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發深圳大學講稿——《趙正書》、趙正與趙高

各位朋友：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趙正書》、趙正與趙高。

這個題目是圍繞《趙正書》展開的。《趙正書》其實發現已經有段時間了，但是正式向社會公佈大概有兩年的時間。它是新發現的西漢時期寫的竹書，就是寫在竹簡上的文獻。在座的朋友，有的人可能知道，有的不一定知道，我今天講的內容就是由這個新發現的《趙正書》引出的。《趙正書》的發現在社會上引起了非常廣泛的關注，因爲它涉及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事情。

 西漢竹書《趙正書》

篇題

涉及到秦始皇的事情本身沒有什麼特別的，但秦始皇是一位重要的位政治家，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開天辟地的皇帝，涉及到他很正常。但是新發現的《趙正書》裏面記載的秦始皇，和大家以往了解到的秦始皇是有重大差別的。我們以往了解到的秦始皇，基本上就是通過司馬遷的《史記》了解到的秦始皇。當然，有些文學家、電視劇等可能有各種各樣的藝術處理，但是作爲歷史的事實，除了《史記》的記載，基本沒有其他任何重要的、可靠的資料。

那麼新發現的《趙正書》呢，它記載了很多跟《史記》記載完全不同的，可以說是天差地別，天翻地覆的内容，所以就引起了非常廣泛的關注。因此，我就想借此機會，在這裏談一下由之引出來的一些問題。如果順利的話，這些內容也會在今年8月以前，整理爲一本叫《生死秦始皇》的小書出版。爲啥取一個這麼像“故事會”的名字？因爲故事會看的人多，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都來看我這本《生死秦始皇》。在這裏我就把相關的一些要點和大家交流。這個題目就是：《趙正書》，趙正與趙高。

先講第一個部分：《趙正書》。《趙正書》的樣子如圖所示，右邊那一列叫“篇題”，相當於書名，左邊那部分就是內容。《趙正書》屬於北京大學整理出版的一批西漢竹書。這一批西漢竹書包括很多東西，《趙正書》是其中的一篇，也是和狹義的歷史、即以人類政治活動爲主的歷史活動關係最密切的一篇。

在沒有《趙正書》之前，我們了解秦始皇那個時代的歷史主要通過的就是《史記》。而《趙正書》發現之後帶來什麼問題？我認爲可能是這三個方面：第一，我們應當怎樣正確地對待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出土文獻是指像《趙正書》這樣從地下發掘出來的文獻。傳世文獻指的是我們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文獻，比如《史記》、《漢書》等。我們怎麼樣正確地對待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這一問題，涉及到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一般性的方法論問題。第二，《史記》到底是一部什麼樣的書，我們怎樣看待《史記》的記載，我們怎樣看待《史記》所提供給我們認識歷史的這些素材？第三，是《趙正書》是一部什麼樣的書？

首先，來講第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正確地對待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我們通過地下的考古發掘或者其他的形式，在一些正常的社會傳播渠道之外獲得的文獻，就被稱爲出土文獻。出土文獻的發掘源遠流長，被大家熟知的最早的其實是地上發現的一批文獻，就是西漢景帝或者武帝時期從孔家宅裏發現的一批東西，那批東西我不大想把它當做地下發掘的出土文獻，因爲那是人家“保險櫃”裏的東西，孔家宅第砌到夾壁牆裏深藏的東西。

而我認爲第一次比較重要的地下發掘的出土文獻，大概是在西漢末年的時候，就是綠林、赤眉軍進長安的時候，在漢武帝茂陵裏挖出的一批東西。這批東西其實很早就有記載，叫《茂陵書》，但沒有人想到《茂陵書》是出土文獻。但我爲什麼說《茂陵書》是出土文獻呢？我們對比一下西晉時期發現的《汲冢書》就明白了。《汲冢書》是在汲縣的一個墳裏挖出來的，所以叫《汲冢書》。因此可以推斷《茂陵書》一定是在茂陵挖出來的，它有可能是漢武帝茂陵的主陵，也可能是漢武帝的陪葬陵，但它一定是當時的一個出土文獻。

《茂陵書》裏邊就有很多和傳世文獻不同的以及失傳的內容。比較重要的，如司馬遷是什麼時候繼承他父親當太史令的。傳世文獻裏有相關的引述，雖然和《茂陵書》內容有所出入，但是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從漢代的竹簡公文抄來的。西晉時期的人怎麼能抄來這個公文呢？一定是有人挖出來了。《茂陵書》就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證據。

那麼這種運用出土文獻，成爲一個時代的風氣的，大概有兩個時期。一個是西晉時期，因爲出土了一批以《汲冢書》爲代表的文獻；另外就到北宋中期以後，中國的學術文化產生了一個歷史性的巨變，這個時候在各種傳統文獻之外，還重視其他兩種史料文獻，也就是金（兩周銅器銘文），還有石（漢代的碑刻材料）。

