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长征前夜
来源：通吃岛
朱德第一次离开权力中心
上一章说到，(五次反围剿——如果红军由毛泽东一直领导， 在江西的最后两次围剿能不能粉碎？)蒋介石于1933年5月坐镇南昌，开始直接指挥第五次围剿。在战争开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共双方的一些基本情况。
共产党这边，大的变化有两个：
1.朱德被调离中央权力中心
2.与此相对应，李德进入中央
首先说第一条，朱德常年担任军队最高领导人，在军中威望极高无人可比，这造成的问题是，博古发现，许多问题必须征求朱德的意见，他自己不能拍板，朱德前线抗命他也毫无办法，况且人家是军委主席，便宜行事也不算抗命。于是博古搞了个小花样。
原来红军的军委是设在前线的，由朱德担任主席，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以后，朱德周恩来他们回到瑞金，博古组织开了个会，决定军委转移到后方瑞金，前线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军委主席仍由朱德担任。看起来没问题吧？问题再后面：
1.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
2.当朱德到前线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
朱老总年轻时候，也很帅吧
军委就是战争的时候权力最大，战争一开始朱德肯定要去前线指挥，他一走项英就成了军委主席，而项英是博古一手提拔起来的小弟，等于说战争的实际最高负责人成了博古，朱德仅仅变成前线的一名执行者。
现在说第二条。我们中学学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博古李德”总是同时出现，大家只是记得他们决策总是错误，李德好像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外国人，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印象了。那李德是如何进入领导核心的呢？
其实严格来说，李德不能算作共产国际派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他能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我真的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我们先理一下王明、博古、李德三个人的关系。
李德是德国人，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也算科班出身，毕业以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在那里认识了王明。
王明出身平民，入党之后被派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他可以说极其聪明，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俄语，学习努力，再加上长得帅（不下于周总理啊！），很快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任教、翻译、组织工作样样精通，他甚至给斯大林担任过翻译。
李德则是王明的学弟，比他晚一年进入中山大学，二人私交很好，因此王明在莫斯科的时候就一直让博古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李德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摄于延安
好了，现在说李德的“传奇”经历。他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东北做针对日本的谍报工作，干了没几个月觉得实在太危险了，就离开东北去了上海，要求在中共中央工作。本来估计他也就是想在这里避一避，找个机会再回苏联，没想到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当时上海的最高领导人是博古，他本人对军事并不了解，因此向苏联要求提供军事顾问，苏联答应派施特恩过去，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传说中的军事顾问一直没来。
博古着急啊，没有军事顾问我们怎么开展军事工作？难道任由江西那帮泥腿子们瞎搞？这时候，李德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身份出现了。
大鼻子外国人（虽然不是苏联人）、共产国际派来的（虽然是做谍报工作）、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虽然没打过仗），再怎么说也比江西山沟里的那几个农民可靠啊。而且，还是我的好朋友王明的好朋友，我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施特恩没来，那就他了！
于是乎，李德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开始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他一个在东北搞情报的，怎么就到了上海呢？不知当时的李德作了两句什么诗，他是德国人，或许就是
“我抱着这种高度幸福的预感，
现在享受这个最高的瞬间。”
（《浮士德》）
1933年9月，李德从上海赶到瑞金，正式成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蒋介石的新战略与红军的应对
好了，下面说国民党那边的情况。
