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反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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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篇之<帝国的反击>[壹]
作者：温骏轩 / 编辑：尘埃
来源：地缘看世界 （diyuankanshijie）
正文共： 48697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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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篇之<帝国的反击>大气磅礴，但超……长，喜欢历史特别是那个时段历史的读者不容错过。全文十六万字分四篇发完，合适在时间空闲的情况下阅读。
在汉匈乃至整个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博弈中，山西高原北部的大同盆地，以及鄂尔多斯高原之北的河套地区，始终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大多数情况下，游牧民族会在河套地区更具优势，而大同盆地则是中原政权不容有失的前方基地了。
如果有一天，中原政权能够完全控制河套地区，那么我们基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形势将对中原政权更为有利；反之，要是游牧民族入主大同盆地的话，这片黄土之地所蕴含的农业潜力，势必成为其进一步南下，甚至入主中原的本钱（比如鲜卑）。
赵.<北三郡>地缘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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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标准来看，汉武帝继位时所面临的形势，还算不错了。一方面整个大同盆地还处在汉朝之中；另一方面，河套平原的东部，帝国还顽强的控制着一个突出部——云中郡。然而这种看起起来还说的过去的局面，却是60多年来，用十几个宗室之女加上无数的财帛，屈辱的和匈奴人换来的。
从匈奴的角度来看，作为游牧帝国的开创者，此时的部落首领们还完全没有入主中原的想法。既然那些财富的拥有者，愿意周期性的为之补给，那又何必一定要去自己经营那些土地呢。更何况，匈奴人也并没有把获取额外收入的希望，建立在汉帝国委曲求全的态度上。只要他们愿意，汉帝国视为抗匈前线的那些边郡，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匈奴人渔猎的猎场。
匈奴对汉帝国的优势，始自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这场战役，不仅让汉帝国陷入了长达一甲子的蛰伏期，同时也让大同盆地成为了帝国的伤心地。如果汉帝国想要扭转局面的话，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真正控制大同盆地，让匈奴不敢再视之如无人之境。
白登之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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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预备拉开反击序幕的第一场战役，战场并非预设在高祖刘邦的伤心地：今天山西大同东北的白登山（今名马铺山，而是大同盆地的另一个地缘中心，位于盆地西南角的马邑。
与大同一带相比，今名朔州的马邑有一个明显的地理优势，那就是它几乎处在一个向西开口的矩形盆地腹地（朔州盆地）。从战术上看，一旦匈奴人进入了这个盆地，那么汉军形成战略包围的机会就很大了。
马邑之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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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试图在这个边长约30公里左右的盆地，打造一个包围圈，所动用的兵力肯定是少不了的，尤其是东面的盆地开口处，将有一道南北长约20公里的防线，没有山地可依。至于其它三面，所使用的兵力相对就要少的多了。能够通行的谷地数量毕竟有限，对于防守方来说，据险以自守总是更容易些的。
据史料记载，为了准备这次反击，汉武帝调动了超过三十万的兵力，埋伏于朔州盆地周边的山谷之中。以战役的规模来看，帝国并不认为这场战役，能够在很短时间内结束。不过逼迫对手在一个可控范围内，进行阵地战、拉锯战，正是农耕民族的优势。
纵然在包围圈形成之后，这三十万的兵力不够，汉军也有雄厚的资本，将兵力、物资源源不断的输往前线。相反，游牧民族则更善长于在开阔的草原上打运动战，即便一时不能取胜也可凭借机动优势从容的撤退（所以中原政权，很少有全歼对手的案例）。
现在看起来，将匈奴人引入朔州盆地，并围而歼之是一个不错的设想。以马邑之围，雪耻白登之围的也有足够的象征意义。然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匈奴人会不会进来，为什么要进来？
对于汉武帝来说，这其实倒也不是个问题。毕竟在之前六十多年的岁月里，汉朝都扮演着一些委曲求全的角色。仅仅是在马邑之围的前一年，帝国还送了一位宗室之女，前往匈奴和亲。这一切，都使得匈奴人断然想象不到，他们的对手能够动用数十万的兵力，为自己精心打造一个包围圈。
纵然汉帝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匈奴人会对他们即将发起的反击掉以轻心，但具体到战术层面，还是需要一点点小计谋来请君入瓮的。对于能够总结出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的华夏族来说，马邑之围当中所使用的谋术并不算惊艳。
简单来说，就是让一个马邑城中的富豪，以汉奸（这可真是货真价实的“汉奸”了）的身份去告知匈奴人，自己可以里迎外合，让匈奴人顺利进城劫掠。为了把戏做足，汉朝方面甚至故意杀死了一名死囚，并悬其首于城门之上（同时告知匈奴人，“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以让前来刺探虚实的匈奴使者，相信马邑城已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了。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劫掠永远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渔猎方式，作为曾经被韩王信看中，试图以之为都的马邑城，也有足够的人口和财富吸引匈奴人入侵。因此在汉朝方面的精心策划之下，匈奴人开始集结兵力，准备突破长城防线，快速杀向马邑城。
为了完成这次看起来毫无难度的劫掠，匈奴人集结了超过十万的骑兵。更为重要的是，这支游牧大军的统帅，正是匈奴当时的最高领袖——军臣单于。
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已经根据匈奴左、中、右三大板块的结构，为他们在汉朝的边郡划定的势力范围。根据这个划分，大同盆地正是处于匈奴单于的猎场（事实上，也正是匈奴单于亲自带队）。也就是说，如果马邑之围的计划能够成功的话，汉帝国不仅能够围歼掉数以万计的匈奴骑兵，更有可能直接斩首匈奴单于。
匈奴地缘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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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军的计划来说，他们并不打算等匈奴人完全进入包围圈后，再进行合围。而是在匈奴主力骑兵进入朔州盆地之后，即断其后路。至于那些被分割在包围圈之外的匈奴辎重部队，则另外部署了一支从代郡方向出击的，总数三万人的部队解决（飞将军李广也在其中）。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汉军并不准备正面和匈奴人拼个你死我活，而是准备在断绝匈奴给养的情况下，将这些不可一世的游牧骑兵困死（可以想见的是，此时的马邑城，以及整个朔州盆地都已经坚壁清野了）。
从计划来看，一切细节都显得十分完美。这很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围歼匈奴主力的机会，因为无论胜负与否，再想把匈奴人引入汉军在汉地预设的包围圈，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就计划的前半部分来说，可以说进行的非常成功。顺利突破阴山南麓一线的长城，并没有让亲率十万骑兵南下的匈奴单于感到困惑。基于匈奴一直以来的强势地位，汉帝国暂时并没有机会修复最初由赵国，后来由秦帝国所整合的，阴山一线的长城防线。真正为马邑地区提供直接保护的，是构筑于大同盆地之北，今山西左云县境内的一条防线——武州塞。
武州塞之名在解读“白登之围”时已经出现过了。“武州”这个标签如果代指的是行政区的话，那它所对应的就是今天隶属山西省大同市的“左云县”（武州县）；如果它指的是一条军事防线的话，那就是一条位于今天左云县城之北，东起管涔山，西至洪涛山的防线了。
上述地名，最早在战国部分，解读赵北三郡时应该有已经出现过了。不过离开这个板块的时间太久了，我们有必要再简单回顾一下它们的地缘价值。管涔山和洪涛山，可以被看作是吕梁山脉的北部延伸，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片山地，称之为“吕北山地”。
由于地势的原因，两山之间并没有汇集成一条纵贯南北的大河，以及由此而形成一片宽阔的河谷平原。山地腹地所收集的雨水，大部分都向东、南方向外流入大同盆地，去支援桑干河了。
对于吕北山地来说，没有形成大片适宜耕种的冲积平原，固然一种遗憾，但这种相对于农业生产而言的边缘性，对于游牧经济来说，却又是极好的。一方面机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并不会觉得两山之间，那些丘陵起伏是障碍（对于灌溉农业来说，问题就很大了）；另一方面，这一区域的降水，又足以形成连片适宜放牧的草场。
事实上，在赵武灵王代表中央之国向北扩张之前，这一地区就是游牧民族的乐土。而即便是在赵、秦、汉等政权将口北山地纳入中央之国范畴，并与大同盆地捆绑在一起，设立“雁门郡”之后，畜牧经济依然是本地区的主要生产方式。为了移民实边，也为了在华夏文化的肌体中，补充进“胡服骑射”基因（以对抗游牧民族），那些模仿游牧民族的放牧行为，甚至会得到鼓励。
既然吕北山区是那么适合游牧民族生存，又有多条河谷穿透东侧的洪涛山连接大同盆地，那么在不能将匈奴人彻底阻挡在阴山一带之时，就很有必要在两山之间的丘陵地带，打造一条可以依托的防线了，这条防线就是武州塞（这条防线，最初也是由秦将蒙恬所打造）。
为武州塞提供依托的，是一条源自洪涛山，向西延伸的山地——武州山（武周山）；以及位于武州山南麓的一条，源自管涔山，向东穿越洪涛山，在今大同市南，汇入大同市的母亲河“御水河”的河流——武州川（今名“十里河”）。不过武周山并没有象武州川那样，向东延伸到管涔山。为了弥补这个地形上的缺口，汉帝国在武州川上游之北，匈奴南下当道之处构筑了武州城，并以此为基础建制了“武州县”。
从地缘位置上看，这样一条山水防线，首先能够防护的，就是大同盆地的重镇，也就是诱发了白登之围的“平城”（大同）了。有了武州塞的保护，最起码由北南下的匈奴骑兵，就无法借助武州川水而下，攻掠平城了。当然，匈奴人也可以从吕北山地最北部的丰镇盆地（今丰镇县所在板块），沿御水河直接南下，攻击平城，不过这就不是武州塞的防御方向了。
真正被武州塞正面保护起来的重要板块，是马邑所在的朔州盆地。如果匈奴人想穿透吕北山地，直接攻入马邑的话，就必须穿越这道连接管涔——洪涛两山的防线。虽然从河套平原，经管涔山中的杀虎口，经善无城（今右玉县城）；或者在攻取平城之后，沿桑干河南下，可以绕过武州塞。但这两条路线，需要先攻取云中、善无、平城这三个军事重镇，对于急于去马邑捡便宜的匈奴人来说，显然不会去考虑。
尽管在汉帝国的版图上，武州塞以北直至阴山长城一线，都应该属于雁门郡的行政区。但实际情况是，帝国并没有实际控制武州塞北（也谈不上恢复秦赵打造的阴山长城防线了）。而掌握军事优势的匈奴人，也并没有视武州塞为不可逾越的天堑。
事实上，静止的城防工事，从来都不能将入侵者堵在外面。如果没有强大的反击能力，那些来自草原的游牧骑兵，并不会受制于中央之国所打造的长城防线（参考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在汉匈战争形势出现逆转之前，整个汉匈相接之处的防线，都像一个筛子一样，经常性的被匈奴人穿透，入境劫掠。
为了诱敌深入，汉朝方面应该也有意识的让武州塞防线出现了漏洞。或者说，让驻军在面对十万匈奴大军时表现出畏敌情绪，龟缩于城堡要塞不敢出战（在自视强大的匈奴人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然而在这个完美计划背后，有一点却让志在必得的汉武帝始料未及。那就是生活于武州塞南的百姓，却并不想当炮灰（人口本身，也是游牧民族的重要战利品），他们在匈奴人穿越武州塞之前就闻风而逃了。
武州塞距离马邑，约有一百公里左右的路程。除了一小段十里河上游河谷之外，这段行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匈奴人可以沿着一叫做“源子河”的桑干河支流南下，进入朔州盆地。以匈奴骑兵的机动性和他们迫切的心情来看，这点路程完全可能在一日之内完成。而当匈奴主力进入朔州盆地之后，他们的辎重部队应该还在武州塞北（这些后勤人员的作用，主要是去拉战利品了，主要交通工具为牛车或马车。而车的移动速度，比骑兵要慢）。
在汉军的计划中，一旦匈奴人进入朔州盆地，那些埋伏于周边山谷的汉军中的一支就将立即封堵住源子河谷的谷口，切断匈奴人的归路。配合其它方向的伏兵，十万匈奴骑兵和他们的单于所将要面对的就是一个被重重包围，坚壁清野的朔州盆地了。至于那些被封堵在武州塞北的辎重人员，则会有从代郡方向，出高柳城（当时代郡所控的最北部，今山西省阳高县）的三万大军来解决。
在这个计划中，武州塞以南直至源子河谷口的地区，并不会在坚壁清野的范畴中（为免打草惊蛇，他们应该象往常一样，不知所措的面对突然来袭击的匈奴人）。然而一场动用数十万兵力的战役，要想一点消息都不让当地百姓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帝国在部署在武州塞一带的驻军，可以有办法有计划实施之前，禁止人员出关，以免走漏消息，但却无法阻止为了保命的百姓自行躲藏起来。
我们并无法推断，武州百姓是在什么时间点，得到大战将临的消息的。能够确定的是，快速通过武州塞，并已向南移动百里的匈奴大军，除了沿途看见野放的牲畜之外，竟然没有捕获一名居民。这种不同寻常的景象，很自然的引发了匈奴人的疑虑。为此，他们并没有继续向南，完成那剩下的百里路程，而是迅速回头，攻击了武州塞中汉军所驻守的要塞。
即便有有充足的防备，武州塞中所屯之汉军也很难面对十万匈奴骑兵攻击，更何况此时他们的防御重心，应该是还在武州塞北，紧随主力骑兵南下的匈奴辎重部队。一旦匈奴主力在马邑被合围的消息传来，这些辎重就将成为守军和三万汉军的合围对象了。
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回击的匈奴人攻取一个城防要塞，完全没有任何压力。而匈奴单于迫切想知道的真相，也很快随着俘虏的招供而大白于天下了。在惊诧之余，匈奴人自然不会再上套了。
在得知匈奴兵退的消息之后，汉武帝迅速调整作战方案，将伏击战变成了一场追击战。问题是，即使汉军的先头部队（骑兵），与匈奴人拥有同样的移动速度，追上匈奴人的机会也是很小的。因此在追至武州塞防线，自忖没有可能接战的汉军，停住了脚步。汉武帝所精心部署开锣大戏也就此终止。
当然，汉军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一试锋芒。最起码从高柳（阳高——天镇盆地）向西出击，准备攻击匈奴辎重的三万汉军，有机会与返程的匈奴主力接战。如果他们真的那样做并拖住匈奴人的话，已追至（包括正准备向北运动的）武州塞的汉军主力势必会跟进。这样的话，一场原本应该发生在朔州盆地的汉匈之战，就会变成武州塞北的一场混战了。虽然即使汉军获胜，也只会是一场击溃战，但也足以振奋汉军乃至整个帝国的士气了。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临机应变的胆略和勇气的，更何况这三万汉军的对手。转瞬之间变成了十万匈奴主力，最终在犹豫之间，这些本来可以改变历史的汉军，还是放弃了与匈奴接战的打算。而日后无数次与重大战功擦肩而过的李广，也正是这统率这三万汉军的将领之一。
