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58】014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五）、（六）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二个观点，但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只有大量的事实，才能认识问题。写报告是反映下面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的，要经过调查研究。省要反映地、县的情况，不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冒出一篇报告来，那是危险的。要先听训，才能训人。要老老实实听群众的话，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以后遇到大的问题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的问题就是没有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在中央方面，工业部门想多搞。财贸部门想少搞一点，不仅脱离了省，也脱离了多数的部。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特殊、全局、个别，这是辩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反映。把特殊当成一般来反冒进。
陈四害的指示，是卫生部起草的。根本不能用，这是去年的例子，这几个月的情况，根本没有接触，所以说卫生部最不卫生。后来由××找了一些同志座谈，经过反复研究写成一篇很好的指示。不然根本写不出来。如果一个指示不起作用，顶好不发表，一篇文章也是如此，如果写得不好，人家连看也不看。怎么指导工作呢，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面。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黄敬同志对经济问题有意见，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问题方面。没有很好注意他提出的问题，故在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有些问题的争论，没有展开。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作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
冶金工业部党组开会，吸收了部分大厂的同志共十几人参加。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部如此，各省也如此，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上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的。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只同省委书记谈不够，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我很想了解一个城市、一个县的工作，把一个县各方面的问题都谈一谈。不要多长时间，有二、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各省也应该这样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别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红安县在一九五六年的作风，不就是老爷作风吗？那怎么能指导农业生产呢？一般说来，越上越离群众远一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越上官气越小。例如列宁就没有那么老爷气。相反有不少人越下官气越大，许多乡长、厂长、党委书记，官气也不小。
越请教得多，搞出来的东西，大概比较有把握。但不能说就正确了，因为还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革命路线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即是已经证明了的，但建设路线还要看看。
所有制的解决，已经是一种新的关系。而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只解决了一部分。我们的党、政、工厂、学校，不管有多少官僚主义，总是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的，所以相互关系不能完全没有变化。如果不经整风，则国民党的作风、老爷气还要大量存在，这是与国民党相同的一面。“八路军不见了”，经过整风下放干部，“八路军又回未了”。
我们讲鸣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个“大”字。大鸣大放，从艺术科学转到政治方面来。我们很快就转过来了。《解放日报》有一篇“只放不收”的社论，讲一万年都不收，放手发展民主，很主动。只要抓本质、主流的问题。例如一个口号－－十五年赶上英国，就会起很大作用。本质问题解决了，次要问题人们会去解决的。如果只抓枝节现象，解决就解决不了。从部分现象看问题，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那里来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的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论？我是怀疑的。规律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社……。反复出现。普遍存在的规律，才是普遍性的规律。比如打仗诱敌深入，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战略上他包围我们，战术上我包围他们，等等。这是经过多少年战争，胜仗、败仗，才概括起来的，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者初期完成。对井冈山时期的十六个字战术，当时人们就怀疑，那有这样的战术法则呢？这十六个字战术法则，在苏联军事史上是找不着。但这是从群众斗争中得来的。赫鲁晓夫片面的单纯依靠原子弹是危险的事情。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材料，就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来又取消了。支票开的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很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现在不仅先进的起来了，而且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也起来了。农村富裕中农不想退社了，城市的职员和落后的工人也积极起来了。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去年是搞革命的一年，经验非常丰富，大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是些什么事情。今年再看一年建设问题，很有好处。所有制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但未完全解决。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加以分析，研究方法，求得解决。几年来许多同志就是看不到、抓不起本质的问题，自信心建筑在不巩固的基础上。也有能看得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
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打了再建设，可能建设得更好些。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有多少条，各省、各部党组可以谈谈，列出一个单子来，思想上无准备不好。当然，在我国发生匈波一类的事件，可以不必料，但是，部分地区还可以发生。最近甘肃不是发生问题了吗？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汉族内部一点事也没有也不可能（如张清荣叛变），领导人被暗杀是可能的（如列宁，基洛夫、高尔基）。但不能因此脱离群众。
冶金部党组前次会议专搞虚业。不搞实业，这种办法要提倡，抽出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心，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前准备一篇报告。文章写得要有说服力，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对本质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待续）
会议文件怎样处理，有些文件可以发给省、地、县，各省、各部选择一下，不一定都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有必要可以印，反分散主义草案可以印发参考，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国内外反应可以印一本。至于这些讨论的指示，记录等，还要等候北京中央政治局发正式文件，不必全部印，也不禁止印，选印为好。总而言之，自己选择。
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是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多了一点，虚少了一点，如果虚也有五天就好。这次实业长了一点，但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
一道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虚实并举，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南宁是先虚后实），各省各部可以去斟酌情况办理。也不是讲任何会议都要一虚一实，过去我们太实了，现在希望虚多一点好，以便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结合。希望各省、各部去安排一下，没有到会的省、部由协作区区长，中央同志去传达。
一年抓四次，三年看头年，是否对？如果不抓四次，改为半年一次．由于形势发展快，很多矛盾要很快反映和解决，不抓四次，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还是一年抓四次。省、地，县可否这样？请地方同志去斟酌。协作区会议一年六次，每两月一次（曾有规定）是否引起大家埋怨开会太多了，开一下再看看，两个月一次，一次的时间不能太长，觉得太多了，将来再减少。目的是今年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
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
现在的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没有摸，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政治局开座谈会是个好办法。过去有一句口号：“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学是文教，兵是国防），今后这五年，还是要抓五方面。这次接触了国防，但是没有怎么谈论，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都没有看。人有五官－－眼、耳，口，鼻，舌。五性－－色、声、香、味、触。我们工农兵学商样样有。还要加上一个“思”。南宁会议讲工农和思想，再次要讨论国防问题。地方也要讲点军事工作。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国防。军事工作，地方也只是抽兵走，转业来而已，地方也要管军事工作。今后要回过头来搞点军事工作。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一有剥削，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到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大概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
右派这么多，所以釆取除少数外，不提它不取消选举权，而釆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钊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有些同志说，希望第一书记工作解放一点出来，从中央、省到地三级的第一书记和其他某些同志解放一部分繁重工作，这才有可能比较注意一点较大的问题。党报的总主笔也须解放一部分。不能天天工作，少搞一点事，就有可能多管些事。解放出来，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如何解放，大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