蒋介石并非浪得虚名，吸取前四次失败的教训，将战略战术做了改进。首先是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联系当地地主富农，采取“保甲法”“连坐法”等等，并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制定了一套作战原则：“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术，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具体讲，就是进一步细化堡垒战术，每天只推进四五十里，下午三点前宿营（防止红军夜战），入夜前筑好工事，第二天继续行军，由后续部队接管这一套工事作为后方。
战略上讲，100万兵力分为四路，北路作为主攻方向向南压缩，南路主要负责占领据点、通道防止红军南撤，东西两路配合北路进行夹击，另外附有飞机200架随时准备机动。
红军怎么办？
中央局（博古项英实际领导，其他还有张闻天、任弼时、陈云、王稼祥、李维汉等人，不固定）认为应当采取“分离作战”方针，分为两路，北路抗敌，东路入闽作战。
周恩来、朱德反对。他们认为应当集中所有力量对抗北路之敌。
中央局拒绝接受，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为“中央军”和“东方军”，后者由彭德怀任司令入闽作战。（点击下面的或者文末的广告，也是一种很好的支持）
此时国民党部队还在修筑碉堡封锁苏区，并未开始主动进攻，中央局命令两路红军尽力占领据点、打击筑碉敌人，破坏封锁线。
中央军取得零星胜利，但未能阻止围剿碉堡封锁线的最终完成。
9月25日国民党军队乘虚而入，北路军3个师进攻黎川。此时黎川的主力部队出去进攻城市打破封锁了，留在城中的只有70余人……
黎川城的最高负责人是当时的闽赣军区司令部司令肖劲光，请求撤退以保存实力诱敌深入。没想到博古和李德（刚到不久）竟然命令肖死守，不得丢掉一寸土地！！70人死守3个师的进攻？！！
肖劲光（左）是开国十大将之一，我国海军的主要创立者
刚开始我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觉得是不是印错了还是怎么着，后来证实无误后才发现，肖劲光曾经也是“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支持毛的战略方针，属于“漏网之鱼”，博古可能是想借此机会把他搞掉。
肖劲光心想自己不是蝙蝠侠，手下这70人也不是复仇者联盟，怎么可能扛住将近1000倍的敌人，于是就撤了。
（其实当时情况要复杂一些，70人是机关人员，还有300警卫，具体守不守肖劲光和时任省委书记的顾作霖还有争论，我这里就简化描述了）
（再讲一下后续，3个月以后肖劲光在瑞金被公审，周恩来被指定为公诉人。李德建议把他枪毙，毛主席、王稼祥等人坚决反对，最终决定开除党籍军籍，5年监禁。一个月后，在毛的反复努力斡旋下，肖被释放，安排至红军大学教书。后来周恩来曾因此多次找肖道歉，反复检讨）
一败涂地
博古、李德随即命令已经入闽的东方军回师江西收复黎川，保住根据地的“北国门”，具体战术是由红三、红五军团进攻硝石（敌军主要据点），逼退黎川军队。
战斗五天，未能攻克。
军委命令分兵第五军团进攻黎川县另一据点资溪桥。
连攻四日，未能胜利。
军委命令红三、红七军团离开革命根据地，进攻金溪县的浒湾、八角亭等据点，以此调动南城、南丰的敌人出动，并将其歼灭。
进攻三天，全部失败，既未能攻克据点，也没能调动出敌人。
在连吃一个月败仗后，终于12月12日，红三军团（一万余人）于黎城团村击败四倍于自己的敌人，但可惜的是仅仅是“击溃”，并没有多少缴获，这种战斗在毛主席看来算是败仗。朱德、周恩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致电项英，分析这次没能大部歼灭敌人的主要问题在于分兵，并建议军委，应集中红三红五红九红七等军团主力，与敌人主力寻求决战。
军委复电，不同意建议，并命令再次分兵，红军主力西调进攻堡垒群，并且，更严重的是，24小时之内4次变更作战命令。
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提到命令屡次变更严重影响了前线有序的军事行动，由于战场形式千变万化，希望中央能够给他们相机行事的权力。
4天后，中央回电，不仅“相机行事”的权力没批下来，前线的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都由朱德担任司令）也被撤销，并入中革军委，前线一切师团由中央统一指挥调动。
本来11月末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发生了“福建事变”，李济深蒋光鼐等领导19路军（就是打淞沪会战的那个）起义反对蒋介石，另立新的政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共产党合作。此时按照毛的想法应该集中兵力并联合19路军，从福建方向进攻取得反围剿胜利，可是当时中央（包括周总理一开始）却认为应当假意与其联合，实际让19路军与国民党斗个两败俱伤。
于是在国民党忙于消灭19路军，对瑞金政府采取守势时，中央认为此时距福建较远的西部敌方应当是空虚的，就将主力西调，对国民党防御的堡垒地区进攻。
全部失败且伤亡十分严重。此时根据地兵力极端紧缺，竟然到了发动少先队员参战的地步（不细说了，嗯）。
当时修筑堡垒的战士
毛的权力进一步被剥夺
整个一月主要就在开会，六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及各种附属会议。这会开的，让周、毛等人非常之憋屈。
首先，六届五中全会没让周总理参加会议筹备工作，这是非常罕见的，而后在会上博古发言道目前中央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反右倾，不仅如此还要“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也就是说只要发现右倾就坚决干掉（应该是针对肖劲光这一类事件提的）。博古还认为，革命就快要胜利了，只要第五次反围剿成功，全国革命就会胜利……
