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目标—中国可以说不2.0（二、上）
夕阳下的中国的航母编队是那么的美
第二章这一次，是真的走到岔路口了（上）
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们的钢产量也暴增到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这样会带来产能过剩，不良资产增加，不过人就一辈子，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连西方自己200年来的工业化进程都没说明白，也没说明白眼前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让我们几亿人为了这些理论而干等着呢？
——现成的“理论”无法描述当下中国，甚至现有的语汇和修辞也无法对接当下的中国现实，这就是“文艺腔”和“情怀党”们所面临的最尴尬。
带血的速度？慢下来血更多
说到中国的进步，不能不提2011年发生的“7·23”动车事故。对于很大一部分中国人来说，这是比中国拥有隐形飞机和航空母舰更重要的新闻和历史事件。“7·23事故”影响是巨大的，它远远超出了铁路行业的范畴，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社会事件，像狂风扫落叶一样摧枯拉朽地横扫一切，由对事故的质疑演变成对中国高铁的质疑，最终演变成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质疑。在一些媒体与微博大V的鼓动下，人们已经逐渐失去理智，在这其中，微博大V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直到现在，最能代表很多人想法的话，依然是“我们不要带血的速度”！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图片，看着在事故中失去父母的“小伊伊”哭着喊妈妈的模样，笔者也忍不住流泪。
不过如果把动车停下来，让高铁慢下来，就能让更多的“小伊伊”免于这样的灾难吗？和眼泪和煽情相比，查到的一组数据更令人震惊：
2001年道路交通死亡10.6万人，2002年10.9万人，之后几年这个数据都是10万人以上。
看到这些数字，笔者最直接的感受是：10万个人，说没就没了？这个数字中随时都可能包括我自己，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2004年铁路进行了第五次大提速，时速200公里的“准高速”客车投入运营，2005年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回落到9.9万人；2007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动车组开始在全国铁路线上运营，与此同时道路交通死亡人数降低到8.2万人，2008年降到7.4万人，2009年降到6.8万人……
在铁路提速的这些年里，每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幸免于车祸。当然，道路交通事故伤亡的降低首先离不开公路建设者、管理者、交通警察和汽车厂商的努力。不过，动车投入运营之后，更多的人愿意选择铁路出行，客观上减少了公路长途客运的压力。以前笔者去邻近城市总是选择乘坐长途大巴车，现在都是坐城际快速了。
由于客流压力的减轻，公路部门可以越来越密集地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加强道路养护，减少了很多事故诱因，至少这几年下来，酒驾的越来越少了，系安全带的越来越多了，每天夜深人静已经罕有听到“二环十三郎”极速飙车的呼啸了。
按照公安部公布的数字，2004年全国公路运营车辆交通事故死亡总数4.5万人，2008年则降低到2.9万人，也就是每年比上一年少死3000人。我们的速度可能无法完全避免带血，但是，就算是带着血，这个速度也挽救了每年数以万计的生命。
几年以前，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矿难，当时的媒体曾经叫响过另一句口号：“我们不要带血的GDP”。现在“要不要带血的速度”？毫无疑问引发了一场社会大讨论，这场讨论也许事关更本质的问题——中国要不要坚持快速发展，要不要继续工业化进程。
笔者是一个小老百姓，毫无疑问不希望成为牺牲品，然而历史和现实毫无疑义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和成为发展的牺牲品相比，当落后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更大。