对于匈奴人来说，马邑之围就是汉军所实施的一个阴谋。如果汉军从此之后一蹶不振，再无建树。相信一定会有研究者，将汉匈之战失败的原因，归结于那个向匈奴单于告密的“汉奸”。在现实环境中，一些热衷于讨论国际时事的朋友，也同样会不由自主陷入阴谋论的怪圈。而那些在历史上经常出现的谋术，也成为了阴谋论的论据。
实际上，这两者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在人类的博弈当中，各种谋术的动用总是在微观历史中不断出现。然而当我们把视角拉高就会发现，推动历史前进的并非是某个人物或者一次阴谋的成功实施（或者失败）。
战术层面的谋术，并无可能直接改变战略上的大势。就象汉匈战争一样，如果马邑之围取得了预期的成果，那么自然可以算是为这次“帝国反击战”开了一个好头；但即使无功而返，我们也很快可以看到，蓄积国力长达一甲之数的汉帝国，是如何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间，将匈奴人逼入死角的。
有一句我们从小就熟知的成语叫做“打草惊蛇”。就这句成语的本意来说，其实是说故意去惊动对手，以迫使对方暴露出自己的行踪（为三十六计中之谋略）。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句本来颇为正面的成语，往往被反用做无意中惊扰了对手，使得自己原本谋划好的计划无法实施。
以打草惊蛇今日常用之意，来形容马邑之围的后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当然，这次未能完成的战役，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最起码匈奴人会受到很大的震慑，在对手的地盘上不会那么嚣张了。
然而汉匈之间的矛盾，并非简单的两个国家之间利益争夺，而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生存方式上的结构性矛盾。换句话说，即使马邑之围汉军大获成功，全歼了匈奴十万骑兵以及单于本人，也无法阻止那些游牧部落在农业区打草谷的欲望。匈奴人很快就会推选（争斗）出一个新的单于，来率领他们继续南下侵扰帝国治下的农业区。
关于游牧民族，是否能够完全独立成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而这也牵扯到他们为什么总是对农业区那么感兴趣的问题。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牲畜能够为游牧民族，提供生活所需的一切基本条件。
比如肉、奶可以食用；毛皮可以做衣服、帐篷；粪便可以做燃料。也就是说，即使不依靠与其它异类属性的民族交换，他们也能够生存下来。然而游牧民族与周边民族，尤其是农业民族的争斗，数千年来就不曾停息过。他们对农业区物资、人口的渴望，似乎又在证明，游牧体系必须依靠外部补给，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
实际上，游牧民族能够成为独立的经济体，与他们不断的通过正常、非正常手段，从外部接受补给之间并不矛盾。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草原和游牧经济，人类也不会灭亡，只不过比起农耕来，游牧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要差的多。
一方面，游牧经济本身的生产效率，或者说对土地的利用率非常低；另一方面，牲畜作为游牧民族的基本经济来源，同时承担着供给食物，与储存食物的功能。一旦遇到极端自然灾害的话，所受到的打击，要比那些有条件、能力储存更多食物的农耕民族要大的多。
在这种情况下，游牧民族如果想要在面临灾害打击时，迅速恢复元气的话，劫掠相邻的农业区，几乎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当然，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比起可以算出收益（一个畜群正常情况下，一年能扩大多少规模是固定的）的游牧经济，劫掠所产生的收益，总是存在不确定性。而当发现这种渔猎行为能够帮助自己提升生活品质时，游牧民族就不会总是在受灾时，才想到向他们的邻居家伸手了。
游牧经济为了更好的保持自己的运行，需要从农业区进行补给，并不能解释一个现象。那就是纵观中国历史，强大的游牧帝国，似乎总是伴生于强大的中原王朝而生。比如匈奴与之秦汉；突厥与之隋唐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案例。
这其中并非没有关联，因为以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言，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的需求。一般几户有血缘关系的牧民，就可以组成一个基本的游牧团体，经营一片草场，共同决定迁移的路线（而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相互之间还可以非常独立的完成放牧牲畜的工作）。
这也使得游牧部落内部与彼此之间，呈现一种非常“原始”的民主气氛。即使是被单于、可汗统一为一个“游牧帝国”之后。那些首领们也不能单纯通过行政命令，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每一个部落和每一户牧民身上。除非大家面临共同的敌人，或者有需要合力去争取的利益。
当与草原接壤的那些农业区本身，并没有置于一个强大政权的保护之下时，一个单独的游牧部落，或者区域性的部落联盟，就有可能完成他们的补给任务了；而当这些游牧部落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并且用长城保护起来的中原政权时，总是会有人挺身而出，用武力或者语言，说服大家团结起来。因为只有这样，草原上才能集结足够的兵力，突破中原政权的防线，从农业区获得他们所渴望的物资和人口。
之所以要分析这些，是因为虽然我们只会重点分析几场，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汉匈之战，但整个汉匈战争持续时间长达三百年。如果不从更高层面来理解这场博弈的本质所在，这些即将呈现的战争，就只是会让大家的热血再沸腾一下罢了。
回到后马邑之围时代的解读上来。为西汉时期的汉匈战争来划分阶段的话，白登之围——马邑之围可以划分为第一阶段。这一时候汉帝国完全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而自马邑之围后，汉匈之战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帝国反击”阶段了。由于受到的惊吓，匈奴人在马邑之围后三年多的时间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入侵情况发生。
然而刚才我们也分析了，即使匈奴人不再认为，汉帝国是可以随时鱼肉的对象，他们在经受灾害时，也有强烈渴望从农业区补血止损。对于匈奴人的大多数入侵行为，我们大致可以按季节分为两类情况。一种是在秋季的主动进攻；另一种则是发生在春季的被动进攻。
所谓主动进攻，是指匈奴人并非出于生存的需要，对农业区所发起的入侵行为。之所以选择在秋季，是因为这一时期是草原上最有生机的时期。由于夏季集中了一年当中的大部分降水，即使是那些荒漠化的土地，在秋季也有机会呈现出绿意；特别是在河流、湖泊周边，那些经由夏季洪水浸润过的土地，牧草的生长会格外茂盛。所谓“秋高马肥”之说，既缘于此。
对于这种情况，即使生活中农业区域的朋友其实也有机会体验到。比如最近几年，刚刚进入枯水期的鄱阳湖区，总是会被媒体调侃为“鄱阳湖草原”。
秋季不仅为草原带来的生机，也为游牧部落的聚集提供了物资基础。这意味着在一个面积较小的区域，能够提供足够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口聚集的牧草。今天蒙古草原上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就是这种秋季聚集传统的延续。只不过，现实的游牧大会，已经纯粹成为比赛、娱乐的庆典了。
对于喜欢在游牧之余，以渔猎补给肉食的游牧民族来说（畜肉并不是主要食物来源，它们主要是通过奶制品来向牧民提供热量的），一年一度的秋季集会，也是他们合力南下，劫掠农业区的最佳时机。而此时的农业区，也正好进入的收获的季节。那些本来被农耕民族储存过冬的物资，也同样可以成为游牧部落渡过寒冬、提升生活品质的储备。
正因为如此，秋高马肥之时，也是汉帝国以及后世其他中原政权最为担心的时间段。当匈奴人在马邑差点落入汉军圈套后，匈奴人也同时意识到了，一年一度的秋季，不再只是匈奴人的盛宴了。
然而问题是，即使匈奴人忌惮汉军突然显露出来的实力，一时不敢在秋高马肥时南下，但他们在经历过残酷的冬季之后，仍然有可能出于生存的需要，在自己最为羸弱时，向汉帝国发起进攻。
如果说秋季是游牧民族最为喜欢的季节，那么冬季就是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时节了。只是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此之后，他们就不得不面对长达五个月之久的冬季（十一月至次年的三月）。
在秋季为尽量让增膘，以及在向阳的山谷（或者高山上的闻逆温层）寻找可供牲畜食用的牧草，成为了他们熬过寒冬的主要方法。假使牲畜的死亡率，处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那么在进入春季之后，畜群将随着牧草的生长而迅速恢复；假使遇到极端自然灾害，那么“被动进攻”农业区的情况就有可能发生了。
之所以说是“被动进攻”，是因为冬春交际之季，也是游牧民族体力、畜力最弱的时期。不是遇到了生存问题，他们也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攻击农业区（这一时期，他们本应集中人力，快速将畜群移动至那些刚刚长出牧草的草场的）。
公元前129年2月（农历），也就是在马邑之围三年半后，汉帝国的边郡上谷郡，就遭遇了这样一场“计划”外的进攻。而三年多来一直为马邑之围未能成功耿耿于怀的汉武帝，也反应迅速。一场针对匈奴的主动攻击战，就此拉开了大幕。
燕.<上谷郡>地缘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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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匈奴经常在秋季对汉帝国边郡发起攻击有所不同，汉帝国反击匈奴之战，往往选择在春季。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我们上节也说了，此时匈奴的人力、畜力都处于最弱的时期，这个时候前去攻击匈奴，可以算得上是乘虚而入了。
当然，气候对双方都是公平的，汉军所倚仗的马匹，也同样不可能在冬季吃到优良的牧草，以保持体力。也就是说，如果只是象游牧民族那样，靠天吃饭的话，汉军此时也并没有比较优势，主动出击匈奴。
然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却并非完全靠天吃饭。与匈奴逐水草而居的方式不同，对汉地的战马来说，可以依靠由粮食作物所调配而成的“精饲料”来常年保持体力。当然，这样做的花费也是巨大的，仅从饲料成本来看，一匹战马所耗费的粮食，就会是单兵的四——五倍。
而在长途奔袭中，为了保证机动性，往往一名骑兵需要配备不止一匹战马。这样算下来，如果没有强大的农业基础与储备，中央之国是很难有足够的本钱，对游牧民族展开反击的。也正因为如此，汉帝国才在六十多年后，才有足够的力量对匈奴展开战略反击（汉帝国甚至会专门种植供战马食用的大麦）。
事实上，发生在公元前129年春季的这场反击战，并非是汉军第一次对匈奴发起春季攻势。尽管在之前的60多年中，汉帝国整体处于战略防御状态，但也并非在军事上，一味处于防御状态。只不过，那时的进攻，更应该被视为防守的手段，或者说以攻为守，战略上并没有指望把匈奴人赶回老家去。
偶尔发起的反击，一般是在匈奴发起秋季攻势之后，次年的春季主动出击一下，以显示自己在汉匈对抗中，也有一定的主动权。真正以匈奴发起攻击之后，迅速反应，向对手纵深攻击前进的，这算是第一次了。
从宏观角度看，这当然是因为此时的帝国，已经决心掌握汉匈之战的节奏了（撑握战场的主动权）；微观一点看，也可以理解为汉武帝在马邑之围失败后，急于寻找匈奴主力决战。
不过单从技术上看，这种迅速反应也有它的道理。前面我们也说了，秋高马肥才是匈奴南下的最佳时机，如果他们在初春就急于入寇帝国边郡的话，十有八九表明此时的匈奴，正因为气候原因，遭受了难以承受的损失。如果汉帝国此时正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没有理由放过这个“帮助”匈奴雪上加霜的机会。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帝国并无可能集结太多的军队。所能调动的，是那些常驻边郡的常备军。从战役部署上看，出击的汉军共分为四路，每路一万骑兵。由东至西，分从上谷、代郡、雁门、云中，四郡出击，各自为战，寻找匈奴人接战。结合地理结构来看，这相当于燕山西南角的宣化盆地，到河套东部的前套平原一线，对阴山一线的匈奴力量发起全面反击。
西汉河套四郡<公元前1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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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军事爱好者看来，汉军这种分兵出击的方式，无异于“找死”，在他们看来，集中优势兵力，一路出击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尤其是在地理、环境情况复杂的区域）。问题是，此时的汉军，并无法明确匈奴主力在哪，也无法短时间集结足够的兵力，排兵布阵下战书与匈奴决战（这还得对方愿意）。
他们也能判断出的信息，就是那些分散在山谷之中越冬的匈奴部落，此时正遇到了大困难。如果此时出击的话，他们分别所要面对的匈奴人，无论从数量还是战力来看，都不大可能有优势。
实际上对于汉军来说，判断匈奴主力的位置，永远是一个难以做到的问题。因为这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并非象农耕民族那样，定居于一片土地上。也正因为如此，在战前根据匈奴各部的大致游牧区域分划战区、数路出击，成为了汉匈之战中，汉军所最常使用的战术。
而战役的目的（尤其是在帝国无法立足草原地区），也并非攻城掠地。斩获敌人首级的数量，几乎成为了记功的唯一标准（同时也要考虑己方的损失）。只不过，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对于象李广这样守土有功，能够威慑对手不敢轻易南侵的将领来看，就未必有足够的斩获来加官进爵了。
说到汉匈战争，除了卫青、霍去病这两个幸运儿之外，悲情英雄的代表——李广也是绝对不能绕过的人物。通常情况下，发生在公元前129年春的这场战役，会称之为“龙城之战”。然而，真正发生在匈奴信仰中心——龙城的这场战斗，只是整个战役的一小部分，也是唯一取得胜绩的战斗。
龙城之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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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也说了，这是一场四路出击，各自为战的战役。除了卫青之外的另外三路，都没有获胜。其中一路未遇匈奴部，无功而返；另两路则折损大半兵力之后，落败而归。
不过，从个人英雄主义的角度来看，率军从雁门出击的李广，却写下了神奇的一笔。在兵败、负伤被匈奴俘获之后，李广成功的从押送他的匈奴骑兵手中逃脱，并且在摆脱数百追兵之后回到了汉朝领土。
尽管李广这次超人这举，实际上也为汉军立威并间接为汉朝边郡的安全贡献了力量（“匈奴畏服，称之为飞将军，数年不敢来犯”）。然而这场战役的主角，注定是直捣龙城的卫青。那些卫青所攻击的“龙城”到底在哪，这场战役对于汉匈战争地缘结构的影响究竟又在哪里，我们再接着解读。