這個風氣到了近代以後，由於受到西方學術的影響，大家特別重視收集一切能利用的材料，其中出土文獻是最沒被別人利用過的新鮮內容，所以就格外被重視起來。這個時候在出土文獻方面有一些大的發現，比如安陽殷墟的甲骨卜辭，還有敦煌有一小部分早期漢代的簡牘文獻。而近幾十年來，隨著中國的基本建設的開展，把地下一大批重要的文物都發掘了出來，就出現了層出不窮利用出土文獻的現象。在這個風氣帶動下，古代史研究有了重大進步，但是這個風氣中有些東西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就是我們應該怎樣對待出土文獻，我們抱著什麼態度來看待出土文獻？

我認爲這個問題關鍵點在於，很多人認爲，只要出土的東西跟傳世的不一樣，就一定是一個驚天動地的發現。不管出土東西的記載質量如何，只要是新出土的一定最重要，它所帶來的問題就是核心的研究的問題。這就產生了某種偏差。這種偏差實際上從宋代以來開始產生，但主要是自清代道光咸豐以後，有一部分人背離乾嘉學者主要依據傳世文獻同時又儘量充分利用各種金石銘文的做法，劍走偏鋒，一門心思拼命找別人沒用過的東西。這種做法的便利，在於每一條材料誰都沒看過，我拿起來就可以寫文章，我寫出來就是一篇新的文章。雖然古代不評教授不評職稱，但同樣有人會這樣搶着寫別人沒寫過的東西。但這是一種偷懶的辦法，因爲這種做法回避了煩難艱巨的閱讀《十三經》、閱讀《二十四史》的過程。這是一條做學術的捷徑，這種風氣影響到了近代以來對出土文獻的應用。

在做歷史研究的時候，我們應該抱有這樣一種態度：由於我不傻，所以我的祖先也不會太傻，他們會把最好的東西傳下來。失傳的那些東西在當時的價值判斷上，它是居於次要地位的。我們人類不大可能把所有東西留下來，只能選擇最重要的東西保留起來。那麼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如果過度偏重出土文獻，就帶來一個問題：究竟哪些東西在當時是居於主流地位的？

中國歷史很早就有了系統的史官記錄，可能由於戰亂與種種災禍，這些記錄會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損失，但總的來說，我們的古史記載系統是相當完備的。在這種情況下，極端地依賴出土文獻，就可能存在一些問題。

在這裏，我講一個非常實際的事情，曾經有一位資歷較深的學者信誓旦旦地講長沙三國吳簡的發現會改寫三國歷史。但幾十年過去了，到今天我們研究三國歷史，最主要的依據還是《三國志》。長沙吳簡只是起到某種拾遺補缺的作用，它不可能改寫歷史。因爲目前還沒有超過《三國志》的更詳盡資料來讓我們了解三國。

回到我這裏所要談的第一個問題，《趙正書》的記載和《史記》有著重大差異，但我們不能抱著這種獵奇的心理，抱著一種走捷徑的心理，想通過一個出土文獻的發現，整個改變歷史的面貌，提出跟別人完全不同的見解。我的這種說法可能對於一些學者不是很公平，但我覺得至少對中國學術界的治學方法來說，是一個必須認真思考問題。這是我對如何對待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之間關係的一點感想。

接下來，進入第二個問題：《史記》是一部什麼樣的書？任何一個留下來的《史記》版本，都有一些地方和具體實際問題存在一定程度的出入，有的時候甚至是嚴重的差誤。但這是全世界傳世文獻都會遇到的問題。那是不是因爲這樣傳世文獻就不可靠？不是。我們之所以要有專業的史學工作者，就在於這是我們的一個任務：我們要來解析、考辨這些問題。

最近這些年來，一部分學者特別強調一個概念，叫“歷史書寫”。簡單地說，就是歷史是由人寫的，因此會有人主觀的原因，記述一些和歷史實際不符的東西。我個人是不太贊成過分強調歷史書寫這一面的。因爲如果過分強調了歷史書寫，我們歷史都不可相信了，以爲只要有人寫，他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一概這麼想，歷史研究，特別對於中國早期的歷史研究，就進行不下去了。

簡單地說，中國古代的史官具有一種介於天人之間的神性的性質，神職色彩特別強烈。因此它這種職務就決定了必須忠於歷史事實，不能隨便亂寫。但史官忠實於歷史事實不等於他記下來的東西都是正確的，因爲他記載歷史是基於他的客觀條件，不過也不能倒過來說他都是在居心叵測地編瞎話。過分強調歷史書寫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或者出於個人原因，或者你隸屬於某個利益集團、某個文化體系，你的歷史記錄都是充滿個人偏見、個人政治目的的。我們在歷史研究的時候，應該就具體問題做具體分析，對待每個具體的事物，用我的客觀的考量，盡量剔除歷史文獻中因主觀敘述而出現的偏差。

