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四嶽、五嶽的演變與古史地域擴張問題
古史中的地域擴張，是顧頡剛在開創古史辨學派、運用疑古方法研究上古歷史之初即已提出的重要學術見解。
顧氏對這一觀點最早的系統表述，見於他在1923年發表的《答劉、胡兩先生書》中。在這篇學術論戰的答辯文章中，顧頡剛全面闡述了他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所樹立的“諸項標準”，其中第二項即是有關古史地域範圍的“標準”，也就是他所秉持的古史研究地域觀；同時，這也是他考察古史一項極爲重要的學術切入點。
不過，顧氏當時的提法，乃是“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
我們讀了《史記》上黃帝的“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逐葷粥”，以爲中國的疆域的四至已在此時規定了，又讀了《禹貢》、《堯典》等篇，地域一統的觀念更確定了。不知道《禹貢》的九州，《堯典》的四罪，《史記》的黃帝四至，乃是戰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宅以交阯入版圖，更是秦漢以後的疆域。中國的統一始於秦，中國人民的希望統一始於戰國，若戰國以前則只有種族觀念，並無一統觀念。看龜甲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而無邦國種族的名目，可見商朝天下自限於“邦畿千里”之內。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鎮壓四國——四方之國，——已比商朝進了一步，然而始終未曾沒收了蠻貊的土地人民以爲統一寰宇之計。我們看，楚國的若敖、蚡冒還是西週末東遷初的人，楚國地方還在今河南、湖北，但他們竟是“篳路藍縷以啓山林”。鄭國是西週末年封的，地在今河南新鄭，但竟是“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那時的土地荒蕪如此，哪裏是一統時的樣子。自從楚國疆域日大，始立縣制，晉國繼起立縣，又有郡，到戰國時，郡縣制度普及，到秦並六國而始一統。若說黃帝以來就是如此，這步驟就亂了。所以我們對於古史，應當以各時代的地域爲限，不能以戰國的七國和秦的四十郡算做是古代早就定局的地域。[1]
至十年之後的1934年，顧頡剛復又在《禹貢》半月刊上發表《古史中地域的擴張》一文，進一步專門展開論述他對古史地域擴張的具體看法，並且明確使用“古史中地域的擴張”來概括這一學說[2]。
顧頡剛的古史地域擴張學說，實際上包括兩個層面的內涵。第一個層面，是在實際的上古歷史當中，秦漢以前諸中原政權實際控制的地域，從所謂夏朝時期，延續到秦代，乃是由小到大，一次次遞增，逐漸向外拓展擴張，並非自古以來即有猶如秦漢時期那樣的一統地域；二是在有關古史的傳世文獻記述當中，由於“一班學者不願意始皇專美於後，於是他們裝飾始皇以前的帝王，使他們的疆域各個和始皇同樣地廣大，或者還超過了他”[3]，也就是古史紙面上的地域，因背離實際地理狀況而呈現出的虛幻“擴張”。
古史辨學派秉持的學術主張和所遵循的研究路徑，從來都是面向未來開放的，自從其最初問世時起，就一直是伴隨着質疑和駁難而不斷修正、改進自己的觀點，使之逐漸趨向完善。這樣的學術討論，本來就是顧頡剛在提出古史層累學說時所熱切期望的事情。不過，在學術界對顧頡剛古史學說的批評當中，頗有一些說法，似乎未能很好地對應顧氏本來的觀點，特別是其學術主張中最核心的實質內容；甚至有些批評，所針對的目標或對象，恐怕已經與顧氏本意相去非常懸遠，可以說幾乎到了風馬牛不相及的程度。譬如時下爲人詬病不已的所謂“東周以上無史說”，應當就是這樣。
古史辨學派學術觀點的核心，是“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而古史地域擴張學說，則是這一學說當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基本內容，批評者自然不會忽略放過。
在針對古史地域擴張學說的批評者當中，饒宗頤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學者。饒氏撰有《古史重建與地域擴張》一文，專門闡述他對這一問題的看法[4]。饒宗頤對古史地域擴張學說的批判，實際上是他對古史辨學派學術取向總體評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即如饒氏所歸納的那樣，顧頡剛開創的古史辨學派，對待古史，是“把時間盡量拉後，空間盡量縮小”。這樣的表述，顯然過於簡單，似乎不盡符合顧頡剛的本意。關於“時間”，在這裏姑且置而不論；不過，顧頡剛關於古史地域擴張的“空間”觀念，則明顯並不適宜使用“縮小”空間這樣的提法來概括。
如上所述，我們需要討論的問題，實質上只是真實的古代歷史發展進程中是否曾存在這樣一種由小到大的地域擴展規律，以及傳世古史記載中神堯聖禹所統轄治理的“疆域”是否真實可信。
自從西周以來，歷經春秋戰國，直至秦漢時期，中原政權疆域變遷的史實，早已清楚表明，古史地域擴張的觀點，至少在這一時期之內，恐怕難以置疑。饒宗頤和其他反對這一觀點的學者，也並沒有能夠針對這一時期的情況提出異議。
饒氏在否定古史地域擴張學說時所舉述的主要依據，是殷商時期及其以前一些偏遠周邊地域所發現的與中原地區文化特徵相同的遺跡和遺物。然而，不同區域間文物形態亦即所謂物質文化的相似性，實際上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同一文化在這些區域間的聯繫與傳播，並不能證明具有某種相同或相近物質文化的區域，就一定要處於同一政權組織的統治之下，而顧頡剛所說的古史地域，卻正是這樣一種中原政權直接而且緊密地控制着的區域。
因此，在我看來，饒宗頤這篇文章，並不能動搖顧頡剛的古史地域擴張學說，要想改變顧氏這一學說，至少還需要做出更多具體的論證。
顧頡剛在《四嶽與五嶽》這篇文章中，通過對四嶽與五嶽演變過程的研究，爲古史地域擴張學說提供了一項具體例證[5]。在這篇文章中，顧頡剛在經過一系列具體的歸納分析後指出：
又曰：
上面所說“四嶽”到“五嶽”的具體演變過程，有很多細節，似乎還需要再事斟酌；至少還可以在相當程度上予以深化。不過若是拋開這些細節不談，單純就山嶽本身的意義而言，如果把這些嶽山一一落實到具體的地點，我們就可以看出，由“四嶽”向“五嶽”的演變，正很好地體現了古史地域擴張的演進過程。
臺北故宮博物院影印
