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賀澤保規先生的回應與我的說明

日本明治大學氣賀澤保規教授在去年9月發表文章，論述所謂《李訓墓志》。《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昨天刊發了這篇文章的漢譯稿。

由於文中對敝人的看法提出批評，今年1月9日，敝人在深圳道南書院，以“由所謂《李訓墓誌》談談我的石刻研究”爲題，發表講演，正面回應了氣賀澤先生的批評（請大家在敝人公衆號上搜索閱讀）。《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昨天也一併刊發了敝人這篇講稿（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302450）。

在昨天刊發的漢譯稿前面，氣賀澤保規先生針對我這篇講演稿，寫有一段“寄語”（請點擊文末“閱讀原文”，閱讀氣賀澤保規先生的文章和他的“寄語”）。

爲此，敝人針對氣賀澤保規先生的”寄語“也做了四點說明，在《澎湃新聞·私家歷史》上一併刊出。

爲便於關心這一問題的朋友瞭解，茲出示敝人”說明“如下。

第一，我期待着氣賀澤保規先生在接下來的研究中能夠拿出切實的證據，來展示他認定所謂《李訓墓志》確屬真品的理由。若是講得合理可信，我會放棄自己的觀點。

第二，我在《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那篇講稿中提到：“到目前爲止，日本東洋史學界並沒有其他專家發表過看法。我特別注意到，在王小燕的報道裏，隻字未提應邀出席這次發佈會暨公告會的日本‘書法團體“瑞雲書道會”的理事長曾田成則’先生發表了什麼看法。我理解，至少從書法技藝角度，這種沉默，是一種慎重，甚至是否定（不是銘文的字跡寫得好還是不好，而是它是不是符合那個時代日本來華人員的漢字書寫狀況）。”作爲一種負責任的學術討論，我期待着氣賀澤保規先生具體講述包括這位親臨現場的曾田成則先生在內，到底還有哪些日本東洋史學者像他一樣認定所謂《李訓墓志》必屬真品無疑，我還期待氣賀澤先生能夠直接指出他所“信賴”的那些“中國學界墓志、石刻領域的一線學者”的具體姓名（儘管我對這種三六九等的劃分很是不以爲然，在我有限的接觸範圍內，也想不到在現在活着的學者當中誰有資格充當這種高等學者），以便我向他們求教。我願意同所有感興趣的學界同仁討論這一問題，特別是那些不像我這樣不值得氣賀澤保規先生“信賴”的高端學者，更願意向他們求教。

第三，感謝氣賀澤保規先生還記得多年前我幫助過他的那些生活瑣事。雖然遠不如對氣賀澤保規先生做得那麼多，但我還曾不同程度地給其他一些來華交流的日本學者提供過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但除了氣賀澤保規先生之外，其他那些日本學者給了我更多更大的幫助，我和這些學者們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誼。假如氣賀澤保規先生願意，我當然同樣願意同氣賀澤保規先生一如往昔，友好相處。學術討論就是學術討論，與個人感情無關。

第四，我是不是曲解了氣賀澤保規先生的文意以及我在《由所謂〈李訓墓誌〉談談我的石刻研究》那篇講稿裏到底都講了些什麼以及爲什麼那樣講，原文俱在，讀者可自行審斷。

 【附贅】敝人原講演稿（《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刊用時略有刪節）：

由所謂《李訓墓誌》談談

我的石刻研究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感謝各位朋友的熱情支持，感謝道南書院的張亮先生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又一次來到深圳，來到這個在四十年前曾經給億萬中國人帶來無限期望、因而也令人無比憧憬的城市。儘管面向大海，舉頭東望，眼前的景象，令人不勝欷歔，可我衹是一介書生，在這裏衹能和大家談談我的讀書生活。

今天在這裏和大家見面，我帶來了不久前剛剛全部印出的《辛德勇讀書隨筆集》。感謝三聯書店，特別要感謝三聯書店張龍先生，感謝他幫助我在三聯書店出版了這套書文集。擺在大家都眼前的這套小書，共由六個分冊構成。這些分冊的名稱，分別是：《讀史與治史》、《版本與目錄》、《天文與曆法》、《金銘與石刻》、《史事與史筆》，還有《正史與小說》。在這套書的總序裏我已經談到，上述各個分冊的類別劃分，不過是按照這些讀書隨筆的內容大體相近而略作區分而已。不然的話，印成一大本書就太厚了，誰都沒法看。同時，區分爲不同的主題，也便於讀者們根據自己的愛好和需要去選擇自己想看的分冊。當然若是有人成套買下，那是對我更大的支持，我當然更爲感謝，這也會激勵我做出更大的努力，努力做出更好、更有價值的研究。

