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德·姜：身体语言暴露出他的智力在减弱｜桑克导读
人的能力极限是什么？缩小一点儿思考，你能写出的极端诗是什么？特德·姜的小说既是科幻小说又是思考小说。他把他的思考具象化，他把他的想象具象化。从技术来说，他的逻辑和知识，对想象构成保障，而惊人魅力则由想象与逻辑共同完成。
——桑克
诗人、刘丽安诗歌奖获得者
领悟（上）
[美]特德·姜
王荣生 译
是一层冰，摩擦着我的脸，感觉粗糙，不过倒不觉得冷。没有任何可以支撑的东西，手套老是在冰上滑落。看见头上方有人跑来跑去，但他们都爱莫能助。我竭力挥拳敲打冰层，可是手臂动作缓慢，我的肺部准是迸裂了，大脑一片混沌。我觉得自己正在消融——
一声惊叫，我醒了，心脏风钻般狂跳不止。基督呀！我揭去毯子，坐在床沿上。
以前，我想不起当时的情景，只记得掉进了冰窟；医生说是我的思维压抑了记忆。现在我想起来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噩梦。
我双手紧紧抓住羽绒被，浑身颤抖。我竭力镇定下来，缓慢呼吸，却止不住地呜咽起来。梦里的感觉太真实了：那是死亡的滋味。
我困在水里接近一个小时，等到人们把我救起来时，我简直成了植物人。如今我恢复了吗？这是医院首次对大脑严重受伤者使用新药。新药奏效吗？
我反复做噩梦。第三次噩梦后，我知道自己再也睡不着了。我辗转反侧，忧心忡忡，一直折腾到天亮。新药就是这个效果？我会不会发疯？
明天要去医院做每周一次的体检，由医院的住院大夫检查。希望他能解答我的疑问。
我驱车前往波士顿市中心，半小时后就能见到胡珀医生了。我坐在诊断室里黄色屏风后面的轮床上。墙壁一面齐腰高的地方伸出一个水平荧光屏，角度经过调整，视域很窄，从我的角度看去是一片空白。医生敲击着键盘，估计在调出我的档案，然后开始检查我。他用笔形电筒检查我的眼球时，我告诉他我的噩梦。
“那次事故之前做过噩梦吗，利昂？”医生边问边掏出一把小锤子，敲击我的手肘、膝盖和脚踝。
“从来没有。这是药的副作用吗？”
“没有任何副作用。荷尔蒙K疗法能够使大量受损的神经细胞获得再生，对你的大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大脑不得不作出大量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你做的噩梦可能就是调整的一个迹象。”
“这种现象是永久性的吗？”
“不会的。”他说，“大脑习惯了所有这些通道后就没事了。现在，用食指摸一摸鼻尖，然后再摸一摸我的手指。”
我按照他的吩咐做了。接着他让我用每一根指头快速与拇指相触。随即又要求我走直线，有点像检验是否酒后驾车的测试。然后，他开始考问我。
“一般鞋子由哪些部分组成？”
“鞋底、鞋跟、鞋带。哦，鞋带穿过的孔，鞋眼，还有鞋舌，就是鞋带下面那种……”
“不错。重复这个数字：３９１７４……”
“……６２。”
这可出乎胡珀医生的意料。“什么？”
“３９１７４６２。你第一次检查我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数字，当时我还在住院。想来你经常用这个数字测试病人吧。”
“并不要求你把它背下来；这个数字是用来测试直觉记忆力的。”
“可我并不是硬背下来的。我是偶然记住的。”
“那么，你记得我第二次检查你时说的那个数字吗？”
我稍停片刻。“４０８１５９２。”
他吃了一惊。“大多数人如果只听一遍，是不可能记住这么多数字的。你用了记忆术？”
我摇了摇头。“没有，连电话号码我都懒得记，一直用自动拨号。”
他起身走到一台终端前，敲了敲数字键。“再试试这个数字。”他读了个十二位数，我重复给他。“你能倒着背吗？”我又倒背出来。只见他皱了皱眉头，开始往我的档案里输入什么东西。
我坐在精神病房诊断室里一台电脑终端前，这个地方是胡珀医生作智力测试用的。一堵墙上嵌进一面小小的镜子，镜子后面可能安有摄像机作记录。我朝镜子笑笑，挥挥手。每次我到自动取款机取款，总是对藏在机器里面的摄像机微笑挥手。
胡珀医生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我的测试结果。“嗨，利昂，你的测试结果……非常好。两个测试你都得了９９分。”
我吃惊得张大了嘴。“你开什么玩笑。”
“没有。没有。”他自己都有点难以置信，“这个分数并不表明你答对了多少问题，只是意味着相对于常人——”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心不在焉地说，“读中学时他们来测试我们，当时我只得了７０分。”９９分。我竭力在自己身上找出点高智商的迹象：高智商应该有什么感觉？