拜唐诗所赐，龙城之名在中国的知名度颇高。那句“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唐诗，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对于与汉朝在北方面临同样局面，又都有力量进行反击的唐朝来说，汉匈之战的很多事迹，自然会借来抒发情感。不过就这两句唐诗来说，却有一个千古疑案，那就是“龙城飞将”到底指的是谁。
单就一个“飞将”来说，很自然的大家就会想到被匈奴明确畏之为“飞将军”的李广了；然后若以“龙城”来论，那诗句所指向的，最有可能的就是曾经直捣龙城的“卫青”了。
揣度唐人的心理，李广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使匈奴数年不敢来犯，但卫青的功绩在于主动进攻，并视对手腹地如无人之境，应当更能为时人所崇拜。当然，更大的可能性是，“龙城飞将”并非单指一人，而是龙城.飞——将，指向的是卫青、李广两人。如此将、帅，攻、守结合，胡人自然不敢轻言南下了。
好了，言归正传，毕竟这不是一个文学考据的帖子。其实从地缘角度考据，最大的谜题并不在于谁是匈奴最惧怕的汉将，而是卫青所破之龙城究竟在哪。作为匈奴人祭祀天神的场所，历史有明确记载的龙城，是在漠北色楞格河盆地，今天杭爱山麓的鄂尔浑河上游一带（今蒙古“哈拉和林”）。
然而经过测距我们会发现，漠北龙城与卫青出发的上谷郡之间，直线距离约有1200公里。很难想象，一支带有被动反击性质的军队，能够在匈奴腹地横穿1200公里（中间大部分还是大漠戈壁），直取对手的核心之地，然后在斩杀七百人后再全身而退。
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卫青所攻击之龙城并不是在漠北，而是在漠南。鉴于匈奴自视对汉朝拥有强大优势，并且也实际占据了阴山以南，云中、雁门、代郡等边郡的部分地区。因此为了方便这些在漠南游牧的部落每年五月祭拜天神，在阴山乃至燕山西北麓设置一个新的祭祀中心也是很有必要的。
很多朋友一定希望，我在地图上明确标出这个南“龙城”的所在。不过对于一个由游牧民族所立（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堆帐篷，再加一堆石头了），后来很快又因为汉帝国反击，而弃之不用的圣地，我们并没有办法为之准确定位。然而，结合卫青的出击方向来看，大体的方位还是可以推理出的。
所谓“上谷郡”，从地理结构上，主体就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相接处，由西至东一系列盆地的集合体，再加上华北平原西北角的一小块区域（今北京昌平地区），用以在地缘上紧密与华北平原的关系。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这条盆地带应该自河北的万全县起，向东包括张家口、宣化、涿鹿、怀来、延庆等地。
阴山——燕山一线的边郡结构，在战国后期就已由燕、赵两国定型了。我们之前也曾经花过不少笔墨来解读，所以印象模糊的朋友可以按目录回看相关内容。以上谷郡的地缘位置来看，卫青和后来北出上谷的汉军，北上攻击匈奴的话，他们最有可能出击的位置，是由今天张家口市的位置，向北翻越燕山余脉——野狐岭，然后进入今天河北省张北县境内。
今天从张北县境，沿燕山山麓向东北延伸至丰宁满族自治县北的这条草原地带，被称之为“坝上草原”。由于能够直接承接燕山之水，即使在中央之国大部分地区，整体自然环境远不如古典时期的今天，这条燕山西麓草原带也仍然一片宜人景象。
从地理环境和位置上看，坝上草原无疑应该是内蒙古草原的一部分，也自然应该是游牧民族的势力范围。然而由于整个山西高原、张家口盆地之北，都处于阴山——燕山相接地带，两山的山势在此都已走弱。
因此自战国起，中央之国都努力将防线延伸，借助两山在内蒙古高原延伸的一些丘陵，构筑长城防御体系（大致就是今天河北张家口地区，向北与内蒙的交界线了）。
尽管在赵、秦时期，坝上草原已经被纳入了长城的保护范围，然而由于匈奴一直以来的强势地位，汉帝国并没有机会，真正控制这块上谷郡的北部领地。事实上，在龙城之战前，即使是张家口盆地一带，帝国也无法建立真正的统治（上谷郡当时的控制线，应止于宣化盆地）。就象吕北山地腹地的武州山，阳高——天镇盆地北部的苏木山，成为了雁门、代郡的北部控制线一样。
以卫青的出击范围来看，出上谷后进入坝上草原，沿燕山北麓向东北方向攻击前进，应该是他此行的方向所在。而阴山东部的阴南、阴北丘陵（大致对应今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当地称前山、后山地区），则属于雁门与代郡的搜索区域。至于由云中郡出击的那一万兵马，自然是以河套地区为攻击方向了。
既然卫青的攻击方向，是燕山的山前草原，那么是不是意味着龙城的位置，就是在今天的坝上草原呢？只能说这种可能性有，但从匈奴人的角度来说，将如此重要的圣地，放在对手的长城防线以南，并不是件稳妥的事（虽然汉帝国暂时无法控制长城防线）。也就是说，卫青沿燕山山麓，再向东北方向渗透一些，找到漠南龙城的可能性会更大。
向东北方向步出河北境内的话，行政上我们将跨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行政范围。而同样燕山直至大兴安岭（南段）西麓的这条草原带，则可以称之为“锡林郭勒草原”。无论从历史情况，还是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得出。这条草原地带是稳定处于游牧民族势力范围的。而有了足够“厚”的燕山主脉庇护的中原王朝，也并不没有试图在此建立长城防线。
尽管卫青所破之龙城，已经很难有遗迹尚存了。不过地缘研究的优势就在于，它所参考的是一些相对不变的恒量。也就是说，鉴于中央之国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地缘博弈，实际上是一场起自战国后期，长达二千多年的轮回。在地理、环境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既然那些由中央之国确定下来的地缘要点能够延续下来。
那么草原游牧体系，在作出相关选择时，也同样有可能变化不大。也就是说，当年匈奴人在燕山山麓所选定的，祭天圣地，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有可能被后世的游牧民族所看中。
按照这个思路在锡林郭勒草原寻找的话，我们很快能够在这个草原地带的南部，找到一个草原之都——元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这个曾经为蒙古人所看中的草原枢纽所在，与漠北匈奴龙城所在，在地理结构上颇为相似，都处于山麓丘陵盆地之中的草原地带。外有山地护佑，内有大河流过，如果草原上来有人看风水的话，相信一定会认为这种地形、环境会是风水宝地。
以匈奴内部三大板块的划分来看，锡林郭勒草原属于匈奴左翼，也就是一般作为单于继承人的“左贤王”势力范围。这一区域在匈奴坐大之前，是属于东胡部的游牧区。而作为东胡后裔的蒙古部落，也正兴于左贤王故地。如果蒙古人在南下之时，是按照与匈奴左翼部族相同的地缘逻辑，来定位自己在漠南政治中心的话，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
当然，目前并没有考古证据指向后来的元上都，就是卫青所破匈奴“龙城”之所在。不过却有研究者认为有史料记载，卫青从上谷郡出击，出上谷后约700里可见龙城。虽然我个人并没有找到史料出处，无法确定这个距离是否被记载下来。但今天如果从宣化出发，经张家口市——张北县，沿207国道直至上都镇的话，我们会发现交通距离为290公里，折合汉里的话，恰好约为700里。
综上所述，卫青所破之龙城，应该是匈奴左翼部族在漠南的祭祀所在。由于匈奴地域实在太广，内部各板块都有自己的祭祀中心也很正常。后来河西之战当中，霍去病也曾经将“休屠祭天金人”收为战利品。鉴于左贤王部在匈奴体系中的继承人地位，以及提振士气的需要，将卫青所破之匈奴左翼之祭祀中心，概称为“龙城”并无不可。
单从双方的损失来看，汉军这次动用四万骑兵所发起的春季攻势，应该算是赔本买卖了。虽然卫青部攻入龙城，斩获了七百人，但仅仅北出雁门的公孙敖部，就损失了7000人（更别说还有李广部的损失和被俘了）。
尽管此时的汉帝国家大业大，能够承受数倍于匈奴的人员损失，但这个费效比也是难以承受的。如果用这个损失来衡量日后以斩获为唯一目的漠北诸战（因为不可能据地），那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角度都算得上是完败了。也正因为如此，卫青的这次突袭才会被大书特书（甚至因此而封关内侯）。
然而从地缘角度看，这次反击还是有很大收获的。因为在此之前，尽管雁门、代郡、上谷诸郡都把行政边界划到了秦人所连接的燕赵长城一线。但实际上，这些边郡的北部地区都已经算是匈奴内地了。通过这次反击战，汉帝国的实际控制线终于向北推进了。根据历史记载，最起码卫青此役经略的上谷一线，将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了张家口市一带（公元前129年，在此设广宁县）。
龙城之战算是帝国将星卫青初试锋芒之役，不过无论汉武帝和匈奴单于都明白，这一切都只是开始。一系列更加激烈的汉匈之战，也即将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
如果说马邑之围拉开了汉帝国战略反击的序幕，那么龙城之战就相当于一把钥匙，直接在双方漫长的边境线上，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自此役之后的十年间，汉匈之战在军事上进入了惨烈的拉锯阶段，每一年都会有战事发生（此阶段终于公元前119年的河西之战）。
只不过，与马邑之战以前的情况有所不同，匈奴不再总是主动发起进攻的一方，汉帝国开始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的将匈奴逼入死角。
当汉帝国明确摆出反击架势之时，作为一直以来掌控战争节奏的匈奴一方来说，自然是不会甘心让汉军占得上风。更何况，此时匈奴人的损失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此在龙城之战的次年，也就是公元前128年。匈奴方面又一次借秋高马肥之机，向汉帝国发起了全而进攻。
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攻击的主力，应该是匈奴左贤王部。因为遭受攻击的方向，是当年由燕国所初立的，辽西、渔阳、上谷三郡。
燕.<三都五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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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帝国在燕山一线的防线，是匈奴这次进攻的方向。在我们最初为匈奴内部，划分的“猎场”中，整个燕地边郡，都是匈奴左翼的劫掠目标。基于龙城之战当中，卫青所攻击的“龙城”，很有可能是匈奴左翼部落，在漠南祭祀中心的原因，左贤王诸部次年在自己的攻击范围，发起全面报复性行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前一年11月，曾经对渔阳发起过试探性攻击）。
关于帝国在燕山一线这几个边郡是如何划分的问题，不太清楚的朋友可以回看战国部分。在燕国部分，曾经对“燕北五郡”（ 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的地缘结构做过详细的解读。
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汉帝国的反击序列中，为什么除了可以与原赵北三郡（云中、雁门、代郡）配合的上谷郡以外，其它燕北边郡所对应的防区，基本没有成为汉军反击的方向。即使遭受的攻击，也只是原地防守，一般并不会主动出击（为配合西部战场，李广、张骞在公元前121年，从右北平方向出击过一次）。
赵.<北三郡>地缘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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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就要仔细观察一下，帝国在燕山一线的对手究竟是什么人了。从大的板块划分来看，整个燕山防线所对应的，自然是匈奴左贤王部了。然而具体到渔阳及其以东地区的防御对象来看，却在地缘结构上迥异于匈奴本部。
在中央之国的历史中，每一个边郡和长城的设立、修筑，都可以说是为了防止“胡人”南下。不过燕国最初所防御的对象，却并非是为患秦、汉边境的，崛起自蒙古高原腹地的匈奴人，而是游牧于大兴安岭——辽河流域一线的东胡部。
不过，在秦人在中央之国为混乱的战国划上何止符时，北方的匈奴人也战胜了东胡等部，成为了北方草原的主人。匈奴左翼所领有的，大兴安岭——燕山西侧草原地带，实际上就是从东胡部手中夺取的。
尽管匈奴人最终战胜了东胡部，但他们却并没有彻底消灭（或者说融合）这些草原上的竞争者。遁入大兴安岭北部森林地带，暂时退而转为渔猎部落的鲜卑人；以及被压缩于大兴安岭——与燕山之间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从事游牧、渔猎生活的乌桓人就是东胡部的遗存。
匈奴人之所以没能完全整合掉东胡部落，并非他们不想，而是因为他们做不到。在我们解读草原游牧部落时，一直会提到一个“干草原”的概念。作为欧洲大陆腹地典型草原，干草原地区给人的印象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降水。因为一般干草原地区的年平均降水，是在250——450毫米之间。这样的半干旱气候，可以生长那些耐旱的草本植物和灌木，但却无法支撑乔木的生长。只有在干草原的边缘地区，那些更靠近海洋，能够相对充分接受海洋水气润泽的地区，才会出现大片森林。而在干草原地区与森林之间，就会出现一种过渡性的植被覆盖区——森林草原地带。
作为草原的边缘，森林草原地带的生产方式，虽然主体上还是可以被归入游牧体系，但由于森林的存在，渔猎则会成为成为森林草原部落经济中，非常重要的补充。
一旦草原被对手所侵占，这些森林草原部落甚至会很快退入山林，转而成为纯粹的渔猎部落（反之，如果有合适的时机，他们又会回到草原。典型代表就是鲜卑）。而在干草原地带，“纯粹”的游牧部落虽然也会经常渔猎，但只是作为一种游牧之余的补充罢了。
虽然相比干草原地带，森林草原地带的体量并不占优势，然而能够兼具游牧、渔猎两种生活方式的优点，还是让人不能小视这些过渡地区的潜力。比如乌桓人，虽然他们和其它东胡部落，在大兴安岭以西的干草原地带不敌匈奴人。但一旦退入西拉木伦河流域，匈奴人就很难与之决战了。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位于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之间，被大兴安岭与燕山山脉包夹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就是典型的草原——森林过渡地带，也就是我们刚才所定义的“森林草原”地带。
在蒙古高原的西北边缘，被很多朋友牵肠挂肚、耿耿于怀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也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山地——平原，草原——森林相接的地理环境，使得森林草原不仅使得居于期间的部族，同时显现游牧、渔猎两种特征，还有机会再夹杂出农耕区来。
总的来说，象匈奴这种典型游牧体系，并不适应那种被森林包围的感觉。对于习惯了大草原地带的他们来说，那些与草原相杂的森林，将会极大的影响他们的机动性，以及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因此，这些与燕地边郡相接的森林草原地带，匈奴人宁愿留给乌桓人来经营（前提是乌桓人的臣服了）。
当匈奴人决定从辽河流域入手（西拉木伦河为辽河上游），从东北地区攻击汉帝国时，乌桓人肯定会被征调给予配合的。然而无论是汉帝国还是乌桓人都清楚，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整个东北地区，在匈奴帝国地缘结构中的边缘地位。
因此，如果没有匈奴人的直接介入，乌桓人本身并不太会主动为患汉帝国。而即将发起战略反击的汉帝国，也不会把大兴安岭以南、以东地区作为主攻对象（双方在渔阳以东地区的攻防，都只能算战术级别的了）。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汉帝国在公元前128年所发起的反击，仍然是在汉匈战争的正面战场：雁门——代郡一线。很快，在龙门之战中初试锋芒的卫青，被调至雁门。这一次，他所率领的反击部队，也伴随汉武帝对其能力的认可，相应增加至了三万。