就像這六個分冊的書名所顯示的那樣，這套文集涉及的範圍比較廣。在這裏，我不想很寬泛、很概括地向各位介紹收在這些書裏的這些文稿，時間也不允許我逐一展開做出全面而又深入的說明。下面，我想以《金銘與石刻》這個分冊裏涉及到的一篇石刻銘文，談談我的石刻研究，和大家交流我的讀書心得。

這篇石刻銘文，是所謂《李訓墓誌》，它就收納在我們深圳的一家博物館裏——鐫刻着這篇銘文的那塊不是很大的方形石塊，就放在深圳的望野博物館，這也是我在這裏選擇這一問題來和大家交流的一項重要原因。因爲離大家很近，近在眼前，近得讓大家更感興趣，近得也會讓大家體會到專業的學術研究其實很真切，它同我們的文化生活是貼得很近很近的。

時光流逝的速度很快，一眨眼，一年多了。事情發生在2019年的聖誕節。那一天，在一些看起來似乎很權威部門領導以及相關領域專家的親身見證下，我們深圳的望野博物館向全社會隆重推出了這方《李訓墓誌》和該館負責人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在緊隨其後的報道中我瞭解到，“該墓誌已向深圳市、廣東省文物主管單位申報，並經專家組鑒定，正式備案登錄入國家文物數據庫”（詳見拙文《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收入《金銘與石刻》）。我今天願意站在這裏講述這一問題，是很想聽聽我們深圳市和廣東省文物主管單位相關人員出來說明一下他們鑑定的原委和依據的。

儘管我知道他們都是管理我們小民的領導，領導定了的事兒，一般是不會理會我這個草民怎麼看、怎麼講的，但我還是希望在座的各位誰要是能幫助遞個話的話，幫我把話帶過去：真誠地希望他們能夠公佈專家組的名單和專家組的鑑定依據——在贗造碑志遍佈神州大地的情況下，這些專家們是根據什麼排除了這方來源不明的墓誌就絕對不會是贗品？

請大家注意，我們面對的這方所謂墓誌，既不是出自科學的考古發掘，也不是在公開的建築工程或農田水利工程中所發現，還不是承遞有緒的傳世文物。那麼，不用說是國家權威部門的正式鑑定，並且在鑑定後“正式備案登錄入國家文物數據庫”了，即使是按照古玩行裏做買賣的規矩，像樣的玩家，也首先要排除其出自贗造的可能。

然而，令人十分遺憾、同時也相當費解的是，深圳市文物部門並沒有公佈他們組織專家做出的鑑定意見；望野博物館的負責人也沒有講述幫助他鑑定的專家到底都有誰，更沒有敘說這些專家憑啥就能看出這方志石不會是河南、陝西的手藝人在自己家後院現做的東西（出售這個石塊的陝西人宣稱他是購自河南）。須知這樣的鑑定，並不涉及國家機密，公佈出來是絕不會危害國家安全的。那麼，何樂而不爲之呢？當然，我不清楚按照政府的政務公開要求，像這樣的鑑定是不是應該公開，若是這樣，希望我們深圳的朋友能夠幫助我去查閱這樣的信息。

在完全不瞭解這些權威專家根據什麼堅實可靠的證據將其視作真品的情況下，我閱讀鐫刻在這塊石頭上的這篇銘文，感覺它必屬贗品無疑。本來像這樣的石刻贗品，這些年來已成氾濫之勢，一般來說，笑笑算了，誰願意拿它當個寶，就讓他珍之重之，哪怕是據之著書立說，也沒必要多加理會，但由於收納這方志石的深圳望野博物館的大力張揚，引起社會上很多人的關注，在我隨手指出它是贗品之後，很多人想要聽聽我的具體想法，於是，我就相繼寫下了《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由〈井真成墓誌〉看所謂〈李訓墓誌〉的真僞》和《〈李訓墓誌〉降生的故事》這三篇文稿（這幾篇文稿都收錄在這本《金銘與石刻》裏），詳細講述了我判斷其爲贗品的理據。