田园生活现在是个很美好的字眼，但是，在工业化时代之前的农业时代，大部分人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这就意味着父母25岁以后生下来的孩子，很可能幼年就沦为孤儿，在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农业时代，孤儿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所以普通人必须通过早婚和高生育率来保证家庭延续。现在很多地方仍然保留了早婚风俗，穷国不说，和纽约市隔河相望的美国新泽西州就规定男性14岁，女性12岁就可以结婚，类似的州还有好几个。
早婚是为了尽早生下后代。为了避免自由恋爱耽误工夫，影响后代的生存率，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包办婚姻都是最普遍的形式。即便到了21世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地方仍然奉行包办婚姻，即便是已经非常富裕的中东产油国。普通人能享受爱情的快乐，这依然是工业化带来的福利。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东国家的男孩子们会买上一打手机，每天上街带几个，看到漂亮姑娘就扔一个到对方车里，然后把电话打过去，聊得来就可以继续谈恋爱，再进一步就是彩信、视频，谈差不多了再找父母提亲，所以中国产的廉价山寨手机在中东一直很畅销。换句话说，中东的爱情也是我们工业国制造的。
在农业时代，早婚加上高生育率就意味着生十几个孩子平平常常，不过吃的就那么多，生多了也养活不了，如果非要给新来的孩子加双筷子，可能让原来的孩子饿死。所以在农业社会，溺婴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甚至是一种风俗，许多家庭在接生的同时就备好了溺婴的水桶。我读书的时候课本上就有这么一句话：“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即便是富裕人家养得起一大群孩子，但是当时缺少药品和医疗技术，新生儿死亡率也极高，一半婴儿很难活过最初的几年。所以婴儿和儿童根本就不被看做一个有完整生命的人，就连皇室都不例外。康熙是顺治的三儿子，8岁登基，之所以选他不选别人，就因为他比自己的兄弟先出过天花，而且没留下后遗症。所以他相对兄弟来说更容易活到成年，更适合延续皇家血脉。至于说万岁爷因此长一脸麻子，这倒没人放在心上。康熙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寿皇帝，活到69岁。现在说起来倒不稀奇，现在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是72岁，69岁是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的平均寿命。但这个寿命在皇帝中却是罕有的，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446个皇帝，平均寿命只有42岁。
皇室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可想而知。普通农民的幼年子女生病卧床，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请医生，甚至一般都不会为此耽误下地干活，只是安排比较大的子女在家照顾一下，然后听天由命。傍晚父母收工回家，往往就是给子女收尸下葬的时候。我祖父祖母那一代人谈到当年小孩子夭折，语气和朱德谈到自己被溺杀的5个弟妹一样平淡无奇，毫无情绪波动，倒是看我们扔掉旧圆珠笔会心疼。而每次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想到的往往是，如果那些叔姑姨舅们没有夭折，我是不是会多点压岁钱，他们的孩子会不会和我很要好。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一句话：把人当人看是工业化社会才有的事，工业时代在生产线上大批量制造的医疗器具不再昂贵，消毒也变得简单高效。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精细化工，大部分药品可以用化学手段合成，药品变得廉价高效。再加上医疗教育体系的成熟，医疗变成普通人也能消费得起的服务。直到普通人怀孕、接生都要找医生的时候，婴儿才开始在道德上被看做是一个完整的人。
和婴儿相对的是老年人，有部日本电影叫《山节考》，“”是一种树，“山”是一座山，“山节”不是一个节日，而是一种风俗，电影说：这个地方的老年人到了70岁，子女就要把他们背到山上喂狼。电影里说的就是这个故事，一位70岁的老娘虽然身体依然健康，但为了让自己新出生的孙儿有饭吃，毅然砸掉自己的牙齿，选择了牺牲自己。