配合卫青发起攻击的，是另一路由代郡北上的汉军（李息部）。之所以将卫青所率领的主力放在雁门出击，是因为在匈奴这一波秋季攻势中，雁门郡也与燕山防线一样，受到了冲击。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次反击也是为了弥补去年的遗憾。因为在上一年春，除了攻袭龙城的卫青部，顺势收复了张家口一带以外。北出代郡、雁门的两支部队，都蒙受了重大损失。很自然，他们也没有可能帮助帝国，把控制线从武州山——苏木山一线，推进到阴山北麓的秦长城一线了。
从结果上看，卫青所组织的这次秋季反击战，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战果的，匈奴方面的直接损失为二千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战役，汉帝国在雁门、代郡方面的控制线，也开始象上谷方向一样向北推进了。
经由卫青在公元前129、128年所主导的两次战役，汉帝国在山西高原与蒙古高原相接的这一地区，实际控制线究竟推进到何种程度，我们并不能十分确定。因为在这一过渡地区存在两条地缘分割线。
一条是西起辉腾梁（属阴山东），东至大马群山（属燕山西）的分水线。今属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山前地区”的阴南丘陵，及其以东的张家口盆地，都是属于这条分水线之南。推进到这条分水线的话，汉帝国这几个边郡的安全也就有了基本保证了。
然而如果要更好的保护雁门、代郡、上谷的安全，汉军还必须继续向北推进。前面我们也说了，在张家口盆地以北，沿燕山山麓的草原地带，被称之为坝上草原。所谓“坝”的本意，指的就是台地。
这片台地，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蒙古高原南部，由阴山——燕山山脉余脉，单独圈出的一个类盆地区。因为两山除了在我们刚才所划定的分水线一带，有破碎山地对接以外，还在其北约80公里处，连成了一条弧状的丘陵线，完美的将这片台地包围了起来。
这片台地目前大部分划归为河北境内，在两千多年前，整个台地无疑都是为连片的草原所覆盖，我们完全可以用“坝上草原”的标签，覆盖这一板块。在秦帝国的版图上，他们已经把长城推进到了坝上草原的北部，将这个燕山——阴山相接处的草原跳板，纳入了中央之国的范畴。今天河北与内蒙古在这一地区的分界线，也很大程度反映了这一点。
要想控制坝上草原，重修秦长城就是必须的了。以卫青的这次出击来说，暂时没有能力做到这点。因此公元128年秋季反击之后，汉帝国的控制线应该是稳定在了辉腾梁——野狐岭一线（今天这两条山地之上，仍然能看到秦汉长城的遗址）。
虽然还不能说能够依托坝上草原北部的秦长城故址，完控坝上草原，但山西高原北部的战略安全已经有了保障。换句话说，匈奴再想象以前那样，如入无人之境般的深入马邑、平城所处的大同盆地，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当雁门、代郡、上谷三郡的基本安全有了保障后，接下来汉匈战争的重心就要向西转移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战役，也即将在卫青的率领下在河套平原的战场上展开。
如果说秋高马肥之时的南下，对于匈奴人来说是一场节日，那么初春时的袭扰，则更是一种无奈的表现了。在公元前128年秋，被卫青（李息）出雁门、代郡反击得手之后，匈奴人肯定希望在下一个秋季扳回面子。
就象他们这一年在辽西、渔阳、上谷、雁门一线发起的全面攻势，可以视作是在雪上一年的龙城这耻。然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因为时间刚刚又跨越一个冬天，匈奴人又迫不急待的从燕山西段渔阳、上谷两郡入侵了。
在汉帝国决心发起战略反击后（马邑之围起），战略准备充分的汉军，对匈奴人发起的任何一次进攻，都会及时作出反应。更何况这次匈奴人所发起的，又是一次无奈的春季攻势。之前我们也说了，在这个马瘦毛长的时节侵扰帝国边郡，意味着匈奴人的这一个冬天，又遭受了重大损失。
尽管匈奴人的每一次进攻，都会给边境造成损失，但总的来说，匈奴人的这种侵扰，所图谋的只是财帛子女，并没有领土上的企图。当然，在阴山以南那些农牧皆宜的土地，就不可避免的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了。从帝国行政区划来看，这些地区包括上谷郡的西部，雁门、代郡的北部，以及云中郡及其以西地区。
通过之前的两次反击，雁门及其以东部分，汉帝国已经基本推进到了阴山分水岭。因此在匈奴人发起这次春季攻势之后，汉武帝并没有让他所倚重的卫青，在原地发起反击。这一次，卫青的攻击重点，将是云中以东的河套地区。
在之前的文字中，我们已经对河套地区的地缘结构，做过一些解读了。这片能够得阴山庇护，河水润泽的土地，对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以及来自黄土高原的农耕民族都有着重要意义，将之定位为汉匈战争中的天王山并不为过。
如果匈奴人退出了河套地区，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漠南最为肥美的草原；而如果汉帝国能够将匈奴人赶出河套地区，那么不仅汉军的马匹供应能够得到充分保障，更能够移民以实边，在这片草原牧地上拓展灌溉农业。正因为如此，在山西高原以北地区，基本完全战略反击目标后，公元前127年春，一场发生在黄河两岸的大战也拉开了序幕。
这场依旧由卫青所指挥的战役，史称“河南之战”。这里所说的“河南”，当然不是指黄河下游的河南省了，而是指曾经为匈奴所苦心经营的“河南地”。河南地这个标签，在之前解读河套之时，也曾经多次出现过。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它的地理、地缘结构再做一次详解。
从字面上看，所谓“河南地”自然指向的是黄河以南地区。以今天的黄河流向来看，这一地区似乎指向的是鄂尔多斯高原。然而今天黄河在阴山脚下的流向，却是经过上千年灌溉农业开发的结果。二千多年前，黄河干流的位置，在包头以西地区，要靠近阴山山脉的多。
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条昔日的黄河干流。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注意到了，黄河在后套地区形成了一个河流纵横的矩形水网。除了今天被视作黄河干流的，最南边的河道以外，紧贴阴山山脉的那段河道也依然存在。
这段黄河早期的河道，现在被称之为“乌加河”。而乌加河及其以南，被阴山与鄂尔多斯高原包夹而成的这片平原，就是“后套平原”了。也就是说，所谓河南地，除了鄂尔多斯高原以外，也包括后套地区。
事实上，匈奴在阴山南麓的领地，也并非只有地理意义上的“河南地”。因为乌加河以东，直至包头东，这块山、河之间的土地，也是匈奴人的牧场，并且还是核心之地。说到这里，我们要再复习一下阴山山脉的地理结构了。
今天山西与河北，在张家口一线的行政分割线，可以视作是阴山山脉的东境。也就是说，上谷郡所对应的，包括野狐岭在内的山地，都是属于燕山山脉的延伸。而雁门、代郡对对应的，那段杂乱无章的丘陵：分水线以北的“阴北丘陵”，以及分水线以南的“阴南丘陵”，而是阴山山脉的东部余脉。
这些丘陵地带，对游牧民族来说毫无障碍。尤其是在秋季，丘陵地带的植被，往往更能收获营养价值更高的草籽（所以一般会作为秋季牧场使用）。因此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些农牧交错之地，既能帮助他们的马匹，堆积越冬所需的脂肪；又能够让他们最为快速的、方便的进入汉地劫掠。有了这诸多好处，相信大家也已经清楚，为什么有紧邻阴山东部丘陵地带的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总是那么高频率的成为匈奴犯边的对象了吧。
当我们的视线，从这片丘陵移开，继续向西探究的话，阴山山脉的山势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不过整个阴山主脉，并非是呈东西贯通状，而是被分成了三段。最先出现在我们视线中的，是西南——东北走向，与吕梁山脉北部延伸的“管涔山”，夹角对接的“大青山”。
在今天的地图上，大青山脉的西南端，所指向的是包头市的东部（九原区、东河区）。在这一区域，黄河与山体之间的距离非常接近。而在匈奴占据此地时，水量更大的黄河水会更靠近大青山。也就是说，在河套地区的中部，天然形成了一个山水相接的地理分割点，将河套地区分为了东部的“前套平原”与西部的“后套平原”。
对于可以上陕北高原北部（上郡），以及山西高原北部（雁门）两个方向出击的汉帝国来说，他们在卧薪尝胆的这六十多年间，在河套地区并非一无所获。最起码曾经被赵、秦两代建制为“云中郡”的，管涔山分水岭以西，大青山分水岭以南的前套地区，稳定的成为了帝国的领土。而这也曾为了卫青一战收复河南之地的基础。
汉.河南之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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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暂时不能恢复秦帝国时期，在河套地区的控制力，所以为了缓解云中地区的压力，也为了让自己的防线增加纵深。汉帝国将故云中郡的东部，也就是管涔山及其山前（西麓）地区，分割出了“定襄郡”（也包括对应的大青山地区）。也就是说，定襄、云中两郡都是为了应对来自“河南地”的威胁而设置的。
今天领有大部前套地区的行政区，就是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了。基于前套地区的地缘位置，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这个板块都是中央之国深入河套地区的跳板。
说起来，在清帝国又一次按照相同的路径，将河套地区纳入中央帝国的版图时（击败准噶尔部后），今天在呼和浩特土地上所兴建的两座城市之名：归化城、绥远城要通俗易懂的多（当然指的是接受汉字教育的人）。
只不过，在它确定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时，再用这个带有征服意味的“汉名”，似乎就不太合适了。因此带有游牧气息的“呼和浩特”，成为了归绥城的新标签。
相比呼和浩特来说，包头之名看起来更象一个有汉字意思的名称。不过，这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带有游牧色彩的名称（源于蒙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
虽然这座城市的崛起，直接得益于19世纪后期开始走西口的山西人。但就当时的农、牧分割线来看，包头所辖地区依然应该被认定为游牧区。这也就是说，历史仿佛一个轮回，尽管清帝国对游牧民族的政治控制力，达到了古典时期的顶峰，但具体到地缘分割层面，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帝国中央集权，与边缘地区自治的分割线，与河南之战前，汉匈两国在此的分界线仍然非常接近。
当然，相比针锋相对的汉匈战争时期，清帝国统治下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要显得“和谐”的多。尽管帝国也知道，直接进驻前套平原，对于制约游牧民族在漠南的势力有多么重要，但他们并没有把游牧部落完全挤出前套平原（只要不坐大，蒙古人仍然是被满洲人视为可以信赖的盟友的）。
因此我们今天仍然在前套平原的西部，看到土默特左旗、右旗这样的县级行政区。至于东部呼和浩特——托克托县一带及其以东部分，则早在清中期就已经成为移民实边的放垦之地了。
相比满洲人，需要在河套地区所面临的，相对复杂的局面（如何权衡汉、蒙关系），汉帝国在河套地区的战略任务，就要简单的多了。将匈奴人完全赶出河套地区，是他们此时唯一的战略目标。只不过在后来，随着汉匈战争进入第三阶段，汉帝国也同样开始面临着与清帝国同样的局面了。
最终和清帝国一样，面临管理难题的是东汉帝国。经过三个甲子（公元前133年马邑之围——公元48年南匈奴内附）的博弈，强大的匈奴帝国终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在戈壁大漠为缓冲，分裂而成了南、北匈奴。
而选择内附汉帝国的南匈奴，则为重新安置在了河套地区。从政治上看，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中央之国的一次重大胜利，然而从地缘角度看，这却意味着游牧民族能够兵不血刃的重建漠南王庭。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强大的汉帝国开始走向衰弱时，这些曾经的战利品，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相信不用看历史，大家也能感觉到了。
当然，如果内附的匈奴人仅仅是被安置在河南地，甚至整个河套地区，最终当他们重新成为农耕政权的对手时，中央之国所面临的局面至多不过是回到汉初阶段。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东汉末年直至三国时期，那些被进一步分而治之的匈奴人，已经被“安置”入了中央之国的核心区。
这些已经完全熟悉中央之国的游牧部落，最终直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剧的统一王朝“晋”的直接终结者。自此，中央之国陷入了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五胡乱华。
匈奴内附对中国历史造成的最深远影响，在于让游牧民族逐渐熟悉了农耕文明体系，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游牧民族不再满足于对中央之国边境的袭扰（或者商业往来），而是萌生了入主中原的想法。自此，中央之国的王朝系谱上，也开始出现不少异族血统的王朝了。
尽管今天的我们，能够有足够跨度的历史，来回顾、总结汉匈之战的种种得失，但当时身处其中的人，却没有可能想的那么远了。对于汉武帝来说，他现在的想法很明确，就是将匈奴逐出河套地区，恢复秦帝国在阴山的控制线。
基于这个想法，后套平原将会是卫青此次攻击的重心所在。至于降水少，又无黄河水润泽的鄂尔多斯高原，并不能为匈奴人的牲畜提供多少牧草。在失去了河套平原之后，匈奴人并无可能单靠鄂尔多斯高原立足的。也就是说，只要取得了后套平原的控制权，整个河南地也就相当于成为了汉帝国的领土了。
如果说大青山是前套平原的守护者，那么后套平原的的守护者，就有两段了。一段是西部，与乌加河平行而生的“狼山”（又名阳山）；另一段，看起来更象是大青山的东南支脉——乌拉山。
乌拉山其实就是狭义的“阴山”了，一直到清初都被视为黄河干流的“乌加河”在沿着狼山南麓东行至乌拉山北时，又开始转向，在经过一片洼地“乌梁素海”之后，切入到乌拉山西南角。然后再转而东行，直至在大青山西南角，再一次与阴山山脉亲密接触。
也就是说，在狼山——乌拉山——大青山，三段山体的合力作用下，今天包头所处的这块后套平原，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由乌拉山、大青山、黄河三线包夹而成了三角地带。而这个位于乌拉山与黄河之间的平原地带，也成为了整个河套平原的核心地带。
这样一个地缘位置极其重要，又得山河之便的板块，自然会受到匈奴人的青睐。早在秦、匈博弈阶段，匈奴人就曾经将漠南王庭（单于庭）布设于此，并兴建了一座“城”——头曼城（由匈奴头曼单于所建）。
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汉匈交战之时，包头地区仍然是匈奴漠南王庭的选择。但在公元前127年，卫青发起河南之战前，狼山——乌加山以南的区域，应该都是匈奴人的游牧之地。直接游牧于此的，是匈奴的楼烦、白羊两部。
既然我们已经清楚了后套平原的地理结构，以及它在“河南地”之中的核心地位，那么卫青所率领的三万骑兵，在这次春季攻势中的出击路线也就很明确了。这些西出云中的汉军，首先攻击的自然是乌拉山山前地区，也就是今天包头所在的，后套平原东部的这个夹角。在河南之战结束之后，这一匈奴在漠南的核心之地，连同黄河南岸的部分鄂尔多斯高原，建制成为了汉帝国的“五原郡”。
当乌拉山前的战斗结束之后，卫青很快就将进入后套平原的核心区域了（今为巴彦淖尔市所辖）。需要说明的是，狼山脚下的乌加河并非是黄河在后套平原，唯一的河道。今天更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主河道，在当时已经形成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地理现象了，一般来说，河流最初都会随着山势而流，并随之弯曲河道。只不过，当山前平原淤平到一定程度，河曲两端之间就会“裁弯取直”，冲刷出一条接近直线的河道来。两河之间的这片平原，就被称之为“河套”了。
后套平原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河套地形了，所谓“河套”最初所指向的，也应该是它。为了区别黄河在后套的两条河道，乌加河被古人称之为“北河”；而今天的黄河主河道，则被称之为“南河”。
