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应我，以后不要这样撤退了

太快了，真的太快了。

如果说有什么比政策变动还快的，就是朋友圈里的阳性蔓延的速度了。

有人形容当前的形势，都不能叫“躺下”，而是直接“扑倒”。

尤其是北京地区，一个办公室，基本都有过半数的人中招，很多人被迫在家休息，马路上犹如封城般的安静。

没想到我们的第一波报复性消费，不是大家挤爆电影院看“阿凡达”。

而是每天起早去药店门口排队，甚至连超市、水果店的柠檬都被一扫而空。

国外有些专家给出了预估感染数据，说最终会有3.63亿人感染，每天有3万2000人进ICU。

甘蔗没有两头甜。

开放和封闭之间，很难找到折中路线，每个国家都要经历一个阵痛期。

选择什么方式，要承担相应的成本。

而我们的问题，很可能就是这波指挥棒转的太快了，从“严防死守”直接奔向“共存”，这不免让人有些心惊胆战。

短短半个月，无论是舆论导向准备，还是科学普及准备，还是医疗资源准备，似乎都不是那么完善。

《孙子兵法》上说：“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

意思是，要谋划周到而再行动，并知道在合适的时机收手，不打无准备之仗。

这对于一个处处讲“稳”的国家来说，着实反常，粗暴。

孙子表示很迷惑。

中国是一个喜欢讲兵法的国家，即便是撤退，也是要讲策略性的。

很多人都知道“敦刻尔克大撤退”，它被评为二战中最为经典的一战。

当时，德军从后方包抄英法盟军，40万盟军撤至敦刻尔克，为了避免被德军围歼，执行了当时最大规模的撤退行动。

这个撤退是非常有纪律的。

一部分军队负责继续英勇抵抗、拖延攻势，一部分负责动员船只，一部分负责干扰情报，一部分负责统筹调度食物、医疗、士兵梯队。

最终，盟军愣是靠着临时组建的杂牌船队，在一个星期左右时间里，救出了33.6万人，为今后的战略反攻保存了有生实力。

中国也有过类似的战役。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面对日军的咄咄逼人，我们选择保留实力，战略相持。

当时，大量的军工、医疗、物资企业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撤到宜昌，等待入川。

随行还有10万教师、医生、工程师、商人等中国的各界精英。

一时间，宜昌汇聚了全中国90%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力量。

然而，宜昌扼守着长江三峡，航道狭窄弯曲，暗礁林立，而且在枯水期，大型船只根本无法开航。

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惶惶，互相交涉、指责、吵闹。

有人预估，按照这种情形，10个月都运不完，就等着日军来炸吧.......

怎么办？

一个叫卢作孚的企业家站了出来。

他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制定出按期将全部人员、物资撤出宜昌的详细计划和具体措施。

人员、物资安排哪个轮船运送、何时登船装卸，水手住在哪......都要听从指挥，严格执行，决不准自行其是。

同时严格限制轮船运输价格，绝不让黑心企业发国难财。

此外，他还发明了“三段航行法”——将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的航线分为3段，每段根据不同的水位、流速、地形配适不同的轮船航行，分段运输，分段转运，保证了枯水期实现轮船不停航。

经过40个日日夜夜的苦战，宜昌的拥塞和混乱消失了，企业、人才也统统被抢运到了四川大后方，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敦刻尔克也好，宜昌也罢。

虽然都是撤退，但也都因为撤退的好，撤退的有规划有纪律，才避免了最大的伤亡，才保存了最大的有生力量。

而我们的这波“撤退”却显得如此懊恼，如此狼狈。

就像一辆在高速上突然掉头的车，让人惊心动魄。

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是忘记历史的教训。

在我们这波撤退之前，世界上有大把的躺平国家已经提供了先例，石头都替我们摸遍了。

甚至在几个月前，香港已经试验了一次，什么时候峰值，需要多少药品、病房.......这本应该是宝贵的经验。

但，我们也确实没有认真对待这些经验。

如何简化治疗程序，如何增加病床、药物、医疗设备供给。

如何开展科普教育，安抚群众情绪，给医护人员做好培训和心理疏导......

没有如何。

11月30号的那个发令枪一响，直接转头就跑。

很多基层人员，都是通过新闻，甚至自媒体才知道风向变了的......

可惜，事已至此，开弓没有回头箭。

群里每天都有人在求医问药，也都有人在骂奸商专家。

或许，这种短暂的压力会过去，但我们还要承受多少这样的“心梗回忆”呢？

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今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能不能答应我，以后不要这样撤退了。

来源：木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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