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58】012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二）、（三）
现在提出以下一些问题来讨论。你们的问题也提出来。
一、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这是××同志提出的。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
二、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去作。县委书记搞了中心工作，其他同志就不高兴。在县级以下，不要因为中心而丢掉其他。
三、税制和价格问题。
四、地方工业中的劳动法。县、乡工业是否实行八小时制，劳动保护，工资福利如何？
五、第二本账问题，要在这里谈谈，提出原则，党代表大会通过后六、七月交人代会通过。
六、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两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十二个省五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湖北5－7年完成（包括二年灾荒），争取五年完成，这就此较主动。现在账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挨骂不要紧，无杀头之罪，无非是主观主义。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
七、招工问题。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15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八、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该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九、粮食包干问题，浙江有一个报告，已印发。
十、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
十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十二、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釆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釆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是除掉四害，一种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两种方法，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比1957年多一倍，1958年又超过1956年一倍。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1956年。那种办法好？1957年的“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十三、文教，有人提议搞14项。商业是否也搞14项？
十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革命论。在南宁会议只提出了技术革命。现在有人加上文化革命可以研究。
十五、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一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的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十六、整风问题。双反抓到了题目。知识分子“专深红透”这个口号很好。刘备招亲，弄假成真，他们也是有真的，有假的，他们有小部分是假的，多数是半真半假的，可以发生突变的。不要多少时候就会变的，因为去年整风反右为基础，今年又有生产高潮，思想有很大改变，这是整风的形势。
基层整风如何作法？要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群众中一些错误思想也要解决。这些工作都要做，不然，热情就不够高。
十七、右派大会开不开？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主要目的是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一条出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就是给右派一条出路。
十八、农具改革运动，要一直改到拖拉机。湖北省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新的萌芽。
十九、六十条现在还不是正式的文件，要修改或重新写，基本观点对，要有所增减。
二十、报纸如何办？中央、省、市、专（市）、县、区报纸如何改变面貌，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靠开会，效果有限。
二十一、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宦乡说英国的备忘录，刺得我们很不舒服，其实他们是用针刺我们，而我们则用锥子锥他们，我看很舒服。他们不希望我们公开辩驳，是因为国际形势，国内大选和做买卖对他们不利。印尼、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是好的。朝鲜、波兰（农业问题）有希望，不是一团黑暗。十二国经济协作要研究。政治要和业务相结合，是否外贸在政治上有不足之处？可叫兄弟国家制造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否参加十二国协作会议，是否成为正式委员，我看问题不在形式，而在于实质。
二十二、国防计划问题。
二十三、出理论杂志问题。
二十四、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好做工作。
规章制度。××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上饭馆，不许上街买鞋，这是谈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现在双反、整改，大有希望。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节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经验，从实际出发，搬的少一些。农业有物也有人，工业只有物没有人，商业好像少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的不少，基本规章是用规章制度管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未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什么事情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不是建筑上的）。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为生产关系的三大部分，规章制度，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都是生产关系。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之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内战时期到遵义会议（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只战胜了德波林学派，中国“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加上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当时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长是米夫。×××是个好同志，善良，有独创精神，就是太老实了些，米夫的作用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志也受到影响，“左”倾在知识青年中也有。当时王明等搞了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缩小了党的圈子。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题上，因为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结果地主没有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绿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之，是苏联第一。商业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教条主义的情况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注：原文为“想”>思想，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设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三、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斯大林很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饶事件是八级地震……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实话报”攻击中央苏区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
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任何时期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然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苏联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国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十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作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我讲四个问题：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全部完成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像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几句话更通俗化）。那么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比，一年比四次，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四川的高级化，×××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也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而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列宁在革命时期的著作，骂人很凶，但是骂得好，同群众通气，把心交给群众。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二、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战与苦战也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意见就有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作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了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的多越生得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
简明哲学词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阶级讲的，这是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硬化的。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僵化。
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级，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代是很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说，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说他对水利将信将疑，但他对于路线则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真正相信者，现在逐渐多起来了，连我自己也将信将疑，碰到人就问：“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是如此，没有证明此事就要问。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大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建设工业出了些乱子，现在又好了。
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涨轰轰烈烈，没有料到有斯大林问题，匈牙利事情，“反冒进”，明年怎样？又会出什么事，反什么主义？谁人能料到？具体的事是算不出来的。
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不革他们的命，就束缚生产力。右派占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其中大多数人将来可能改变，转化过来，那是另外的问题。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的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半心被迫向我们，半心要搞资本主义，经过整风，已经有了改变，可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北京民主党派开自我改造誓师大会，全国都要开）。
第三个是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工人向农民摆阔气，有些干部争名誉、地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就搞不好生产，不解决这些相互关系，劳动怎能搞好？过去我们在建设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子和矮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