文稿寫了，收錄這些文稿的書也印出來了，現在它就擺在諸位的面前。對於我來說，這個問題就已經徹底解決了。至於別人怎麼看，愿意還是不愿意認同我的觀點，這都很正常，我也並不在意。今天之所以在這裏重又提起這一話題，是因爲日本明治大學教授氣賀澤保規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對我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一些人看到氣賀澤先生的意見後，想要瞭解一下我的態度。

氣賀澤先生對我的批評，發佈在日本東方書店配合書籍販售出版的小冊子《東方》第474號，小冊子上標記的印制時間2020年9月，但在8月底，就有日本友人給我發來它的掃描件。氣賀澤先生這些批評，是寫在《新発見「李訓墓誌」と吉備真備——「井真成墓誌」につつ゛く遣唐留學生史料》這篇文章最後的部分。閱讀一過之後，我覺得氣賀澤先生提出的批評意見，並不足以讓我改變自己的觀點；換句話說，就是我不能認同氣賀澤先生的觀點。這就是我對氣賀澤先生批評的基本態度。

由於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補充論證，而其他關心這一問題人愿意認同哪一種意見，這本是見仁見智，是每一個人自己的事情，怎樣看都很正常，我在這裏能夠繼續有所發揮的，實際上衹是看待所謂《李訓墓誌》真僞的方法問題，衹是進一步向大家解釋我的研究理路，以幫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敝人的認識路徑；特別是氣賀澤先生在文中對我研究這一問題的資質和認識方法都表達了十分不屑的輕蔑態度，我似乎也就更有必要談談自己的情況，以供大家瞭解。

首先是關於我的研究資質。談到我對《李訓墓誌》的看法，氣賀澤先生一動筆，就很是不以爲然地寫道：“辛德勇的專業是中國歷史地理學，並不是石刻領域的專家。”感謝他提起這一點，讓我想起自己進入中國古代文史研究領域，是從歷史地理學開始的，不然這麼多年沒怎麼研究歷史地理問題，我都忘記自己的出身了。不過或許也是因爲太看不起我了，氣賀澤先生沒有稍微做些功課，瞭解一下我的情況。要是他瞭解到我上大學念的是理科，根本就沒上過歷史系，而且連小學、中學也都沒正經上過一天（因爲那時中國正搞偉大的無產階級大革命），他是可以直接把我當作史盲甚至文盲來看待的，那就根本犯不上針對我的觀點寫一個字了。

氣賀澤先生這樣看待我的石刻銘文研究，大概是覺得他肩膀上有個像模像樣的頭銜“明治大學東亞古代石刻研究所所長”（王小燕《中日關係史添新史料：遣唐使吉備真備真跡及其研究成果公佈》，刊《澎湃新聞》之《私家歷史》，2019年12月29日），而我的肩頭卻啥也沒有。不過當年他到陝西師範大學向黃永年先生討教碑刻學研究方法的時候（後來他把黃永年先生的碑刻學講義譯成日文，在日本刊物上刊出），我正跟隨黃永年先生求學，我們學習石刻文獻知識的起點好像也差不了多少；再加上跟從永年師日久，私下裏老師還向我講過不少課堂上沒說過的話，因而他若是正眼看一看我，也不會怎麼辱沒他這一“東亞古代石刻研究所所長”的身份。

其實看待他人的學術研究，講究出身，重視名頭，這本來是中國學術界在若干年前普遍盛行的陋習。近年來，由於頭銜頒發得越來越濫，這些頭銜在真正做學問的中國人心中已經大幅度貶值；誇張一點兒講，甚至名頭越大越扯蛋，名頭越大越操蛋。這些虛頭巴腦的東西，早已一錢不值。想不到西風東拂，氣賀澤保規先生竟然也這麼重視這些花樣了。氣賀澤先生不管在心裏怎麼對我不以爲然，都很正常，可我覺得在批評我的學術看法時把話從這裏說起，實在沒什麼意思。