这样的故事并非艺术虚构，笔者去过一趟日本，和导游说起这个电影，导游顿时来了精神，路过一个堤坝就说，这是明治维新之后修的，当时为了祈求平安，有老人自愿献祭，把自己浇筑在混凝土里……那个大桥是19世纪末造的，有人一样被活埋在桥墩下……听得我毛骨悚然。从结构力学上说，把一个活人埋在混凝土底下，除了留下一个一米多长的空洞不会有任何好处，更何况那是活埋一个人。但导游认为这是日本传统文化里崇高的一面，当然这也是对工业社会的一种极端解读。
在农业时代，不仅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可以不被当人，任何一个不能劳动的人都可以为了族群延续而被牺牲掉。在日本，每个村庄都有寺院和神社，很多寺庙历史上都曾经供奉过一些称为“肉身佛”的人，一些僧侣、信徒，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或者自愿，或者被迫活埋献祭，后人把他们的干尸摆出来供奉——不管成神还是做鬼，总之不是可以吃饭的人。匮乏可以让一切低头，没有余粮的时候，就连社会地位崇高的僧侣阶层都不能豁免。
不止日本如此，在欧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几百年里一直在进行著名的“猎巫运动”，老年人、寡妇、身体有残缺的人一直被当做女巫、巫师，甚至魔物，被活活烧死，原因其实一样，不过欧洲还要给这些因为没有了劳动能力被牺牲的人扣个罪名。
在中世纪之前，欧洲人的习俗更恐怖，北欧的维京人从7世纪到10世纪不断劫掠欧洲大陆，当一个维京人的酋长年迈体衰不能扬帆出海带领部众抢劫的时候，就会找一根柱子，用利刃切开肚子，把肠子掏出来挂在柱子上，老酋长绕着柱子转圈，直到自己力竭而亡。只有完成这个血腥仪式，他指定的继承人才会被部众所承认，所谓爹是英雄儿好汉。
即便到现在，印度一些贫困山区里仍然有类似抛弃、杀害老年人的风俗，当地的宗教则把这种风俗神化成至高无上的仪式。不止是老年人，印度至今还有烧死寡妇为丈夫殉葬的习俗。
这段惊悚片一样的人类贫困史结束于20世纪，原因是工业化社会巨大产能提供的物质财富。动车事故中幸存的“伊伊”现在得到了几百上千万人的关心，这种关爱会伴随她直到长大成人，只有工业化社会才能提供这种关心。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物质上的富足让社会不再需要合理合法地牺牲掉一些人，保证另一些人的生存，社会才能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一个拿人当人看的时代，人性、人本才能得以张扬。
我们曾腹背受敌，第三世界却在全体打酱油
古诗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农业时代相比，工业化社会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食品变得丰富，以至于普遍体重超标，没人担心变成路边的冻死骨，倒是人人都害怕心脑血管哪天爆掉。
胆固醇都是吃出来的，2010年中国人的人均肉食量达到了60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40公斤），超过了我们最富的邻居日本（46公斤），与我们都以为富得满地流油的沙特阿拉伯（58公斤）大体相当。除了科威特、阿联酋、新加坡那几个城邦之外，在亚洲大国中仅次于以畜牧业为主，只有肉没有菜的蒙古和哈萨克斯坦。
稍早之前，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中第一次取得了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第一，到了2010年广州亚运会，已经没人关心中国得多少金牌了，因为现在的亚运会又被戏称为“第二全运会”。
笔者还记得小时候，一到有什么比赛，大家就会吐槽：“中国有十亿人，为什么就拼不过那些只有几千万、几百万人口的国家？”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现代体育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游戏，农业社会的人口再多，比科技不算数，比体能也不算数。这里没有瞧不起人的意思，以前旧中国也参加过几次奥运会，连个名次都没拿过。现在的印度人口比中国少不了多少，2008年奥运会只得了一块金牌——相比之下朝鲜还有两块。
人的体能来源于肌肉，长肌肉需要蛋白质，蛋白质主要来源于肉食。国家之间比体育，只有能吃到足够多肉的国民才能算作人口基数。肉是粮食变的，牲畜要吃饲料，饲料中大部分是玉米、豆粕、米糠、黑麦、大麦、糙米之类粗粮，没有多余的粮食就没有肉。