虽然征服了后套平原，汉军已经能够开始着手恢复秦军在狼山——阴山一线修筑的长城了，但就征服河南地这一战略目标来说，卫青的征程还未成结束。因为匈奴人如果要从蒙古高原进入鄂尔多斯高原的话，并不一定要从北部，跨越阴山山脉南下。
位于河套地区以西，河西走廊以北的阿拉善高原，同样也是匈奴了领地。如果汉军想防止匈奴人从阿拉善高原进出鄂尔多斯高原，并最终从阴山防线的南部攻击河套地区的话，他们就必须保证鄂尔多斯高原以西的黄河，处于汉军的控制之下。有鉴于此，攻击至乌加河西部的汉军，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而是随着黄河河道向南拐了个弯，溯黄河而上，以陇西高原为最终目标继续他们的清剿行动。
从后套平原至陇西高原，有上千里的距离。即使沿河道南下的卫青部，能够肃清黄河两岸的匈奴部落，但要想以黄河为防线，完整据有整个河南地也是非常困难的。好在黄河在这个“几”字弯当中，并不仅仅形成了前套、后套两处水草丰美的河曲之地。在贺兰山的庇护之下，西套平原成为了东套平原（前套+后套，也就是狭义的河套平原）与陇西高原的战略中继。
如果贺兰山和西套平原在汉帝国控制下的话，那么汉军所重点需要防御的，就是狼山与贺兰山之间那不到两百里距离的缺口了。在移民实边三个河套平原后，完成这样的战略任务并不困难。
关于移民实边，对河套平原进行农业开发这件事，汉帝国并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秦帝国在之前已经做过很好的示范了。当年被开发后的河套地区，甚至被用来媲美关中平原，史称“新秦中”。如果不是因为帝国内乱，实边之民尽返内地的话，此时的河套地区也不至于重新成为游牧之地了。
因此，当卫青沿黄河西进、南下，如圈地般的将河套纳入帝国版图后，帝国的行政人员马上跟进，将收复的“河南地”分割为了三块。除了乌拉山前平原建制为五原郡以外，狼山之前、南、北两河之间的后套之地，也同样连同一块鄂尔多斯高原，建制为了“朔方郡”（两郡合建为一个更高一级的行政区“朔方刺史部”）。至于位置偏南的西套平原，和秦国的建制一样，为了分担河套地区的防守压力，而成为了横跨陇山的“北地郡”的一部分。
当汉帝国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凭借充分的准备，一步步恢复秦帝国的西北防线时。匈奴人却正在蒙受，自汉朝开国以来，最大的损失。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在春季与汉军被动接战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对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畜群来说，这不仅是个青黄相接，急于补充营养的季节，更是养育后代的关键时期（羊、马都在冬、春产仔）。如果此时不得不面对大规模战事，对于游牧民族的生存所造成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卫青部突入后套平原之时，正是青草返青的季节。之前分散于山谷中过冬的匈奴诸部，此时也都开始迅速向河套平原转场。由于此时牧草尚少，各部落需要大范围的移动，为牲畜寻找食物。而之前匈奴人在此时节，冒险侵入汉地的举动，也明确的告知汉军，此时的他们，比之正常时节的春季，要更加的虚弱。
此时很多朋友的脑海中，可能已经浮现出，卫青所率三马铁骑，驰骋在后套平原，追杀散牧于此的匈奴牧民的场景。应该说，以游牧民族的机动性来说，汉军是很难在草原上，全歼其有生力量的。一旦情形不对，这些马上民族并不会以逃散为耻。
因此在整个河南之战中，卫青部对匈奴人的斩获并不算太多，斩、俘合计为5400人。然而这次战役，所俘获的牛羊却达百万余头。以游牧经济来看，这些牲畜足以成为数万人的生计所在。也就是说，游牧于河南地的匈奴部落，虽然大部逃脱（包括带走机动性强的马群），但为他们供给食物的牛、羊，却尽数落入了汉军手中。
从战略视角来看待战争，重创对手的生产能力，从来都是釜底抽薪之策。因此我们才说河南之战，是匈奴自汉朝开国以来，到目前为止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战略损失。当然，匈奴人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止损。
因为这些俘获的牲畜对于汉帝国来说，也是重要的资源。汉军并不会将他们弃之不管，或者赶回自己的核心区（因为帝国决定将河南地纳为核心地区了）。也就是说，这些牲畜很快会被新移民接手，并仍然放牧于河套地区。
如果匈奴人在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后，重新回到河南地，并击败汉军的话，那么他们得到的将不仅是那些失去畜群的部落。汉帝国为开发河套平原所调入的大批资源（包括人力），也将成为匈奴人所收取的利息。那么新的大战，又将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在河南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126年）夏、秋之际，匈奴人先后从阴山丘陵一带，又一次入侵了代郡、雁门两郡。从进攻的方向来看，匈奴人在这一年的攻势，更象是在示威，仍然是抢了就走的套路。因为从地缘结构上看，真正能让匈奴人牵肠挂肚的，还是河套地区。
匈奴人针对河套地区的总攻，发起于公元前125年。与上一年相同，已经明显感觉到战略压力的匈奴人，未能等到秋高马肥之时，而是在初夏（五月）就开始南下。参与这一次“光复”行动的部族，并不仅仅限于河南地的故主——右贤王。匈奴单于本部也祭出主力，并率先发动了攻势。
单于本部所攻击的方向，除了一直饱受压力的代郡以外，甚至包括定襄和上郡这个相对较少遭受匈奴直接入侵板块。以地理板块来对应的话，定襄所对应核心地区是管涔山一带，上郡所对应的区域则是陕北高原北部，两板块隔黄河相望。
问题是，在中央之国边境线推进到阴山一线后，上郡已经不再是边境了。匈奴人应该是在攻入定襄之后，沿管涔山西麓向西南方向迅速切入。一方面以三万骑兵，攻掠定襄所辖城邑（定襄郡治“成乐”应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同样以三万骑兵，在黄河拐弯处渡过黄河，进入上郡境内。
自古就有“九曲黄河”之说，一般情况下，由于迎面受阻，河曲的地方水流速度总是会减慢的。这也使得河曲地带，往往能够成为重要渡口的所在。对接定襄与上郡的这个河曲，正是黄河那个著名“几”字弯的东北角。
由于现在这一地区名叫“喇嘛湾”，因此从此渡河的渡口也可称之为“喇嘛渡”。这个标签显然不会出现在汉朝的历史记录中。不过，尽管我们无法知晓，当年汉军和匈奴人，所使用的渡口具体叫什么名字。但它在东汉末年的名字——“君子津”则要比“喇嘛渡”要雅的多。
关于君子津名称的来历，大家自可以百度一下。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并非这个渡口的具体位置（由于河道变化，渡口的位置在不同时期，会有小范围变化的），也并非它在汉武帝时期叫什么。当时的人到底是怎么渡过黄河的，才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由于地形的原因，匈奴人在喇嘛湾真正需要渡河的距离并不算宽，也就在一里左右。加上水流速度较慢，匈奴人的渡河难度并不大。他们所使用的工具，今天我们在黄河边上仍然能够看到，那就是充气之后的“皮筏”。用整张羊皮囫囵褪下，脱毛、清洗、晾晒后，扎口充气。然后再把一只只皮胎顺次固定在木制框架下，一件黄河上独有的渡河工具就制成了。
皮筏的使用，不仅符合游牧民族的经济特点，对于机动性极高的游牧骑兵来说，也不会增加负担（还能用来储水）。只不过，匈奴人当时用来做皮筏的材料，并不仅限于羊皮，也可能会有牛皮、马皮（匈奴人“乘马革渡河”有明确历史记载）。
解决了匈奴人进攻上郡的路线和渡河的技术问题，接下来我们的疑问将是，为什么匈奴人要选择这样不同寻常的攻击路线？如果还是象以往那样，以劫掠这目的，并没有必要如此深入。这样做很明显是带有战略目的。
首先定襄郡设立的初衷，并非是用来正面防御匈奴人的。居于雁门——云中之间，承接山西高原北部及前套平原两大板块，并以为缓冲，是定襄郡的地缘任务。至于上郡，作为黄土高原最接近河套平原的突出部，陕北高原所承接的，是关中平原与河套地区对帝国固守前套平原。
西汉河套四郡<公元前1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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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上郡的存在，使得前套平原不象后套平原那样，象一个半岛状的突出部（与核心区的连接）。而是能够从东、南两线直接得到战略支撑。
如果定襄和上郡面临战事的话，不仅意味着这两个边郡本身，无法支援河套地区的汉军，更意味着包括云中、五原、朔方三郡在内的河套地区，被完全隔离在了帝国核心区外。也就是说，匈奴动用六万骑兵，中心开花式的插入管涔山——陕北高原，并且另用三万骑兵，在代郡吸引雁门、代郡驻军的注意力，最终之意是还是为了重夺河南地。
作为此役的主攻者，汉帝国对于匈奴右贤王部，在河南地的入侵（匈奴人肯定认为是回归了），用的是“侵扰”。也就是说，除了象以往匈奴人南下那样，损失人口、财帛以外，右贤王部重夺河南地的企图并没有获得成功。
当然，基于河南地对于匈奴右翼的重要性，公元前125年的这场夏、秋战役中，右贤王部对于后套平原的攻势是非常猛烈的，频率也很高。几波攻击下来，汉帝国所新设立的朔方郡也损失惨重。
前面我们也曾提到，据守长城从来都不是最好的防御手段。只有拥有主动攻击游牧民族的能力，才能够让他们远离长城，不敢轻言南下。因此在经历匈奴单于本部、右贤王部，对河套地区的这次围攻战后，一场仍旧由卫青领衔的，将战火烧至蒙古草原的春季攻势——漠南之战也很快拉开了序幕。
匈奴人对河南地的这次反扑，除了让汉帝国决心，将战场推进到长城以北，与匈奴在草原腹地决战也外，也促使汉武帝进一步优化了河套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自然是移民实边了。
因此，在河南之战后，朔方、五原两郡，又增添了不少“县”。不过即使没有匈奴人的这次大规模反扑，移民增县也是会按部就班的做下去了，河南之战对于河套地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西河郡的设立了。
西河郡之名，可能有的朋友还有印象。在战国阶段，魏国最为强盛的时期，他们曾经将秦、魏边境推进至了关中腹地（至北洛河一线）。由于山西、陕西交界的这段南北向黄河，又被单独称之为“西河”。因此魏国在关中的这个突出部，被命名为“西河郡”。不过，在汉帝国新建制的西河郡，却并不是在关中地区，而是分上郡的北、东部，以及太原郡的西部，合并设立了。
从地理结构上看，这个新郡包括陕北高原的北部、东部，以及吕梁山区分水岭以西部分，而“西河”就是西河郡的中轴线。从基本的地缘原则上看，这样跨越黄河来建制一个行政区，似乎不太合乎常理。不过考虑到汉帝国在河南地所面临的形势，就可以理解了。
上郡作为黄土高原在河套的突出部，地缘上所承接的，就是前套平原与关中平原。除了要应对匈奴人从北方前套方向的攻击以外，它的整个西侧也都暴露在“河南地”攻击面上。事实上，匈奴人对于上郡的西部，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相接的土地，也非常有兴趣。
因为在整个河套之内，除了得山水之利的那几个以“套”为名的平原以外，最好的草原就是与黄河高原相接的这片土地了。如果说鄂尔多斯高原西、北侧主要是荒漠化草原的话，那么它的东、南部就是干草原，甚至森林草原了。
基于地理环境，以及地缘位置的原因，如果匈奴人入主河南地，甚至进占前套平原的话，上郡所承受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秦帝国应对这种压力的方法主要有二：一是在陕北高原北部、中部，修筑两道长城以为缓冲；二是沿陕北高原——陇东高原之间的分水岭“子午岭”修筑秦直道。
在秦朝部分，我们曾经对秦直道的修筑原理，以及在黄土高原的位置做过详细解读。一般来说，修筑地面道路的话，循河谷前行是最常见的办法。然而这样做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中间要不断的过河。因为每一条河流的两侧，都会有许多支流汇入。而秦直道在黄土高原的选址是在山脊，避开了所有的河流。这样的话，一旦北方有事，关中的机动部队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插入到鄂尔多斯高原了。
秦直道战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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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之后（位置在今陕西定边县南），秦直道开始向东北方向转向，以前套、后套平原相接之处为终点，继续延伸。其修筑的基本原则也并没有变化，仍然是避开那些黄河支流。
很多时候，秦朝道被形容为两千多年前的战略高速公路。事实上，它也的确当的起这个称号。问题是，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维持这样一条高速公路的难度实在太大的。最大的问题在于，秦直道在绕过了河流的同时，也绕过了能够承载人口、建设城邑的河谷平原。也就是说，维护、补给这条战略公路的代价过大了（现在的话，这些问题就不大了）。
当秦直道失去了它的价值时，关中平原在协防陕北高原的问题上，就大打折扣了。实际如果不考虑黄河的地理分割，从山西高原一侧支援陕北高原的距离要近的多。没有直接记录证明，帝国在建制辖区怪异的西河郡时，是直接受匈奴入侵上郡事件的影响。但匈奴人这次入侵对上郡所带来的压力，以及匈奴三万骑兵，快速渡过黄河机动至陕北高原的做法，应该会对汉武帝所触动。
这种触动在于，如果技术准备充分（以战备标准，准备充足的渡河工具），在陕北高原北部遭受攻击时，从山西高原（恒山山脉以南的太原郡）调配兵力的效率，可以高于通过秦直道由关中直接调军北上。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不做这样一个行政调整，上郡有事时也可以要求太原郡直接支援的。不过地缘之所以为地缘，就是因为加入了人的因素。面对来如风，去如闪电的游牧骑兵，在同一郡治下的资源调配速度，肯定要高于通过更高一级的行政机构来协调了。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西河郡的设立，相当于把河套地区对关中地区的战略压力，向山西高原腹地分流了一部分。
这一地缘平衡原则，也运用在了西套平原的归属问题上。如果从地理结构上看，西套平原更应该与陇山——六盘山以西的陇西高原建制在一起。而在陇西高原需要面对河西、河湟压力时，西套平原成为了陇东高原的支撑对象（与之合建了北地郡）。
好了，面对匈奴人对河套地区的持续压力，汉帝国在效率和方向上已经做的很好了。在匈奴人入侵定襄、上郡，河南地的当年，上述行政调整就完成了。毫无疑问的是，为下一场反击战所做的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因为在渡过这一年的冬天之后（公元前125年）。帝国又一次的选择了在春季，向匈奴发起反击。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这将反击是帝国第一次，准备在长城以北与匈奴决战（龙战之战算是一次战术上的偷袭），因此也被后人称之为“漠南之战”。单从漠南之战的名字来看，战场似乎应该是在大漠戈壁以南，阴山以北的区域里。如果地缘角度看，汉军扫荡的区域，就是是阴山长城以北，直至今天中、蒙交界处一带的草原。
汉.漠南之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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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对跨越阴山长城的几个重要通道，做一个解读了。我们一直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一定要走的话，一条山脉当中能够提供的选择会有很多，尤其象阴山这种不算太高，中间还有诸多断裂的山脉。
不过我们也常说，道路是需要维护的。这种维护并不是说一定需要有固定的“养路工”去保养。一直有人使用，就是一种维护。因为这样的话，那些肆意生长的草木，就不会有机会封闭道路了。
从板块角度来看，朔方、五原、云中三板块，都应该有自己通过阴山山脉北部的主通道。最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云中郡的北出通道。基本上每一个板块，尤其是适合农耕的平原地区，都会有一条核心河流。云中所处的前套平原也不例外，它的核心河流在汉代时被称之为“荒干水”，今天也被称之为大黑河。