所以我認爲《史記》是很忠實地記載了歷史的，但忠實并不等於就沒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我們在考察歷史的時候可以看到，有文字的記載，才會有可靠的歷史，但早期人類的歷史敘述，都有一個口頭傳說的時代，此時的歷史記載就並不可靠。司馬遷盡到他最大的努力，處理他能夠看到的口頭傳播時代以來的、也就是屬於三皇五帝以來的歷史傳說。

司馬遷沒有寫《三皇本紀》，後來另一個司馬氏、唐朝的司馬貞多事，補了個《三皇本紀》。爲什麼司馬遷不寫三皇？因爲他覺得不靠譜。他從五帝時期開始記述，而且用他的話說是記錄比較那些“雅訓”的話。所謂“雅訓”，用我的話說，就是司馬遷大概覺得所謂三皇有50%以上不可靠，五帝時期他覺得還能有大於50%的內容可靠，所以將其載入《史記》。但這并不等於司馬遷就認爲《史記·武帝本紀》中他寫下的那些內容全都非常可靠，他沒辦法，只能儘自己最大的努力給我們留下這樣的記述。

下面也因此引出另一個問題，涉及到所謂夏朝和商朝的問題。

所謂夏代，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我不太贊成一些考古學家拼命要證實夏代的存在，至少在古文獻中流傳下來的夏代，跟我們現在考古學家理解的夏代是有巨大差異的。《史記》爲主的文獻所記載的夏朝，用我們科學的態度看，是有很多問題的，但司馬遷也盡最大努力把它寫了下來。

然後，就進入商代。商代相對夏代來說，是可以被證實的。如何證實？這要運用近代以來著名的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

現代一些特別重視出土文獻的學者，把二重證據法談得特別神奇，但二重證據法其實沒有任何普遍性的方法論意義。因爲所謂二重證據法，簡單來說，就是用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互證。但是你只要想利用地下發現的文獻，當然得和傳世文獻互證了，不然怎麼用呢？這個方法至少在中國北宋中期，也就是歐陽脩、范仲淹的時代，金石學剛剛興起的時候，就開始用了。

那麼王國維強調“二重證據法”的意義在哪裏？我們看一看王國維原始的意思就知道了。王國維原話是說：“二重證據法，今日始得爲之”，什麼叫“今日始得爲之”？因爲殷墟甲骨的發現。殷墟甲骨發現后，王國維利用二重證據法，考證了史記的商人先公先王世系，與甲骨卜辭體現的商人先公先王世系吻合。這證明了什麼？證明了史記從商開始的歷史是可靠的，是一部信史。

不過，《史記》中還有一個時代的記述存在較大問題，就是戰國時期。戰國時期由於時間、空間的錯綜複雜，本身就很難敘述。再加上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候，又把秦國以外的列國史書都燒掉了，而秦國的歷史記錄相對來說是比較簡略的，如他們的編年體史書都不記月日，只粗略地記錄下每一年發生的幾件事。對比西晉時期發現的《汲冢書》可以看到，當時魏國的記錄就要比秦國詳細很多。這就造成了《史記》有關戰國歷史記載反而不如春秋時期確切。這是客觀材料不足造成的。如同孔夫子講的那一句話，文獻“不足徵也”，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但總的來說，司馬遷寫《史記》不是亂寫，這部史書從商代開始，是可以被證實爲一部信史的。

下面我們進入第三個問題，來談談《趙正書》到底是一部什麼樣的書。

這個話題談論起來比較複雜，有很多問題可以分析，這裏就其中最爲重要的一個問題、即胡亥即位爲皇帝的合法性問題來討論一下。具體來說，就是胡亥究竟是按照秦始皇的遺囑繼位的，還是他和趙高、李斯他們合謀，通過欺詐的手段當了二世皇帝的，舊史的傳統說法叫“胡亥詐立”。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但是對於這個問題，實際具體整理《趙正書》的學者，即北京大學考古系從事秦漢考古的趙化成先生，他的態度是比較謹慎的，在對這一文獻做分析時，他非常審慎地沒有表示態度。

但是我個人看法是，是不太贊同他的態度的。我的看法是，我們一定要首先相信《史記》，因爲胡亥詐立這件事是人人皆知的。秦代三四十年就完蛋了，完蛋了之後就是漢初。漢初流傳的所有傳說、所有記載，都說胡亥詐立，它不大可能是像《趙正書》所說的那樣胡亥是遵照秦始皇遺囑繼位的。