比如刚才说到的印度，每年的人均粮食产量不到200公斤，最近几年更是下降到180多公斤，比号称“饥荒”的朝鲜或者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还要少一大截（人均210公斤左右），顶多满足口粮需要，自然没有多少余粮养牲畜。当然印度也有人均7公斤的肉食量，实际上是几百万富人和一千多万中产阶级在吃肉，也就是印度能和我们拼肌肉的人口基数只有我们的几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奥运会上的金牌比印度多近100倍。
与我们三年困难时期想方设法进口粮食不同，印度在2008年以前一直是粮食出口大国，每年要出口上千万吨。笔者经常去中东，中东的所有超市里粮食区的货架有一多半摆满了印度大米，而且印度大米也是最便宜的。到2007年印度人均粮食产量跌破了190公斤以后，印度才颁布了粮食出口禁令。不过即便是有余粮出口的年景，印度的人均粮食产量也没有超过我们“三年困难”的时候。经过了三年禁而不止的粮食出口禁令管制之后，印度再次开始出售大米，随即恢复了世界第一大米出口国的地位，只不过这个冠军并不是什么荣耀。为了有余粮可卖，也为了保证百分之几的富人和中产阶级有肉吃，需要有1亿穷人被拐卖作地下奴隶，以便把口粮压缩到最少，另外还有上千万人要到中东去打工。
粮食是地里长的，说起农业中国人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说一句“人多地少”。印度的粮食安全问题要比中国严重得多，不过印度的地却并不比中国少。中国前几年说要保住19亿亩耕地不动摇，这几年又说要保住18亿亩耕地不动摇，印度的耕地有24亿亩，人均耕地2亩，比中国要多出一大半。但是现在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差不多400公斤，每亩地年产量350公斤左右，印度的平均亩产却只有不到100公斤。
单产低不是印度的水土或者气候不好。印度是热带国家，水稻一年三熟，印度全国的平均降雨量将近1200毫米，相当于中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印度自称有1/3的国土是“干旱地区”，不过印度给“干旱地区”定的标准足够把我们气死——年均降水是750毫米——相当于我们淮河以南和江汉平原——还是鱼米之乡。笔者没去过印度，不过有几次坐飞机经过，不管走哪条航线，不管什么季节，只要天气好，放眼望去印度都是一片翠绿，其实不用坐飞机看，打开卫星地图就一目了然，印度是一片绿，中国是一片黄，巴基斯坦也是一片黄。
而且印度人70%是农民，其中一半是佃农。我们名义上只有一半农业人口，青壮年劳动力大多还在城里打工，家里干活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印度用全世界最多的农业劳动力种全世界最大、全亚洲最好的一块地，自己却处在挨饿的边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关键原因在于化肥。
粮食来源于光合作用，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离不开养分，自然界提供的养分很有限，现代农业主要靠化肥人工补充。中国现在每年的化肥消耗量是5000万吨，每亩地要用将近30公斤，印度只有5公斤不到，差出去5倍，印度的庄稼差了这么多养分，自然就打不了我们这么多粮食。除了化肥，现在农民种地靠农药、除草剂，灌溉靠水利、水泵，耕地、收割靠农业机械，育秧靠大棚、地膜。综合起来我们现在每年的粮食平均亩产是农业时代的5倍。
1949年7月16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通讯，标题叫《迁安、抚宁、卢龙等小麦亩产百余斤——丰收的象征》，也就是说当时亩产百斤就叫丰收。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是3亩，人均粮食产量207公斤，亩产不到70公斤，这是算上每年套种的豆类、土豆、白薯之后的数字。现在我们拿豆子做点心，白薯当零食，土豆当蔬菜。如果把这些扣掉的话，当时我们的谷物产量只有不到8000万吨，人均只有140多公斤。而这个时候印度的谷物产量近6000万吨，人均160多公斤。
所以当时印度人均寿命是41岁，我们才38岁。其他社会发展水平也清晰地反映了这个差距：印度的城市化率是17%，中国是13%；印度人均GDP是170美元，我们才100美元；印度的发电量是49亿度，我们是43亿度。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印度当时的化肥产量是我们的4倍，当然4倍也没多少，才2万吨。我们当时只有两个化肥厂，使用的是最老的技术，年产量一共只有5000吨，肥效还不如一个大城市每年制造的大粪。