南宋慶元間建安
魏縣尉宅刊《尚書》
按照中國古代相承已久的觀念，傳世文獻中關於所謂“四嶽”最早的記載，應是見於《尚書·堯典》：
這裏談到帝舜每隔五歲便於二、五、八、十一這四仲之月依次巡行東、南、西、北四嶽，至於這四嶽具體是指哪四座山嶽，《尚書》原文並沒有記載。
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在照抄《尚書·堯典》的原文後，隨文解釋說：
唐開元時人張守節引述貞觀年間撰著的《括地志》，給這泰山、衡山、華山和恆山落實了具體的地點——這就是現在世人普遍知曉的四嶽，即山東的泰山、湖南的衡山、陝西的華山和山西的恆山[10]。
不過張守節所指實的這五座具體山峰未必符合司馬遷的本意。事實上，直到司馬遷生活的西漢中期，還可以看到與此具有明顯差異的另外一種情況。《爾雅·釋山》篇末記述五嶽山名云：
我們看這“霍山爲南嶽”的說法，就與太史公“南嶽，衡山也”的解釋明顯不同。
那麼，《爾雅》這一說法反映的是司馬遷撰著《史記》的漢武帝時期的情況麼？請看《史記·封禪書》如下記載：
東漢人應劭釋之曰：“潛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13]依此，則天柱山、霍山爲同一座山峰，而這座山峰在漢武帝時期曾被稱作“南嶽”，故晉人郭璞注《爾雅》，便在“霍山爲南嶽”句下釋云：“即天柱山，潛水所出。”[14]封泰山這一年是元封元年，其第四個來年或者明年應是元封五年。覈諸《漢書·武帝紀》，則可以確認，此事確實發生在元封五年這一年[15]。
光緒二十二年楊氏鄂城菊灣
刊本《禹貢本義》
不過這個霍山，又名衡山，和湖南境內後世通行的南嶽同名。《禹貢·導山》記云：“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16]關於這座衡山的所在，清人楊守敬做有如下考證：
簡而言之一句話，霍山就是衡山，漢武帝作爲南嶽的衡山就是霍山，這也就是西漢廬江郡潛縣境內的天柱山。
問題是這座在漢武帝時期被“號曰南嶽”的潛縣衡山、也就是所謂霍山或天柱山同湘南那座南嶽衡山之間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換句話來講，也就是作爲四嶽之一的南嶽，它到底是潛縣的衡山，還是湘南的衡山呢？
關於這個問題，長久以來，流行一種說法，乃謂晉人郭璞在注釋《爾雅》時提出過一種“漢武挪移南嶽說”，即云在漢武帝時把湘南衡山的南嶽北移到了潛縣霍山；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把本來設置在湘南衡山的南嶽祭祀挪到了北方潛縣的霍山。清代討論四嶽和五嶽問題的學者，大多信以爲真，並據此大發議論[18]。
可是，這一說法並未見諸傳世郭注《爾雅》，而是首見於唐太宗至高宗時期修成的《五經正義》。其說同時出現在《詩·大雅·嵩高》、《書·舜典》（案所謂《舜典》乃從《堯典》析分而出）和《左傳》昭公四年三處的《正義》文中，內容基本相同，而以《毛詩正義》的文字更顯周詳[19]。
時下治經學者頗爲強調趙宋國子監單刻諸經義疏文字的精準，故下面即南以宋國子監單刻《毛詩正義》爲例，來看一看其真實狀況[20]。在《詩·大雅·崧高》“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句下，有毛氏傳云：“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唐臣孔穎達等疏之曰：
上面的段落劃分，出自敝人私意，意在更好地剖析這段義疏的層次。
日本東方文化學院
影印宋刻單行本
《毛詩正義》
第一段，意在說明衡山與霍山，本是“一山而有二名”，衡山就是霍山，霍山也是衡山，《爾雅》及諸經傳多云霍山爲南嶽，就是出自這一原因。請注意，這是孔穎達等論述這一問題的大前提，下面的相關論述，都是在這一前提下展開的。
第二段，既然衡山與霍山是“一山而有二名”，那麼，《爾雅》和《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湘南衡山同《廣雅》和《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潛縣霍山又應該做何解釋呢？某些以爲衡山與霍爲一山二名的人，認爲這是因爲漢武帝把對南嶽之神的祭祀從又名霍山的湘南衡山北移到了潛縣的天柱山，同時又把這個天柱山名作霍山。於是，在漢魏時期以後，人們纔把衡山和霍山看作是兩座不同的山峰。
引起麻煩的是第三段的內容。順着上面第二層的語義下來，我理解，這一段話是用《爾雅》、《漢書·地理志》和《廣雅》這些漢魏時期以後的文獻，來進一步疏解湘南衡山與潛縣霍山的關係。
在上引《毛詩正義》當中，我們看到孔穎達等人衹是引述了郭璞《爾雅注》這一種著述。清代所有論及這一問題的學者，幾乎無一例外，至少都是把“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濳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這一整段話當成了郭璞《爾雅注》的內容。
可順着往下讀《毛詩正義》的第四段內容，衹要稍加思索，應該就不難發現，孔穎達等人對這段內容的解析，顯然不是這樣。具體分析第四段的內容，可以看出，孔穎達等人是分四點集中解釋“霍山爲南嶽”一事。
第一點，“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也”，乃謂古人所說南嶽一直有兩座山，而這絕不是從像漢武帝這樣晚近的時期纔開始有的說法，可謂“自古以來”如此。
第二點，“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這段話，是講世間學者普遍以爲不能把潛縣的霍山稱作南嶽，同時這些人還以爲從漢武帝時期開始潛縣霍山纔有南嶽一稱，這樣的看法是不對的——因爲《爾雅》就有“霍山爲南嶽”的記載，而《爾雅》的成書年代在漢武帝之前。
接下來，孔穎達等人在其第三點中乃明確寫道：“竊以璞言爲然。”也就是說，他們認同郭璞《爾雅注》的詮釋，而所謂郭璞《爾雅注》的詮釋，當然首先是郭璞以爲《爾雅》“霍山爲南嶽”的“霍山”就是指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那個“霍山”。
到目前爲止，我們看到《毛詩正義》敘述的邏輯都是順暢的，這當然一個精神正常且思路清晰的人非常正常的寫法。
