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秦始皇》前傳——秦始皇因航海北上而颠簸致死的真像

【案】拙著《生死秦始皇》即將出版問世。

關於秦始皇的死因，

以往我在《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這篇文章中曾經做過具體的闡釋

即在他最後一次出巡時，

死於海上航行的顛簸。

在中國歷史學界，

這是一個全新的觀點。

更早，促動秦始皇這次出巡的原因，

去年

我在《秦始皇的生死南巡》一文中也已經做過說明。

把這兩篇文章先行讀過，

就會全面瞭解這個暴君斃命於世的全部真相了。

茲推送《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這篇文章中直接述及秦始皇死因這一節，供關心這一史事的朋友閱讀。

附帶說明：

《越王勾践徙都琅邪事析义》這篇文章收在拙著《舊史輿地文錄》裏，

中華書局近期也會重印《舊史輿地文錄》。

七、苏北海岸的自然环境

与秦始皇因航海北上而颠簸致死的真像

越人擅长航海，固然会选择利用海道来打破陆上的限制，但琅邪距离越人的会稽故地，确实比较遥远，海上航行需要花费较多时间以及其他很多费用。可是，在琅邪与会稽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苏北海岸，既便于越人往来于旧疆新都之间，又不像琅邪那样僻处海角一隅，而在史籍中并没有见到楚人或其他诸侯强国占据的迹象。勾践为什么不在这里登陆，却偏要远至琅邪不可呢？考察苏北海岸的历史环境，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苏北海岸变迁图

（采自《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

今江苏北部的濒海地带，在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以前，海岸线比现在要偏向内陆一侧很多，一般认为，大致稳定在范公堤一线（阜宁－盐城－东台）。建炎二年，黄河改道，由泗入淮，从此以后，直到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铜瓦厢改道，黄河重返北流，回归渤海时为止，长达七百多年时间，黄河一直经由淮河水道，在苏北流入黄海南部。在此期间，由于黄河挟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口地带迅速淤积，并在沿岸海水水流以及波浪的作用下，向河口南北两侧推移，致使苏北海岸向外侧不断淤涨。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北流之后，主要泥沙来源断绝，苏北海岸大部分地段中止淤涨，并略有退缩，逐渐形成现有海岸轮廓（参见“苏北海岸变迁图”）[1]。

现在的苏北海岸之外，水下大陆架幅度宽阔而坡度微小，平均坡度只有15”左右（参见“大丰以东海底地形剖面图”）[2]；水上岸线则为典型的潮滩海岸，坡度低缓，滩面宽平，海

大丰以东海底地形剖面图

（采自《中国自然地理》之《海洋地理》分册）

岸高程一般低于多年平均高潮水位2·5米左右，遂使得潮滩最大宽度达25～30公里（参见“潮浸周期与潮滩分带关系图”）[3]。

潮浸周期与潮滩分带关系图

（采自《中国地貌特征与演化》）

在黄河夺淮入海之前，苏北海岸的自然环境，应当与现在大体相同。这是因为在今苏北海岸水下，分布有一个规模巨大的水下三角洲平原，从海州湾向南，一直到杭州湾以北，呈扇形展开，南宋以后黄河淤积形成的河口三角洲，就堆积在这一大型三角洲平原的上面[4]。这一平缓宽阔的水下三角洲平原，便是南宋以前一直上溯到先秦时期，这一地区海岸线内外的下伏地貌形态，可以说与这里的现代海底地貌完全相同。对于冲积而成的苏北平原来说，这意味着它与南宋以后淤涨出的沿岸陆地，具有基本一致的生成基础；而其既低且平的地势，也与现在的苏北海岸完全相同。这也就是说，在同样的海底和海岸条件下，这里一直适于生成潮滩海岸，至少应有同样宽阔的潮间带。

冰后期苏北平原

海侵示意图

（采自《中国自然地理》之《古地理》分册）

在这一幅度宽广的潮间带内，由于经常处于潮水的浸灌之下，除了渔猎和制盐之外，对于人类早期的生活以及农业等生产开发活动来说，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开发往往滞后。

事实上，阻滞苏北海岸地带开发的地理环境因素，还不止于此。在晚更新世前期里斯（庐山）－武木（玉木、大理）间冰期第四纪最大一次海侵到来的时候，今苏北东海、沭阳、泗阳、洪泽、仪征一线以东地区，全部淹入海中（参见“冰后期苏北平原海侵示意图”）。武木冰期以后，进入全新世，海陆交替，回旋振荡，往复不下三番[5]，今白马湖、宝应湖、高邮湖、邵伯湖、洪泽湖等一系列湖泊，当时都是海水所浸灌的区域；此外，在范公堤一线以内，也沿海岸留下了一组数目繁多的潟湖群。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始在今范公堤一线，形成比较稳定的海岸线[6]。