整个从阴山之上，通过前套平原南流入黄河的河流，都可以被归入大黑河水系。只是在下游平原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纵深，以及人类开发的原因，河道的走向已经十分乱了，并没有在万流归一之后注入黄河。不过不要紧，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那些在山地中的上游河谷，是怎么帮助大家跨越大青山地。
大多数的河流，都会在山脉两侧分流而下，并在其间自然凸显分水岭。不过由于地质运动的原因，也会有一些河流通过天然谷地，贯通南北。而这些跨越分水岭的河谷，看起来也更有机会成为沟通南北的天然通道。就这一点来说，大青山一线最起码提供了五个选择。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从西至东前套平原最起码有五条河流，是穿越大青山而过。这些河谷在历史上，也的确有被人穿行的历史。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谷地能否贯通南北并非是选择主通道的唯一标准。事实上，由于水流和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原因（比如洪水、泥石流），一些穿山而过的河谷，通行难度反而会更大。反倒是一些集水较少的谷地，容易受到青睐。前套平原北出大青山的主通道，就是样一种情况。
今天连接大青山南北的这道通道之侧，被修筑了连接呼和浩牧和山北武川县的104省道。从地形来看，这也是大青山相对最薄的位置了（南麓明显有向内缩的喇叭口，山势较缓）。由于山道中有部分地区的泥土，色白如石灰，因此也被称之为“白道”。
在军事家的眼中，每一个道口都会是建设军事要塞的好地方。在秦汉之际，扼守白道南口的要塞，就是狭义的“云中塞”了（广义的话，这段大青山长城防线，都可以称之为云中塞）。也就是说，如果汉军自云中方向出击的话，云中塞与白道将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卫青在漠南之战中的主力，却并不是自云中塞出击漠南的。至于汉军当时还有什么选择，又是怎么选择的，我们明天再接着解读。
注：云中塞的位置，在《汉.河南之战示意图》中忘记标明了。下次在漠南之战的图上会标出的。以后汉匈战争总图上也会补上。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通道，都不是唯一的，只是使用较多，有官方维护的通道罢了。对于防御阴山防线的汉军来说，他们永远不可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的（否则也不需要长城了），每一条从阴山切出的河谷，理论上都需要构筑有军事设施，以防备机动性极强的匈奴人南侵。
当然，对于防御一方来说，如果要北出长城的话，大抵还是有迹可循的。或者说，他们用不着走那些平时少有人维护的小路。在解读完可以用“云中塞”命名的，云中郡主通道“白道”后，我们也有必要关注一下定襄郡的汉军，如果要出兵匈奴的话，最有可能走哪条通道了。
北出定襄郡的通道，仍然跟大黑河上游河谷有关。其实大黑河的正源也正是在定襄郡内，地理位置则在前套平原的西北角（今属卓资县境）。以河谷来对应路径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山地夹角找到两条都以大黑河命名的源流。一条向东北方向，进入阴北丘陵的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境内；另一条向东的源头，则进入阴南丘陵的，今“卓资县”境内（两条河道，在图上都有标示出来）。
今天这两条通道，大体上已经被内蒙境内的105省道，以及110国道所用。而汉帝国除了为之修筑长城，以为庇护以外，还分别在两源相交处，以及南道处，为定襄郡定制了武皋、武要两县。
至于公元前125年，匈奴攻击定襄、上郡，到底是走的哪条河谷，就不好确定了。如果匈奴人当时的活动范围已经被限定在了阴山北麓，那么他们从北大黑河谷袭入的可能性较大；而如果匈奴人仍然可以在阴南丘陵活动的话，那么也可以选择南道侵入。
公元124年，卫青出阴山反攻匈奴右贤王部得手后的次年，为了彻底扫荡活动于阴北丘陵的匈奴人，汉军也曾经以十万兵力，循上述路径北出定襄。这一次战役，其实也可以归入漠南之战的范畴，就象匈奴人在前一年，对河套地区的反攻，也同样应该被视为河南之战的延续一样。
卫青二出阴山（出定襄）总的来说并没有取胜，并且还在微观历史层面，触发了一件影响汉匈奴战争走向的事件。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后面自会分析到。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大获成功的首出阴山之役上。
虽然我们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解读云中、定襄一线的北出通道，但汉军在漠南之战中，并没有自云中、定襄两郡出兵。想要知晓卫青的选择，我们还要把视线西移。
下一个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位于河套之中的，乌拉山左近的“五原郡”。如果我们把乌拉山看作是大青山的西部支脉，把乌拉山以北的山地，视为狼山东部延伸的话，就会发现五原郡所辖的这片区域，正处于两山相错之处。
这种山北——山中——山南上下排列的地理格局，加上阴山——黄河得天独厚的山水环境，无疑对游牧民族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所畜养的牲畜，并不需要太大范围的移动，就能够在不同季节都享受到优质的牧场。
现在的问题是，游牧民族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通道，阴山山脉北麓与包头地区转进的呢？以道路的选定原则来看，如果有有一条南北纵穿狼山、乌拉山山地的河谷存在，那将是最完美的选择了。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在穿越一条山脉里，不得不在分水岭两侧选择两河源头接近的河谷切换。在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那种极限之地，连接两条河谷之间的山口，往往会是整个行程中最为凶险的地方。
好在阴山山脉的海拔，还不至于对人身带来伤害，这些穿山谷地的最高处，海拔也不过1600米左右。更加幸运的是，有一条发源于狼山东部山地南麓，穿越乌拉山汇入河套地区的河流存在。这条河流的下流，在穿越了今天的包头市之后，最终汇入的黄河。它的名字叫做“昆都仑河”。
昆都仑河在汉朝的时候，被称之为“石门水”，在乌拉山南麓所兴建的，护卫这条河谷通道南口的防御工程，则叫做“石门障”。事实上，石门障及阴山（乌拉山）长城，并非是五原郡所拥有的唯一防线。
在石门水的源头之处，也就是狼山东部山地的山脊上，自狼山一线向东修筑的长城，也一路延伸过来了。就像两山在此交错一样，两条长城也在此交错，以防止匈奴人中间开花，切入到狼山与乌拉山之间。
由于昆都仑河谷的重要地缘作用，有很多人文历史研究者，会很自然的将它视为乌拉山与大青山的分割线。不过当我们有机会从空中俯视这片山地里，就会发现乌拉山与大青山并不是正面对接，而是在包头东北方向交错相接的。
一定要以一条河流，作为乌拉山或者说狭义“阴山”的东部顶点，昆都仑河向东约40公里的一河季节性河流“五当沟”（流经今包头市石拐区），会更为准确。当然，一段山体叫什么名字，本身并不会影响它所影响的地缘结构。在此指出，只是希望这里所做的地缘认定，不要与大家通过其它渠道所了解的信息相冲突罢了。
石门障和石门水，在汉匈博弈的过程中，曾经多次见诸于史料。由于这条道路的南部终点，是汉朝建制在五原郡最东部，大青山与黄河之间的“稒阳”县，因此此道也被称之为“稒阳道”。在后来汉帝国经营河套地区的过程中，自石门障起，沿稒阳道一路向北，直至狼山东部山地北麓，陆续修筑了一系列与匈奴城堡，如光禄城、支就城、受降城（宿虏城）等等。
顺便说一下，大家都所熟知的四大美女中的“王昭君”，就是由稒阳道出塞的。
王昭君的出现，固然可以加深大家对稒阳道的印象，也进一步验证了此道的重要性。然而在卫青决心发起漠南之战时，却没有选择从此出塞。
卫青主力最后出击的地点是在朔方郡。这片由南、北两条河道圈就的河套之地，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算得上是中央之国能够向西北方向，扩张的终极板块了。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荒漠化严重，难以支撑农业生产。尤其是后套平原的正南方，隔南河相望的那片高原之地，在有人类进入这片土地之前，就是一片沙漠之地了。这片体量与后套平原相仿的沙漠，就是“库布齐沙漠”。
库布齐沙漠无疑是鄂尔多斯高原中，最古老的沙漠。尽管很多历史研究者，当河套乃至内蒙高原的沙化，简单归罪于人类的过渡开发。但事实是，在自然力面前，人类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例，人类的开发可能会过渡消耗掉些表层植被，但却没有力量把砾石研磨成沙子。
与河套地区隔祁连山相邻的，是我们在河西部分曾经提到过的阿拉善高原，这片高原的大部分土地也是为沙漠所覆盖。在盛行西、北风的亚洲腹地，阿拉善、蒙古大漠上的沙并非不会被吹到鄂尔多斯高原。不过，从根本上来说，鄂尔多斯高原的沙还是自产的，也就是就地起沙。
关于这一点，地质学家应该会有更权威和专业化的解读。简单点说，就是整个河套地区，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实是一个大盆地，黄河，以及今天陕北、陇东高原上，那些最终东、南向汇入黄河的河流，在最初的时候，是反方向流入“鄂尔多斯盆地”的。直到有一天，因为地质运动和泥沙沉淀的原因，鄂尔多斯地区抬升成今日的样子，而黄河也突破山地阻隔东流入海后，鄂尔多斯高原作为这个大盆地的底，也变成了陆地。
其实今天，整个河套地区的地质学名称还是“鄂尔多斯盆地”。在它漫长的湖盆岁月里，那些被黄河从上游地区带下来的“沙”，也随着水的作用力向湖盆边缘堆积（在脑海中想象一下海边的沙滩）。今天我们看到鄂尔多斯高原真正沙化的地区主要有两块，一块是与后套平原相邻的，位于西北角的库布齐沙漠；另一块而是与黄土高原相接，并向陇东、陕北高原强力渗透的“毛素乌沙地”。
总的来说，鄂尔多斯高原的气候环境是呈东向西逐渐变差。在接近陕北高原的地区，还能够生长出典型的干草原来，但向西伸入高原腹地后，随着地表河流的减少，最多也就只有沙草相间的荒漠化草原了。
到了库布其沙漠这个位置，就已经完全沙漠化了。反过来，湖盆的另一边，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相交的这一区域，在环境上就要纠结的多了。因为湖盆边缘堆沙的原因，这一地区薄薄的土层下面储存着大量的年代久远的沙。一旦表层水土流失严重的话，就会翻出来成为流沙。
在汉帝国开始经营河套地区时，今天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流沙肯定没有今天多了。今天这片叫做“毛乌素”的土地，已经升级为“沙地”了。之所以还没有给它个沙漠的名份，是因为这些流沙覆盖的区域还有挽救的可能。现在在这片土地上的治沙力度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好了，我们现在了解了后套平原，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孤独的突出部了。不过库布齐沙漠的存在，对汉帝国来说也并非完全没有一点好处。最起码匈奴人不大可能，绕到后套平原对岸，渡过南河袭扰了。要是不想强行突破狼山上的长城防线，那么从狼山的西侧绕过，然后折向东北方向会是一种选择。
如果匈奴人选择了绕过狼山的攻击路线，那么黄河之水就将成为汉帝国建立新防线的地理依托了。对于汉军来说，看起来最有可能成为匈奴人突破方向的西侧，有一片叫作“屠申泽”的大泽，帮助他们缩短了防御面。
在今天的地图上，除了零星的水面以外，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古泽了。这片水域实际上是因为黄河主河道向北弯曲而形成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后套平原的东部的对应位置上，在那里沉积下来的黄河水，今天被叫作“乌梁素海”。
有了申屠泽的存在，汉军在西侧的防线压力，就主要集中至屠申泽与狼山之间这个不足二十公里的缺口上了。为了封堵住这个缺口，帝国在收复河南地的当年，就优先在申屠泽的西北角建制了一个城：“窳浑”。防线的另一端，则是狼山南麓台地上的“鸡鹿塞”。
从鸡鹿塞至申屠泽一线，今天仍然可以看到河道相连，汉军当年在此建立的防线，应该也会依托天然河道。不过鸡鹿塞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充当西南低地防线的西部终点。事实上，它还是整个河套平原最西端的出塞点。
我们前面也说了，对于身处攻击位置的匈奴人来说，他们进攻河套地区的线路并不是唯一或者固定的（狼山上能够通行的谷地，最起码就有九条）。但对于防御方来说，就会选择一些固定线路作为出塞路线了，而鸡鹿塞之北的“哈隆格乃峡谷”，就是这样一条被选中的山谷。
鸡鹿塞之名，曾经多次出现在史书当中。比较容易让大家留下印象的一次，是 “呼韩邪单于”出塞的那一次。在前往长安明确表示愿意归附汉帝国后（公元51年），这位后来娶了王昭君的南匈奴单于，在帝国骑兵的护送之后，由五原方向进入后套平原，然后向西到达帝国河套防线的最西端，最终经鸡鹿塞出塞。
比较有意思的是，有当地文物工作者考证出，王昭君和呼韩邪单于后来因为匈奴内乱，曾经避居鸡鹿塞长达八年这之久。然而实际情况在，在昭君和亲之后第三年，这位在位已经27年（年龄就不知道了，应该最少有50了）的单于就去世了。
当然，文物工作者在了解相关历史后，也并非没有机会把这件事圆过来。因为在呼韩邪单于死后，按照匈奴风俗，昭君又不得不下嫁他的继承人（嫡长子），继续她的和亲生涯了。这位单于与昭君的夫妻生活持续了11年，如果为了拉动经济需要，让他俩在鸡鹿塞住上个八年，还是能说的过去的。
好了，在略显枯燥的地缘解读中，加入一些带着香艳气息的证据，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有兴趣。不管怎么样，鸡鹿塞的地缘价值，通过上述解读，相邻大家已经有所了解了。然而卫青由朔方出塞时，并没有选择从此出塞，而是在后套平原中部，选择了另一个名气更大的关塞——高阙塞出塞。
高阙塞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在史书中，曾经被记录为赵长城的西部起点。只是由于一些研究者，不太相信赵国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狼山脚下，所以对高阙的位置会有疑问罢了。这种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因为从字面上看，所谓“高阙”本意就是“高山上的缺口”，用它来泛指一个明显的山口也是有可能的。
不管赵国的高阙是如何定义的，最起码在汉朝时候“高阙”之名，已经固定给了狼山之上的这个缺口了。在地形图上找到它的大致位置也不难，我们在今天后套核心城市“巴彦淖尔”市的正北方，可以看到狼山在这个位置上开始由西南——东北走向转向正东，而这个转向看起来也不太顺，山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带，因此也很自然成为了汉军重点防御的地区，以及出塞的选择之一。
解读完了朔方郡的两个主要出关塞之后，大家对整个河套平原的出塞路径也算是有所了解了。接下来的疑问在于，卫青为什么要选择从朔方郡出塞，又为何要选择高阙塞。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了解，卫青此行的攻击目标到底是哪。
了解清楚这一点之后，我们也会对所谓“漠南之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因为这一战的关键战役，实际上并非发生在地缘意义上的漠南。
与以往的反击一样，汉军这又是几路出击。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了，因为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人，并不会据城以自守，汉军的每次攻击，基本都是以斩获为主要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路出击的军队，都有些各自为战的意思。
在后来汉帝国占据上风之后，汉军甚至会出动数万军马，出匈奴境数千里，以寻机消耗对手的有生力量。只不过，匈奴人行踪不定，这种耗资巨大的搜索行动，有时甚至会颗粒无收。
