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际线改造与奥斯曼计划

19世纪的历史观带给人的是特有的晕眩感，而21世纪的事实则侧面印证了本雅明的历史观，即一种非线性的、每一个碎片化的瞬间都蕴含着救赎的可能性、都连接到永恒的历史观。如哈拉兹蒂所言：力图铲除媒体的杂乱、令表达臻于纯净完美的愿望，以及着力削减人类的混乱，以迈向完美社会的渴盼——皆植根于对这个碎片化世界的反抗。

北京整改后光秃秃的街面更像是历史的废墟。早些时候，在中国别的城市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类似的运动，临街店铺都统一换上了颜色、字体、大小相同的牌匾，行人无法从这些招牌上得到任何除店名之外的信息。本次对于牌匾的规定十分严苛，如每栋建筑物要求“一楼一标”，悬挂位置应在楼体三层以上，距离屋顶线不小于半米，而且对于牌匾的字体大小颜色都有着具体限制。

中国政府所坚决保持的一个特质，就是对整齐划一的偏执追求。但仅从城市景观上而言，在近年二三线城市的建设，尤其是新区的建设，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了当局的审美。在千篇一律的米白色或者淡灰色招牌中，一种崭新的权威正在升起：对于它阴影之下的市民们，这是一种无从反抗的压迫。反对多样性的法西斯美学广泛地存在于这个国度的大街小巷，大尺度的城市规划和微观的牌匾改造相结合，使得任何个性的展现都成为了可怕的异端。有人说法西斯美学赖以产生的政治及道德内容可能早已被抽空，但看来并不见得，一种排他的文化正借助政治力量在市民中扎根，许多人已视此类景观为理所当然。

与此形成巧妙互文的，是巴黎的奥斯曼计划。奥斯曼伯爵的计划属于拿破仑三世时期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主持巴黎改建工作的奥斯曼决心使这个城市永久地免于内战。他希望通过拓宽街道消灭修筑街垒的可能性，并让新修的街道以最短的距离通向工人的住宅区，当时人们将这一举措称为“战略性美化工程”。虽然在巴黎公社时期，街垒又重现街头，但奥斯曼备受争议的设计却为整个欧洲大陆的城市规划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奥斯曼当时的城市规划理想是修建出视野开阔的通衢大道，现在看来却颇有现代性的前瞻意味。本雅明认为这种理想与19世纪常见的趋势相吻合，即用伪造的艺术目标来高扬技术的必要性。资产阶级的世俗统治机构和精神统治机构都发现林荫大道的形式是它们推崇的典范，这种典范到了北京，则表现为本次城市改造的结果：

千人一面的商店和引起视觉疲劳的街道。

当局将这种景观夸耀为“空间协调、视觉清朗、整洁优美、品质高端”，招牌的改造只是其中一隅，与此类似的还有从数十年前就开始实行的小区模式，面目完全一致的住宅楼时刻在暗示市民自己是集体的一份子，在这种美学原则的全力配合下，社会主义的政治话语才得以顺利和持久地传扬。

和巴黎的拱廊建筑正好相反的是，北京市的改造是对公共空间的削减。本雅明将拱廊描述为“覆盖了玻璃顶棚的商业步行街”，这种精致美丽的空间为每个人提供了充足的活动范围和商品的选择，从中诞生了闲逛者的形象。对于闲逛者来说，人群是一层面纱，熟悉的城市在它的遮掩下化为一种幻境。而身处改造后的、高度统一的北京街头，一个闲逛者并不能体验到城市的繁忙喧哗，他的目光无法聚焦于任何一处，近景和远景在他看来都是相同的，而产生闲逛者这件事情本身也会变得更加艰难。

作为普通的市民，在饱含政治意味的城市空间中穿行时，潜意识中将产生一种疏离感。因为这是某种近似于动物宣告领地的行为，市民粗略地领会到这些街道绝不属于他自己，而受控制于一个更高级庞大的机构。行走于这种景观中的人群不是波德莱尔式的，而是雨果式的。

换言之，在这种强烈的极权景观下，我们会被紧密地压缩到集体中，变成羊群中的一只在顺从中暗自害怕的绵羊，而作为英雄从人群中离析出来则需要强大的毅力。

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美学和中国的政治是多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在曾经的法国，理解波德莱尔和巴黎的拱廊的钥匙是商品和现代性，那么要解释北京的天际线改造行动，就必须认识审美的政治化，认识到极权的艺术不宽容。社会主义制度的官方审美和艺术垄断从来都是并肩而行，高音喇叭满怀热情地为市民签下一张关于艺术图景的大额支票，并保证将来一定全额付给，但是目前不能支取哪怕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