根据一般地理规律，可以设想，在这种具有宽阔的潮间带和众多湖泊水面的濒海地带，必然存在严重的沼泽化现象，而这样的沼泽区域，显然很不利于人类早期的居住和开发利用。直到东汉时期，在这一辽阔的濒海地带，还罕见县级规模的政区设置。这种人烟稀疏的状况，可以充分证明，当地的自然环境，确实不适于人们居止其间，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依然使人望而却步；甚至直到明清年间，在苏北濒海地带内生活的盐民和渔民，还要依靠累筑潮墩、渔墩等人工高台来躲避潮水的侵害[7]。这一在当时还根本无法逾越的自然障碍，正是越王勾践舍近求远避而它之琅邪的真正原因。

不过，说到这里的自然环境因不适宜人类居住而开发滞后，人们或许很容易想到秦始皇南巡会稽返回时经由这一带北上琅邪的事情，因而，需要对此加以辨析。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相关史事云：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8]

案以上引文，标点姑且依从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念海在1944年初所发表《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一文，以为江乘在今江苏句容，“江乘渡江，北即广陵，广陵、彭城之东，距海较今为近，史文所言并海北行者，亦犹二十八年东行之时并渤海以至成山、之罘也”[9]，即史氏所复原秦始皇北行路线，系在长江北岸由江乘东北趋琅邪，其道路走向大致与今苏北海岸相平行。此后，章巽在专门论述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状况时，也说秦始皇从会稽北上琅邪，是在陆地上“沿海北上”[10]。

至1988年，王子今在《秦汉时代的并海道》一文中，重又论述这一问题，以为“史文既称‘从江乘渡’当舍船陆行，不由邗沟水道”，道路的具体走向，则是由江乘北渡后，“东北折向海滨”，途经西汉海陵县（今江苏泰州）之吴国太仓、汉盐渎故城（今江苏盐城）、海西（今江苏灌南县东南）、朐县（今江苏连云港）、赣榆（今江苏赣榆县北），再由此东北趋琅邪[11]。

假若秦代果真存在这样一条南北干道，那么当地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开发程度，应当足以满足勾践向北拓展疆土的需要。惟王子今所说“并海道”上各个经行地点，除秦始皇巡视事外，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王文所列各项旁证，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有关秦始皇出巡遗迹的传说。如《江南通志》载盐渎附近有“秦始皇巡行遗迹”，连云港附近的孔望山亦有“关于秦始皇出巡遗迹的传说”，以及前述赣榆附近海州湾里的秦山岛，“或亦与秦汉并海交通有关”，这些当然都是史料价值很低的辅助性证据，并不能独立使用。

二是秦汉时一些与运输有关的设置，如西汉吴王刘濞设在海陵的太仓[12]。但此太仓设在广陵之长江口附近，显然与水上运输关系更为密切，《太平寰宇记》释之曰“谓海渚之陵，因以为仓”[13]，盖长江口水域开阔，江口亦即海渚也，至少王氏没有能够举出该仓与所谓“并海道”运输相关的证据，所以，对于论证这一问题，恐怕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三是诸如前述朐县“秦东门阙”、赣榆“秦始皇碑”这样一些秦始皇遗迹，虽然其真实性确凿无疑，而且至少在赣榆与朐县之间的海滨，秦代也确实会有道路相连，但这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将其与秦始皇南巡通道联系在一起。

四是王文举述三国时于“广陵、海西”间转运物资的记载，作为“并海道”经由海西的证据，并以此将海陵的吴太仓和盐渎附近的所谓“秦始皇巡行遗迹”连缀到一起，谓之曰：“并海道广陵至朐县间的区段，经由海陵、盐渎，海西”。此说看似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如前所述，游水是淮河北岸的一支叉流，清人钱坫以为清代“安东县北有盐河，东北流合硕项、青伊二湖，大约即游水故流”[14]，杨守敬《水经注图》以及今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对游水流路的复原，大致均依从此说[15]。汉代海西城址，正在此盐河岸边[16]，也就是说海西县城位于游水岸边，而如同前面第四节已经谈到的那样，《水经注》记述游水，称“旧吴之燕岱，常泛巨海，惮其涛险，更沿溯是渎”[17]，从而可知游水本是淮河北岸重要运输渠道，是则广陵、海西之间的物资转运，理应是由广陵循邗沟入淮，再由淮水转入游水，完全不必迂回曲折地通过所谓“并海道”陆运，因而这一事件亦丝毫无助于证明在秦汉之间曾有这样一条“并海道”存在。