就这一次漠南之战来说，配合卫青主力出高阙作战的，是从燕山一线，出右北平作战的数万军马。从战术上来看，这两支相隔千里的部队之间实际上并无可能有什么配合。这样做的目的，更多是希望在卫青主力攻击右贤王部时，让处在左翼的左贤王部也紧张一下。从战略上，对匈奴全线施加压力。
相比牵制匈奴左翼的东线部队来说，卫青所率领的西线部队，目标就要明确的多了，那就是扫荡匈奴右翼在河套以北地区的势力。换句话说，就是把右贤王部赶出阴北草原地带，以彻底缓解河套地区的压力。然后具体到战术应用，卫青部却并没有选择这样做，而是又一次采取了“擒贼擒王”的战术，直接定位、攻击右贤王部的王庭所在。
我们并不怀疑卫青有这样做的魄力和能力，因为在五年前的龙城之战中，卫青正是凭借这样的战术，一战成名的。说起来，以匈奴人的生活习惯来说，政治、宗教中心，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相对固定的聚集地了。鉴于汉匈之战已经持续了那么多年，双方阵营中都有不少来自对方阵营的成员，卫青在出击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情报，以定位龙城、右贤王王庭，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应该说，匈奴人对于卫青这种突击战术，也是有所防备的。毕竟龙城之战中，卫青部虽然斩获不多，但汉军不同以往的长途奔袭能力，势必会让匈奴人重新认识对手（此役的战略意义，相当于抗战中的平型关之战）。因此，为了防备卫青突袭自己的王庭，正在试图收复河南地的匈奴右贤王，并没有把王庭设在与长城相接的阴北草原地带，而是放在了蒙古戈壁的腹地之中。
对于戈壁的概念，我们之前也曾经解释过了。它与沙漠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已经完全沙化了，而前者的地面则主要为砾石所覆盖。当然，戈壁当中往往也会有已经风化成粗沙的流沙相间，所以很多时候，“大漠——戈壁”二词会连在一起使用。
今天主要位于蒙古中南部的这片戈壁，并不是戈壁的全部。这片横亘亚洲中部的荒漠地带，最西可达准噶尔、吐——哈盆地，最东直至大兴安岭西南；南部以河西走廊——河套为限，北部则与杭爱山南相接。从地理结构上看，这是一个被天山、阿尔泰山、杭爱山、大兴安岭、阴山等山脉合围而成的大盆地。一般将这整片戈壁地带统称为“大戈壁”。我们也可以将这个戈壁覆盖的盆地区称之为“大戈壁盆地”。
覆盖大戈壁盆地腹地砾石，是日复一日在洪水的作用下，从周边山脉上冲积而下，平铺在了盆地腹地的。水流的这种洪积力，我们并不陌生。东亚半岛之所以能够成为地球上最适宜人类似生存的板块之一，正是拜那些大河所形成的冲积平原所赐。很显然，除了碎石以外，本来还应该会有大量的土壤被洪水从山上带下来，并最终覆盖于大戈壁之上的。
然而与被东南季风覆盖的东亚半岛不同的是，大戈壁盆地带处于亚洲腹地，距离和山脉的阻隔，都使得干燥且强力的西、北风成为了这一区域的主导力量。在这些风力的作用下，整个大戈壁地带内部以及与之东南相邻的黄土高原地带，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地貌，并最终对整个东北亚的地缘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看过上述文字，大家可能心里会有疑问，难道远在蒙古、新疆的戈壁，与黄土高原的形成有直接关系吗？事实的确如此。在风力的作用下，覆盖于大戈壁盆腹地的表层土壤，被吹向了东、南方，最终沉淀于秦岭以北、太行山以西的黄土高原上。
也就是说，黄土高原之上，那厚达50——80米（最厚处甚至达180米）的黄土层，有相当部分是由今天那些戈壁地带输送而来的。这些沉积在高原之上的黄土，不仅成就了最初的华夏农业文明，还随着河流（特别是黄河）的作用，进一步向第三阶梯输送，并最终让华北平原也成为了黄土地带。
作为占据文明高度的东亚农业区，完全有理由鄙视那些在农业文明眼中，几乎一无是处的戈壁地带。不过通过上述解读，相信大家对这些看起来，仅能够被游牧这种边缘经济所利用的荒漠会有了新的认识。
当然，干燥的西北风也并不仅仅将黄土吹向了黄土高原。那些在风、水作用，被细化为“沙”的碎石，也成为了西北风的搬运对象。只不过比之黄土，“沙”的质量要更重，大部分在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就受阻于祁连山、阴山等山脉而沉积了下来。
将时空拉前至人类文明之前，来解读大戈壁地带、黄土高原的前世今生，除了让大家对华夏文明起源的环境基础有更深刻的了解之处，还在于帮助大家了解一个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今天的黄土地带的边缘，会有沙化的风险。
身处华北平原北部的北京人民，还会不时的拜西北风所赐，受到沙尘暴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地图上仔细观察整个大戈壁地带，就会发现它的西、北部板块，主要都是以戈壁形态存在的（中间当然因为地形原因，也会滞留一些沙了）。
比如准噶尔盆地（准噶尔戈壁”、吐哈盆地（哈顺戈壁），阿尔泰山脉东南部（外阿尔泰戈壁），以及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东戈壁（蒙古戈壁）。而整个大戈壁盆地中最大的沙漠地带，却存在于南部边缘的阿拉善高原。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卫青的这次战术行动上来。通过上述解读，我们对卫青北上，所面临的地理环境有个大致概念了。那就是在离开阴山北部的草原地带之后，汉军所面对的并非黄沙漫漫的沙漠地带，而是有植被相间的戈壁地带（这些砾石能够固定部分土壤）。
尽管由于降水和蒸发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蒙古戈壁的腹地几乎看不到地表河流的痕迹，但由于处于盆地区的腹地，在能够躲闭阳光蒸发的地表之下，还是拥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的。尤其是戈壁的东部，更接近季风区和高大山脉的地区，地下水甚至会大批冒出来，在戈壁之中星星点点的形成一些小型湖泊（大部分还都矿化的不太严重，可以饮用）。
比如蒙古戈壁东部的蒙古“东戈壁省”，就拥有大约200多个这样由地下泉水补给的湖泊。只不过，这些湖泊的体量都很小，你甚至在最大比例的谷歌地图上，都找不到它们的遗迹。
对于那些游牧于蒙古高原的部落来说，他们自然有足够的经验来标定这些泉水湖，并在戈壁中找到质量不高的小块草场补给。不过对于那些试图穿越戈壁的汉军来说，如果没有可靠的向导来帮助的话，戈壁之旅将会是非常危险的。
汉军如果要穿越蒙古戈壁的东部，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一地区的地势过于平坦。除了没有河流提供天然道路之外，也没有山地提供定位的参考。相比之下，卫青这次准备进入的戈壁西部，在这方面就比较有优势了。
因为在跨越今天的中、蒙边境之后，将有一条呈西北——东南方向延伸的山地带，为卫青的突袭行动提供路线参考。这些山地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视作是阿尔泰山脉在东部的终极延伸。
只不过，由于阿尔泰山脉的东部（东经99度以东），山势已经趋缓，并呈断块状，它们周边的低地实际上已经被侵蚀、风化成戈壁地貌了，因此这段山体也被单独称之为“戈壁阿尔泰山”。至于卫青准备实施斩首行动的匈奴右贤王，也正将王庭暂设于戈壁阿尔泰山的东南部。
蒙古行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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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书记载，卫青出高阙后的攻击距离是6、700里（汉里）。以此推断，大约以高阙为圆点，画一个半径约250公里的圆的话，右贤的驻地大致就在这个圆的边上。实际上这个范围还可以再缩小，因为匈奴右翼的活动范围，是在河套的西北部。也就是说，我们只需在这个圈的西北边缘搜索，就能够找到这场大战的决胜点了。
当我们以上述原则，来定位卫青此战的攻击目标时，应该会让一些热衷“外战”的朋友感到兴奋。因为这个攻击圈的西北边缘，已经完全处于今天的蒙古境内了。然而当大家看到这条待选攻击曲线所处的行政区是蒙古国的“南戈壁省”，估计心里又会为卫青捏一把汗了。
其实即使不看“南戈壁省”之名，大家也应该意识到卫青此次需要在戈壁中作战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说，卫青“漠南之战”的决战地点并不在漠南的原因所在。当然，这一战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把匈奴右贤王的势力，彻底赶出漠南。
并且除了突袭右贤王王庭的战斗之外，卫青所统十余万军马中的大部分，也一定会在狼山北部一线的草原上扫荡（卫青所部三万出高阙，其余汉军应为自朔方多路出击）。所以此役称之为“漠南之战”倒也还准确。
在刚才的250公里攻击曲线上，最为明显的地理特征，是一些海拔约在1200——1400米的零星山地。在我们的视线沿着这些山地，一路向西北方向延伸后，就会发现，这些山地实际上是阿尔泰山脉的最东部延伸。也如上一节所说的，算是戈壁阿尔泰山的东南部。
将王庭设置于戈壁，而不是阴山北麓水草更为丰美的草原地带，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过，前面我们也说了，由于卫青之前曾经突袭过匈奴左翼的龙城，并且现在的汉帝国，明显在匈奴的每一次进攻后，都会发起大规模反攻。匈奴右贤王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是断不敢离汉地太近了。
卫青的龙城突袭战，在战术上给匈奴人最大的印象，应该是汉军也具备了在草原上的机动能力。在解读那次战役时，我们已经发现了，卫青实际上是沿着燕山西北麓前行的。在穿越了直到今天，还一派草原景象的“坝上草原”后，在锡林郭勒草原的最南端，完成了他的首战。
然而能够在连续的草原地带长途奔袭，并不代表汉军就能够进入荒凉的蒙古大漠。最起码匈奴右贤王，在将王庭设置于戈壁之中时，他是绝对不相信，汉军敢于进入戈壁地带的。
现在，对于我们这些，大多生活于温暖湿润的季风区的人来说，最大的疑问应该就是，匈奴人有没有能力，在戈壁之中生存？
解答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百度蒙古南戈壁省的数据。公开数据表明，这个建制于戈壁上的省份，除了拥有4.7万的人口之外，还有约150万头牲畜。尽管这个人口数量，可能还不及中央之国核心区一个乡镇的人口。但最起码表明，这片戈壁本身，并不象藏北无人区那样，是人类生存的禁区。
人类能够在戈壁中游牧（而不只是穿行），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原则。一方面戈壁本身，并非没有植被生长，只是这些植被无论从面积和质量上来说，都难堪大用（蒙古戈壁中的很多植被，甚至在7月就已经进入枯草期了）。
为了帮助牲畜获得食物，生活在戈壁中的部落，转场的次数和距离，要数倍于干草原地带的部落；另一方面，在荒漠中生存最重要的是淡水，只要有固定的淡水来源，生存就成为可能。在生存条件更为恶劣的阿拉伯地区，荒漠中的每一眼水井，几乎都会成为一个小型部落的聚落区（只是植被覆盖状况就更差了，很多时候只能养骆驼了）。前面我们也说了，尽管蒙古戈壁几乎看不到什么地表河流，但受益于太平洋季风，地下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即使不掘井，很多地方也会有泉水冒出。
从地缘结构上看，匈奴右翼的核心区之前被定位于，阿尔泰山——杭爱山包夹而成的大湖盆地区。很自然的，延伸至戈壁地区的“戈壁阿尔泰山”，就成为了匈奴右翼南下漠南草原，渗透河套地区的中继点了。即使匈奴右贤王部这次不驻牧于此，戈壁阿尔泰山也是匈奴右翼本部，南下漠南的必经之路。
在后来的汉匈战争中，戈壁阿尔泰山也成为了汉匈博弈的焦点地区，曾经多次在这片山地中，进行了数万乃至十数万骑兵参与的大战。这其中也包括几次汉军全军覆没的重大战役。
如公元前103年秋，浞野侯赵破奴将二万骑出朔方郡击匈奴（接应匈奴反叛的左大都尉），被匈奴左贤王部八万骑围歼，赵破奴被俘（十年后逃回汉朝）；公元前99年，李陵以5000步兵出战匈奴单于本部，在射杀上万匈奴骑兵后被俘。
李陵的浚稽山之战，是太史公写的最为详细的一场战役，也是我们了解戈壁阿尔泰山地理结构，以及地缘价值的最佳案例（后面也会详细解读）。在惜字如金的史书中，这也是不多见的。不过在了解太史公、史记、李陵三者之间的关系后，相信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些历史细节，不太了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百度下，我们今天的重点在于解构戈壁阿尔泰山的结构，并由此延伸出汉帝国北击匈奴的主通道来。从地理结构上看，已经呈现断块状的戈壁阿尔泰山，大体可以被分为南北两块。
北部那条西与阿尔泰山主脉相连，北与杭爱山相望，包夹出一条“湖谷”（内有六条河流及湖泊）的山地，就是在汉史中多次出现，并爆发大战的“浚稽山”。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地图之上，浚稽山有时也会被标示为阿尔泰山主脉的最东端，而不是戈壁阿尔泰山的一部分。
与浚稽山相比，它南部的那片山地，带上“戈壁”的前缀就没有任何异议了。这片山地在今天蒙古的旅游地图上也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整片山地及其附属地区，被建制成为了“戈壁——古尔班赛汗”国家公园，而山名就叫“古尔班赛汗山”。
在旅游者看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你能够在不大的范围内，同时看到常年冰雪覆盖的河谷、听之有声的沙漠、能够为牲畜和野生动物提供食物的草场，以及人类及远古动物留下的遗迹。
古尔班赛汗山的东部，在汉书中被称之为“夫羊句山”，今天南戈壁省的省会“扎兰扎德嘎德”，就身处夫羊句山东部的低地中。而在山地的东麓，还有一个曾经出现在汉匈之战中的城邑——范夫人城。
范夫人城应该是汉军突入塞外，最北部的据点了，它的实际作用，应该是预警而并非防御。之所以会以“夫人”命名，是因为筑城的汉将在身死之后，其夫人率众继续据守此城。
基于夫羊句山在汉匈之战中的地缘位置，汉军曾经试图在此建立据点的说法还是可信的（据守烽燧边塞的将领，是可以带家属的）。鉴于此城过于突入匈奴境内，相信它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很快就被放弃了。
关于范夫人城是何时所建，史书并没有记载。不过最起码在漠北之战前，汉军是不可能有能力在此筑城的。卫青袭击匈奴右贤王部的地点，也不是在古尔班赛汗山的核心山地，而是它南部更加靠近今天中蒙边境的延伸山地之间（今南戈壁省瑙木贡县境内）。
右贤王部驻扎的地点，并没有紧邻山地。由于山地所收集的淡水，会通过渗透性强的沙石地面之下，输送到山间低地中，并寻找适当的点冒出来。所以在戈壁之中，山地之侧的低地，往往会更容易受到青睐（比如南戈壁省会的选址）。
正常情况下，作为一支随时准备作战的军队来说，山地应该算是最好的依托的。只不过，一方面这些延伸到戈壁之中的山地本身，其实已经没什么植被覆盖了，因此它们本身对游牧民族的吸引力倒不大（没有山地牧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预料到汉军能够突袭进戈壁地区，匈奴人也并没有意识到，需要依托山地构筑预警、防御体系。
最有可能成为匈奴右贤王部驻扎的这片低地，今天被叫作“巴音布拉格”。实际上，我们在从外蒙到内蒙的草原上，看到很多叫这个名字的地点。所谓“巴音布拉格”的本意，就是“富饶之泉”或者泉水汇集的意思。在茫茫戈壁中，如果一个地区如果曾经被称之为“巴音布拉格”，那么它就肯定不会被游牧部落所错过的。
同样不会错过这片土地的，还有汉帝国。在后来的历史中，曾经作出匈奴右贤王部出击漠南跳板的“巴音布拉格”，也成为了帝国北御匈奴的前哨。帝国以此为基础构筑了著名的“受降城”（公元前104年），并随后以其为基点，在漠南草原与戈壁交界线上，延伸了一道今天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的草原长城——汉外长城。
而这条将阴北草原完全纳入帝国版图的草原，最终也成为了匈奴人南下漠南的恶梦，它的价值并不在于有多少防御力，而在建立了一条延伸至戈壁边缘的，以烽燧为基础的预警体系。这也使得匈奴人“打草谷”成功的概率被大降低了（所以后来他们每次南下，除了劫掠之外都要进行破坏）。
