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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村——我的第一村 第19期

2015-10-18 洪保平孙家鸣编辑 求是村网上家园


刘晓愉提供第一排、左起、李莉、刘晓愉、李逸凡、章筱娟、第二排、丁学恭、蒋未、盛健、王元玮、第三排张务德、宫元康、张幸、林葵、张利娜、吴吉慧、80年植物园拍摄。


目录

1.求是村缘起/吴吉宁

2.那个地方/可可

3.感言/黄晓

4.小学碎忆·我演“戴碧蓉”/天端(田锻)

1.求是村缘起/吴吉宁

我小时候住的那个村在老和山下,老和山因为浙大在其脚下而在杭州大名鼎鼎,老和山是浙西天目山的余脉,位于临安的西天目山风景区以森林植被极为丰富多彩并拥有许多年代久远的古老大树而著称,那句“大树华盖闻九州”诗是恰如其分说出了这一点。可这老和山虽说是西天目山的余脉也是绿荫一片,可并无可拿来称道的大树,在山下的村庄更没有多长久的历史,只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建成。但随光阴荏苒这个村庄越建越大日渐繁荣,成为杭州市最有文化也是环境最好的居住小区之一。某年杭州环测时这个村庄得到了噪声最低,空气最好的美名。老杭州人提起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就是浙大求是村。

求是村是个村庄真有点牵强,村庄这个词在许多人的脑子里多少有点与农民农村有点沾边,应该是在一大片田野或山区海边的农民居住区。可求是村却是浙江省最高学府的职工宿舍,虽然当年是在一片荒野坟山里建成,但与农村毕竟有很大的不同,它可是承载着新中国教育与科技的厚望。大概因为当年建造村的时候,取名的人深受几千年来这个农业大国的影响,尽管是德高望重并在欧美学习多年具有相当开放思想的老科学家竺可桢先生也不能摆脱,没叫求是园而叫求是村。现在不会了,眼下的居民区叫某某花苑或是皇宫也随处可见。

登上老和山顶可以俯瞰整个求是村,以玉古路为分界线到老和山脚是浙大玉泉校区美丽的校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建造的几幢教学楼现已被定为受保护的文物性建筑。这些拥有具有标志性的中国式建筑的皇宫或寺庙般大屋顶的宏大建筑,以浙大雄伟的大门为中轴线,对称均匀分布在两边的绿树荫中,一直向老和山延伸。

紧挨着浙大护校河的玉古路的东边就是求是村了。求是村规划紧凑,绿树成荫,但没有可供人们聚集进行体育活动或是庆祝活动的公共场所。也许当时的人们认为,就在相邻一条窄窄的护校河的玉泉校区内有标准的体育运动场和足够宽阔的道路足以使教职工与他们的家属很好地休闲散步或适当地锻炼身体,事实上我们现在也能在空气清新的早晨看到在校院内晨炼的人们,或是黄昏时见到成对的老教授夫妇优闲地散步。与玉泉校区一样求是村也得到当时的常务副校长浙大的实际负责人刘丹同志精心规划,据说当时已经在中科院的浙大老校长竺可桢也对建设玉泉校区有过具体的指示。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浙大由一所实力相当强的综合性大学顿时变为一个职业技 36 41575 36 15264 0 0 799 0 0:00:52 0:00:19 0:00:33 2790术学院了(曾任浙江大学副校长的著名教授王启东语)。浙大受到的伤害程度名列当时五大受损院校第一名。可是浙大虽然将文理医农等院系全部剥离,但与厦门大学合并过来的工科类多学系的招生人数规模反而大大增加,这是为了适应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各行业要所需培养大量的工科人才。如此一来,位于城区内贴沙河畔横河公园旁边的老浙大校区原有的教学楼和校舍都不够用了。按教育部的规划,经与浙江省多方讨论调研后决定在杭州的西面老和山麓的风景区玉泉寺北边邻近青芝坞建造一个新校区。