可是，若是像清代學者普遍理解的那樣，把“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云云也視作郭璞《爾雅注》的內容，就同孔穎達等人前面的說法相互牴牾了——因爲孔穎達等人在前面剛剛講到，他們認爲“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所以對從漢武帝時期開始潛縣霍山纔有南嶽一稱的說法是不予認同的，而“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云云正是這一說法的直接依據和具體來源，孔穎達等人所說“竊以璞言爲然”的“璞言”怎麼可能會包括這段與他們的觀點截然相反的記述？
下面再來看其第四點內容，即這一段剩下來的那些話：“何則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嶽，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這是說孔穎達等人認爲曹魏人孫炎硬要把這個“霍山”改訂爲“衡山”是沒有道理的。爲說明這一點，他們舉述《尚書大傳》（《書傳·虞夏傳》）和《白虎通》、《風俗通》、《廣雅》等書的例證，強調指出這些書一直記載這座潛縣“霍山”從來就被稱作南嶽，而且這樣的稱謂形式在漢武帝之前就已經存在（如《尚書大傳》）。即在孔穎達等人看來，正因爲如此，纔會有漢武帝改在天柱山祭祀南嶽之事，以進一步發揮第二點所說早在進入漢武帝時代之前就已經有了潛縣霍山爲南嶽的說法。這樣，整個論述，就回到了前面第一段開宗明義提出的大前提：這些情況表明“衡山”確實又名“霍山”（案《白虎通·巡狩》敘述南嶽，並舉霍山與衡山二名，《風俗通》亦云“南方衡山，一名霍山”[22]）。
綜觀上述整個第四段的敘述，可以將孔穎達等人的看法概括爲：潛縣霍山自古以來就被尊崇爲南嶽。在這種情況下，《毛詩正義》既然明確宣稱“竊以璞言爲然”，那麼郭璞的《爾雅注》就絕不應含有與這一看法絕然牴牾的“漢武帝挪移南嶽說”。
囉哩囉唆地引述並分析《毛詩正義》上述內容，衹是想論述清楚，按照正常的邏輯，所謂“漢武挪移南嶽說”絕不應該出自晉人郭璞。那麼，現在還能不能找到《毛詩正義》這些內容的來源呢？幸運的是，在唐玄宗開元年間修撰的《初學記》一書中，我們看到載述有如下內容：
《太平御覽》引述同文，衹是出處單記徐靈期《南岳記》而未提盛弘之《荆州記》（徐靈期是東晉時人，盛弘之是南朝劉宋時人，晚出的《荊州記》自然是承用《南岳記》的紀事），又把“衡山南遠”書作“衡山遼遠”，其他內容，都與《初學記》相同[24]。對比孔穎達等人所說“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那兩句話，顯而易見，《毛詩正義》上述內容正應該是撮述《南岳記》的記述，衹是今本《毛詩正義》奪去了這句話前面理所應有的“徐靈期《南岳記》云”而已（看來要想真心研究問題，真正解決問題，佞信趙宋監本也不是個事兒）。換句話來說，衹要在南宋國子監本《毛詩正義》中增添上“徐靈期《南岳記》云”這幾個字，就文從義順什麼都通了。
儘管就實質性意義而言，上引《毛詩正義》對南嶽問題的敘述，還頗有一些值得深入討論的地方，但我在這裏衹是特別關注“漢武挪移南嶽說”這一問題。目的，是要說明漢武帝以湘南衡山遼遠而移祀南嶽之神於潛縣霍山的說法並沒有可靠來源，這衹是出自東晉人徐靈期的一種說法。須知徐氏並不是像郭璞一樣嚴謹的學者，而是一個有名的道士[25]。看他所講潛縣霍山在軒轅時代曾爲湘南衡山這一南嶽之“副山”的說法，便可知曉《南岳記》載述的“漢武挪移南嶽說”也不會有什麼可靠的來源，並不值得信賴。
在我看來，徐靈期做出這一記述的依據，衹能是前文所述《史記·封禪書》中漢武帝元封五年“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這一記載。那麼，從漢武帝元封五年“登禮潛之天柱山，號曰南嶽”這一史事當中，能夠推導出漢武帝以湘南衡山遼遠而移祀南嶽於潛縣霍山的結論麼？
如此推論的前提，需要有確切的事例能夠證明湘南衡山在此之前曾被視爲南嶽並受到應有的崇祀。但我們顯然看不到這樣的情況，道士徐靈期衹是想當然地敷陳其事而已。稍習中國歷史文獻總體狀況的學者都會知道，道教著述紀事的信實性普遍存在比較嚴重的問題。因而，《南岳記》出現這些情況是絲毫不足爲怪的。
《史記·封禪書》記述秦始皇兼併天下之後，“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26]。明明白白的，湘南的衡山，不在其列。連關東五大名山都算不上，湘南的衡山更不大可能會是享受世人祠祀的南嶽了。當然，並不能僅僅依據秦始皇認定的名山來判斷湘南衡山是否曾爲南嶽。秦始皇是不是有過對四嶽或五嶽的崇祀，也就是除了泰山封禪之外秦廷是否祭祀過四嶽或者五嶽，這還是一個更需要考慮的基礎問題，而據我目前看到的史料而言，答案是否定的。
這意味着在秦朝和秦朝之前，我們還看不到任何把湘南衡山崇祀爲南嶽的文獻記載和具體事例。屈原《楚辭·天問》“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句，東漢人王逸釋之曰：
清人皮錫瑞就此論述說：
這種情況，明確無誤地向我們說明，至遲從戰國時期起，潛縣的霍山就是人們崇祀的南嶽。
又《史記·封禪書》記述漢武帝初年禮制建設事宜云：
趙綰、王臧等“文學”之士亦即儒生草擬的巡狩制度既然與“封禪、改曆、服色事”相並列，至少首先就應當取法《尚書·堯典》所載帝君巡行四方嶽山的神聖往事。
雖然礙於竇太后的阻撓，漢武帝這次創製巡狩嶽山制度的動議暫被擱置，但我們看前面提到的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對《尚書·堯典》四嶽巡狩之事的解釋，即釋岱宗爲泰山，南嶽爲衡山，西嶽爲華山，北嶽爲恆山，一一具體落實了四嶽對應的具體山峰，這就清楚顯示出隨後在武帝朝內還是確立了這樣的嶽山巡狩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在這裏還增添了一條《尚書·堯典》裏本來沒有的內容，這就是在東、南、西、北四嶽之外憑空添加上了“中嶽”一嶽，謂“中嶽，嵩高也”[30]，這也就是後世熟知的嵩山。然而恰恰是這一《尚書·堯典》原來沒有的中嶽嵩山，告訴我們正是在漢武帝時期纔制定出這樣一套五嶽制度。
儘管《史記·封禪書》記述說“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並在東方”[31]，但如前所述，我們在秦始皇奉祀的名山當中，卻根本看不到四嶽或五嶽體系的半點蹤影，可見司馬遷這一記述並不符合歷史實際，這應該是他基於後來的五嶽體系對秦和秦代以前情況做出的認識。換個角度來看，假若秦始皇時期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五嶽巡狩制度，那麼在漢武帝初年似乎也無須再專門爲此多事籌措。