他坐在桌子上，目光依然盯着打印出来的数据。“你没有上过大学，是吗？”
我的注意力给拉了回来。“上过，不过没有毕业，因为我对教育的看法和教授们不一致。”
“我明白了。”也许他还以为我是成绩不及格呢。“唔，从那以后你显然取得了很大进步。三分是自然发展：岁数大了，成熟了，七分是荷尔蒙K疗法的结果。”
“好一个副作用。”
“这个嘛，你先别太高兴。测试分数并不预示你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得心应手。”趁胡珀医生没注意，我翻了个白眼。发生了这么神奇的事，他却只能说这些陈辞滥调。“我想再做一些测试，继续观察你这个病例。明天你能再来一次吗？”
我正埋头修整一张全息图，电话响了。接电话还是继续工作，我着实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不情愿地去接电话。我在编辑东西时，电话通常都让答录机接，但现在需要让人知道我又恢复工作了。我在住院期间失去了许多业务：这是自由职业者必须承担的风险之一。我拿起听筒说：“格雷科全息摄影制作公司，我是利昂·格雷科。”
“利昂你好。我是杰瑞。”
“你好杰瑞。什么事？”我仍然在研究荧光屏上的图像：是一对螺旋形齿轮，彼此咬合。比喻合作精神，这个比喻很陈腐，但客户偏偏要用这个做广告。
“今晚想去看电影吗？我和苏、托里要去看《金属眼睛》。”
“今晚？哦，去不成。今晚汉宁剧场要上演最后一场女演员主演的独角戏。”齿牙的表面有些划痕，看上去油乎乎的。我用光标凸显齿面，然后输入需要调整的参数。
“什么名字？”
“《对称》，是独角诗剧。”我调整亮度，消除齿牙啮合处的一些阴影，“想一块去吗？”
“是莎士比亚风格的独白吗？”
过分了：亮度太强，边沿的色彩太亮了。我为反光的强度设置了上限。“不是，是一部意识流作品，四种韵律交替，抑扬格只是其中的一种。所有的评论家都称之为风格十分显著。”
“想不到你这么喜欢诗歌。”
我再次检查了全部数字，然后让计算机再次计算啮合模式。“我一般不太喜欢诗歌，但这部剧好像真的挺有意思。想去吗？”
“谢了，我还是去看电影吧。”
“那好，玩得开心点。也许下周我们可以聚聚。”我们相互道了再见，挂上电话。我等着电脑结束二次计算。
突然，我又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以前我只要打电话，就无法同时做好编辑活儿。这次我却能一心二用，轻而易举。
这些惊喜会不会连绵不绝、始终如此？不做噩梦、身心放松之后，我首先注意到自己的阅读速度加快了，理解力增加了。我的书架上有些书我一直想读，却苦于没有时间，现在能够饱览了，连艰深的技术资料也能读懂了。早在大学时代，我就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感兴趣的东西很多，全部涉猎却不可能。现在发现自己也许能够做到，真让人欢欣鼓舞。前几天，我兴高采烈地买了一大抱书回来。
现在又发现自己能够一心二用，同时做好两件事，从前绝不敢想像自己还有这个本事。我忍不住从书桌前站起来，放声大叫，好像我心爱的棒球队刚刚出人意料地打出一个本垒打。就是这个感觉。
神经病科主任医师谢伊把我的病历接过去了，估计他想抢头功。我几乎不认识他，可他那副模样仿佛我是他多年的病人似的。
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话。只见他十指交叉，手肘支在桌上，问我：“你对你的智力增强有什么感受？”
真是个蠢问题。“我觉得很高兴。”
“很好。”谢伊医生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荷尔蒙K治疗的任何负面后果。那次事故造成的大脑受伤，你没有要求我们作进一步治疗。”我点了点头。“不过，我们正在进行一项研究，目的是多方面了解荷尔蒙对智力的影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想给你再注射一针荷尔蒙，然后监测效果。”
这番话突然引起我的注意；终于有值得一听的东西了。“我愿意。”
“请你明白，这纯粹是出于研究目的，不是治疗。你可能会从中得益，提高智力。不过，从健康角度讲，你已经不需要再次注射了。”
“我明白。我想我得签一份协议书吧。”
“是的。参加这项研究，你可以得到一些酬劳。”他说了一个数字，但我几乎根本没在意。