然而《趙正書》公佈後，緊接著沒兩年，很湊巧的是，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發現了二世皇帝的詔書，說他就是遵照秦始皇的遺詔繼位的。部分學者特別歡呼雀躍，說秦朝的歷史被完全改變了。我覺得不大應該這樣看，因爲我們看歷史上任何一個篡奪帝位的人，沒有一個人說我就是完全用陰謀手段奪權的，他一定都會發表一篇堂而皇之的詔書，講自己如何如何奉天承運當上皇帝的。沒有人會說我怎麼樣搞政變，我怎麼樣把老皇帝捅一刀殺了什麼的。所以，秦二世這個詔書的說法可信度不大。另外，這個二世的詔書也不是他繼位的詔書。但是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就不展開討論了。總的來說，胡亥的確是“詐立”的，就是說秦始皇去世之後，被趙高、李斯合謀改變了遺詔，也因此影響了歷史的發展方向。

那麼《趙正書》到底是什麼性質的書籍？必須給它做一個界定。現在有一些學者提到說，它可能是一篇“小說”。這裏的“小說”，指的是《漢書·藝文志》所體現的西漢後期人對所接觸到的宮廷藏書的一種文獻學分類。具體是在子類書中，有一家叫小說家的。小說家是什麼？這個事情我自己的看法不一定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但我感覺可能觸及到文學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也就是小說的起源到底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最早開始討論的，是民國時期日本學者岩谷温和中國學者魯迅先生，他們都做過中國小說史的研究。他們研究的方法是一致的，就是按照唐代的目錄學書《隋書·經籍志》裏面說的小說家，來推論漢代的小說家是什麼。

但是大家應該注意，《隋書·經籍志》的小說家不包括任何一部《漢書·藝文志》中的小說家的書。《漢書·藝文志》源自《七略》。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編訂了《七略》，《七略》編完了以後，到了東漢初年，班固利用《七略》又編成了《漢書·藝文志》。因此，班固編錄小說家這一類書的基礎是西漢末年人們看到的所謂“小說”。這個“小說”是人們對這類文獻的歸納和定義，但是《漢書·藝文志》裏面的小說到了唐代初年一部都沒有了，絕大多數在東漢以後就沒有了。那麼這時候就產生了名實之辨的問題：《隋書·經籍志》的小說和西漢末年、東漢初年人們理解的小說是否相同？由於這個問題十分複雜，也不能詳細展開講。我自己做了一些分析，主要利用了余嘉錫先生研究相關問題基本論述，但結論和他有所區別。在我看來，所謂小說家，是指利用一個古代發生的歷史事實或傳說，來講一個道理，用一個不太雅的北京土話說，叫“說事兒”，有點近似於寓言。這就是西漢時期的小說家，他和之後我們所說的小說有重大的本質差別。

《趙正書》就是一篇這樣的一個小說，它和歷史記載毫無關係，它的敘述不在於歷史的準確，只在於通過這個事兒講理。我們知道了它的性質，我們就沒有任何必要把它的記載和《史記》做對比，因爲完全不是一回事。就像我們今天要研究什麼問題，我們要根據某個人寫的一個小說、比如說根據莫言先生的小說來研究中國政治，雖然某種程度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其中記載的事件，我們是完全不能作爲真實發生的史實來相信的。這是我對於以上三個小問題的看法。

我們繼續來看今天題目的第二個部分內容——趙正。關於趙正，具體有三個問題需要跟大家交流一下，第一，“始皇帝”是謚號還是自號？第二，秦始皇到底是不是趙家人？第三，秦始皇的名字到底是“正”還是“政”，他到底是要用他的名字表示“正天下”，還是要“爲天下之政”？

第一個問題因爲《史記》的記載不是很清楚，現在的學者對它的認識，中國學者和國際學術界有差別。國際學術界我看到的材料，主要是日本學者的論述。日本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也經過一個曲折的過程，大概在上個世紀60年代前後，他們得出一個清楚的認識：始皇帝是一個相當於謚號的稱謂。什麼叫謚號？就是活著的時候不能用，只有死了才會有“始皇帝”這樣的稱呼。

這個問題的證據其實很清楚，就是秦始皇東巡有一系列刻石，比如泰山、碣石等等。刻石留下的完整銘文非常少，大部分都毀掉了，包括泰山刻石以及瑯琊刻石等。但是我們通過傳世文獻的記載和殘存的、重刻的刻石可以清楚地看到，秦始皇從來沒有“始皇帝”的自稱，都是稱“皇帝”。這是我們一個重要的考察依據。

秦陽陵虎符

（據寧波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編著《國家寶藏》）

還有其他的依據，比如我們看這個陽陵虎符。這是秦始皇在世時使用的一個物品，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清楚地寫著“左在皇帝，右在陽陵”，就說明“皇帝”明顯是他在世時的自稱。我們再看下邊，秦始皇留下的最多的是他的“詔版”。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天下度量衡的時候，在很多器具上都刻下了他的詔書，而詔書裏面提到的自稱，都是皇帝。然後更重要的就是他去世之後，秦二世的一份詔書，這份詔書也記載在《史記》裏。其中，談到秦二世要重走秦始皇東巡的路。他重走他老爹的路要幹什麼？他說秦始皇的刻石刻了以後，沒有說明自己是第一個皇帝，衹是自稱爲皇帝，這樣的話，後世就無法區分他到底是誰了。因此我們再在後面刻一行字，強調一下他的“始皇帝”的身份。所以秦二世的時候就正式稱呼秦始皇爲“始皇帝”。所以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些刻石，是有二世的銘文在旁邊的。