排除上述证据之后，让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

首先，“海”与“海上”不仅在当时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而且直到今天，往往还是这样使用。“海”是指海岸线以外的大海，这一点人们的认识不会有什么歧异，而“海上”是指海岸之上的陆地，却不一定谁都有很清楚的认识，说不定还会有人将其误解为海水之上。前述“秦东门阙”石碑，《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作“立石东海上”，《汉书·地理志》记作“立石海上”，而《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博物记》乃记作“海边”，《水经注》也具体记述了它在海岸上的位置，足见“海上”一词与“海滨”、“海畔”的语义大体相当。下面再从《史记》当中举述几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海上”这一含义。

例如，《史记·封禅书》谓“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所说“燕齐海上之方士”，自然是指燕、齐两国滨海地带的术士；《史记·封禅书》又记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18]，这些名山大川和所谓“八神”（齐国祠祀的八种神祇）也都是在陆地上面；另外，《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菑川薛县人公孙弘，少时因家贫而“牧豕海上”[19]，这自然更不会是到滔滔海水里去放猪。其实，这与河上、江上、淮上、泗上、灞上等表示河流岸边的用法，是同一性质的地域称谓，我们今天仍然以“海上”作为上海的别称，就是因其地处东海之滨而沿承古人的习惯用法。

不过，人们在实际书写时偶尔也会出现疏误。《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吴国伐齐事云：

（吴王夫差）十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刘宋人徐广在《史记音义》中对“海上”一语做有注释云：“上，一作‘中’。” [20]徐氏特地做此说明，正因为“海中”可等同于“海”，而“海上”的语义却不容与“海”混淆。查《左传》记述同事，乃谓吴徐承统帅舟师，“自海入齐”[21]，知今本《史记》之“海上”文字有误，当从徐广所见别本，改书作“海中”。又如南朝萧梁人陶弘景在纂录《真诰》一书时引述《史记·秦始皇本纪》“并海上，北至琅邪”的记载，书作“并北海，至琅邪”[22]，也应当是混淆了“海”与“海上”的涵义。

复次再论所谓“并海上，北至琅邪”是讲通过什么样的地方去往琅邪。这个“并”字，《史记》里本来是写作“並”，本自具备独有的语义。刘宋裴骃训释此等用法的“并（並）”字“音傍”[23]，东汉人王充在《论衡》中引述这段记载，就是直接写作“傍海上”[24]。唐初人颜师古也认为“并（並）”应当读作“步浪反”，即应“读曰傍，傍，依也”[25]。两宋间人王观国，列举诸多同类用法后指出，并（並）字用在这里，“其义与‘旁’字、‘遵’字同”[26]。清人钱泳则进一步疏释云，颜师古所说读作“傍”音的“并（並）”字，即“今吴语所云‘靠并（並）’、‘依并（並）’是也”[27]。用现在更通俗的话讲，所谓“傍”或“遵”，大致也可以说成是依附着、靠着或是顺着、沿着。《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28]，佚名撰朝鲜刻本《史汉一统》沿用此文，书中有自注释此“並河以东”之“並”字云：“並音傍，依也。後‘並海上’等俱同。”[29]这里所说“並河以东，属之阴山”且建于“河上”的“三十四县”，自然不会置之河水中央，只能是在河岸之上，故所谓“並河”只能是在岸上沿河延伸；而这段注文特地提到的语义与之相同的“並海上”一语，也自然是指沿着“海上”亦即海岸。依此通例，秦始皇“并海上”北上琅邪，就应该是顺着今苏北海岸北行，而这只能是乘坐舟船在海面上航行，而这句话的标点，似乎也应当正作“并海上北，至琅邪”，或是连读作“并海上北至琅邪”。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在《秦漢帝国》一书当中虽然没有具体论证，但却正确地理解了《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叙述说嬴政经江乘去往琅邪，乃是由扬子江口出海北上[30]。