情况还在控制中，革命马上就会胜利！
结果最后，没参加会议准备工作的周恩来又被指定作闭幕词。你们这些玩意儿都没和我商量就通过，结果最后又让我闭幕总结，啥意思啊？！
然后再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给大家（几个核心人物）的消息是，要把毛踢开，让张闻天代替他担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周总理觉得不妥，就去找博古，博古却仅仅说毛不用管这些日常事务，而后就不多解释了。
果然，大会先选出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几天后召开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被张闻天接替。这两个主席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别急，没过多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颁布，明确地告诉了大家：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
毛保留的这个主席是虚职，张闻天接任的那个是掌实权的。
这帮人政治手腕高啊。他们来之前，毛是红军政委、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当时名称有所不同）、执行委员会主席；博古他们来了以后，先免了军权，再免行政权力，给你挂个空职晾在那，发表发表声明，念一念文件。
“肉包子打狗”战术与广昌保卫战
这次大会的军事讨论部分李德提出了他的新战术——“短促突击”。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堡垒对堡垒”，你国军不是修碉堡吗？我们也修！你们不是缩在碉堡里不出来吗？我们也缩，一直等敌人出击了，红军再从工事中出来，搞个小范围突击。
嗯，一些前线指挥员称这种战术为“肉包子打狗”战术。每次英勇的“短促突击”出去的红军战士都在国民党那边强烈的炮火下全军覆没，再也没能回来，仅仅两个多月，红军的伤亡就以万计。
朱、周其实并不赞同这种打法，他们在这期间反复强调要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势，在堡垒战的同时不能忽视运动战游击战。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堡垒战要求在所有重要地点设置防御阵地，兵力极其分散，而运动战要求集中兵力，以红军目前的状况是不可能同时兼顾的。
4月10日，国民党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另有一个炮兵旅、200架飞机配合作战。
博古大惊，集中九个师进行广昌保卫战，“守住根据地北国门”。
博古李德亲上前线指挥。
4月21日下达死守广昌命令，“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飞机轰炸之下坚守到底”。
4月27日，国民党总攻。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先受不了，我军堡垒在一瞬间被飞机大炮摧毁，提议撤离广昌。
4月28日，广昌失守。
广昌保卫战共歼敌2500余人，红军伤亡5500余人。彭德怀作为最前线的指挥官，对此十分不满，在这种战术下，每次出击的红军战士都是全军覆没，他大骂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呃……彭老总这张照片为什么那么像……那啥啊
其他指挥官也不满，比如当时担任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找李德提建议，希望改变打法。
几天后，刘伯承就降成了5军团参谋长，离开中央。
（对了，张闻天也因为广昌失守强烈批评博古，和其关系恶化，这对后来的遵义会议影响巨大，咱们到时候再讲）
广昌失守之后，中央逐渐开始筹备转移的各项事务，具体内容太杂，没什么意思就不细讲了。
那这段时间毛在干什么呢？
上篇文章提到的，经济工作，也不细讲了，另外毛主席还搞了一点副业——军事指导。
蒋介石这次围剿的策略是四面包围但以北路为主攻方向，所以整个中央的注意力都在北面战场，根据地南边的自主性更强一些，于是毛就到南线搞调查去了。
调查过后，他和粤赣军区领导们（何长工等人）交流，主要给出了两条指导性意见，这意见狠狠地黑了博古等人。为啥这么说呢？
第一条，吸取“福建事变”教训，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第二条，“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
这就和他原来在会议上的发言、给中央写的信一个意思：中央过去错了、现在也错了，从接手的一开始就一直都是错的。
而后毛又和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方案，大概思路是撤掉大部分守的据点，把主力集中起来整训，然后再分散出去打游击战，争取把敌人“肥的脱瘦，瘦的拖垮”，找到好打之敌之后迅速将其歼灭。
不久后，南线的二十二师开会总结之前一次失利的教训，毛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找到电话打过去，详细了解情况，而后再次强调了之前的思路并予以具体建议，从军事到政治到情报到群众工作等等（他一向认为这是个整体）。
政委方强等人很同意毛的看法，于是按照他的思路重新布置了作战方案。
这之后，南线情况逐渐转好，二十二师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缴获颇丰。