不過氣賀澤先生既然提起這個話頭，在這裏，也就不妨對氣賀澤先生匯報一下，同時也向各位讀者介紹一下，我對石刻文獻的研究雖然十分有限，但也多少做過一些工作。自己比較滿意的論文，有《說阜昌石刻〈禹跡圖〉與〈華夷圖〉》、《北齊樂陵王暨王妃斛律氏墓誌與百年太子命案始末》、《〈馬天祥造像記〉與北齊武平九年紀年》、《北齊〈大安樂寺碑〉與長生久視之命名習慣》、《龜山楚王墓塞石刻銘與秦地所謂“百二”形勝》等，這些文章都收入了拙著《石室賸言》。《石室賸言》在日本東方書店是賣過的，氣賀澤先生要是肯屈尊看一看的話，應該不難看到。當然，這些都不是氣賀澤保規先生可能特別看重的李唐墓誌，不過當年我做博士論文，考訂隋唐東西兩京的城坊設置，是系統翻閱過所能看到的全部隋唐墓誌並利用過部分志文的，對這也不算陌生。另外，近年所做石刻銘文研究，比較重要的還有收在這本《金銘與石刻》中的《〈張氾求雨銘〉辨僞》；當然還有在所謂《李訓墓誌》公佈前一年我在中華書局出版的《發現燕然山銘》那本小書。衆所周知，《燕然山銘》是一篇鐫勒年代相當早的摩崖石刻，而且銘文的內容還出自一代史學巨擘班固之手，在石刻文獻演變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那本小書是對這篇銘文的綜合研究。

當然這些情況並不足以消除氣賀澤保規先生對我的輕蔑。儘管在我看來，按照他對我的批判尺度，嚴格地說，在研究石刻文獻這一點上，他同我一樣，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內行，因爲他走入學術圈時，“起家”的專業是隋唐史，這實質上同我“中國歷史地理”也沒什麼差別，衹不過視野還要更狹窄些而已。譬如像中國石刻文獻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時期、也就是先秦秦漢時期的情況，他好像就比我還要陌生；至少我沒看到他在這方面寫出過什麼像樣的文章。

我想，在氣賀澤保規先生看來，若非目不斜視地衹盯着死人的墓誌看，或者膀子上在扛着個“石刻研究所所長”之類的肩章，你就不是專家，你也就沒有資格談論像所謂《李訓墓誌》這樣的貨色是真還是假。不過，對不起得很，我並不這樣看待石刻銘文的研究。我從黃永年先生那裏學到的研究方法，是既然治史，就得什麼形式的文獻都要看，這自然一定要包括石刻文獻，而且對所有形式的文獻，都一視同仁，看古代石刻銘文的眼光同看古書一個樣，審視的標準，同樣衹是歷史的實際。符合歷史實際的，我就信；不符的，我就不信。古人的墓誌銘文和紙面上的內容都是人寫的字兒，沒什麼特別的，也不是非得像氣賀澤保規這樣的“專家”纔能看得懂，更絕不是衹有像他這樣的“專家”纔能對古人的墓誌做出正確的研究。

如上所述，我的“中國歷史地理學”資質，過去並沒有妨礙我對石刻文獻進行研究，過去的研究歷練還使我逐漸積累經驗，同時也逐步加深了對石刻文獻的認識。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所以我一看到這通所謂《李訓墓誌》，就清楚感覺到其必定出於贗造。

做出這一判斷，是我在審辨、利用石刻銘文時所遵循的一個“大道理”，即清人陳介祺所說“讀古人之文，不可不求古人之理，不可專論其字”這段話（陳介祺《簠齋鑑古與博古·辨僞分論》）。那麼，我認的這個“古人之理”是什麼？是後輩爲逝去的先人安置墓誌，同豎立墓碑是同樣性質的事兒，即目的是想爲先人增光添彩，也就是俗語所說“樹碑立傳”那四個字。雖然說書丹上石這種事兒，在漢朝還是個匠人的賤役，但到唐朝的時候，早已變成了一個很有面子的工種，人們對書寫誌文這事兒很是講究，若請他人撰文寫字，都是要儘可能邀請具有較高書法水平和社會聲譽、地位的人。當然，是要在誌石上清楚鐫記撰文書丹者的社會身份的，要不，不白花錢請人了麼。