這些東西擺在一起來看，應該說是非常清楚的。然而爲什麼會存在認識的差異呢？這就回到我們一開始談的學術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上了。很多人過分地偏重出土文獻，認爲出土文獻發現的東西都是會幫助我們解決很多重大問題，從而忽視傳說基本文獻，特別是像《史記》這樣耳熟能詳的傳世經典。當然像“始皇帝”究竟是自稱還是謚號，除了《史記》以外，可以考證的材料還非常多，這些東西宋代以來的金石學家都研究過。只要充分重視傳世基本文獻，認真分析一下，按照一個正常的邏輯思維來推演，應該是很清楚的，不會有異議。

但是我們看到的實際情況是，在中國，包括很著名的北大的田餘慶教授，在他編寫的《中國史綱要》的相關部分，清清楚楚寫道，“始皇帝”是秦始皇的自稱。還有就是今天我們教育部審定的中學教科書寫的也是，說“始皇帝”是秦始皇的自稱。當然，有一些特別學術志向遠大的學者，他們覺得無所謂，這個事情沒有那麼重要。但是，我們研究的歷史就是一個一個的史實堆砌起來的，如果僅說空洞的概念的話，按照我們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歷史可以最終抽象到——由原始社會進入到奴隸社會，再進入到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經過社會主義新時代，最後就進入了共產主義極樂天堂。有了這樣抽象的結論，歷史我們還研究什麼？正因爲歷史有著一個個具體的細節，它才能吸引我們千千萬萬的人關注它。

這就是關於秦始皇的第一問題，他的“始皇帝”到底是一個自稱還是“謚號”。在我看來它非常簡單，至少在日本學術界早已不是個問題，只是中國學術界還沒有完全清楚的認識。下一個問題就來說說秦始皇到底是不是趙家人。這個問題說起來挺簡單，論起來卻挺複雜，涉及到中國古代姓氏制度的變遷。

我們今天大家只有姓沒有氏，而早期時比較複雜，人是有姓還有氏的。秦始皇這個“趙”到底是趙姓還是趙氏？這就需要做一些論證。秦國的國君，按照《史記》的記載是嬴姓，所以按理來說這個“趙”應該就是氏。人不能有兩姓，清代著名學者顧炎武就寫過一篇論述姓氏的文章《原姓》。在顧炎武之前，宋代學者鄭樵的《通志》對姓氏制度也做了比較系統的深入探討。顧炎武在它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這個問題。他們探討的時候都有一個共同出發點，就是《左傳》記載的一段話，關於姓氏的關係到底是什麼：“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因生以賜姓”說明姓是與出生有關係，而“胙之土而命之氏”說明氏是和封地有關的。這是關於姓氏制度的一個重要的原則。

按照這個原則論這裏的“趙”，就有些麻煩。你說他是趙家人吧他得姓趙，但如果說他姓趙又不大對。姓趙的傳統說法，指的是趙國的趙，也就是以“胙土命氏”爲原則，趙國因爲分封在趙地，所就稱趙氏。但秦國的先祖非子，他封到西秦的時候，就以居邑命氏，以秦爲氏了，所以不大可能是趙氏。比如秦始皇可以被稱爲“秦正（政）”，歷史上確實也有這個說法，唐朝人寫的《毛詩正義》，它裏面提到秦始皇就稱他爲秦正。這種稱呼是可以的，它符合居於秦地后以秦爲氏的規則。所以說這個趙是“趙氏”似乎也不大準確。

而另一方面，按照《左傳》開始到顧炎武他們的研究，他們一直認爲姓是萬古不變的。提到秦國的氏，主要是“秦氏”，而提到姓的時候，非常明確，肯定是嬴姓。可是爲什麼這裏卻是趙呢？你又沒有分封到趙，你不可能稱爲趙氏。趙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我也不敢說我有什麼特別明確的見解。只能是簡單地推想，或者說是猜想：因爲秦始皇他自認爲是千古一帝，他可以爲所欲爲，因此可能是他依照“因生以賜姓”的規矩，因爲他出生在趙國，就重命名了一個姓，不姓嬴了，改姓趙。他不是氏，而是姓。

有一個人談到過這個問題，就是清代康熙年間的學者閻若璩。閻若璩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者，但一般講學術史的人對他關注是不太夠的。我們稍微講一點脫離這個問題的內容，講一下大的學術史背景。清代學術主體是乾嘉考據學術，考據學術源頭主要在康熙年間，一般人認爲是顧炎武的學術影響造就了清代一代學風，但是顧炎武本身其實跟乾嘉學術是完全不同的。