“这样很好。”我不禁想像起注射之后的情景来，对我意味着什么。一股兴奋的寒颤掠过我的全身。
“我们还要求你签一份保密协定。当然，这种药的药效非常令人振奋，但在研制成熟之前我们不想过早对外公布。”
“那当然，谢伊医生。以前有人打过这种针剂吗？超出治疗目的？”
“当然有啰，你不会是实验品。我向你保证，这种药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有害作用。”
“那么，从那些试验者的结果看，这种药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什么药效？”
“我们最好别给你暗示，否则的话，你就会想像自己正在体验我所提到的症状。”
大夫什么都知道。谢伊医生玩起这一套来得心应手。我继续追问：“至少，你该给我讲一讲他们的智力增加了多少？”
“因人而异。你不能用别人的体验来套自己。”
我掩饰住失望。“好吧，医生。”
关于荷尔蒙K的情况，即使谢伊医生不想告诉我，我自己也能发现。我用家里的计算机终端登录信息网络，进入联邦调查局的公共数据库，仔细阅读他们目前收到的新药实验申报资料，得知申请必须获得批准才能对人体进行实验。
研制荷尔蒙K的申请是由索瑞森制药公司提出的，这家公司正在研究可以促使中央神经系统细胞再生的合成荷尔蒙。我浏览了对失氧状态下的狗、狒狒进行的药物实验：所有动物都彻底痊愈了。这种药毒性很低，通过长期观察，没有发现任何副作用。
大脑皮层取样的结果令人振奋。大脑受伤的动物长出了新的神经细胞，而且更新后的细胞具有更多树突，然而健康动物服药后大脑却没有变化。研究人员的结论是：荷尔蒙K仅仅替换受伤的神经细胞，并不替换健康的神经细胞。对于大脑受伤的动物，新生的树突似乎并没有危害：经正电子射线层析照相扫描，大脑的新陈代谢没有显示出变化，动物在智力测试中的表现同样没有变化。
索瑞森公司的研究人员在人体实验申请资料中提出的方案是，先对健康人试验荷尔蒙K，然后将试验范围扩展到几种病人：中风者、老年痴呆症患者，以及我这种长期处于植物人状态的病人。我无法进入病历档案查阅试验进展报告——试验对象是匿名病人，只有参加试验的医生才有权查阅病历档案。
对动物的研究井没有解开人类智力提高之谜。有理由假定：智力提高的程度与荷尔蒙催生的神经细胞的数量成正比，而这个数量又取决于大脑最初受伤的程度。这就意味着，深度休克的病人智力提高反而会最大。当然，要证实这个理论，还需要了解其他病人的进展情况，这需要时间。
下一个问题是：智力达到一定高度后会不会趋于稳定？多注射荷尔蒙会不会进一步提高智力？我要赶在医生之前知道这个答案。
我并不紧张：事实上我感觉非常松弛。我只是俯卧着，舒缓地呼吸。背部麻木，他们给我实施了局部麻醉，然后往我的脊髓里打了一针荷尔蒙K。这种药不能静脉注射，因为荷尔蒙无法通过血液—大脑保护屏。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针，当然，人家告诉我，此前我打过两针：打第一针时仍然昏迷不醒，打第二针时虽然苏醒过来了，却没有认知能力。
又做噩梦。这些梦其实也不全都惊心动魄，却奇特无比、不可思议，很多情况下梦中的内容我完全是陌生的。我常常惊叫着醒来，躺在床上胡乱挥舞手臂。但这次，我知道噩梦会过去的。
目前，医院里有好几位心理学家在研究我。目睹他们如何分析我的智力十分有趣。一位医生观察我的技能的各个发展阶段，学习、记忆、应用与扩展。另一位医生则从数学和逻辑推理的角度观测我，如语言交流能力和空间想像力。
这使我回忆起我的大学时代。当年我就发现，这些专家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偏爱的理论，每人都对证据削足适履。现在我对他们比从前更不信服了，他们依然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的东西。他们分门别类的观测对分析我的能力无济于事，因为——用不着否认——我样样都极其出色。
我可以学习一种全新的方程式、外语语法或者引擎的操作原理。无论学习什么，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无论学习什么，我都不必死记硬背条条框框，然后机械地应用。我总能一眼看出那些系统如何作为整体、作为实体来运转的。当然，我也不忽视任何细节与具体的步骤，不过我并不需要苦思冥想，几乎凭直觉就能把握它们。
渗透计算机的安全措施实在枯燥乏味；我看得出这种事对某些人是一种诱惑，对这种人来说，只要稍稍撩拨一下他们的机灵劲儿，他们就按捺不住了。不过说实在的，黑客破解在智力方面没有一点美感。一幢锁着门的房子，你一扇扇拽门，找一扇锁没安好的——有用，却谈不上什么趣味。