求是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开建,到五年计划末完成了第一批建筑。我家是1958年搬进去的。第一批总共建了七幢房屋。这批房屋是砖混结构,三层楼高。每套面积估计大约70平方米左右,都是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白灰墙壁红漆木地板,顶层还有阁楼,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房屋。这片区域有了七幢最早建成的教职工宿舍,后来就被称为求是老村。老村里居住的大都是院系调整后浙江大学的主要骨干,主要有二类人,一类是干部,再就是教授知识份子。这些干部通常是有一定文化的解放军干部,这是党对大学教育领导的一种具体表现,任浙大任常务副校长达30多年之久的刘丹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刘丹先生有大学学历并长期在新四军任领导干部。再就是教授学者了,其重量级人物通常是留学欧美多年,在他的学术领域中学有所成并打算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出把力的。其中不乏有早年间用庚款在美国学习的老学者。


求是老村(选自洪保平《风雨求是村》)


求是老村房屋排列是一、二、三幢在西边紧挨着浙大的护校河,四、五、六、七幢在东边。建造时因为五幢与六幢之间有一个浅浅的小水塘,所以这二幢房的距离分得很开,差不多有二倍于正常的幢与幢间距,其余的幢与幢之间都是相等的。每次大雨后,水塘里会有小朋友在玩水,捉小鱼?在文革后期,一些在文革前期以种种罪名被迫搬出求是村,被赶到石虎山和古荡居住的教授们与打倒的干部被解放了,要落实政策,没地儿住。于是,填了这个水塘,又造了一幢房,这就是后来的八幢。八幢里的主要居民其实就是一群求是老村原住民的回归。

在老村的北面有浙大幼儿园和教工食堂,以此为界,以后在老村的前前后后陆续建成的那一大片房屋,那些统统被称为求是新村。现在老村已不存在了。前些年拆了这些老房子,在原址上盖了新的堪称豪华宽敞的院士楼或是博导楼,混在求是新村里面,仔细观察可以看到这些楼的底层有车库,这也可说是浙大在新世纪兴旺发达的象征。

早期浙大玉泉的教职工宿舍由好几部份组成。最早的求是村,后称老村,来的早的教学人员和干部都住在此地。以后陆续增加的人员就住在后建的求是新村,单身职工的单身宿舍,还有被称为“里平舍”职工宿舍,那是建立在校院内的一系列简易平房和同样结构但建在学校门口旁边的“外平舍”。


外平舍(翻拍自浙大百年校庆画册)


老村是有一定的格调的,体现了当时设计师的审美观念,如今看来也很不错。三层砖混结构楼房,青砖墙加上盖上青瓦的人字型屋顶。每幢房子有三个门洞,一层二户一个门洞共六户人家。墙门前有青石板路通到楼与楼之间的碎石渣路。房子前后都用枙子花做成绿篱围成小院子,枙子花开的时节求是村的空气中飘浮着枙子花香。绿篱的间或还栽有杨柳树,小院中还有稀稀落落的几株桃花树。春风吹来,杨柳初绿桃花盛开,黄昏时候有那种“柳絮飞来片片红”意境。

求是村内的路是那种适于自行车行走的沙石路。

与当年全国各地一样,早期的求是村是一个十分安全的所在。所有的窗户仅仅是镶有薄薄玻璃的木框窗户,还是薄薄的木板大门,普通的司别灵锁,只要轻轻一撞便可入户。几乎没听到有那家被盗的事儿。

求是村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教师们多用普通话交流。这一点大大地影响了求是村人说的杭州本地语言。当你在这里时你不会有感觉,但你一旦到了另一个杭州人的群体中就会感觉到话语的微小差异。七十年代初期,我与一大帮杭州青年到大兴安岭支边,这一百三四十个人来自杭州的多个区县,来自求是村地区的人讲的杭州话的许多词汇比较接近普通话,而其它地区的人有更多来自地域文化特征的语言。

夏季蚊子来临,求是村每年夏天那么有几天集中熏杀蚊蝇。那天居委会通知到每家每户,发放杀蚊药品。傍晚时分居委会组织人员在村内各条路上堆起一堆堆的柴草,洒上药物,点燃柴草。同时每户人家也在家中点燃一种洒上杀蚊药物的粗大的蚊香。于是,室内室外一片烟雾腾腾,毒气弥漫。大家都在护校河边空气稍好些的地方等待,乘凉,闲话。远远望着村路上燃烧的柴草堆,浓烟滾滾,火星点点,直到一二个小时后烟消云散。此时夜色渐晚,大家慢慢告别回家。