清初的學者都不約而同地反朱子。顧炎武反朱熹，閻若璩也反朱熹，還有浙江的毛奇龄等等，但大家的出發點不同，學術追求也不同。比如顧炎武和閻若璩就完全相反，顧炎武反朱熹，本質上是要做一個新時代的朱熹。顧炎武沒這麼說，但是我們看他的著作可以看出他有這樣的意圖。爲什麼？他研究的路徑跟朱熹是一樣。朱熹的治學路徑，用現代學術語言做歸納，被稱作客觀唯心主義，就是通過客觀事實的歸納，總結出一套形而上學的思想體系。只是朱熹最終上升了到形而上的高度，顧炎武大致停留在以典章制度的發展變化以及興衰成敗的經驗來總結出一套治國平天下的道理。

真正影響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是閻若璩。他是真正的爲學術而學術，只是興趣，沒有別的目的。他就是喜歡鑽研，把不知道變爲知道，就是爲了解決一個好玩的問題。閻若璩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在他的《潛邱札記》裏談到秦始皇到底姓什麼這個問題。他就認爲秦始皇姓趙。大家不要覺得這有啥了不起的。因爲一般理解，趙指的是氏而不是姓。閻若璩論證他就是姓趙。詳細的解釋，他做得不是很充分，但是我認爲他的結論是對的。這是我談的第二個問題，即秦始皇到底是不是趙家人。現在我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訴各位朋友，秦始皇就是趙家人，也可以說是天下第一個趙家人。

清乾隆眷西堂

原刻本

《潛邱札記》

第二個問題，究竟他的名字是正確的正，還是政治的政？這兩個字，嚴格地說在西漢時期、在秦代都是相通的，用哪個都可以。但是具體到人名來說，他總得有個確定的字，因此我們還是要做一下分析的。

那麼現在，《趙正書》出現了秦始皇姓名中的兩個字。第一，它把秦始皇的姓寫成了趙家人的趙，第二，把他的名字寫成了正確的正。這跟《史記》記載是不同的，《史記·秦始皇本紀》寫的是政治的政。到底哪個對，哪個合理？我們要做一下分析。首先看一下這個“正”是什麼意思，如果說理解成正確的正，會有什麼意義？

這裏面涉及到曆法概念中正月的“正”。講曆法之前，先要看一個叫地平圈的東西。地平圈簡單地說，就是想像在大地上以一點爲中心畫成一個圓。然後把這個圓周12等分，再將它與東南西北結合起來，用十二地支表示各個方位。有了這個地平圈，我們就可以用它來確定曆法。古代如何確定每個月呢？他們是看北斗斗柄指向哪個方向，以此來確定時節。這個方向必須用一個座標來表示，看斗柄指向東南西北哪個方向，需要有座標體系，這個座標體系就是地平圈。畫分一個圓12等分，這是很正常的。因爲只有分爲十二份，圓周的等分才容易出現。

地平圈示意圖

運用這套系統，古人就可以把各個月份排定出來。我們再看另一個東西，就是夏商周三正的問題。這個問題說起來很神秘，其實非常簡單，就是夏商周三代的曆法，他們每一年從幾月份開始過。我們現在看起來很容易，就是從正月開始過。問題是把哪個月定爲正月？傳統的說法，夏代是以寅月爲正月，也就和我們現在中原地區所謂農曆曆法一樣，商代是以丑月爲正月，周代是以子月爲正月。這套東西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個趙正的正是什麼意思。“正”在曆法裏面的意思是以之爲歲首，以之爲標準。那具體到秦始皇這個名字裏，它的政治寓意是什麼？這個名字應該是代表他老爹對他的寄託，叫“正”，就有以它爲標準的含義。

這個問題我們還可以從《史記·六國年表》得到佐證。大家可以看到，在圖片中，這裏就將正月寫成了端月，這是爲了避秦始皇的名諱。那麼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秦始皇的名字應該是寫作正確的正的。像這樣的避諱，其實還有很多，比如說秦始皇東巡的刻石，有好幾個字按照秦代的用法，應該寫作“正”的，都被寫作了“端”。

鳳凰出版社影印

宋刊十四行本

單附《集解》之

《史記》

這是秦始皇名字和早期曆法相關的一個問題。實際在春秋時期，各個不同的諸侯國，由於所在位置不同，歷史淵源不同，他們曆法的正月是不一樣的。你過正月的時候，他可能過二月，我可能過十二月。到了秦始皇統一全國之後，他爲了體現一統，就把它們全部統一了。而他跟誰都不一樣，以十月爲歲首，不過他沒有把十月改爲正月，只是說過到十月就過大年。