进入医药管理局的保密数据库很容易。我用医院的一台终端调出他们的访问程序，显示地图和医护人员表。接着我从该程序切入系统级，编了一个诱饵程序模拟登录界面。然后我离开电脑，甩手不管了。终于，我的一位医生走过来查看她的一份文件。诱饵程序拒绝了她的密码，接着才调出真正的首页界面。医生又试了试登录，这次成功了；可是她的密码却留在我的诱饵程序里。
使用医生的密码，我获得许可查阅医药管理局病人档案数据库。第一阶段是对健康的自愿者进行试验，荷尔蒙没有效果。正在进行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则是另一番景象。有八十二名病人的每周报告，每一位病人都用一个数字表示，对所有病人都采用荷尔蒙K治疗，大多数病人都是中风或者老年痴呆症患者，有些病人患的则是昏迷症。最新报告证实了我的预见：大脑受伤愈严重的人智力提高愈大。正电子X射线层析扫描显示出大脑新陈代谢水平大大增强。
为什么动物没有提高呢？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于脑神经突触的数量。动物的突触数量太少，它们的大脑只支持最低限度的抽象思维，因此多余的突触对它们没有任何意义。而人类却超过这个数量，人类的大脑可以支持充分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可充分地使用新的突触，记录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形。
最令人兴奋的记录是关于刚刚开始的调查研究，研究对象是几个自愿者病人。多注射荷尔蒙的确进一步提高了智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大脑受伤的程度。轻度中风的病人没有达到高智商，而受伤严重病人的智商却获得了大幅度提升。
最初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的病人中，目前只有我打了第三针。我形成的新突触比先前任何一个接受研究的人多得多。至于我的智力会提高到哪种程度，还是一个悬念。每每想到这个问题，我都感到心脏狂跳不已。
时间一周周地过去了，我与医生们的周旋变得愈来愈乏味。他们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博学的白痴：一个显示出某些高智商迹象的病人，但依然不过是一个病人。在神经病学家的眼里，我只不过是正电子X射线层析扫描的对象，外加偶尔注射一小瓶脑脊液。心理学家们通过谈话了解一些我的思维状况。然而，他们先入为主，将我视为一个从深度昏迷中走出来的人，一个得了天大好处、却又懵懵懂懂的平常人物。
其实情况正相反，恰恰是医生们对正在发生的一切理解不了。他们断定药物虽然提高了我的智商，却改进不了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表现，我的本事只能使我在智商测试取得好成绩。因此，他们不想在智商问题上浪费时间。但是，智商尺度是人为设定的，而且设得太低了：我的分数太高，曲线上没有可比较的参照系，测试分数对他们而言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真正的变化正在发生，测试成绩仅仅反映了这种巨变的一个影子。如果医生们能够感觉到我的大脑里正在发生的一切该有多好：我正在认识到有多少信息先前我错过了，我明白这些信息多么有用。我的智商远远不是实验室的现象，而是实用的、高效的。我具有几乎完美无缺的记忆力、超强的整合能力，能够迅速判断形势，选择达到目的的最佳行动方案；决不会优柔寡断。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早已不在话下，只有理论问题还算是个挑战。
无论学习什么，我都能发现其中的模式。任何东西——数学和科学、艺术和音乐、心理学和社会学——我都能掌握其本质结构，透过表面的音符，看见内在的旋律。每当阅读时，我不由自主地可怜那些作者：他们艰难地从一个论点磨蹭到下一个论点，摸索寻觅他们看不见的内在联系。他们如同一群不懂乐谱的人，偏偏要分析巴赫的大提琴奏鸣曲的总谱，试图解释这一个音符如何发展为下一个音符。
事物内在的模式真是美妙无比，我渴望了解更多的模式。还有别的模式等待着我去发现，更大、另一种层次的结构。这种上层结构我一无所知。它是无比恢宏的音乐，我所了解的几首奏鸣曲不过是其中彼此孤立的数据点。我不知道掌握这种结构后会发生些什么，到时候会知道的。我想发现它们，认识它们。这种渴望比以前任何欲望更加强烈。