除了化肥工业，印度还有英国留下的工业基础。钢产量是我们的8倍，生铁产量是我们的7倍，水泥产量是我们的4倍，铁矿产量是我们的2.7倍，石油产量是我们的2倍，铁路里程也是我们的2倍多。说实话，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对印度只有仰望的份。
和我们相比，印度的外部环境也好得多。美苏争霸的重点在欧洲和东北亚，顾不上南亚，所以美苏在别处大搞军备竞赛，在印度大搞送礼竞赛。整个冷战期间，印度都是要啥有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全世界从来没有卖核潜艇的，俄罗斯却把核潜艇租给印度用。美国把战略空军当成心头肉，名字上带“战略”俩字的飞机很少外销，印度却能买到其中先进的C-17战略运输机，还是第一大海外用户。不光是美苏如此，德国的看家本事是造内燃机，其中最核心的是坦克发动机，美国都只能买成品，印度却能买到全套技术，只是买了技术也没造出合格的来。
现在如此，以前更夸张，1957年英国向印度提供了“风神”式喷气式战斗机的图纸，1961年又为印度设计了“胜利”式主战坦克，都是当时相当先进的技术。当这一代英国武器落伍之后，苏联人又送来了更先进的Mig-21战机和T-55坦克，再之后是Mig-23和T-62，Mig-29和T-72，Su-30和T-90……解放初期，苏联曾经提供给我们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基本上都是国防工业和相关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工业。后来对印度，苏联也提供了100多个大型成套项目，也是引进苏制武器的配套产业，和给我们的东西相比先进很多代，总价值也比给我们的多近10倍。之所以项目总数比我们的少，是因为印度看不上苏联的钢铁、冶金、化工、汽车技术，这些行当都是买的西方设备。
发达国家对印度的态度是“有钱的捧个钱场”，不发达国家也得“没钱的捧个人场”，别人不说，我们在1962年中印战争之前没少给印度帮忙，印度人不知好歹发动中印战争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巴基斯坦支持我们，其他穷国都在给印度捧场。教训了印度一顿之后，我们还是把军队撤回到了战前的位置，可谓仁至义尽。
既然没有外部威胁，印度作为一个实行多党制的民主国家，自然会把改善民生放在首位。这时候美国为了对抗苏联的“输出革命”政策，针锋相对地搞了一个“绿色革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通过让发展中国家购买美国的化肥、农药、优良品种、农业机械、灌溉设施等等，改善本国的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消除穷国爆发革命的土壤。
印度当然不会错过这种好事，20世纪50年代，印度就靠美国贷款购买美国化肥、美国农药，搞起了“绿色革命”。一直到今天，印度仍然是美国化肥农药的最大海外客户之一，也是除美国之外，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作物产地。
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靠美国的化肥农药把粮食亩产从1950年的35公斤左右提高到了近50公斤，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我们这时候正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连毛泽东都在吃红薯，还要忍着胃酸公开说好吃，此消彼长之下印度人便趁机挑起了中印战争。
如果按照中国人几千年总结下来的历史经验来判断，1962年的中印战争不管输赢，我们都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局。那个时代我们腹背受敌，全世界都在帮印度说话，北约华约两大集团直接送来了军火，第三世界全体打酱油，这说明冷战双方正在对我们进行最后的战略合围。
但是很显然，我们没死，还把这个局走活了，一直走到今天这般光景。这其中的道理即便到了今天也还是有一大票人不能理解。不知道有多少知识精英一直纠结在1960年前后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之类的口水之中。
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反正我们走过来了，天也没塌下来，而且路越走越宽，就像上一章里说到中国这几年的高速增长同样让很多人没法理解一样。我不得不说，中国几千年来积累出的治国谋略，生存智慧很多都已经过时了，要不然中国近代也不会混那么惨。
大炮和黄油是工业化的一体两面