然而，不知是不是由于太缺乏航海意识，唐人颜师古对此却做出了另外的解释。颜氏是将“海上”一词拆分开来，谓“并海上”的意思是“附海而上”[31]，宋人司马光撰著《通鉴目录》和《稽古录》，也是写作“并海北至琅邪”或“并海至之罘”[32]，也就是说，他们是把“并海上”读成了“并海”而“上”，而这样一来，秦始皇北至琅邪的路线，也就成了沿海而行的陆上通道。

单纯从语法上看，这样的解读也算文从字顺，但覈诸相关记载，却颇有抵牾。《史记·封禅书》记述始皇自会稽北归行程及其缘起曰：

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輙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觧，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33]

这里清楚记述秦始皇选择“并海上”这种走法的原因，是“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而这件事的直接起因，至少可以追溯到前此九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刻石之后。如前面第五节篇末所述，当时“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34]。故《史记·秦始皇本纪》于秦始皇由会稽“并海上北至琅邪”事下，对此做有解说云：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35]

读此愈加可知，秦始皇从江乘渡江后，在广陵附近“并海上北至琅邪”，当然只能是沿着海岸行船，而绝不会如颜师古所理解的那样，是在今苏北海岸上面沿海而行。

另外，《史记·蒙恬列传》记此事写作“并海上北走琅邪”，说不定也有人会因所用“走”字而把它当作秦始皇取道陆路的证据，但唐人司马贞已经指出，在这里“走犹向也”[36]，并不是在陆地上行走的意思。

实际上秦始皇这次出海远航，并没有在琅邪终止，而是稍事停留后随即继续航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其后续行程云：

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德勇案，意即弗见所谓“大鱼蛟龙”）。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37]

上文“荣、成山”，东汉王充《论衡》引作“劳、成山”[38]，清人顾炎武以为应当是指劳山（崂山）与成山（或作“盛山”）[39]，故秦始皇应是从琅邪顺海岸东北航行，途经崂山（今青岛附近）而至成山（今山东成山角附近）后，再在海中转而向西航行，直到之罘（今山东烟台）附近，终于射杀到一条大鱼，对秦始皇渴求不死神药的焦灼情绪多少有些抚慰，他才舍舟登陆，顺着山东半岛北侧海岸，“并海”西行。因此，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便将秦始皇这一段行程综合归纳为：“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之罘。”[40]

以上分析表明，秦始皇三十七年南巡会稽，并没有沿今苏北海岸北返，从而也就无法证明在秦汉时期存在有沿今苏北海岸延伸的所谓“并海”大道，这也就意味着并没有史料与前文所述苏北海岸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蛮荒状态相抵触，越王勾践北上争霸，确实不适宜在这一地区立足。

在此需要再稍加说明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二世“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时，系“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41]，似乎给人以循渤海湾、山东半岛沿岸而直下会稽的感觉，适可表明所谓“并海道”的存在，然而《史记·封禅书》记同事乃作“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42]，可见秦二世一行应该是从琅邪一带离开海岸，西向泰山，然后才转趋会稽，同样不存在在今苏北海岸“并海”南行的事情。

辨明秦始皇自会稽北归是乘船航海，可以附带解决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问题。1950年7月，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得邓中莹书，问《史记》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巡狩，七月崩于沙丘，作何解释？”[43]邓氏于友人或后生晚辈所咨询学术问题，凡有所解答，往往会在日记中加以记录，言辞间且每每显露矜色，而对此却未书一语，应该是一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盖秦始皇去世年仅五十一岁[44]，这一年十月出发后一路经过云梦、丹阳、钱唐、会稽等很多地方，并没有显示出身体不适的情况，而归途上从之罘上岸后，“并海”西行未远，即“至平原津而病”，且病情迅速恶化，由平原津渡过黄河后没能走出多远，就在沙丘平台去世，但在史籍当中却只字未见其患病去世的具体原由[45]。

通过前文所做分析可以看出，秦始皇从江乘北岸的长江口上船下海后，因希冀找到梦寐以求的海中神山，一直在海面上做长途航行，到琅邪后虽曾上岸稍事休息，但紧接着重又乘船，几乎环绕整个今山东半岛，幸亏在之罘附近射杀一条“巨鱼”而略微有所慰藉，才改而上岸乘车陆行。嬴政生长西北内陆，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乘坐海船的经历，初次在海上旅行，就经历如此漫长的航程，风涛颠簸，必然要对他的身体造成严重耗损，所以，上岸未久，就一病不起，命丧道端，而秦始皇如此不顾一切地急迫寻找长生不死的仙药，则显然与前一年华阴平舒道上有人传言“今年祖龙死”具有直接关系。《史记》记载秦始皇在听到“今年祖龙死”这句话后，“默然良久”，并通过占卜寻求破解的方法，再联系此前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即因迫不及待而派遣徐市等人相继入海求取不死之药，说明这位千古一帝，由于从少年即位时起即一直擘划经天纬地的治国大政，身心劳顿，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疲态。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出宫做长途巡视，特别是长时间置身于他从未经历过的海上生活，后果自可想而知。最为令人感慨的是，秦始皇此番出行，其最直接的动因，本是这次占卜“卦得游徙吉”[46]，宛若冥冥之中，固有定数在焉。