这一次来看我的医生名叫克劳森，他的行为不像别的医生。从他的举止言谈来看，应该惯于在病人面前表现得亲切随和，可是今天他似乎有点不自在。他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但言谈显得别扭，没有其他医生的例行套话那么流畅。
“利昂，这次测试是这样的：你先读一些对各种情况的描叙，每种情况都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读过之后，请你告诉我你解决难题的方法。”
我点了点头。“这种测试以前我做过。”
“很好，很好。”说着他输入一个指令，我面前的荧光屏上出现了文本。我读了读情况介绍：这里的问题是计划安排、定出各项事务的处理顺序。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很异常。大多数研究者会觉得这样的问题太绝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太恰当。我等了一会儿才回答，不过克劳森依然对我的速度感到吃惊。
“答得很好。”他在计算机上敲了一个键，“再试试这个。”
一个情况接着一个情况。我读第四个情况介绍时，克劳森精心摆出一副职业性的超然态度。他对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却不想让我知道。这个情况说的是政府里的权力斗争，激烈竞争以求升迁。
我明白了克劳森是何许人也。他是政府的心理学家，也许是军方的人，更有可能是在中央情报局研究与发展署供职。这个测试旨在探测荷尔蒙K用于培养战略家的潜能。所以他和我在一起显得不自在：他习惯了同服从命令的军人和政府雇员打交道。
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希望把我扣下来，好做更多的试验；他们可能也根据其他病人的表现能力对他们进行过同样的试验。以后，中央情报局会从手下挑选自愿者，使他们的大脑缺氧，再用荷尔蒙K进行治疗。我当然不想成为中央情报局的资源，可是我已经显示出足以使他们感兴趣的才智。因此，我只能装聋卖傻，答错问题。
我在回答中选了一个差劲的办法，克劳森大感失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测试。我读文本花的时间长了，反应也迟钝起来。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散见着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如何避免被一家充满敌意的公司接管，另一个是如何动员人民阻止建设一座火力发电厂。这两个问题我都答错了。
测试一结束克劳森就打发我走，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如何撰写报告了。如果我把自己真实的能力表现出来，那么中央情报局就会立即招收我。我前后不一致的表现会给他们泼一盆冷水，但不会改变他们的主意。潜在的回报对他们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他们是不会放弃荷尔蒙K的。
我的处境发生了巨变；如果中央情报局决定扣住我作为试验对象，我同不同意都没什么区别。我必须计划对策。
四天后，谢伊吃惊地问我：“你想退出研究吗？”
“是的，立即退出。我要恢复工作。”
“如果是钱的问题，我肯定我们可以——”
“不是，不是钱的问题。这些测试我已经受够了。”
“我知道时间一长，测试就枯燥乏味了，不过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再说，我们很感激你的参与，利昂。这不仅仅是——”
“我知道你们从这些测试中学到了多少东西。但我主意已定。我不想继续下去了。
谢伊还想劝说，我打断他的话。“我知道我依然受保密协议的约束；如果要我签个什么东西来确认，那就寄给我好了。”我起身向房门走去，“再见，谢伊医生。”
两天后，谢伊打电话来。
“利昂，你一定要来做检查。我得到消息，在另一家医院接受荷尔蒙K治疗的病人发现了副作用。”
他在撤谎；这种事情决不会在电话上告诉我。“什么副作用？”
“失去视觉。视觉神经长得太快，而且迅速退化。”