基於這樣的認識，當我一看到所謂《李訓墓誌》片段照片上“日本國朝臣備書”這行字，就認定這篇銘文必定出自賈人贗造，在自己的微信公衆號“辛德勇自述”在自己的微信公衆號上指出：“所謂‘李訓墓誌’當屬贗造。”具體地講，就是“觀‘日本國朝臣備書’七字即可知《李訓墓誌》必假。”

爲什麼？因爲墓主李訓是大唐王朝外夷主管機構鴻臚寺的高官，唐人是帶着居高臨下的優越感來看待島國日本的，更不用說這位“朝臣備”的身份衹是位入唐求學的“留學生”，李家後人怎麼可能讓他上手爲自己的父親寫錄銘文？讓我來具體舉述墓主李訓和墓誌銘文撰稿人褚思光兩人的官階，就能更加直觀地看出他們社會的地位同“朝臣備”的差異了：墓主李訓身爲鴻臚寺丞，從六品上；褚思光是秘書丞，從五品上。請褚思光撰寫墓誌，顯然會給李家帶來榮耀，相比之下，教授所謂“朝臣備”讀書的老師趙玄默，任官四門助教，僅僅是一個從八品下的小官。雖然“朝臣備”的老師比“九品芝麻官”還大那麼一點點，但他教授的學生，若是按照唐朝的官品來衡量他的地位，就一定要去掉比芝麻大出那一點點，頂多也就是“九品芝麻官”那麼大了。即使不考慮其化外島夷的身份，這也實在太低微了。李家後代特意去找這麼個人來爲老太爺書寫墓誌銘的文字，能符合社會通行的常理麼？當然不能，當然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大唐朝野上下比這位“朝臣備”字寫得更好的人多了去了，又不是別人都不會寫字兒，怎麼會非請他不可？

再退一萬步講，即使出於某種衹有像氣賀澤先生這樣的日本人纔能明白的特殊原因，這墓誌銘非“日本國朝臣備書”不可，按照當時社會上通行的規矩，不管是墓誌的撰稿人，還是書丹者，都要亮出自己的身份，就像寫稿的褚思光，是清楚記作“秘書丞褚思光”的，同樣，這位“朝臣備”也應該寫上自己的記明自己的身份，是絕對不會拿“日本國”這個國名當作自己頭銜的。這也可以說是一項淺顯的常識，直到今天，在中國也是這樣，即使是請菅義偉先生來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部長助理來寫墓誌銘，他的落款也衹能是“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菅某人”，而不能生剌剌衹掛個“日本國”的招牌。

我說“觀‘日本國朝臣備書’七字即可知《李訓墓誌》必假”，就是基於這樣的常識；我把那篇文稿的題目定作“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也是基於這樣的常識。——這既是我判斷這篇所謂《李訓墓誌》係由碑石賈人贗造的出發點，也是根本原因。希望關心這一問題、關心敝人所做研究的朋友能夠理解這一點，也很誠懇地期望氣賀澤保規先生能夠正面面對我的看法，清楚解釋這一點。

眼前的實際情況，讓我感覺十分怪異。大家一定會問，我感覺怪異的是什麼呢？氣賀澤先生在《新発見「李訓墓誌」と吉備真備》一文中避而不談上面這些我指出的問題，卻放言詰問說：我提出這些看法是不是缺乏對歷史的謙虛態度？這豈不帶有某種蔑視東亞諸國的觀念？這話實在讓人莫名其妙，更準確地說是讓我啼笑皆非。我談唐朝人居高臨下藐視日本，這是在講歷史的事實，當時就這麼個情況，並不等於我認同唐朝人這種華夷觀念，這同我謙虛不謙虛沒有半毛錢關係，更同我辛某人是不是蔑視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諸國絲毫沾不上邊兒。

在此，我一定要鄭重聲明，我是和氣賀澤先生生活在同一時代的活人，不是李唐王朝的臣民。我對髒唐臭漢都沒有太好的印象，更對中國古代那種妄然自高自大的觀念充滿厭惡。說心裏話，我非常喜愛日本，嚮往日本，也非常敬重絕大多數謙遜而又富有教養和學識的日本學者。氣賀澤保規先生大概是對我公然指出所謂《李訓墓誌》是件贗品這事兒太憤怒了，以致把我錯當成了唐朝人，所以纔會講出這種瘋瘋癲癲的胡話來。