然后方强就被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理由是没贯彻中央指示，走罗明路线。
二十二师的战士们不服啊，凭啥打了胜仗被调走（当时没说进保卫局），打了败仗的却可以继续干？
一段时间后，毛重新回去考察，开会的时候有人就提出来这个问题，表达了不满。毛想了想，轻叹一声（这是自己YY的），道：
“我们是红军战士，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要忠心耿耿。要从总结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中明辨是非，坚持真理。”
坚持真理，四个字，却真的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常常让人付出巨大代价。就是这位被关进保卫局的方强，因为坚持真理长征时被张国焘再次关进保卫局，1982年又因为坚持真理而从海军司令员任上退休。老爷子身体非常硬朗，2012年才去世，活了整整100岁。
长征前夜
我们回到主战场。之后的这近两个月里，双方互相试探，没有爆发什么大规模的战斗，共产党这边谋划着转移，国民党那边谋划着总攻。
七月上旬，蒋介石下令国民党部队发动总攻，近100万人从六个方向进攻苏区。
博古等命令针对敌军进攻，分兵六路抵御，严守各路口要塞。
一路也没抵住，根据地范围进一步被挤压。
派红七军团突围，企图打到敌占区，以此调动敌军。思路不错，而且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说国民党用围剿封锁着红军致使其无法抗日，这支队伍要突破困难坚持抗日，名正言顺，反正战争年间大家都在为政治宣传吹牛，强调自己的正义性，也无可厚非。可是……一共就派了不到7000人，连人家的零头都没有，咋调动啊……
转移的决定在几个月前就做出了，所以必须得找到一个合适的转移路线，红七军团失败了，中央决定让红六军团再去前面探(song)探(song)路(ming)（这是由被打散的师、团等新组建不久的一只队伍，由萧克、任弼时等人领导）。为了讨论具体往什么方向探、怎么探，开了个会，毛主席参与了。
会上，李德等人认为应当派红六军团向贵州方向突围最终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红军向那里转移打前站。
毛不同意，他认为不应寻找红二军团，整个中央红军应当集中兵力，直接挺进敌人力量弱的湖南中部。因为红三军团与中央之间是敌人布防的重点，突围压力大，且贵州大部分地区没有群众基础，政治经济等工作难以开展。
李德等不同意毛的看法。最终大会的结论是，先让红六军团向湖南方向突围，待机与贺龙部会合（真正原因是，中央并不知道贺龙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只知道在贵州，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1934年7月，红六军团就这么着成了最早开始长征的队伍。
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红六军团从强渡湘江开始（对，他们就已经渡过一次了）一路经历无数场恶战。更要命的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中央在完全不了解前线战况的情况下一直对他们进行远程指挥，很多次好不容易突围出去，中央一纸莫名其妙的命令又令红六军团再次陷入重围，如果不是萧克、王震等军事领导的卓越指挥与一定运气成分，这支部队早就不知道覆灭多少回了。
萧克上将是最后一个去世的红军高级将领，活了97岁，此时，他才是真正的长者。
（实在不好意思，写这种东西本来最好不带感情，可是每当读到这一段历史时，我真的感觉博古好像是蒋介石派来的高级卧底……大家可以找相关资料，绝对是令人无语。）
咱们继续讲江西根据地的情况。
西征的军队派出去不久，国民党就集中9个师由北向南开始向瑞金方向进攻。红军以3、5军团为主进行守御，主要是依靠据点打阵地防御，经过20余天的数场战斗，虽使敌人死伤4000余人，自己也伤亡近2500人。貌似是占到便宜，可红军无论战士还是物资都是打一点少一点，国民党那边却是源源不断，这点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8月31日，广昌驿前镇被攻破。至此，根据地北路、东路（福建）皆崩，再也不可能待下去，必须尽快开始转移。
整个九月，中央都在加紧部署转移的相关事宜，动员、征兵、整编、物资整理、情报搜集等等等等吧。战斗方面互有胜负，无关大局，不多提了。
毛主席呢？他十分担心目前红军的状况，又深知自己在中央说不上话，于是请命到于都地区视察，并在那里做了半个多月的细致调查，以军事、政治情况为主。九月底，突患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张闻天派医生过去这才渐渐控制住病情，后来博古差点以此为由将毛留下不随军长征。
（多说一句，另一边的陈毅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在前不久被弹片击中胯骨，伤势很重，无法随军行动，后来没能参加长征，留在根据地继续与国民党军队战斗，历经无数磨难，那才叫九死一生。）
九月末十月初，红军将各地守备交接给地方部队，国民党部队也基本集结完成准备发动最后一攻。
中共中央决定，以项英、陈毅为主要领导，指挥二十四师与地方部队共一万六千余人留守根据地，其余人准备参加战略大转移。整个转移的最高决策机关为“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
10月10日，瑞金，八万六千人，当时尚不知究竟多远多久的长征开始了。
下期预告：从左到右——血战湘江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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