一定是中央情报局得知我退出研究的消息后下的命令。如果我回到医院，谢伊就会宣称我精神不健全，将我置护他们的监管之下。然后再把我转到一家政府研究机构。
我假装大吃一惊。“我马上就来。”
“好的。”谢伊舒了一口气，以为我相信了他的话。“你一到，我们就立即检查。”
我挂上电话，打开计算机，搜寻药物管理局数据库里的最新信息。没有关于视觉神经或者其他部位副作用的消息。我并不排除这种副作用也许会在将来出现，但我要自己去发现。
是离开波士顿的时候了。我开始收拾行李。走的时候我要取走我在银行的全部存款。卖掉我的工作室的设备可以多换一些现金，可是大部分设备都太大了，运不走，我只好带走几台最小的设备。忙了几小时后，电话又响了。这次，我让自动答录机接电话。
“利昂，你在家吗？我是谢伊医生。我们等了你好一会儿了”
他还会打一次电话来，再不行的话，就会派穿白大褂的男护上来，或者干脆派警察来把我带走。
晚上七点三十分。谢伊还待在医院里等待我的消息。我转动点火钥匙，倒出医院停车场，驶到街对面。从现在起，他随时会留意到我悄悄放在他的办公室门下面的信。一拆开信就会知道是我写的。
你好，谢伊医生：
我猜你正在找我。
他会惊诧片刻，但仅仅是片刻；他马上会镇静下来，紧急通知保安搜查大楼，检查所有离开的车辆，搜寻我。接着，他会继续读下去。
你可以叫走守在我的房门边的那些大块头男护士了；我不想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可能你决心让警方发出对我的通缉令，所以我自作主张在警方计算机里插入了一个病毒，每当要检查我的车牌号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替换信息。你当然还可以详细描绘我开的车，可是你连我的车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对吗？
利昂
他会通知警察，让他们的程序员对付病毒。他会得出结论：我有自我优越感情结，这是因为我在信中流露出傲慢的语气，冒不必要的风险返回医院送信，而且毫无必要地暴露一个本来不会被察觉的病毒。
不过，谢伊错了。我策划这些行动就是为了让警方和中央情报局低估我的能力，于是他们不会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这对我很有利。警方程序员在计算机上清除掉我的病毒后，会认为我的编程技术好是好，但谈不上杰出，于是他们就会调出备份，重新安装，找出我的确切的车牌号。这就会激活第二个病毒，这个病毒要复杂得多，会同时修改备份以及激活的当前数据库。警方会沾沾自喜，以为查到了正确的车牌号，进而陷入迷魂阵浪费时间。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再弄一小瓶荷尔蒙K。不幸的是，这样做会让中央情报局查明我的真功夫。如果我没有送那封信，警方晚些时候仍然会发现我的病毒。到那时候，他们清除病毒时就会采取天衣无缝的严密措施。这样一来，我也许就无法从他们的文件里抹掉我的车牌号了。
我住进一家旅馆，开始在客房里的数据网络终端上干开了。
我进入了药物管理局的保密数据库，查出荷尔蒙K试验对象的地址，还有药管局的内部通讯情况。他们发布了暂停荷尔蒙K医疗试验的禁令，取消暂停禁令之前不得再进行任何试验。中央情报局坚持要先抓住我，对我的潜在威胁进行评估。在此之前，不允许药管局采取任何行动。
药物管理局要求所有医院通过信使退回剩余的荷尔蒙K。我必须抢在这之前弄一瓶。离我最近的病人在匹兹堡，于是我预订了一张第二天一早飞往匹兹堡的机票。我查看了匹兹堡地图，提出申请，要求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到匹兹堡市中心一家投资公司取一个包裹。最后，我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登录使用了好几个小时的中央处理器。
我坐在一辆租来的小车里，小车停在一座摩天大厦转角处。我身上的外套口袋里装了一只带键盘的小小的集成电路板。朝信使将要到达的方向望去，只见街上行人一半都戴着白色的空气过滤面罩，不过能见度很好。
从两个十字路口远的地方驶来一辆新型的家用面包车，车的侧面漆有“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的字样。不是一辆戒备森严的押送车，看来药管局对我并不那么担心。我钻出小车，向摩天大厦走去。押送车不久到达，停在停车场，司机下了车。他一走进大厦，我就钻进面包车。
面包车是直接从医院开来的。司机正在上楼前往四十层，到那里的一家投资公司取一个包裹。至少要四分钟才会返回。
