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别让有权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人！中国不能错过未来十年！

【编者按】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在北大法学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前景》的演讲。在演讲中，张维迎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劳动力成本等后发优势，现在这些后发优势在消失。而如果一个国家用货币政策和利率来维持增长，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另一种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张维迎称，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过去中国企业靠套利和模仿创造了巨大财富，现在这种套利空间越来越少，更多的要依靠创新。这就需要政府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创造更好的条件：把权利关进笼子里，保护私有产权，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我们的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面。现在是有权力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别人。”张维迎谈到。他认为，既得利益并不完全是改革的阻碍，相反，既得利益也可能变成改革的推动者。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变成改革者，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张维迎表示，现在不是改革阻力大，而是改革动力不足。“以前和现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不是没有改革的阻力，不是现在的阻力比那时候强大多少，而是说那时候改革的动力比现在要强得多。那时候有那么一批人把改革本身作为一种使命。”张维迎教授为缅怀导师何炼成教授，2022年6月自己作词并演唱西北民歌信天游。歌词感人至深，演唱催人泪下！ 视频来源：辛庄课堂

以下是张维迎教授的“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前景”演讲实录（略有删节）：01


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优势在消失我讲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前景。首先讲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判断，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趋势性的，第二个是周期性的。从趋势性的角度来讲，中国经历过去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增速有一个趋势性的下降、下调。过去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的后发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优势、资源成本优势、国际市场的开放等。这种后发优势现在都在消失：劳动力供给下降、环境成本快速上升、国际市场变化。第二个是从周期性角度，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实行了非常强的刺激政策，全世界都在零增长、负增长时，中国仍维持高增长，但我们为这个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个代价到现在还没全部表现出来或者最大的代价还没有到来，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困难。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未来中国经济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困难。02
宽松货币政策是抓老虎尾巴
这里我引用哈耶克的比喻，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用货币政策和利率来维持增长，他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那么我们想象一下，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你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另一种你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曾经想放开老虎的尾巴，但是差点被吃掉，就是当时的“钱荒”。所以很快又抓起来，现在仍然抓着老虎的尾巴，但是这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因为下一步可能爆发问题的是地方债务，好多地方其实已经还不起了。地方政府还不起债就会影响到企业，有很多企业给政府做项目，但拿不到钱。03
未来经济增长潜力靠企业家精神
我刚才讲的一个是趋势，一个是周期，再看更长远的话，就是经济的增长潜力怎么样，这个潜力就是市场规模，包括我们工业化、城市化。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就强调市场规模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市场规模带来分工，分工带来技术进步。所有这些东西靠什么？靠企业家，不是靠政府官员，不是靠货币政策，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好多人仍然都把维持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货币政策，寄托于财政政策，寄托于政府的投资。如果我们不能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经济增长保持7%都很困难。我们今天所有消费的东西，特别是新产品都是企业家精神开发出来的。企业家能做什么事呢？我总结企业家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就是发现不均衡，第二个是创造不均衡。均衡就是所有的资源、要素都得到了最有效地利用，没有盈利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属于均衡状态，每个企业赚的收入全部是弥补成本，不存在经济利润。实际上我们知道不是这样，企业家发现不均衡，发现赚钱的机会，利用这些机会赚钱，然后使得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越来越多人运用这个机会，市场就会趋向均衡。第二个功能，是打破不平衡，或者叫创造不均衡。假如市场已经属于均衡状态，比如大家都在使用电脑了，电脑饱和了，那这时候苹果公司生产出iPad，它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那就可以赚钱。打破平衡主要靠的是创新。以这样角度来看，我们过去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发现不均衡，利用不均衡叫套利，以及模仿。套利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跨市场的套利，你发现四川的橘子很便宜，北京很贵，然后你从四川运到北京就赚钱，这样的企业家就是商人。另一类企业家是跨时套利，比如说预计明年某种产品会变贵，那么他就现在开始储存，或者现在开始生产，到明年就赚钱。还有在金融市场套利，这种套利行为类似一种投机。第三种套利就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套利，比如说有好多人无所事事，但有好多产品供不应求，你只要把这些无所事事的人组织起来从事生产，那么你就可以赚钱。过去大体就是这样，搞投机倒把、乡镇企业都可以赚钱。但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就是套利的空间在传统产品市场都饱和了，你看现在什么都不好卖，饱和了，套利空间越来越小。我们模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很少很少，甚至没有。即使我们有创新，这个创新也是在外国原创性技术上做一个改进而已，而我刚才讲到了，这种后发优势慢慢都在消失。所以中国下一步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中国企业家能不能从套利行为转向真正的创新。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大部分人没看到，所以你说出来不会获得认同，但是你能够把它变成市场可接受的产品和服务，这时候你就会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你也会赚钱。而这种创新一般时间都比较长。今天支持我们经济增长的好多的产品，过去没人想得到。同样可以说，过去这个国家经济的主要的产业、行业，现在大家都想不到，这就是企业家的功能。在40年多前比尔盖茨要制造软件，想象这个软件要变成未来每个人都用的东西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100多年前，亨利•福特那个时代，汽车已经有了，但是汽车只是富贵人家、有钱人使用的产品，没人会想到普通人应该有汽车，但是福特想到了，所以就引进了流水线，生产出了普通人用得起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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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那么企业家精神怎么被开发出来？那就是看我们的体制。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体制当中存在好多障碍，大的障碍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体制，第二个方面是政治体制。