同樣是在《史記·封禪書》裏，還有如下一段記載，向我們透露出漢武帝時期所行五嶽巡狩制度的實際情況：
此常山王係景帝孫劉勃，其繼承王位，時爲武帝元鼎三年四月[33]，“王數月，廢，國除”，漢武帝很快下詔冊封其弟劉平爲真定王[34]。據《史記·五宗世家》和《漢書·地理志》記載，冊封劉平時已轉至元鼎四年[35]，但從常山王勃“王數月”而獲罪的記載來看，劉勃國除，應當還是在元鼎三年的時候。估計應是在元鼎三年底劉勃國除之後，漢廷即“以常山爲郡”，隨後纔在元鼎四年年初改封劉平於真定。
蓋元鼎三年這一年發生了西漢歷史上著名的“廣關”事件，主要是把函谷關向東推移，由今河南靈寶改置於今河南新安，並將整個山西高原都納入“關中”的範圍之內[36]。這是漢武帝抑制諸侯王權力、強化專制統治的一項重要措施，與之伴生的另外兩項同類性質的措施：一是以所謂“推恩法”縮減諸侯王國的封地；一是將諸侯王的封地從具有神聖象徵意義的泰山等五嶽移走，把這些地方收歸漢廷直轄，即成爲所謂“天子之邦”，以顯示天子至高無上的尊嚴和權威。
瞭解這樣的背景，就不難揣測，在元鼎三年五嶽諸山皆入天子之邦的時候，這種東南西北中的五嶽制度，應當已經實行一段時間，不然朝廷也就不會這樣鄭重其事了。從《史記·封禪書》“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這一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元鼎三年底的時候，大漢朝廷奉祀的五嶽必定都在天子直轄的諸郡境內，而不會處於各個諸侯王國的領地。
這樣我們再來看司馬遷岱宗（東嶽）爲泰山、南嶽爲衡山、西嶽爲華山、北嶽爲恆山以及中嶽爲嵩高（嵩山）的說法，便絕不能像張守節那樣把他所說的南嶽衡山定作湘南的衡山。因爲當時這裏還是長沙國的屬地，並不在什麼“天子之邦”，而潛縣霍山則隸屬於漢廷直屬的廬江郡下[37]。如上所述，清人楊守敬已“博考先秦古書,而知霍山實名衡山”，《史記·封禪書》記載的這一確鑿無疑的事實，進一步證明了以潛縣霍山作爲南嶽衡山，絕對要早於元封五年“登禮潛之天柱山”的時候，更不會像徐靈期《南岳記》等文獻所講的那樣，是緣於“漢武南巡，又以衡山南遠，道隔江漢，於是乃徙南岳之祭于廬江灊山”。潛縣的霍山、亦即所謂衡山，應是“自古以來”就“號曰南嶽”；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惟有這座山纔真正是早期的南嶽衡山。
通觀上文所做的論述，再來看一下《楚辭·天問》提到的南嶽，便可知《尚書·堯典》的四嶽很早就各自都有具體對應的山峰。而南嶽的情況則告訴我們，若是從縱向時間發展序列上來觀察的話，後世普遍通行且被視作亙古不變的湘南南嶽衡山顯然是由潛縣與之同名的山峰（別稱“天柱山”或“霍山”）向西南方向推移而來。
那麼，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改變呢？此無他，衹能是顧頡剛先生所說“古史中地域的擴張”，即略一展讀《尚書》可知，《堯典》所說四嶽，乃是所謂帝堯時代四方屬地的一個標誌性地理實體，借用一句現代通行的話語，也可以稱之爲東、南、西、北四方的“地標”。因而伴隨着最初產生這一四嶽觀念的地域其政治勢力和文化影響範圍的擴展，在一定條件下，某些嶽山向外有所挪移以更好地體現嶽山本來的涵義，我想這應該是一件順利成章的事情。
具體來說，所謂“一定條件”，一是地點相對比較合理，挪移之後能夠更好地體現嶽山的本義；二是山峰的名稱相同，方位也相同，挪移開來之後比較容易被世人接受。湘南的衡山，就具備了這兩方面的條件——相對於最初產生四嶽觀念的那一處狹小地域，就西周秦漢以後中原王朝廣闊的疆域而言，湘南的衡山顯然要比潛縣的衡山更能體現嶽山的本義，而這座山峰恰好又與《尚書·堯典》以來的衡山同名，且同處於南方。
明白了南嶽衡山的演變歷程之後，下面讓我們再來看西嶽華山的情況。在《國語·鄭語》中有如下一段記載，述及華山的位置：
史伯在這裏給鄭桓公擘畫的謀略，是在攻取虢、鄶二國之後，穩固控制“前華後河、右洛左濟”這一區域，以確保自己在周室潰亂之際免得遭災受難。引人注目的是，若以河水、洛水、濟水這三條河流一卡，“前華後河、右洛左濟”這兩句話裏提到“華”字，衹能是指人們熟知的中嶽嵩山，也就是所謂“太室”或者“嵩高”。
咋看這一說法，是頗爲令人詫異的，一些人就懷疑這個“前華”的“華”字很可能有誤[39]，惟顧頡剛已云此說不可信據[40]。原因，是顧氏看到了《國語》此說更大的背景：
顧氏復有相關論述曰：
類似的論述，還有一些[43]，其基本結論，簡而言之，即戰國以來一系列文獻記載表明，“華山”一名本可兼指從今陝西華山直至今河南嵩山以東這很長一大段山脈，或可姑且名之曰“華山山脈”。昔清初人胡渭也得出過同顧頡剛比較接近的看法[44]。
《漢書·武帝紀》記述漢武帝曾像“登禮”潛縣南嶽衡山一樣“親登嵩高”，致禮於中嶽：
這明明是把後世的中嶽嵩山稱作“華山”，告訴我們這座山勢特出的山峰在那條東西連延的“華山山脈”當中，同西端的太華山峰一樣，更容易被世人獨以“華山”稱之。
就四嶽、五嶽的演變問題而言，“華山”其地這樣的名實關係，不能不讓我想到，西嶽華山有沒有可能同南嶽衡山一樣，有一個由這條“華山山脈”的東段向其西端的挪移過程？那麼，就讓我們先假定在最初的四嶽體系中，西嶽就是今河南嵩山的“華山”。這樣，在東嶽、北嶽都像唐人張守節所講的那樣同今天的東嶽泰山、北嶽恆山相一致情況下，在中國現代地形地圖上，我們將看到如下一種分佈情形：
現代地形圖上的
上古四嶽圖
這種分佈形勢，充分體現了東、南、西、北四座嶽山所處位置的合理性。
這首先體現爲這四座山峰正好分佈在黃淮平原的四方邊緣。研究古代文史的學者，若不具備基本的地理知識，是不大容易理解四嶽同地理環境的關係的。
在峰巒起伏的山區，是很難有人會特地在四方各選出一座高峯，來建立這種四嶽體系的。因爲人們滿眼都是山，四處都是山；這個山頭是山，那個山頭也是山。因而沒有必要專門做出這樣的設置。可在遼闊的大平原上，情況則完全不同。平原的盡頭，纔是山脈。這是平原的邊緣，也是平原居民所處世界的邊地，於是在東南西北四方分別選擇一座高峰作爲邊地的標識，也就成了順利成章的事情了。
在中國古代，至少是在上古時期流行的華夏先人的意識觀念中，有一種說法，謂帝堯的都城是設在今山東菏澤定陶附近那個叫作“陶”的地方。《說文》記述說：“陶在濟陰。《夏書》曰‘東至于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46]講的就是這一情況。