---

[1]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自然地理》之《历史自然地理》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第五章第三节《苏北海岸的历史变迁》，页232～234。又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第六章第二节《苏北海岸的变迁》，页192～197。

[2]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自然地理》之《海洋地理》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第二章第二节《黄海和东海海底》，页19～23。

[3]杨景春主编《中国地貌特征与演化》（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第八章第一节《中国海岸类型及其地貌特征》，页173～175。汪家伦《两淮潮灾与古代海堤工程》，刊水电部治淮委员会编《淮河水利史论文集》，页144～145。

[4]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自然地理》之《海洋地理》分册第二章第二节《黄海和东海海底》，页23。

[5]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自然地理》之《古地理》分册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第二章第十二节《我国第四纪海岸的变迁》，页199～206。

[6]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自然地理》之《地貌》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第十一章三节《古代海岸变迁》，页332～347。

[7]张忍顺《江苏沿海古墩台考》，刊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51～62。

[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0～263。

[9]史念海《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原刊《史学杂志》弟2卷第9、10两期（1944年1月），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540，546。

[10]章巽《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第二章第一节《秦代的海上交通》，页10。案章氏书在1986年在商务印书馆又印有新版本，在这一点上仍固持旧说未变（页13）。

[11]王子今《秦汉时代的并海道》，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页33～36。

[12]事见梁萧统《文选》卷三九汉枚乘《上书重谏吴王》并唐李善注，页552。

[13]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三〇泰州海陵县“海陵仓”条，页2b～3a。

[14]清钱坫撰、徐松集释《新斠注地里志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55，重印《二十五史补编》本）卷九，页1109。

[15]清杨守敬《水经注图》，页164，页177。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之《兖州、豫州、青州、徐州刺史部》，页19～20。

[16]王慧芬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上册《灌南县文物图》，页292～293；下册《文物单位简介》之“海西城址”，页697。

[17]北魏郦道元《水经·淮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〇，页455。

[18]《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67～1369。

[19]《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页2949。

[20]《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并刘宋裴駰《集解》，页1471～1473。

[21]《左传》哀公十年，据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二九，页1766。

[22]梁陶弘景《真诰》，据吉川忠夫《真诰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朱越利汉译本）卷一一《稽神枢》，页360。

[23]《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并刘宋裴駰《集解》，页2885～2886。

[24]汉王充《论衡·实知》，据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7）卷三六，页520。

[25]《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页196～197。

[26]宋王观国《学林》（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一〇“并（並）”条，页349。

[27]清钱泳《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三《考索》之“并（並）为傍”条，页67。

[2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3。

[29]佚名撰《史汉一统》（朝鲜古刻本）卷一《秦始皇本纪》，页19a。

[30]日比野丈夫《秦漢帝国》（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0，《中国文明の歷史》3）之《天下统一》，页70，页72。

[31]《汉书》卷二三上《郊祀志》上唐颜师古注，页1205。

[3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上海，中华书局，民国聚珍版印《四部备要》本）卷二，页17a。又同人《稽古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影印明翻宋本）卷一一，页46。

[33]《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69～1370。

[3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7。

[3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3。

[36]《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并唐司马贞《索隐》，页2567。

[3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3。

[38]汉王充《论衡·实知》，据刘盼遂《论衡集解》卷三六，页520。

[39]清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影印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卷三一“劳山”条，页2363～2367。又明黄宗昌撰、清黄坦订补《崂山志》（清末抄本）卷首顾炎武序（案此抄本未标注页码）。

[4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十一月，页247。

[4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7。

[4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70。

[43]邓之诚《五石斋文史札记》（三十），刊《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1期，页119。

[44]《史记》卷五《秦本纪》，页220。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裴駰《集解》引刘宋徐广《史记音义》（页264）谓“年五十”。

[4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4。

[4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9～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