五十年代建设浙大(翻拍自浙大百年校庆画册)

2.那个地方/可可

很久很久以前,我是一个喜欢“鬼”的小伢儿。那时候,父亲在肖山县政府工作,姆妈则在人民银行管金库,姆妈怀我的时候,下班路上,被黑衣人抢劫金库钥匙,受了惊吓早产了。在肖山人民医院诞了只有八个月的我,推出的婴儿车里有十个毛毛头,护士对姆妈说:你的小毛毛眼睛最大,姆妈欣慰地连连说:“还可以,还可以”故取名可可。

母亲虚弱,没有奶水。祖母从北方千里迢迢赶来,用奶粉,米汤,白糖水喂养,从此我就长在她的怀里,每天夜里绻在祖母的被窝里,听她呢喃:“狼来了,虎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我是听祖母的鬼故事长大:“从前书生墙上有一张画,书生外出,画上的仙女变成真人从墙上下来,给书生收拾屋子,还做可口的饭菜。”祖母故事里的鬼,即好心又善良还无比美丽,于是那些“小白狐”“田螺姑娘”就长在了我的心里。祖母还说:等你大了,奶奶给你用棉线开了脸,打扮得跟田螺姑娘一样,头发钗上精巧的银簪和红绒花,坐上大花轿,嫁个好姑爷,祖母那时候常发愁,因为我头发稀少,是个光头小伢儿。

后来我两岁了,慢慢长出了头发,跟随姆妈爸爸调来了杭州,住在求是村里,又长大了些,喜欢去村旁的田地小路边挖荠菜,油菜花开得时候,蹲在花下,透过淡淡的柠檬黄,那花儿竟是漫天遍野的呀!蜂儿从头上“嗡嗡”飞过,如同驿使,带来远方的气息……混乱的年代开始了,祖母病重遗返回老家了,孤单的日子里,喜欢流连在村边的田野里,夏日,双抢季节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候,太阳白晃晃的耀眼。夜晚,收割后的稻田里,一下子空旷了,有一种淡淡地稻草清香,夜虫儿醉心地低鸣。求是村边上老樟树重叠的叶影微微舞动,短篱缭绕。小桥门依水傍村,护校河里也是鱼儿游弋,蛙儿们好像听到一片漂浮叶子细微的声音,欣喜地孤呱乱叫。

校园里的大喇叭吹出了息灯号,四野逐渐安静,田畈里似有精灵在舞动,那些可爱的“鬼”们在莺雀地唆使下都施施然地来啦!月影下暗香凝露,一些枝丫在摇摆,村里柳树深处传来鸟儿尖锐的啁啾声,远处黑色斑点的蚕豆花,丝瓜藤蔓上的小黄花,紫色和白色的扁豆花逶迤而来。稻田里的地精们也长舒了一口气,伸了一下酸痛的腰背,快乐得如同蓝色的小精灵。老蛐蛐带着儿孙走着蹦着,忍不住要去拜访还没有探出脑袋的草紫们。很寂寞的小蛇也来了。田园里的玫瑰们则每天盼着少年的脚步声,年年月月聆听着他的琴声,亦是成了精了呀,不免有些骄傲,在紫藤的盛情邀约下摇摇曳曳,我忍不住吻一下它的花瓣,细腻地如同小人鱼的手。老村的栀子花,弯下蛮腰扶着夜风,羞羞答答地翻出篱笆来!田野里的盛会开始啦!我沉浸在这样的寂静里,各种曼妙的声音细致地混在一起,彼此交融,织成几乎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一幕真是温柔旖旎!

父母远在干校,在那些和亲人分离的日子里,无比地思念他们,幸亏是住在乡下的求是村里,那里有许许多多的土地的精灵,花儿的精灵,调皮的鬼,慧黠的小狐,小蛇们,抚平了我的忧伤。