氣賀澤保規先生對我提出的問題，就這麼一個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愚鈍如我，也就衹能繼續堅持自己的看法。當然，作爲“東亞古代石刻”的研究專家，他要是根本不認我講的這個“大道理”，我自然再也無話可說。道不同不相爲謀，各行其是好了。

俗話說“不破不立”。在中國古代文史研究領域，要想同別人認真地討論一個學術見解的正誤是非，一般來說，需要直面論辯對手的主要論據，一一批駁。不過這需要首先把對方當作對手看。如前所述，氣賀澤先生是很看不起我這個由“中國歷史地理學”橫插過來的“外行”的。由於太不屑了，以至根本不願平心靜氣地看看我到底是怎樣論述的，不願認明釐清敝人思辨的路徑，因而衹是逕行置之不理。

在這裏，需要向各位朋友重申的是，我判定所謂《李訓墓誌》是件現代賈人製作贗品，在《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一文中所表述的思辨過程是這樣的：

首先，切入這一問題，並做出基本判斷，我依據的是上面講述的“大道理”，所以我在文稿中把這一節的標題定作“真贗先折衷於理”。這是什麼意思？意思是根據這個“大道理”我就足以得出自己的結論。我相信，氣賀澤保規先生是有這個中文閱讀能力的，不會理解不了這麼明確的講法。可他爲什麼對我這一核心論據避而不談呢？大家衹要稍微想一想，我想，應該很容易看破其間的奧妙。

接下來，在認定此誌必屬贗品無疑的基礎上，審視通篇銘文，我指出，由於是在造假，是“自我作古”，編造實事兒不好編，很容易處紕漏，露出馬腳，也就是露出現在大家常說的那個大bug，於是，便避實就虛，儘量把話往虛裏說，把詞兒往虛處寫，說些空話廢話。我把這一節的題目定作“虛實再辨之以文”，應該也很清楚地點明了我在這裏論述的是什麼了，特別是在這一節結尾處我還寫到：“通篇銘文，是沒有書寫什麼實事兒而多莫名其妙地空發感慨，語句間又往往缺乏有機的聯繫，而這正是僞作贗造纔會出現的情況。”這還沒說清楚這一節的旨意與核心內容是什麼嗎？這是在業已清楚判明該誌必屬贗品的前提下，看墓誌行文過程中所體現出來虛僞情狀，而所謂虛僞情狀的實質是虛，是空，這不符合像李訓這等身份的人物所應該呈現的情狀，也不是像“秘書丞褚思光”這樣的撰稿人所應該寫出的文字。

這類胡話往往粗看像那麼會事兒似的，細瞧卻會發現很多不合情理的漏洞。我在文稿裏舉述一系列具體的事例，揭示漏洞所在。其中談到誌文裏“天与其才，不与其壽”這兩句話，同墓主李訓“享年五十有二”的實際情況很不切合，因爲這“五十有二”的年齡在古人的眼裏，算不上“不壽”，故《李訓夫人王氏墓誌》記述乃夫是“無憂”而卒，並沒有看到任何不得其年的跡象。氣賀澤保規先生對我做出的具體批評，就是這一點，而且也衹有這一點。作爲“東亞古代石刻研究”的著名專家，氣賀澤先生隨手就舉出了唐人《敬守德墓誌》來作反例，儘管敬氏高壽六十有八，誌文中也還是寫有“天与其才，不与其壽”這樣的話，這樣一來，僅此一證，“辛氏的論據就告崩塌”，因而也就沒必要就我的論點再多講什麼廢話了。

這是一種認真負責的論辯態度麼？這樣的態度，不僅在端謹的日本學術界極爲罕見，就是在沒規沒矩一片混亂的中國學術圈也不多見。對於中國互聯網上那些“噴子”們來說，這種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做法，倒是得心應手習以爲常的，可正人君子是不屑一顧的。