《史記·高祖本紀》和《漢書·高帝紀》記載劉邦在垓下之戰（案所謂“垓下之戰”實應正作“陳下之戰”[47]）全殲項羽之後，在返回洛陽的途中經過定陶的時候，忽然“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48]。這個皇帝即位的地點，顯然就在陶的附近。
劉邦登基做皇帝，是中國歷史上一項十分重大而又特別的事件；或者用現在通行的象徵性語言來表述，可以說是一項歷史性的事件。由於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靠槍桿子打出來天下的平民天子，缺乏天授君權的神聖性和權威性，所以需要在登基儀式上設法爲自己增光添彩。刘邦不等回到他最初選定的都城洛陽去舉行這場登基典禮，而把即位的地點選在陶這麼個不當不正的小地方，就應該是基於這裏曾爲帝堯的舊居，即劉邦想要以此來彰顯其身登帝位係天命所授。蓋劉氏既爲堯後[49]，在帝堯的舊居陟昇帝位，不過是光復祖宗舊業而已。這樣，更容易讓天下民衆接受他這個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和大家一樣的平民皇帝。
由此可見，堯都於陶，自然是在秦朝廣泛流行於世的說法。由於秦祚短促，若是再向上追溯，應該可以上溯到戰國時代。這一說法在世間普遍通行已久，所以劉邦纔會如此行事。由此看來，史籍與碑刻文獻所記帝堯安葬於陶邑附近的成陽並立廟祠祀[50]，也是淵源有自，一定出自一個很早的古史體系。
另一方面，我們看《尚書·堯典》和《史記·五帝本紀》等傳世文獻載述的古史體系，帝舜所巡狩之四嶽，乃是在其繼堯之後承續帝位之時，因而《尚書·堯典》所謂四嶽，理應以所謂堯都爲中心而配置於其東、南、西、北四方。若是在前面那幅四嶽分佈圖上添入剛纔提到的陶之堯都，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如下情形：
現代地形圖上的
四嶽與堯都
從這幅圖中可以看出，堯都的位置恰好處於東西兩嶽和南北兩嶽的中間地帶，也就是四嶽之間的中點位置上，即四嶽環繞堯都而設。因而我想有理由推斷，這樣的四嶽配置是合理可信的；也就是說，我在前面把今河南嵩山的“華山”假定爲最初的西嶽是合情合理的，符合所謂堯舜時期的情況，當然也符合自然地理形勢。換一個角度看，西嶽華山衹有定在這個位置，纔能更好地解釋南嶽爲什麼會被配置在潛縣那個位置。不管是就其同堯都的位置關係來看，還是就整體地貌形態而言，都是這樣。
那麼，在這一前提下，四嶽中的西嶽華山又是在何時由現在的河南嵩山挪移到現在陝西華陰去的呢？這個問題，一下子很難得出明晰的結論，不過清代學者對《左傳》如下記載的解釋，可以爲我們解析四嶽到五嶽的轉變，提供一個觀察的窗口。
《左傳》記述魯昭公四年時晉侯欲以“國險而多馬”爲恃，司馬侯諫之曰：
針對司馬侯這一說法，清人胡渭解釋說：“太室即嵩高也，於四嶽外别言之，亦可見嵩高時不爲嶽矣。”[52]
“嵩高時不爲嶽矣”這句話，有它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即在司馬侯講這番話的時候，嵩高山或太室山並不在所謂“四嶽”範疇之內，不然的話，司馬侯就不會在剛剛提到“四嶽”的情況下隨即就又講到“陽城太室”。在這一問題上，比胡渭行年略晚的學者徐文靖也有同樣的認識，即謂“言四嶽而太室不與，無所謂中嶽也”[53]。不過若是更深入一層追究，“時不爲嶽”這句話還有另一層隱而不顯的語義，即嵩高山或太室山當時尚且沒有成爲嶽山，它成爲嶽山是後來纔發生的事兒。這樣推想的緣由不止一端，但至少包含了中嶽嵩山是在《尚書·堯典》四嶽的基礎上衍生而來這一因素。
這樣想的好處，是正視了由四嶽到五嶽的嶽山體系演變問題，而不足之處則是沒有意識到嶽山還會發生“挪移”。
下面，讓我們在前文所做論述的基礎上回過頭去再看看《詩·大雅·崧高》那篇詩，仔細審辨一下“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這段詩裏提到的“嶽”字指的究竟是什麼。
傳統的解釋，絕對主流的意見，是這個“嶽”字指的是絕不包括太室山在內的泰山、衡山、華山和恆山這四嶽之“嶽”[54]。然而，若是拋開此等通行的說法，前後貫穿，通觀《崧高》這篇詩作全篇的內容，則很容易看出，詩中同主題相關的山嶽衹有太室山，也就是嵩山，而同不含太室山在內的所謂“四嶽”毫無關係。
其實古時即頗有一些人以爲《崧高》吟誦的嶽山就是嵩山。例如，東漢人應劭就引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的詩句來詮釋嵩山（案所謂“嵩高”乃是“崧高”的異體）[55]。又如唐人白居易也把“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云云的詩句歸諸嵩山之下[56]。宋人樓鑰嘗有文曰《跋先大父嵩嶽圖》，讀之可見其祖孫二人也都把這幾句詩吟詠的對象看作是嵩山[57]。
應劭、白居易和樓鑰祖孫都沒有講述他們如此看待這一問題的理由。其實箇中緣由很簡單，就一個字兒——近。《詩小序》講述《崧高》詩的宗旨說：“《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58]即詩中實寫的核心人物是這位申伯，而“生甫及申”的“甫”氏，衹是一個虛寫的陪襯。故清康熙年間人孫蘭和道光年間人李黼平都以爲“生甫及申”句所述及的甫、申二國、特別是其中的申國實乃靠近嵩山，故《崧高》所說嶽山實指嵩山，應劭之說可從[59]。
對此，清乾隆年間人汪梧鳳，還結合周幽王時史事，闡釋“崧高維嶽”之嶽山說：
這“舉其近者言也”就是我在前邊講到的那個“近”字兒，而此太室之山既得嶽山之名，可知在“嵩高時不爲嶽”的魯昭公四年之前這座山本來是曾經被視作嶽山的，而結合前面的論述便不難發現，這座嶽山正應該是《尚書·堯典》四嶽之一的西嶽華山。
在確認這一點之後，我們再反過身來，看《左傳》魯昭公四年那一段記載反映出來的所謂“嵩高時不爲嶽”的情況，實際上不是嵩高山或太室山當時尚且沒有成爲嶽山，而是其所據有的西嶽華山的名位，被挪移開來，所以纔“時不爲嶽”。
這個被從嵩山挪移開來的西嶽華山，如同南嶽衡山所發生的挪移一樣，是被向西拖拽，安置到了與之同名的今陝西華陰那座華山的位置上。其具體發生時間，目前還難以確定，但一定發生在魯昭公四年之前，即如前所述，當司馬侯並列講述四嶽與大室之際，便清楚表明華山已經西移，以致“嵩高時不爲嶽”。
魯昭公四年“嵩高時不爲嶽”這一情況，還向我們表明，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尚且衹有四嶽而還沒有產生五嶽的觀念。由四嶽向五嶽的轉變，是上古史上一件重大事件，它的變化過程，同古代天文觀念的轉化息息相關（四嶽觀念的產生，其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天文影響因素），以後我將在論述古代天文觀念的轉化問題時專門闡釋這一問題。在這裏，衹是想着重說明這一轉變過程同古史地域擴張的關係。