就经济体制而言，首先是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部门的强大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尤其像我们这么大的国有部门，要创造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政府管的太多，我们做什么事都得审批。我们学法系的同学都知道，这个社会当中哪些权力应该是个人的，哪些权力应该是政府的，就是私权与公权的划分。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私权都被公有化了。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但是仍然做的不是很好。第三就是金融市场不自由。企业家的一个想法要变成产品，要形成市场，需要大量的投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金融不自由的话，创新就得不到很好资源。还有一个方面是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有些犯罪被抓起来，财产很快被处理了，这个本身是违法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犯罪，处理他财产要等法律判决之后，但是很多地方不遵守这样的规定，如果企业家被无罪释放，要收回财产都很难。另一方面就是政治体制，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面。现在是有权力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别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寻租和腐败。这两个是相关的，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权力过大，一定会产生腐败。在腐败的情况下，企业家赚的钱不一定是靠创新，有一部分是靠寻租，就是搞好和政府的关系。比如我们看到高科技领域，有些人写好申请、找到关系、拿到国家几千万的钱，干嘛去了？瞎花了，这个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现在教育科研经费都非常多，但是真正有效使用的比例非常低。当然我们要有更长远的眼光，现在过分关注的都是今年下半年怎么样，明年上半年怎么样，其实对于国家更关注未来十年，20年，甚至30年。中国未来应该建立这样一种目标，就是如何建立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社会。我们的改革都应该在这个大目标的前提下做。具体来讲我觉得经济上进一步自由化，市场化。政府大量的权力应该废除，就是说把政府局限在公权的范围内，不应该侵害私权。我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私有产权制度，私有产权的保护，依赖于法律，也依赖我们的司法制度。05
既得利益要变成改革者改革才有希望
我们要实行的变革的阻力在哪？大家普遍认为是既得利益的阻挠，但是我这两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看历史上好多伟大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变成改革者，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马克思本人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岳父是大的贵族，他的小舅子当部长，马克思过的生活也不是无产阶级，他在英国生活，那时候英国最高收入的10%的人，平均的年收入是72英镑，但是马克思一年的生活费是400多英镑。那恩格斯呢？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这个例子说明，说好多事情都不是利益决定的，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有理念，我们的观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既得利益者能不能变成改革者？我觉得有三种可能，一个就是观念、理念，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创始人没有几个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出身的，大部分都是地主、资本家、军阀、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如果按照利益分析，没有办法解释他们的行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闹革命？就是相信了新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引起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历史性的变化。从古希腊梭伦、伯里克利的民主化改革，到近代的华盛顿，再到邓小平，他们都是出于理念在改革。美国的废奴运动主要是白人在做，不是黑人在做，中国妇女的放脚都是男人在做，不是女人在做，所以理念很重要。第二个方面就是，既得利益之间本身的博弈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好多的变革发生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远大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包括现在政教分离，就是宗教和国王的矛盾推动的。法国大革命也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出现，导致了最后的法国大革命。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治，一开始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出现，而是在贵族、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也是有好多特权，但是他们利用这种特权相互伤害，最后大家就找到了一个妥协，那就是尊重了相互的权利。原来在西方，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开办公司都是特权，不是权利。要得到国王的特许，或者是得到议会的授权你才能够创业。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东印度公司，那就是一个国王授权的垄断公司。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具体来说英国在1844年，法国在1867年，美国在1842到1851年期间，特权就变成了人权，就是成立公司不再需要通过特许了，注册就可以了。按照我们过去阶级分析的观点，我们强调社会矛盾主要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其实这个真的不是这样。你看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比工人和资本家矛盾要大得多，同样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比工人阶级要大的多，在华盛顿游说反对中国的都是美国工人阶级，而不是美国的资本家，美国的资本家都支持中国，美国工人游说反对中国，因为中国廉价产品进口影响到他们的工作。那还有一种非常重要，就是统治阶级是不是意识到变的必要，或者有没有这种危机感。我特别喜欢举的一个比喻就是华盛顿的故事，华盛顿1799年去世的时候，他的遗嘱要求等他太太去世后，就把他277个奴隶都解放了，但是他太太在他去世一年之后就把这些奴隶都解放了，有人问她为了这么着急把他们都解放了？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种盼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为什么要废除奴隶？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为什么要废除奴隶？她有一种危机感，因为她不废除的话这些人可能会害她。看中国的历史，比如清朝，死皮赖脸不改，最后想改了，要实行宪政了，但没机会了，所以最后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我们中国下一步变革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理念可以正确可以错误，领导力可以弱可以强。最好的组合就是正确的理念、强的领导力，最坏的组合是错误的理念、强的领导力，当然还有其他次好的。强的领导力可能走向两个极端，但是我觉得变革期间没有强的领导力真是不成。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有一个好的理念，也有比较强的领导力，过去出现改革倒退就是我们理念倒退了，但好在领导力不是特别强。06
现在改革不是阻力大，是动力不足我们未来会怎么样？大家都知道改革的阻力确实很大，但是大家不要以为80年代、90年代改革没阻力，没有既得利益集团。任何体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不可能维持那么久，苏联也不可能维持那么久。以前和现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不是没有改革的阻力，不是现在的阻力比那时候强大多少，而是说那时候改革的动力比现在要强得多。那时候有那么一批人把改革本身作为一种使命。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是先有共产党执政才有国有企业，不是有了国有企业才有共产党。为什么说现在的改革动力不够呢，因为现在我们的政治家很少，官僚很多。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窗口期，我们的领导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或许会保持足够好的、强的领导力来推动改革。如果我们错过未来这十年，我觉得中国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我希望接下来能够明确好多应该做的事，下一步就是好多事情怎么去落实。我们过去好话说的已经很多，包括改革，但是最重要的是落实，如果再没有落实的话，我想更多的人会更失望，以后再好的说法大家也可能就没有信心了。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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