车厢地板上焊着一口大型保险柜，带双层钢壳和钢门。门上贴有一块抛光面板，司机只要手掌靠着面板，保险柜便自动打开。面板侧面有一个接口，用于输入程序。
昨天晚上，我进入了卢卡斯防盗系统公司的服务数据库，这家公司向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出售掌纹锁。我在数据库里找到了一份加密文件，该文件包含超越客户设置、打开掌纹锁的密码。
我得承认，渗入计算机防火墙通常没什么快感可言，但某些方面却间接涉及非常有趣的数学问题。譬如，连常见的加密方法超级计算机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解密。然而，我在一次钻研数字理论期间，发现一种分解极大数字的奇妙技巧。配备这种诀窍，一台超级计算机在几小时内就可以破译这个密码。
我从衣袋里抽出电路板，用电线连接到接口上，输入一个十二位数，保险柜门旋开了。
当我带着那瓶荷尔蒙K返回波士顿的时候，药管局已经对失窃案作出了反应：可以通过网络进入的计算机上所有相关文件全部删除——意料之中的事。
我带上那瓶荷尔蒙K和随身物品，驱车前往纽约。
真奇怪，对我来说最快捷的弄钱方式居然是赌博。彩票赌马再简单不过了。我不愿惹人注目，只弄了一小笔钱，再投资到股市来维持生活。
我住在一套公寓的一间客房里。这是我在纽约附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公寓，配有数据网接口。我使用几个化名投资，定期改变化名。我要在华尔街花一段时间，通过观察经纪人的身体语言来认准高回报的短期投资机会。每周我顶多去股市一次，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事物的内在规律在向我招手。
随着我的智商发展，我对身体的控制力也在增强。有人以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智慧虽然发展了，却付出了身体能力下降的代价。这是一个误解，其实调动人的身体是一种神经活动。虽然我的体力没有增加，但身体的协调能力却超过了常人；甚至我的左右手都变得同样灵活。此外，由于我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我能有效地把握自己的身体循环功能，经过一番小小的练习，就能提高或者降低我的心跳和血压了。
我编了一个程序来匹配我的头像，同时，只要我的名字出现，这个程序就能够捕获；然后我将程序并入一个病毒，扫描数据网上所有的公共显示文件。中央情报局会让全国数据网在新闻简报中展示我的照片，宣布我为危险的在逃精神病人，再不然就是杀人犯。病毒将会用空白形象取代我的照片。我将一个类似的病毒输入药管局和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搜寻下载到各地方警察局计算机上的我的照片。他们的程序员就是绞尽脑汁，也对这些病毒无可奈何。
不用说，谢伊和别的医生正在同中央情报局的心理学家们一道磋商，揣测我的行踪。我父母双亡，因此中央情报局会把注意力转向我的朋友们，询问我是否同他们接触过；特工们还会对他们严密监视，以防我和他们接触。特工们会说，实在抱歉，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但事情实在紧急。
中央情报局不大可能对任何特工使用荷尔蒙K，以找出我的下落。具有超级智商的人太难控制了，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不过我要密切注视其他病人，说不定政府会决定雇用他们。
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穿众生百相。漫步街头，我观察人们忙于各自的事情，虽然他们一言未发，但其心思昭然若揭。一对年轻的恋人慢悠悠地走过，其中之一醉心于爱情，另一个却只是勉强容忍对方。一位商人的眼里露出一丝忧虑的目光，那目光伴随着他，表明他害怕上司，开始怀疑他当天早些时候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一位妇女披了一件似乎华丽的披风，可是与真格的披风擦肩而过时，就露馅了。
