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課本裏的農曆與節氣

一年一度的高考剛剛結束，有孩子的，還有自己還是孩子的，關注中學教育與考試的熱度都還很高。今天，我就在這裏談一個中學歷史課本裏問題。目的，是想讓大家放鬆一下，看看熱鬧——其實基礎教育是件很麻煩的事兒，孩子們雖然衹能稀裏糊塗地按照唯一的要求來答卷，但那個寫在課本上的標準答案很可能並不標準，甚至有可能是完全錯誤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中國歷史》

七年級上冊

就拿這中國傳統曆法中的農曆和節氣來說，我看到的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作爲《兩漢的科技與文化》一節的“知識拓展”，以“農曆與節氣”爲標題，寫有如下一段內容：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中國歷史》中有關

“農曆與節氣”的內容

這雖然不是課本的主體內容，但拓展的知識也要符合基本的歷史實際。不符，就是誤人子弟；更何況這影響的不僅僅是一般的子弟，其中還有很多少女少男（母狼比公狼凶狠，派出去會更頂用）是要沒日沒夜翻牆上推同美帝國主義拼死作戰的“子弟兵”呢，萬一叫美國那些“中國學家”抓了小辮子，丟的不也是祖國的臉麼。所以我還是把自己覺得寫錯了的地方指出來，供有司參考。

在我看來，其不妥之處主要有四：

一是課本強調“農曆”是中國的傳統曆法，很不合適。這“農曆”，是晚近以來採用西曆之後，相對於此西洋新曆而稱謂中國傳統用曆的“俗稱”，而且是很俗很俗的“俗稱”，還很不科學，不能體現傳統用曆的實質，因而也就不宜這麼強調。強調了，就會產生嚴重誤導，妨礙學生正確理解中國古代的曆法知識。

二是課本說“漢武帝時，在前代曆法的基礎上進行修訂，以立春正月爲歲首，確立了農曆的基本形式及計算方法，此後一直沿用”。中國傳統的陰陽合曆，即所謂“四分曆”，大致確立於春秋戰國之際，即於此時確立了這種曆法的基本規則，此後所有的調整，都是小調整而非大改動。所以，若是在中學課本裏選講一個傳統曆法發生和演變的時間，衹能是選這一曆法的產生時間，而不是漢武帝時期。漢武帝時期的曆法“修訂”，在曆法規則上沒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因而沒有理由這樣大講特講。

三是課本說漢武帝時期確立的這個用曆的“基本形式及計算方法”，是“以立春正月爲歲首”，這是極其荒唐的。“立春”和“正月”在中國傳統的陰陽合曆中是分別屬於“陽曆”和“陰曆”這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此前剛剛過去未久的乙未、丙申兩年的立春，甚至都在正月初一、也就是春節前上一年度的臘月裏。正月初一，也就是古人所說正月元旦，《史記·天官書》清楚記載云乃是“王者歲首”，就是塵世間凡人所用歲首的意思；而立春之日，太史公云乃是“四時之始”，這“四時”遵行的可是“天道”，也就是太陽視運動的軌跡。一個在地，一個在天，二者天差地別，根本就不是一碼子事兒，怎麼能這麼稀裏糊塗地往一起胡亂捏？而且你想捏也根本捏不到一起去！

 清人袁樹詩句

四是課本說中國傳統的曆法“安排了二十四節氣以指導農業生產活動，故稱‘農曆’”，這儼乎其儼的說法，進一步坐實了“農曆……是中國傳統的曆法”那一謬說，好像中國人世世代代就稱這種曆法爲“農曆”似的——可實際上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說法！更深一層看，中國傳統曆法中的“二十四節氣”，從學理上講，也根本不是爲“指導農業生產活動”而創設的。

曆法的實質，是有規律地、周而復始地量度、記錄和把握時間的運行，這當然會包括據以安排各項社會活動，如農業生產，但即使完全沒有農業生產也需要制定曆法。具體地說，人類對時間的感知，是通過對天體運行的觀測而獲知的：年是太陽視運動的週期，月是月球繞地運行的週期（現今所謂“公曆”的“月”已經與此週期脫軌），日是天球自轉（當然也是指視運動）的週期。

爲了把年、月這兩個無法相容的週期融合到一起（年不是月的整倍數），就產生了陰陽合曆。其特點是通過有規律地設置閏月（“閏”是多出來的意思）來在長時段內實現年、月的融合。結果，是陰陽合曆裏的“年”就不是個正經的年，即它會比真正合乎天道的年短（平年），或比真正合乎天道的年長（閏年）。被很多皇漢愛得要死要活的那個“中國年”，就是這麼個不三不四的“年”。因爲它不合天道，所以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裏纔把它這個狗屁“年”稱作“王者歲首”。

那些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王者”可以對天道不管不顧，想怎麼胡作非爲就怎麼胡亂幹，可老百姓得看着太陽過日子。這裏邊當然也包括農夫種地，不守天道就收不來糧食，但常常餓肚子的草民，還需要靠曬太陽補充熱量。做什麼都要順天而行，就連算命，直到今天，也一直是用真正的“陽曆年”。這個陽曆年，就是“二十四節氣”；換句話說，“二十四節氣”就是陰陽合曆中的“陽曆年”。這樣的年，也可以稱作“太陽年”。

要是像現行課本裏那麼講，不僅充滿繆誤，還根本無法讓學生掌握中國傳統曆法的實質內容。

至於嶽麓書社那套課本，對中國古代曆法連一個字兒也沒敢提。不知爲不知，這倒也是一種老老實實的做法。

2020年7月27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