再后来长成了大姑娘,嫁了个好姑爷,祖母一定是有灵的,应该欣慰。但是看我没有戴簪钗和红绒花,也没有坐花轿,总会有些遗憾的……

2015.9


3.感言/黄晓

昔日并肩玩耍,

捕蝉斗蛐摸瞎,

如今微信相聚,

隔空尽情抒发。

当年男伢女娃,

今日老叟大妈,

曾经比邻相闻,

如今情系天涯。

半生厚积薄发,

一代求是英华,

行出百条生路,

活出几许潇洒。

弹指不觉春夏,

回首已近花甲,

重温旧时岁月,

欷歔香甜苦辣。

尘封记忆开闸,

心里早存你她,

何人何名何家,

说啥做啥玩啥。

早年糗事如麻,

现在细数俱佳,

早知如今情谊,

何必当初冤家。

童年伙伴四撒,

东西南北天涯,

此生友谊长存,

求是永远我家。

4.小学碎忆· 我演“戴碧蓉”/天端(田锻)

今年春节的时候回国探亲,非常想圆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见见我的小学老师黄黎明。三十多年没见了,不敢说她是否还记得我,可在我的心目中,这位充满活力的我们当年求是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却是我永远感恩的人生良师。当我听说她已经离开了求是小学,而我又无法联系到她时,我是带着一份惆怅的心情回到美国的。直到昨天,我姐姐从越洋电话里告诉我,她看到黄老师写的一篇校庆回忆的文章里,提到我们当年演的节目。我就去求是小学的网上浏览了一下,在那里,我赫然发现了她的照片!从那眉宇间的英气中,透过岁月的风霜,我看到的她,还是风华依然,青春犹在!我惊喜,四十年前的至深印象居然还能这样清晰地跃然眼前……

我很幸运,童年求学的路上有过这样一位敬业的老师,也因此有了许多甜蜜的回忆。我,就是黄老师回忆文章里提到的那个获得一等奖的自编诗朗诵《小英雄—戴碧蓉》中的领诵者“戴碧蓉”,那是她给予我童年自信的一次难忘经历。

我家那时住在浙大家属区——求是村。浙大坐落在杭州市郊,周围全是田野。附近有四个生产大队,这四个生产大队除了种植水稻外,其它养殖业都各具特色,养茶养竹养花养蚕养鱼养珠养菱养奶牛,凡江南农村所有的元素这里全有。身处这样的环境,加上小时候的我又是个特别贪玩的孩子,我与其说是在书香里长大,不如说是在田野里野大,记忆里满满都是自然风光和泥土气息。然而,这种淳朴的气息却因一场文革而不再平静。

我读小学时文革伊始。求是小学的主体是浙大子女,其次就是这四个生产大队的农民子弟。记得我们进小学时要填一张表,里面有一项是家庭成份。老师告诉我们可填父母之一的职业,因我父亲经常出差,填表自然得咨询母亲。我母亲是浙大教师,但当时被调到办公室干行政工作,没有教课。我母亲是个非常诚实的人,看着职业一栏就不知如何填了。那时人们称在浙大工作的人为“浙大教职员工”,她把这六个字念叨了几遍之后,说,“我现在不算教师,不算工人,那就只能算职员了。”,于是“教职员工”的中间两个字“职员”就成了我的家庭成份。没想到,这个成份居然使我沦为了“三等公民”。文革中对学生家庭成份特别敏感,“职员”很容易被认为是旧社会的银行职员,或旧政府的公务员之类,大概比资本家稍好一口气。糟糕的是,这个成分问题又成了老师的立场问题。那时的老师如果对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好一点的话,很容易被人说成是“阶级立场有问题”。有些老师为避免麻烦,就“宁左勿右”。我们班的班主任正好就是这样一位。凡是由老师推举的好事,“贫下中农”子女总是占尽先机。

比如说,进文宣队,就是由班主任挑选。属于“二等公民”的教师子女如果有哥哥姐姐或邻居是高年级文宣队员的话,也有机会入选。剩下的不是家庭成份有问题的人,就是表现有问题的人了,而没能入选文宣队的人也因此矮人一头。当成绩优秀,表现良好的我发现自己属于剩下的人时,心里的自卑感就不言而喻了。好在“坏”景不长,当时在求是小学担任大队辅导员的年轻教师黄黎明,就似乎不在乎这一套,她只看重能力和表现。像后来成为“高考状元”的林小燕,留学美国的童晓华,高年级的朱建国、王进等,小时候都是聪颖好学,能力出众的学生,也因此都是她器重的“干儿子”、“干女儿”。她的这种价值取向不仅鼓励了学生积极进取,而且,也渐渐营造了一种学生间平等相待的公平环境,使得派性严重,“成份论”猖獗的文革社会风气对我们学校的影响大为减少。当时的求是小学是杭城风气最纯朴的一所学校。对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因为后来我参加过市里的故事巡讲团,去过许多学校,也参加过区运动会,接触过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自有亲身比较。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参加“戴碧蓉”表演的经过。