概括地講，《尚書·堯典》載述的四嶽，體現的是黃河中下游平原核心地帶先民的空間觀念，東、南、西、北四嶽都處於黃淮平原的邊緣，這四嶽也可以看作是其四方邊緣的標誌。以後隨着這一區域同週邊各地交往的密切，融合的加強，這樣的核心地帶也向週邊有所擴展，四嶽隨之或有向外的挪移。但這種嶽山的挪移是有條件的，不是想往哪兒挪就能挪到哪裏去的——事實表明，嶽山新挪移的地點須大體處於同一方位且山名必須要與嶽山原來的名稱相同。不然，則難以讓人接受。
這樣我們看到，大致在春秋時期，隨着周室東遷於洛陽，與周人新都近在咫尺的西嶽華山實在不宜再保持舊有的嶽山地位，因而西嶽便被西挪到現在的陝西華山那裏，這就是《漢書·地理志》記載的京兆尹華陰縣下的太華山[61]；《禹貢·導山》所說“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的“太華”，指的也是這座山峰[62]。前面講述的《史記·封禪書》在解釋《尚書·堯典》時講到的四嶽，其西嶽華山就應該是春秋時期業已從嵩山西移後的情況。
春秋時期四嶽示意圖
因爲在《史記·封禪書》中，除了《尚書·堯典》載述的四嶽之外，司馬遷還講到“中嶽，嵩高也”[63]，嵩山既已成爲中嶽，當然不會再是西嶽。這樣我們也會看到，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載述的這一套五嶽體系，是東嶽泰山（岱宗）、南嶽衡山（潛縣霍山）、西嶽華山（華陰太華山）、北嶽恆山和中嶽嵩高山（嵩山）。這套五嶽體系，很可能形成於漢武帝時期，但日後還需要進一步論證。
漢武帝時期的五嶽
至於南嶽衡山由潛縣霍山向湘南岣嶁山的挪移，這個四嶽、五嶽演變問題的最後一個環節，其產生時間已經是隋代以後的事情了。對此，《唐六典》有如下記載：
如前所述，除了霍山“自漢以來爲南嶽”這種說法不符合歷史實際之外，隋文帝改變自古以來的傳統，把南嶽從霍山改換成了其西南方向的湘南衡山、亦即所謂“南衡山”，這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這也就是前面談論過的潛縣南嶽衡山（亦即“天柱山”或“霍山”）被挪移爲湘南同名山峰的具體時間。
隋文帝開皇九年的五嶽
開皇九年，在隋朝的歷史上是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年份。這一年正月，隋師攻入建鄴，平陳。這樣，文帝楊堅便如同當年的秦始皇一樣，結束分裂局面，一統天下。隋廷也因之“析置州縣”，對地域控制的建置有所調整。六月，“朝野物議，咸願登封”，也就是舉行封禪典禮，以慶賀這一曠世功德。孰料隋文帝未允，且訓斥臣下云：“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絕。”可到了這年十一月的時候，還是有人呈上表文，請行封禪，不過仍未獲准[65]。
儘管如此，擬議封禪一事，很可能同南嶽衡山的西南挪移具有內在關聯。蓋所謂封禪之事乃登封泰山，而東嶽泰山爲四嶽或五嶽之首，在議論封禪東嶽事宜時一併談及南嶽的設置，自屬合情合理。隋文帝吞併江南之後，霍山南嶽位置太過偏北這一缺陷，因南北兩方由長期分裂而復歸一統而變得更加突出，即南嶽霍山地處江北，整個江南地區都會給人一種化外邊裔之地的感覺，隋的統一也就會顯得缺乏充分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向南挪移南嶽，顯然有助於彌補這一缺陷。因而我推測南嶽衡山的南移這件事大致應該發生在開皇九年六月隋廷君臣討論封禪事宜的時候。
南嶽嶽山的挪移，是伴隨着隋文帝楊堅把隋朝的統治地域由江北推向江南這一進程而發生的，這也愈加清楚地顯現出中原政權控制地域的擴展，是四嶽、五嶽演變的核心動力。
總括以上論述，可知四嶽、五嶽是伴隨着古史地域擴張而逐漸發生演變的。
其第一階段，是《尚書·堯典》記載的四嶽，即東爲泰山、南爲霍山、西爲嵩山、北爲恆山。《尚書·堯典》的成書時間雖然已經遲至戰國時期，但其中包括四嶽在內的很多內容，體現的是更早的遠古時期的情況。具體地說，《尚書·堯典》的四嶽體現的是黃淮平原腹心地帶居民的地理觀念，這也是古史傳說中堯舜時代的觀念。
第二階段，是春秋時期的四嶽，這是周室東遷之後，以京師雒邑爲中心對舊有四嶽所做的調整，即東爲泰山、南爲霍山、西爲太華山、北爲恆山。當然更確實地講，這應該說是魯召公四年前一段時間之內顯現於世的四嶽。這種四嶽構成形式，反映出它所體現的地域觀念在向西擴張。
第三階段，是漢武帝時期的五嶽。在西嶽華山西遷很長一段時間以後，在天文、地理以及五行觀念這幾重因素影響下，於東、南、西、北四嶽之外新增了中嶽，即東爲泰山、南爲霍山、西爲太華山、北爲恆山、中爲嵩山。在地理方面，西嶽西移之後，隨着四嶽之間地域的擴展，空闊的中間地帶，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配置“中嶽”的必要。
第四階段，是隋文帝開皇九年之後的五嶽，即東爲泰山、南爲衡山、西爲太華山、北爲恆山、中爲嵩山。這既有前述隋吞併江南之後政治形勢的需求，從更大的背景來看，更是人們所認知的地域範圍隨着歷史發展而不斷擴張的必然結果[66]。
總之，上述四嶽、五嶽的演變過程，可以從一個側面印證顧頡剛倡導的“古史中地域的擴張”學說符合歷史的規律。
2021年7月15日草稿
2021年8月22日晚改定
2021年9月23日上午講說於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案】這是一件千古疑案，德勇首次對其做出清晰的梳理。對比今日學術界的實際情況，自以爲此文也達到了一級教授的水平。
又【附案】此文今刊《澎湃新聞·翻書黨》。請點擊文末“閱讀原文”，看《澎湃新聞》的簡體字本。
[4]饒宗頤《古史重建與地域擴張》，刊唐曉峰等編《九州》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21—28。
[5]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之《四嶽與五嶽》，頁34—45。
[6]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之《四嶽與五嶽》，頁45。
[7]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之《四嶽與五嶽》，頁41。
