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要偷穷人的东西 | 雷平阳导读
这个小说想表达的意义，我一点也不在意，尽管它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被语言牵着鼻子走，总觉得这些语言出自上帝或上帝之子的口，节制、客观、准确，但它们分明又来自想象力。
——雷平阳
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哥伦比亚]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刘习良 笋季英 译
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赤褐色岩石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这里空气湿润，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车窗飘进一股令人窒息的煤烟气。和铁路平行的狭窄的小道上，有几辆牛车拉着一串串青香蕉。小道的另一边是光秃秃的空地，那里有装着电风扇的办公室、红砖砌成的兵营和一些住宅，住宅的阳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阳台上摆着乳白色的椅子和小桌子。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还不太热。
“你最好把车窗关上。”一个女人说，“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
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可车窗锈住了，怎么也拽不动。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机车的煤烟不停地飘进窗子里来。小姑娘离开座位，把她们仅有的随身物件——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了上去，自己坐在对面离窗较远的位子上，和妈妈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
小姑娘十二岁，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那个女人眼皮上青筋暴露，她身材矮小孱弱，身上没有一点儿线条，穿的衣服像件法袍。要说是女孩的妈妈，她显得太老了一些。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的皮包，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
十二点，天热起来了。火车在一个荒无人烟的车站上停了十分钟，加足了水。车厢外面的香蕉林里笼罩着一片神秘的静谧，树荫显得十分洁净。然而，凝滞在车厢里的空气却有一股没有鞣制过的臭皮子味。火车慢腾腾地行驶着。又在两个看不出差别的车站停了两次，镇上的木头房子都涂着鲜艳的颜色。女人低着头，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小女孩脱掉鞋子，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
她回到座位的时候，妈妈正在等她吃饭。妈妈递给她一片奶酪、半个玉米饼和一块甜饼干，又从塑料袋里给自己拿出来一份。吃饭时，火车徐徐穿过一座铁桥，又经过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也和前两个镇子一模一样，只是这里的广场上麇集着一群人。在炎炎烈日下，乐队正在演奏一支欢快的曲子。镇子的另一端，是一片贫瘠龟裂的平原。种植园到此为止了。
女人停下来不吃了。
“把鞋穿上。”她说。
小女孩向窗外张望了一下。映入她眼帘的只有那片荒凉的旷野。火车又开始加速了。她把最后一块饼干塞进袋子里，连忙穿上鞋。妈妈递给她一把梳子。
“梳梳头。”妈妈说。
小女孩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用手指抹去脸上的油污。小姑娘刚梳完头，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这个镇子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
“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好。”女人说，“接下来就算渴死了，到那儿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女孩子点点头。窗外吹进来一股又干又热的风，夹带着火车的汽笛声和破旧车厢的哐当哐当声。女人把装着吃剩食物的袋子卷起来，放进皮包里。这时候，从车窗里已经望得见小镇的全貌。这是八月的一个礼拜二，小镇上阳光灿烂。小女孩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又稍微离开窗子远一些，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她母亲也用温和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汽笛响过后，火车减低了速度。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
车站上空无一人。在大街对面巴旦杏树荫下的便道上，只有台球厅还开着门。小镇热得像个蒸笼。母女俩下了车，穿过无人照料的车站，车站地上墁的花砖已经被野草挤得开裂。她俩横穿过马路，走到树荫下的便道上。
快两点了。这个时候，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从十一点起，商店、公共机关、市立学校就关了门，要等到将近四点钟回程火车经过的时候才开门。只有车站对面的旅店、旅店附设的酒馆、台球厅，以及广场一侧的电报局还在营业。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按照香蕉公司的式样盖的，门从里面关，百叶窗开得很低。有些住房里面太热，居民就在院子里吃午饭。还有些人把凳子靠在巴旦杏树荫下，在街上睡午觉。
母女俩沿着巴旦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惊扰别人的午睡。她们径直朝神父的住处走去。母亲用手指甲划了划门上的纱窗，等了一会儿又去叫门。屋子里电风扇嗡嗡作响，听不见脚步声。又过了一会儿，大门轻轻地吱扭了一声，几乎听不见。近接着，在离纱窗不远的地方有人小心翼翼地问：“谁啊？”母亲透过纱窗朝里张望了一眼，想看看是谁。
“我要找神父。”她说。
“神父正在睡觉。”
“我有急事。”妇人坚持道。
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
大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探身出来。她肤色苍白，头发是铁青色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镜片后显得特别小。
“请进来吧。”她一面说着，一面把门打开。
她们走进一间溢满陈腐花香的客厅。开门的那个女人把她们引到一条木头长凳前，用手指了指，让她们坐下。小女孩坐下了，她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两只手紧紧抓住皮包。除了电风扇的嗡嗡声外，听不到一点其他的声音。
开门的那位妇女从客厅深处的门里走出来。
“他叫你们三点钟以后再来。” 她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他才躺下五分钟。”
“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母亲说。
她的回答很简短，口气很坚决，不过声音还是那么温和，流露出复杂的感情。开门的女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那好吧！”她说。
客厅深入的门又关上时，来访的女人坐到她女儿身边。这间窄小的客厅虽然简陋，但很整洁。一道木栏杆把屋子隔成两半。栏杆内有一张简朴的办公桌，铺着一块橡胶桌布。桌上有一台老式打字机，旁边放着一瓶花。桌子后面是教区档案。看得出这间办公室是一个单身女人收拾的。
客厅深处的门打开了。这一次，神父用手帕揩拭着眼睛，从里面走出来。他一戴上眼镜，马上能看出他是开门的那个女人的哥哥。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他问。
“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说。
女孩坐在那里，把那束鲜花放在膝盖上，两只脚交叉在长凳底下。神父瞅了女孩一眼，又看了看那个女人，然后又透过纱窗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明朗天空。
“天太热了。”他说，“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神父从栏杆里面走出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油布面的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他已经谢顶了，两只手却毛发浓重。
“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他问道。
“卡络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络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听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 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住神父。神父的脸刷的一下红了。他低下头写字，一边写一边询问那个女人的身份信息，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做了回答，仿佛是在朗读文章。神父开始冒汗。小女孩解开左脚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又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凌晨三点，离开这里几个街区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杂物的房子里。那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慌忙起来，摸黑从衣柜里拿出一支老式左轮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产生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打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板屋顶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在门廊的水泥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