那天,有个男孩通知我去见黄老师,我的班主任姓王,杭州话“黄”“王”不分,听起来是一样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直觉就是黄老师叫我。我就去找她了,一直找到文宣队排练的教室,不想被几个学生不友好地堵在门口,

“我们文宣队开会,你来干什么啊?”,说话的人一脸的牛气。

“黄老师叫我。”

“哪个黄老师呀?你搞错了吧?该不是你们班的王老师吧?”几个人开始嘻笑,像在嘲笑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

我真懊悔没有把“黄”“王”问清。正在我尴尬地准备逃走时,黄老师来了,一句“是我找她。”就把那帮学生给闷了。黄老师浓眉大眼,在学生中颇有威严。

参加会的有同年级的,也有高年级的,老师让大家轮流朗读一段课文,然后开始挑选读得好的学生。老师报名字,让大家举手表决。我的名字被第一个叫到。谁想还没等表决,有个学生就叫了起来,“她不应该被选上!”

“为什么?” 黄老师问。

“她不是文宣队的!”

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一霎那,自尊心颇强的我脸上一阵发烧,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黄老师瞪了那学生一眼,那学生赶紧改口,“她的声音像男伢儿。”

黄老师笑了,对大家说,“她不是文宣队的,都敢在大家面前读得响,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她学习?”

表决时我没敢抬头,但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刚才有异议的学生,发现他也举了手。会后,老师把我单独留下,问我有没有“戴碧蓉”的书,“戴碧蓉”是当时救火车被压断一条手臂的小英雄,我家里的一本故事集里有一篇她的故事,我读过很多遍了。记得那天我是以跑步的速度回家取书的。

第二次开会的时候,我才知道挑选出来的人是要参加一个诗朗诵表演节目,而节目的本子就是黄老师自己编写的《小英雄—戴碧蓉》。黄老师让我担任女领诵,戴碧蓉自白的段落由我朗诵表演。男领诵是比我高一级的张劲同学,主要负责旁白部分。在我们的后面还有一排学生,这是一个集体诗朗诵节目。

黄老师倾注了心血,排练得非常认真,她对我的普通话的发音,语调的把握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一句一句的调整,连动作都手把手指教。在敬业认真的她面前,“挨骂”肯定是免不了的。一句“火车来了!”,由三个小朋友分别念,要求一个比一个叫得急,我是最后一位。几次练下来,她都嫌我叫得不及前面两位急,嘿,把她给急的!

我们的节目后来不仅得到市一等奖,而且成了市里区里各种重要会议的开场白,什么党代会啦,团代会啦,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啦,开幕式的第一个节目,且唯一的文艺节目就是我们这个诗朗诵。使我有机会将杭城各大会堂影院的后台都混了个熟,尤其是人民大会堂。我们还去过电台录音。我们的节目在市广播节目中播出。