[8]《尚書·堯典》，據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頁35—50。
[9]《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二八《封禪書》，頁1632。
[10]《史記》卷二八《封禪書》之唐張守節《正義》，頁1632。
[11]《爾雅·釋山》，據晉郭璞注《爾雅》（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卷中，頁13b。
[12]《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1681。
[13]《史記》卷一二《孝武本紀》之《集解》，頁608。
[14]晉郭璞注《爾雅》卷中，頁13b。
[15]《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六《武帝紀》，頁196。
[16]《尚書·禹貢》，據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三，頁185。
[17]清楊守敬《禹貢本義》（光緒二十二年楊氏鄂城菊灣刊本）之“衡山”條，頁29b—31a。
[18]如臧庸《拜經堂集》（民國十九年宗氏石印本）卷一《五嶽釋》，頁23a—25a。段玉裁《經韻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四《讀爾雅釋山論南嶽》，頁86—87。洪頤煊《筠軒文鈔》（清嘉慶十一年刻本）卷四《霍山爲南嶽解》，頁16a—17a。陸心源《儀顧堂集》（清光緒刻本）卷一《五嶽辨》，頁10a—12b。楊守敬《晦明軒稿》（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楊守敬集》本）之《衡山考》，頁1149。等等。
[19]唐孔穎達等《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影印清嘉慶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卷三《舜典》，頁39—40。唐孔穎達等《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影印清嘉慶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卷四二昭公四年，頁727。
[20]案宋邢昺等《爾雅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影印清嘉慶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卷七（頁118）疏釋《爾雅·釋山》這一問題，即迻錄《毛詩正義》此文。
[21]唐孔穎達等《毛詩正義》（東京，東方文化學院，1936，影印宋刻單行本）卷三三，頁12a—12b。
[22]漢班固《白虎通·巡狩》，據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六，頁299。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影印宋刻本）卷三八《地部·敘山》引《白虎通》，頁181。漢應劭《風俗通·五嶽》，據吳樹平《風俗通議校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頁366—367。
[23]唐徐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五《地理·衡山》，頁96—97。
[24]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三九《地部·衡山》，頁189。
[25]元劉大彬《茅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道藏要籍選刊》本）卷九《道山冊》，頁310。
[26]《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1649。
[27]漢王逸《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影印明萬曆武林馮紹祖刻本）卷三《天問》，頁130。
[28]皮錫瑞《經訓書院自課文》卷二《〈釋山〉五嶽前後異議考》，此據譚其驤主編《清人文集地理類匯編》第五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520。
[29]《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1664。
[30]《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1632。
[31]《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1649。
[32]《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1667。
[33]《漢書》卷六《武帝紀》，頁183。
[34]《漢書》卷五三《景十三王傳》，頁2435。
[35]《史記》卷五八《五宗世家》，頁2557—2558。《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頁1631。
[36]別詳拙文《漢武帝“廣關”與西漢前期地域控制的變遷》，原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年第2期，後收入敝人文集《舊史輿地文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152—164。
[37]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46—53，頁119—128。《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頁1568—1569。
[38]《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一六《鄭語》，頁507。