通常，一个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年纪更长、更为成熟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在我的眼里，世人就好像在游乐场游戏的孩童。我被他们的认真劲逗乐了，回想起当年我也如此，不免感到几分尴尬。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的身份，但我已经无法忍受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成人了，告别了孩童世界。我也会应付芸芸众生，无非是为了养活自己。
每周我都获得通常需要数年的教育，组合日益扩大的知识形态。我以比任何人都更为广阔的视野审视人类知识丰富多彩的织锦：学者们从未意识到的锦绣中的空白，我可以填补，并在他们以为已经完整的地方增添新的内容。
自然科学的内在模式最为清晰。例如物理学，如果不把眼光局限在基本因素的水平上，而是扩展它的范围和意义，那么它便具有一种美丽的统一性。诸如“光学”或者“热力学”之类的分门别类只不过是紧身衣，阻止物理学家看到无数学科间的纵横交错。即使抛开抽象的美感，单以应用而论，物理学上被忽视的领域多得无以胜数，比如人造球面对称重力场，工程师本该早就能够制造出来。
我虽然认识到这点，但自己却不会制造这样或者那样的装置。这需要许多定制的零部件，制造起来既费力又耗时。再说，实际制造这种装置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特别的欣喜：我早已知道它定会运转，实际制造出来对我没有任何启发作用，不能借此发现新的规律。
我在写一首长诗。完成一章后，我就能够选择一种手法将各种艺术形式中的各种风格结合起来。我使用六种现代语言、四种古代语言，这些语言包含了人类文明的主要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提供异彩纷呈的诗情画意；数种不同的语言并列在一起饶有趣味。每一诗行都同时包括旧词新意，赋予旧词以另一种语言的词性变化，从而凸显出新意。整首诗完成时，可以看作《芬尼根守灵夜》与庞德的《诗篇》的组合。
中央情报局打断了我的创作；他们正在给我设下圈套。捕风捉影两个月后，他们终于承认采用常规方法是找不到我的行踪的，于是便诉诸非常手段。新闻报道说一名疯子杀人犯的女友被指控帮助和纵容杀人犯潜逃。她名叫康妮·皮瑞特，在去年和该疯子有过一段交往。如果审判，她必然会被处以长期监禁。中央情报局的如意算盘是我不会对这种事听之任之，必定要策划营救，于是我便会暴露，束手就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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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德·姜
特德·姜，196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杰斐逊镇，毕业于布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是美国当代最优秀的华裔科幻作家。特德·姜的作品不多，自1990年发表处女作《巴比伦塔》至今，总共发表的作品不多，且都是短篇或中篇。尽管如此，他在美国科幻界却享有很高的声誉。个中原因很简单：他的作品虽少，却几乎篇篇称得上精品。这些不多的小说让他捧回了包括雨果奖（四次）、星云奖（四次）、日本科幻大奖（四次）、斯特金奖、坎贝尔奖在内的所有科幻大奖的奖杯。他的作品结集为《你一生的故事》、《软件体的生命周期》，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2015年出版。
零年：1945
作 者：[荷]伊恩•布鲁玛
定 价：68.00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
《零年》是对作为二战尾声的1945年所发生的事的回顾。一个世界走到了尽头，另一个焕然一新且前途未卜的世界正徐徐拉开大幕。世界各地都在上演政权更迭，无论是亚洲，还是欧陆大地，均随处可见。之后的权力斗争往往相当残酷，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世界。
本期编辑：姚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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