田锻提供

我对这个节目印象深刻,不只是因为我在节目中担任过主角,更因为我被这个主角穿的粉红色凉鞋搞得个“惨”。因为那时为各种会议演出,演出的通知常常非常突然。说走就得走,有时连回家的时间也没有。为有备无患,老师要求我们每天都把演出服装带去学校。可是拖三拉四的我哪里记得住呀?常常睡懒觉起迟了,连上学的书包都还来不及背呢!那时的书包可不像现在的那么大,鞋呀衣呀什么的是塞不进去的。因此,我常常忘记带服装。要演出了,怎么办?衣服裤子还好说,白衬衣,蓝长裤,我们平时就穿这些,即使自己那天没穿,从其她同学身上也能换一件对付。就是这个粉红色凉鞋烦人哪,没处借。文革时期,女孩子平时是不敢穿粉红凉鞋的。每到这个时候,我都要急出一身冷汗!我知道认真的黄老师是绝对不会对我网开一面的,事实上,她对我比对别的学生要求更严,如果主角可以随便违规,那她还能怎么要求别的学生呢?好在那时公共汽车的班次没那么多,等车要等很长时间,而学校,家,车站的距离都不太远。我常常利用这个机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回家取鞋,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去车站,很幸运,还一次没误过汽车。我后来得过百米赛跑冠军,也得过长跑冠军,呵呵,大概就是这么练出的。有几次,更惊险。那是因为我忘带了家里的钥匙,而家里又没有人进不去。我家住二楼,窗子根本够不到。怎么办呢?感谢上帝,给了我应变的能力。我家的后阳台和邻居刘佳家的阳台是连着的,中间隔一堵墙,刘佳家有一位老妈妈叫丈伯,平常都在家。我家有只母鸡挺聪明的,要下蛋时见进不了房门,就会从邻居家进门,再从邻居家的阳台飞进我家阳台,阳台连着厨房,平时是不锁门的。我从母鸡那里得到启发,也试着从刘佳家的阳台爬进我家阳台,居然成功了!嘿嘿!我的母鸡“师傅”就这样教了我一招挺实用的“穿墙越壁”功夫!


田锻提供

这种冒险当然是不敢告诉老妈的,但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她。有一次,我们得在中午前出发,老师让我们提前放学回家吃饭。我家平常是在浙大教工食堂搭伙,那天这么早,不要说妈妈没下班,连食堂也没开门呢!怎么办?浙大校门口有个面馆,可以吃面去!可我没钱哪。我就在家里翻箱倒柜,总算找到10个硬币------一毛钱。那时候,一碗沃面就只需要一毛钱。我就喜滋滋地去买面了,好不容易排到了队,递进钱后,那收钱的老师傅却没好气地说,要一毛一分一碗,问为什么,他指着靠近门口的一块牌子说,“你没看布告吗?现在面改用漂白富强粉了,要多加一分钱。”我傻眼了,差那么一分钱我就得挨饿了。幸好,就在我不知所措之际,旁边一位不认识的叔叔递给了我一分钱。我将这件事说给我妈听时,她乐了,说,真是“一分钱难倒一个英雄汉”哪!顺便教育教育我,以后要向那位叔叔学习,能帮助人时就尽量帮一把。当然,自那以后,家里抽屉里的零钱也多了起来。

我长大后还好几次被急着找凉鞋找零钱的梦惊醒,我想,小学时的这次演出大概在我的潜意识里根深蒂固了。

我到小学高年级后,黄老师又给低年级的小朋友排练了一个《心红苗壮》的舞蹈。她把我叫去当她的助手,负责管理小朋友的服装和道具。那节目也是演得挺成功的。那时候,她要给这么多小朋友化妆,有时怕来不及,就教我给小朋友化妆。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中间被抽去省轻工厅工作过一段时间,省轻工厅工会组织过一次全系统的文艺会演,记得我当时给一位演独奏的造纸工人化了个浅妆,那位沉默寡言,一脸冷峻的年轻人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正眼看我。我寻思他一定是对要化妆不满。没想到,演出结束后,他突然叫住了我,说,“你知道,你刚才给我化妆时,我想到了什么吗?我想到了小时候妈妈给我洗脸时的感觉,想到了我小学时的老师给我化妆时的感觉,我已经有好多好多年没有体验到这种感觉了。”说这些时,他的眼睛红了,声音也哽咽了,一霎那,我的眼睛也热了,因为我也想到了我小学时的黄老师,还有我中学时的吴锦霓老师,心中也涌起了被她们化妆时的那种感觉,那真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感觉呵!那温暖的手在你脸上的轻轻抚摸,那近距离端详的专注眼神,那微笑里浸润的母亲般的慈爱,那从灵魂深处传导给你的执著和认真,才真正是在我们潜意识里根深蒂固了呀!

是啊,一生难忘,我们童年的梦想,童年的经历,童年的感觉!

是啊,一生难忘,我们童年的老师,童年的母校,童年的启蒙!

也许,当黄老师看到我这篇回忆时,也能体会到她的学生心灵深处那根深蒂固的感激!

(后记,此文写于2007年,那时还没有微信。因为这篇文章,也让我和黄老师联系上了,她后来担任了西湖小学的校长和钱江外语学校的校长,曾被团中央少工委授予一级星星火炬奖章。为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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