[39]如清汪遠孫《國語明道本考異》（清道光丙午汪氏振綺堂精刻《國語校注本三種》本）卷四（頁1a—1b）即以爲此“華”字當正作“潁”；又清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一六《鄭語》（頁464）及今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國語》（頁509）亦均沿承此說。
[40]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第七卷上《湯山小記》（五）之“鄭語‘前華後河’”條，頁4817。
[41]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五卷下《法華讀書記》（十五）之“華陽與陽華（雒南、密縣、新鄭）”條，頁3487—3488。
[42]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五卷下《法華讀書記》（十五）之“晉華山在靈寶、閿鄉南”條，頁3489。
[43]如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七卷下《湯山小記》（八）之“崤山即華山；湘山所以得預名山”條（頁5546—5547）等。
[44]清胡渭《禹貢錐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九，頁162—163。
[45]《漢書》卷六《武帝紀》，頁190。
[46]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元修本）第十四下，頁2a。
[47]別詳拙文《論所謂“垓下之戰”應正名爲“陳下之戰”》，原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後收入敝人文集《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153—167。
[48]《史記》卷八《高祖本紀》，頁478。《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頁52。
[49]《左傳》文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九年，據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九，頁487；卷一七，頁1011；卷二六，頁1575—1576。
[50]《史記》卷一《五帝本紀》之劉宋裴駰《集解》、唐張守節《正義》，頁36。宋洪适《隸釋》（清同治十年皖南洪氏晦木齋刻本）卷一《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帝堯碑》、《成陽靈臺碑》，頁1a—13a。
[51]《左傳》昭公四年，據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一，頁1234—1235。
[52]清胡渭《禹貢錐指》卷一一上，頁366。
[53]清徐文靖《禹貢會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〇，頁8b。
[54]如唐孔穎達等《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影印清嘉慶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卷一八，頁669。宋朱熹《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卷一八，頁212。清陳奐《詩毛氏傳疏》（清道光二十七年吳門南園埽葉山莊陳氏刊本）卷二五，頁29a。
[55]漢應劭《風俗通·五嶽》，據吳樹平《風俗通議校釋》，頁367。
[56]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類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影印南宋紹興刻本）卷二“嵩山”，頁29b。
[57]宋樓鑰《攻媿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叢書集成初編》排印《聚珍版叢書》本）卷七六《跋先大父嵩嶽圖》，頁1042—1043。
[58]漢鄭玄《毛詩傳箋》（北京，中華書局，2018）卷一八，頁427。
[59]清孫蘭《柳庭輿地隅記》（清光緖刊《蟄園叢書》本）卷中，頁2b—3a。清李黼平《毛詩紬義》（清道光七年刻本）卷二〇，頁17a—18b。
[60]清汪梧鳳《詩學女爲》（清乾隆不疏園刻本）卷一八“鼓鐘三則”條，頁15a—15b。
[61]《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頁1545—1546。
[62]《尚書·禹貢》，據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三，頁184。
[63]《史記》卷二八《封禪書》，頁1632。
[64]唐李林甫等《大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4，《古逸叢書三編》百衲影印北京大學、南京博物院及北京圖書館藏宋溫州刻本）卷三“戶部郎中員外郎”條，頁7b—8a。“九年”原作“也年”，據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二九“衡州”條（頁704）改。
[65]《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二《高祖紀》下，頁32—34；又《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頁807。
[66]附案關於北嶽，曾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頗爲流行，即以爲北嶽曾有過一個由今河北曲陽向今山西渾源挪移的過程。這一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不能成立。清人顧炎武對此做過比較切實的考辨，可參看。顧說見於其文集《亭林文集》（清康熙原刻本）卷一《北嶽辨》（頁1a—4a）。以後有合適機會，我將專門講述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