《中華再造善本》叢書

影印宋紹興刻本

《戰國策》

關於秦始皇的名字，我們還能看到一些證明。這是宋刻本的《戰國策》，由東漢高誘作的注，上面也寫：“秦王，始皇趙正也”，也用的是正確的正。包括剛才給大家看唐代的《毛詩正義》序寫的“秦正”，仍然是正確的正。通過這些一系列的論據，我們基本可以推斷，《史記·秦始皇本紀》把這個字寫成政治的政，應是後世產生的一個訛誤。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得出，雖然我們不能相信《趙正書》記載的歷史事實，但是它有一部分內容，像秦始皇的名字到底怎麼寫的，還是能夠幫助我們在某些局部問題上認識歷史的本來面目的。

這就是我今天討論的關於秦始皇這個人的幾個問題。第一，他的始皇帝的“始”字是一個謚號。第二，他是趙家人，他就姓趙。他改變了以前姓氏制度的規則，他自己創立了新的姓氏規則。他覺得自己是天子，而只有天子才可以命姓的，他自己給自己命了個姓，也算是合理。第三，他的名字應該寫成正確的正。這是《趙正書》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歷史，提供的一點點有益的幫助。

最後一部分內容，是來談談趙高。趙高是個宦官，這在歷史上沒有任何異議。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前，沒有一個人懷疑趙高不是一個宦官。宦官的意思，準確地說就是他作爲一個男人通過手術的形式使他喪失了性能力，這就是宦官。

那麼事情開始發生轉變，跟我們怎樣合理對待出土文獻也有關係。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發現了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在這裏面出現一個詞叫做“隱官”。“隱官”跟趙高有什麼關係？趙高在《史記》的記載中，是“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其中，“隱宮”和“隱官”長得有點像，存在有字訛的可能。睡虎地秦簡“隱官”出現之後，當時有位資歷很深的老先生，叫馬非百，提出一個看法，即睡虎地秦簡提到的這個隱官，就是隱宮。什麼意思？今本《史記》的隱宮寫錯了，它本來應該是寫作隱官的，宮是一個訛字。而那個隱官就和男性通過手術使其喪失性能力的“宮”的性質絕不一樣。這樣他就論證，趙高不是宦官。這個事情後來被另外一些學者進一步闡述，比如很多年輕人讀過的李開元先生的兩本書，還有學者就張家山漢簡裏提到的“宦皇帝”是什麼性質等等做了討論，於是很多人就都相信了趙高沒有“去勢”。

關於這件事，前五、六年就有人不停地問我的看法，我就說趙高當然是宦官。你只要認真讀《史記》就能知道，他當然是宦官。我本來也不願意寫這個問題，這次是因爲要寫一個與《趙正書》相關的小書，我就想剛好可以把它串起來，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簡單談了一下。這個問題其實它是比較簡單的，我們先從容易分別的地方看。

這段話是《漢書·京房傳》中京房和漢元帝的一段對話。這段話的背景是這樣的，當時有一個大宦官叫石顯，他當了一個官叫中書令。中書令這個官誰當過呢？最有名的就是司馬遷了，他在做了手術之後，當的就是這個官。它很顯赫，是最大的宦官頭子，是可以在皇帝身邊諫言議政的。大家如果讀過司馬遷《報任安書》的話，就知道司馬遷認爲當這個官是他的奇恥大辱，他拒絕利用這個身份給皇帝進言，操弄權政。

石顯在漢元帝時期也當過這個官職，是一個大宦官。在這個背景下，京房攻擊石顯，跟漢元帝講：石顯是一個小人。爲此，他舉了個例子，他說“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意思是齊桓公和秦二世都是任用了豎刁、趙高這些人，才使得政治混亂。其中的豎刁，也是歷史上著名的大宦官。然後提到秦二世身邊的人，說的就是趙高。只要你具備基本的邏輯推理能力，當然就能得出，在西漢時期著名的政治家京房看來，趙高就是個宦官。

我們再看與趙高時代更接近的一個例子，西漢初年的漢高祖劉邦。有一次劉邦連續十幾天不理朝政，把自己關在屋裏，也不知道在幹啥。於是滿朝大臣就很著急，因爲皇帝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家，要操持國家大事。但是這件事誰也不敢管，只有一個和劉邦一起打天下的哥們樊噲看不下去了。大家知道樊噲在和劉邦舉義之前，職業是殺狗的屠夫。屠夫的性格當然就不會太溫和。

