》(载《新京报》2016年3月5日)；

5）胡文辉《制造司马光》（《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3月13日）；

6）成祖明《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 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7）杨勇《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8）胡文辉《从盐铁论看晚年汉武帝》（《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8月18日）；

9）游逸飞《制造辛德勇》（《学灯》第二辑，2017年12月）；

10）李峰《巫蛊之祸视阈下汉武帝与戾太子父子纠葛探析》（《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11）林鹄《司马光的学术逻辑与唐宋人对汉武帝的看法》（《文史哲》2021年第6期）；

12）李峰《制造汉武帝的历史公案》（河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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