中国、印度几千年都是农业社会，并没有形成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思考方式。拿着农业时代的逻辑去理解工业化时代，制定生存发展的战略，必然是南辕北辙，搞不好就会作茧自缚，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反面教材。
1962年印度看明白自己占了天时。在中国和美苏闹僵之后，印度已经成了美苏的座上客，如果能从中国身上刷出一场胜利来，自己就可以当第三世界的领袖了。当了领袖自然有当领袖的好处，将来代表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讨价还价，中间免不了可以捞不少油水，这就是封建社会包税人地主的典型想法。
天时是敌人的，地利也不在我们这边，打个比方，我们的藏南地区相当于印度家门口的一堵墙。虽然是高原，不过印度的公路直通山下，印军有多少人就可以上多少人，重炮可以直接拉上战场。印军派了一个军来爬墙头，后面调动的二三线部队更是多达十几万。我们隔着一个青藏高原，交通极为不便，旧中国，直到建国之初，中央政府派个官员去拉萨通常都是绕道印度。这样的交通条件换了一般国家只能得到一条结论：后勤无法支持作战，然后也就罢兵议和了。至少在抗日战争时期，西藏地方政府拒绝重庆国民政府订购的武器过境，国民政府就一点脾气没有，只有求美国人空运。
解放军虽然忠勇能战，但也只能就地拢拢凑了1万边防部队，重武器只有少量无后坐力炮和迫击炮。1万多边防军和敌方1个军辖十几个旅，五六万人的兵力对比在这摆着，地图上那点居高临下优势完全不值一提，更不要说印度后面还有多少部队可以随时增援。仗打到最后一个多月，我们才又调来一个师的援兵，只带来了几门榴弹炮和少量汽车。这并不是我们反应不够迅速，而是需要边行军边修路，实在是已经到了我们后勤能力的极限了。从战后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出双方后勤补给能力的差距，我军打这一仗总共消耗了2万发炮弹和70万发枪弹，缴获的炮弹倒有8万发，枪弹400多万发。
印军打败仗，也不是因为士兵太烂，印军的主力第四师是参加过“二战”的王牌部队。“二战”中这个师在英军序列中从北非打到意大利，英国人每次有自己啃不动的骨头就让印度人上，自己顶不住的时候还是印度人上，以至英国人当年有句笑谈“不流尽最后一滴印度血，我大英绝不屈服”。这个师的锡克旅、旁遮普旅，几乎个个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库尔喀联队则长于白刃突击。这些印度部队作为英军的炮灰，在德军的千锤百炼之下，每个能活下来的都堪称精华中的精华。
解放军的重火力和北非、意大利战场上的德军完全无法相比，轻武器比“二战”时候的德军强不了多少。但是几场战斗打下来，印军这些王牌军全交代了，参加战斗的9个旅被歼灭了6个，剩下3个重创，阵亡5000人，被俘4000人，我军只损失了700多人。
为什么这样一场对印度来说本该顺风顺水的战争却打了个一塌糊涂？我军在打仗的时候发现，消灭印军一个旅部，就等于歼灭了一个整旅，打死一个班长，一个班就立即丧失战斗力，士兵顿时斗志全无，甚至乖乖坐在地上等着被俘。印度兵跟着英军打“二战”的时候就经常有英国军官被打死之后整支印度部队当场不知所措的战例，没了英国主子发号施令，印度部队不但不会继续进攻，也不会有组织的撤退，甚至连撒丫子溃逃都不会，就那么傻愣愣地在敌人的火力下等死或者束手就擒。
这只能说印度人是当顺民当到家了，英国人统治了印度200多年，英国人以前，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建立的莫卧儿帝国还统治了200多年，再早还有一个德里苏丹国，也是中亚人建立的，再往前则是由更早到达印度的雅利安人统治。雅利安人为印度留下了种姓制度，自己是高等种姓，波罗门（僧侣、祭司）和刹帝利（武士、贵族）、原住民则是低等种姓。
中国当了100年半殖民地，现在还有不少人为汪精卫叫屈，以上海租界里的“民国范”为荣。印度几千年都是殖民地，有点独立自主意识的人不被杀掉也会被气死。剩下的顺民畏惧主子甚于怕死，主子让打仗的时候，可以是最一往无前的炮灰，主子让干活也可以是最勤劳的奴隶，英国人在的时候，印度发展得比“老大中国”强得多，同时还能给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当地基。主子拍屁股一走，顺民就傻眼了。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寻找新主子，所以“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印度既亲苏又亲美，同时还保留着英联邦成员的身份，又当社会主义又当资本主义，对德法日和东欧各国也都笑脸相迎，把资源和市场拱手相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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