樊噲看到大家都不敢進劉邦的屋子，就一把推開門進去了。進去后看到什麼呢？看到劉邦頭枕在一個宦官的大腿上。看到了這個局面，樊噲就跟劉邦說：“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就是說我們之前一起打天下的時候，是多麼雄壯豪邁的一件事，如今天下安定，你就這樣不見群臣，獨自一人和一個宦者在一起，這樣下去怎麼行呢？最後一句話大家注意，“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他在這裏舉例子舉的就是趙高，可見在西漢初年人的眼中，趙高就是一個宦官。他們基本上同時代的人，所以這個信息應該是比較準確的。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看睡虎地秦簡到底講的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大概有兩條簡文提到，都是關於秦的法律文書。大家知道在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前，秦和西漢時期有很多殘酷的肉刑，犯了罪就把人的手啊腳啊砍掉。那麼這些可憐的受刑的人，他們在刑滿之後就出現了生活安置的問題。這些人的身份應該來說是自由民，但是他們由於缺胳膊少腿，工作效率低下，一般的工坊主和地主當然不願意僱傭這樣的人。如果政府完全不管，可能就沒法活下去了，所以官府就設立了“隱宮”這樣一種撫慰設施，讓這些人能有條活路，讓他們有一份工錢。這裏的“隱”是取“惻隱之心”中“隱”的意思，是說官府憐憫這些人，所以設置的一種制度，不是隱藏的“隱”的意思。

所以我可以很確信地說，“隱官”跟趙高的出身沒有任何關係，但趙高的出身到底是什麼？我也沒有特別明確的認識，我只能說點我大概的猜想。怎麼猜想？我只能通過《史記》的記載來歸納總結。從“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這句話，我歸納出幾點。第一，趙高和他的兄弟沒生在家裏而是出生在“隱宫”，是由於“其母被刑僇”，也就是他的老媽犯法受懲治，官府不讓她在家生孩子。第二，趙高母親犯罪以後，她仍然可以生育，但生育的孩子時是在特定的一個叫“隱宮”的地方，這個地方形象地講，可以理解爲朝廷特設的一種“月子中心”，只是這種“月子中心”比較殘忍，生出的孩子是像牲口一樣，一生下來就成爲朝廷的官方的奴隸。

這個“隱宮”是和“顯宮”相對的一個概念，是指他們都是低賤的家奴。不是之前很多人的說法，說這句話意思是由於“其父犯宫刑”，纔連累老婆孩子都被“沒爲官奴婢”，而在被“沒爲官奴婢”之後，趙高的老媽又偷偷摸摸和莫名其妙的人“野合”，這樣“野合”後所生下來包括趙高在內的所有孩子，也都冒用原夫的姓氏而姓了個“趙”。這樣的說法是不大合情理的。《史記·蒙恬列傳》明確記載說趙高的血緣是“諸趙疏遠屬也”，是和趙氏王室離得比較遠的趙家人。

另外，出生於“隱宫”的趙高兄弟，不僅本人如李斯所說是個“賤人”，而且是“世世卑賤”，這說明朝廷是鼓勵他們這樣的人娶妻生子的。這就和我們養牲口是一樣的，不可能只養一只，而是要讓它不斷繁殖的。這就是我理解的“世世卑賤”的意思，就是要讓他的子孫都承襲這樣一個自由民身份之外的、具有官方性質的奴隸身份。

對此，我只能歸納出我的一點看法。第一，這種“世世卑賤”的人，衹能是一種奴隸。具體地講，是大秦帝國的國家奴隸。當然在“家天下”的秦朝社會，也可以說是當朝正宗趙家人的“家奴”。第二，讓這種奴隸爲國家繁殖小奴隸，世世代代，永相承續，是符合大秦帝國國家利益的，所以朝廷不僅不會禁止，還會鼓勵他們生育後代。第三趙母因觸犯秦法所遭受的懲處，應當是將其子嗣統統收入“隱宫”，罰作這種“世世卑賤”的奴隸。

這不是一個非常完美的結論，但是研究歷史就是這樣，只能根據已有的材料做出一些推斷。當然，現在也出土了一些秦代的簡牘檔案，也許可以找到一些佐證這些推斷的材料，但由於我本身對這類簡牘實不太感興趣，所以就沒有再深入地研究了。

這樣看來，官府並沒有對趙高施以宮刑，而上面我已經談到，他後來又確確實實地成了一位宦官，那麼，到底是作爲官奴的他又犯了什麼罪才受到去除其勢的懲處呢？還是朝廷正好需要一名像他這樣“精廉彊力”的宦官，想“宮”就把他“宮”了呢？或者說趙高看在宮裏侍奉皇帝及其嬪妃要比在宮外作奴隸更爲安逸一些而揮刀自宮了呢？這些我也都完全無從稽考。

我今天想講的內容大概就是這些，就簡單講到這裏。我語速有點快，可能有些不大聽得清楚，但我這些內容已經基本都成文了，希望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繼續關注、支持。我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2019年5月12日下午講說於深圳大學科技樓二號報告廳

【附案】本講稿由深圳興正德公益基金會安排記錄整理，謹致謝忱。

【又案】此文首發於公衆號“兴正德公益基金会“。首發時對配圖做了很好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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