平心而論，我舉述的這個例證是不夠妥當的，後來有朋友還告知其他一些與《敬守德墓誌》同樣性質的唐墓誌，因而應當感謝氣賀澤保規先生的指教。不過我在《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這篇文稿中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做有解釋說：“儘管我們可以在一些唐代同等年齡人的墓誌中也可以看到相同或者類似的用法，但通觀上下文句，這篇《李訓墓誌》的用法，還是感慨過於強烈、也過於空疏了，即把空虛的套話作敘事的言辭用，讓人感覺十分牽強。”也就是說，我在這一節論述的核心，是說墓誌銘文寫得空，寫得虛，這個例證舉述得即使不夠妥當，也不影響我的基本認識。因爲造假是爲造得像真的，不是爲了造得不像。造得像是理想，是奮闘目標；造得不像是水平不夠，手藝還沒練到家，沒法子。因而不能說某句話寫得符合唐人用語習慣，這篇銘文就一定是真的。不知道氣賀澤保規先生是不是這樣看，但我想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其中也包括絕大多數日本學者，都會像我這樣看待這一問題。一句話，我看不到自己的觀點會因爲這一點講得不夠妥當而轟然崩塌，而是一動也不會動，還依然堅挺在哪兒呢。若用日本傳統建築來做一個形象的比喻的話，這一例證，並不是支撑我的觀點的“大黑柱”（這話是什麼意思中國人不一定都懂，但氣賀澤保規先生一定能懂），它不算個啥了不起的核心構件，有沒有它都行。

認真思索這一問題，它反而讓我更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見解。因爲套用“天与其才，不与其壽”這類套話，移花接木，正是贗製此等古人文字的習用手法。年輕的時候，敝人曾受人請託，給人家過世的老太爺撰寫墓誌銘。當時，我竭力解釋自己不會寫文言，更不懂怎麼寫墓誌，可越說人家越不信，越說越讓人覺得自己擺架子請不動。萬般無奈，衹好對付攢個東西。辦法，就是這樣東鈔西拼，硬是用唐人墓誌慣用的套話湊成一篇東西，覺得反正埋地底下去了，也沒人知道我這抄襲剽竊的不端行爲。

出於對我和我的研究的極端蔑視，氣賀澤保規先生不願花費一點兒筆墨談談敝人在《虛實再辨之以文》這一節裏舉述的其他那些例證，這我是能勉強理解的。因爲如上所述，我這一節衹是在業已認定此誌必屬贗品無疑的前提下，舉述一些具體的事例來顯示作僞者避實就虛所講的空話廢話是如何充滿罅漏的，這些內容衹是對拙見的補充性佐證，因而他也有略而不談的理由。衹是在我看來，除了他已經談到的“天与其才，不与其壽”那句話外，其餘那些例證，恐怕也實在不大好找到適宜的理由來加以開脫，就像被魚刺卡住了嗓子的辯護士，想辯也發不出聲來。

我在《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國朝臣備的真假》這篇文稿中所做的最後一重論證，是舉述幾項實證，進一步坐實所謂《李訓墓誌》的贗造性質。在我自己看來，氣賀澤先生若是理解不了同時也無法認同我在前面講述過的那個“大道理”，他是可以看一看這些質實的事證來慢慢琢磨琢磨的。然而遺憾得很，他太看不起我了，不願意去看，更不屑對此稍加說明。面對氣賀澤保規先生這樣的態度，還是前面講過的那句話，愚鈍如我，衹能繼續堅持自己固有的看法。

不過在結束我們今天這次談話的時候，想在我舉述的那幾項實證中再一次提起一項，以供還沒有讀過拙文的朋友瞭解我的基本觀點——這就是《李訓夫人王氏墓誌》明確記載李訓是“無憂卒於鴻臚丞之官舍”，當時的都城是在長安，鴻臚寺當然設在長安城裏，所謂“鴻臚丞之官舍”，也就是長安城中的鴻臚寺衙署，可現在存放在深圳望野博物館的那方所謂《李訓墓誌》，卻記述說他是“以疾終於河南聖善寺之別院”。這真是咄咄怪事了，一個長安，一個洛陽（河南縣設治於洛陽城中）；一個官舍，一個僧寺，碼子差得怎麼這麼大？須知撰寫這篇寫下這篇《李訓夫人王氏墓誌》的是王夫人給李訓生下的大兒子李侹，自己的老爸就這麼一個，而且通常衹會死去一次，這個親生的兒子難道會記錯老爸是在哪裏、怎麼死去的麼？我想他是絕不會記錯乃父亡故的城邑、場所和亡故情況的。兩相比較，《李訓夫人王氏墓誌》既然是真的，那麼深圳望野博物館收藏的那方所謂《李訓墓誌》就必然是假的。

好，我今天的話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2021年1月9日下午講說於深圳道南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