关于受降城和汉外长城的故事，到解读完河西、漠北之战后，会有更为详细的解读。今天将之引出，是希望帮助大家从地缘的角度，来理解卫青这次对匈奴右贤王王庭的突袭，所隐藏的战略意义。单从战术角度来看，卫青的这次突袭，以及整个阴北草原地带的扫荡行动也是极为成功的。这一次，匈奴右翼共损失了1.5万人及数十百万计的牲畜。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匈奴右贤王本人带着数百骑向北突围成功了，汉军在追击数百里，在其进入夫羊句山区之后，停止了追击。再后来，地形更为复杂的夫羊句山也成为了匈奴人防御汉军（出朔方）北上的第一道防线。公元前90年，汉将李广利北击匈奴的最后一役，第一战就是与匈奴人在夫羊句山接战。
公元前124年，卫青出塞北击匈奴右贤王部的这一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若以将匈奴人挤出漠南之地这一战略任务来看，这一战只能算是第一阶段。因为整个阴山草原，除了在西段经营匈奴右贤王部以外，还有单于本部经营的东段地区。所以很快，漠南之战的第二阶段，以匈奴单于本部为攻击目标的战役，在次年又拉开了序幕。
跟以往以样，在卫青攻击匈奴右贤王王庭的当年，匈奴方面就紧接着在秋季，派遣万骑发起了一波攻击。只不过匈奴右贤王部暂时是无力组织攻势了，为之展开报复的是单于本部，而攻击的目标，则是代郡。
即使单于方面没有任何举动，在将匈奴右翼逐出漠南之后，汉军也会把下一个目标锁定于匈奴单于本部所经营的这一区域的。在进入“国家”形态之后，匈奴人对于草原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各部划定了放牧的区域。
总的来说，前套——山西高原北部的，以阴山山脉为轴线的草原地带，都是属于单于本部所经略的方向。相应的，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四郡，也成为了匈奴本部的“猎场”。
汉军为次年的春季攻势，所准备的兵力仍然超过了十万，出塞的方向则是居中的定襄郡。与上一次的直捣王庭不同，这一次出击在情报工作上稍显不足，并没有事先探知到匈奴主力的方向。
从汉军的角度来说，其实是非常渴望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能够与匈奴主力在漠南草原决战的。毕竟组织一次战役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无法实际控制这片草原的时候，如果没有足够斩获的话，就算是赔本买卖了。
以最后的结果来看，汉军在初春（二月）的这次攻击并不算成功，歼敌为三千人。很显然，帝国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因此在这次扫荡之后，这些集结而来的汉军，并没有立即返回各自的驻地，而是撤回到了云中、定襄、雁门三郡休整。一个多月后（五月），这些军队又从三郡出发，重返阴北草原，开始他们的猎杀行动了。
相比前一次，汉军这一次本来是十分有机会进行期待中的决战的，因为匈奴主力的确出现在了汉军的攻击线上。匈奴主力的这次出现，应该是为了准备对冲汉军的这次春季攻势的损失（发起新一场的秋季甚至夏季攻势）。为此，匈奴单于不仅亲率主力南下，还集结了左贤王的部队前来配合。
匈奴方面应该没有想到，汉军会如此之快的复出阴北草原。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卫青方面得到匈奴主力南下的情报，所以希望在匈奴发动攻击之前，寻其主力决战。然而在草原上寻机野战，总是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最终与匈奴主力不期而遇的，并非卫青所率的主力部队，而是一支仅有三千骑兵的部队。
以三千骑兵对战数万匈奴主力，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仅仅坚持了一天多，这支部队就被匈奴所歼灭了。与此同时，其他战场上，汉军也歼灭了万余匈奴人。单从双方的损失来看，汉军只能算是稍稍占优。
而以将匈奴逐出漠南草原的战略目标来看，应该说还是完成了任务的。此战之后，匈奴方面暂时放弃了在漠南草原的经营（不代表不再南下侵扰），退回到了漠北。只不过，在以斩获论英雄的汉军中，这一战卫青只能被认做是平手了（不奖不罚）
鉴于汉军这一阶段强大的攻击能力，匈奴退回漠北避其锋芒，以大漠戈壁为屏障，休养生息的想法倒是一个正确选择。提出这项建议的，正是那支被全歼的汉军领军将领之一的“赵信”（其领剩余800军投降匈奴）。赵信之所以投降匈奴，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本身就是降汉的匈奴人，若从匈奴的角度看，他这样做算是“反正”了。当然，我们在此把他的名字引出来，并非是关心汉匈之战中，双方将领的那些阵营转换之举，而是因为他对汉匈战争的战略走向，造成了一定影响。
如果说汉军这一阶段的强大攻势，是逼迫匈奴人暂时退回漠北的战略原因，那么赵信就是触发这一战略转变的执行者。赵信和匈奴人做出此项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并不相信汉军有能力和决心，穿越整片蒙古戈壁，攻击到色楞格河流域。反过来，退回漠北的匈奴人，仍然可以凭借他们的机动优势，周期性的侵扰汉地，并选择合适的时机重返漠南。
赵信成为匈奴单于的副手，不仅影响了汉匈之战下一阶段的走向，也直接影响了帝国对漠南之战第二阶段胜负的评判。需要提一下的是，与赵信一起领兵的另一位将领苏建（只身逃了回来）。不过，把苏建引出来，并不是为了对比赵信的选择，而是因为他的儿子“苏武”，成为了汉匈战争中，外交战场上的标志性人物。
苏武的故事相信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抛开人文历史所感兴趣的“气节”话题不说，苏武牧羊的故事所透露出的信息，就是匈奴帝国的北方边界，已经明确抵达了贝加尔湖。不过相比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的苏武，关心汉匈战争的朋友，应该会更期待看到另一位将星——霍去病的现状。当卫青代表帝国，组织河南、漠南两大战役之时，霍去病又在哪儿呢？
实际上，对于当时的汉武帝来说，漠南之战的最大收获并不是斩获了一万多匈奴人，也不是逼迫匈奴退回了漠北，而是霍去病的横空出世。很快，汉匈奴战争的主控权，就将从卫青手上，暂时移交到这位时年十八岁的少年将军手上了。
很显然，汉武帝非常看好这位少年将军，他甚至亲下诏书将霍去病派至卫青军中。而卫青也给了霍去病一个特权，那就是亲自挑选军中最为强壮善战的战士。最终的事实也证明了，皇帝和大将军都没有看错人，霍去病与他挑选的八百骑兵，在两出定襄的战事中，发挥了惊人的战力。
一共斩首、俘虏了二千零二十八人（汉朝对军功计算要求极严，数字是很可信的）。要知道，卫青所部超过十万汉军，在两战中的斩获总数也不过两万级。霍去病以仅占全军数量，不到百分之一的骑兵，其获得了全军的十之一斩获，绝对足以震惊汉、匈两军了。
从军事角度来看，霍去病的这一次成功，也验证了一个军事定律：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以单兵素质来看，霍去病在全军中遴选出来的这八百骑，绝对算得上那个时代的“特种兵”了，拥有以一当十的战力也属正常。
然而就一支部队的整体战斗力来说，最重要的是领导者的作风。相信看过《亮剑》的朋友，对剧中李云龙总结的一段话都会有印象：“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 从此，无论这支部队换了多少茬人，它的灵魂仍在。”
一位将领亲手调教出来的部队，在交给其他人带之后，到底能够多大程度继承之前的风格，其实是存在变数的。如果继任者是前任亲手挑选，或者本部队竞争出来的，风格延续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不过，最起码霍去病在世的时候，其强烈的个人风格还是能够影响到他所率领的汉军的。
与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原则，重视后勤的一般将领不同，霍去病在战术运用上的最大特点，就是“轻骑”。他所率领的部队，并不会去考虑后勤问题，而是“取食于敌”。
这种战法，实际和项羽的“破釜沉舟”之策如出一辙。相当于把部队“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在战胜对手之后，才能获得补给。也就是说，对于霍去病所率领的部队来说，要么战败身死，要么立功。象汉军中经常出现的，因为迷路错失战机，无功而返的情况，是不允许出现的（那样回不到驻地，就得饿死了）。
以匈奴人的特点来说，即使霍去病的部队，没有搜索到畜群，仅仅依靠在对战中，斩获对方的战士，他的部队也能够从敌人身上获得补给。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你自己就得适应匈奴人的生活方式。
不过，这本身并不成为问题。汉帝国为了反击匈奴所做的那些战略准备，给霍去病提供了成功的基础。最起码他有足够的基数，来选择最好、最能适应草原生活的战士和最好的马。
事实上，霍去病所率领的战士中，本身就有很多降汉匈奴人的成份。没有比匈奴人，更加熟悉匈奴人的了。这些匈奴人不仅能够帮助霍去病的部队，更快适应快速、机动的草原生活，也能让他更容易发现对手的踪迹。在后来的战争生涯中，“以匈制匈”也成为了霍去病成功的一大法宝。
正是有了这些准备，霍去病在跟随卫青大军出征时，并没有按部就班的随之扫荡草原，而是在发现敌踪后，脱离大部队，咬住对手，孤军追击了数百里，并大胜而归。如果在上一阶段，卫青攻击右贤王庭时，霍去病前往参战的话，也许右贤王就没有那么好命逃出生天了。
我们一直在表达一个观点，决定大势的是那些战略层面的因素。然而在微观历史中，如果把合适的人放到了合适的位置，他的出世是有可能加快历史进程的。霍去病的出现，毫无疑问的让汉武帝看到了，加速结束对匈战争的希望。
正是因为霍去病在漠南之战第二阶段的出色表现。汉武帝除了封赏其为“冠军侯”以外，更是将他的领军数量增加至了万骑。也就是说，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少年，在汉军中已经不再是被当作一支特种部队的将领来使用了，而是成长为了一位可以独挡一面的将军。
公元前122年6月，也就是霍去病横空出世的第二后，匈奴人又一次南下对汉朝边境进行的袭扰，而这次的目标则是上谷郡。鉴于在二个阶段的漠南之战中，匈奴右翼和单于本部都受到了重大打击。执行这次侵扰任务的应该是左贤王部。
然而此时的汉帝国，对于这种周期性，抢了就走的犯边之举，已经没有太大兴趣针锋相对了。在匈奴单于听取赵信意见，放弃漠南草原的经营之后，汉帝国的边郡压力暂时被减弱了。这种时候，一直没有成为汉匈博弈主战场的“河西走廊”开始进入帝国的战争计划之中。
让汉武帝决心出击匈奴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张骞回来了（公元前126年），他所带回来的关于匈奴、西域的详细情报，也让帝国13年前所模糊定立的“断匈奴右臂”战略，有机会成为现实。当阴山正面战场之敌从漠南战略撤退后，一场完全属于霍去病的“河西之战”，也被载入了史册。
没有记录表明，张骞在滞留匈奴十几载的时间中，跟随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人，到过匈奴全境。不过，他是在河西走廊被俘的，又曾经被送往匈奴单于处。因此最起码对匈奴右翼的地理情况是非常熟悉的了（尤其是他会有意识的记忆和打听）。这些有关匈奴人的情报，在张骞跟随卫青出征漠南时，发挥了重要价值（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正因为如此，公元前123年，也就是在霍去病因功封为“冠军侯”的同时，张骞也同样获得了一个与足以表明他功绩的爵位——博望侯。
很显然，在霍去病受命代表帝国出征河西走廊时，张骞会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然而这位少年将军却并不认为自己需要这样的帮助，对于不遵循常规战法的霍去病来说，他甚至不愿意军中设立协助自己的副将一职。更不要说，把一个爵位与自己相当的人，放在身边了。
当然，不用张骞并不代表霍去病自负。前面我们也说了，霍去病所挑选的战士中，本身就有很多匈奴人的成份。也就是说，他的军队完全有能力和情报，以游牧民族的方式纵横草原。
公元前121年四月，在霍去病成为汉军中最耀眼将星的第三年，一只一万人的骑兵部队，在霍去病的带领下从陇西起程，跨越黄河向河西走廊发起了第一轮攻击，史称“第一次河西之战”。
丝路<陇西—河西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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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去病渡过黄河的地点，就在今天的兰州一带，当时算是汉帝国在陇西所控制的最西端了。换句话说，渡过黄河之后，就算是匈奴的势力范围了。记得在前面解读“羊皮筏子”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分享在兰州乘羊皮筏子旅游的经历。其中说到当地船家以霍去病军乘筏渡河为噱头，招揽生意。不过，二千多年前的汉军，很有可能是架设浮桥渡河的。毕竟早在春秋之季，浮桥技术就已经运用到了战争中。在一场准备充分的，大规模攻击行动中，预先架桥的可能性会更大。
不管霍去病最终是用什么方式的渡过黄河的，兰州境内那二三百米，且流速缓慢的黄河水，都不会成为汉军西征的障碍。而在越过黄河之后，汉军并没有很快遇到匈奴人，在沿黄河北岸向西运动百里之后，进入了庄浪河谷（时称“盭水”）。
在解读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时，我们曾经解读过这条，发源于祁连山脉东北角，向南注入黄河的河流。这条河谷也可以被视为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在这一地区的分割线。对于日后穿行于丝绸之路的商旅来说，庄浪河谷也是他们通向河西走廊的重要路径。不过霍去病的骑兵，并不需要全程贴着庄浪河谷，上溯至祁连山上。在北行350里后，汉军将会遇到一条从祁连山脉，向东延伸出来的山岭——乌鞘岭。
汉.河西之战出塞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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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鞘岭不仅是黄河流域，与河西内流河流域的分水岭，也一直被视为河西走廊的东部起点。为了控制这条山河交叉的战略要点，在河西之战大获全胜之后，汉帝国很快就在庄浪河上游，乌鞘岭南构筑了“令居塞”（今甘肃永登县北），并使之成为了河西长城的起点。
翻越乌鞘岭的路径，我们在张骞出使西域部分已经解读过了，基本就是连接古浪——天祝两县的G30公路的走向。尽管游牧属性的匈奴人，一般并不会在交通要道上构筑关口以自守，但已经进入匈奴控制区的汉军，毫无疑问的会在乌鞘岭一带，遇到匈奴人的阻击。
最先成为霍去病部攻击对象的，是一个叫作“速濮”的部落。很显然，作为汉军的此次出征的首战，这个匈奴部落遭受了重大损失。在研究过霍去病在漠南之战的表现之后，我们很容易把这位少年得志的将领，理解为一个意气风发，单凭过人胆识和武力建功的先锋型将领。但事实上，霍去病的才能远不止于此。河西之战的进程，让我们有机会更加全面的了解，他驾控战争的能力。
虽然我们无法准确获知匈奴在河西走廊的总兵力，但以区区一万兵力，孤军深入无疑是非常大的冒险。要知道，卫青在发动漠南之战时所运用的兵力，要超过十万。他此行的目的，也并非仅仅象上一次那样，只是为了斩获，而是试图一战为汉帝国获得河西走廊的控制权。有鉴于此，如果霍去病希望能够横穿东西纵深长达两千里的河西走廊，并全身而退的话，仅仅依靠武力是远远不够的。
在击败乌鞘岭一带的匈奴部落后，汉军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匈奴休屠王部的核心领地——石羊河流域了（时称狐奴水）。然而，刚才我们也说了，仅仅依靠一万兵力的话，即使汉军的战力再强，也很难全身而退。
好在匈奴人并非铁板一块，就游牧体系来说，它实际上是由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部落拼合而成的。每一个所谓的“王”，都有自己的直属部落。而在整个组织架构中，级别更高的“王”，还会对其它部落有管理权。具体到古羊河流域的地缘结构来说，就是休屠王是总领这一区域的最高首领，而散布于整个石羊河流域的部落，则是由他们自己的部族首领，各自经营自己的牧场（这些最底层的部落，大多都是属于被匈奴人征服的，无直接血缘关系的部落）。
这种松散的管理结构，也会霍去病分化对手提供了极大帮助。在取得首战胜利后，霍去病并没有随之攻击他所遇到的每一个部落。快速找到匈奴在河西走廊的核心部落，也就是休屠、浑邪王本部，进行斩首行动，才是霍去病此行的战术目标。
如果得手的话。为了能够快速接近休屠王本部，汉军不仅完全舍弃俘获的辎重、俘虏，还通过这些被释放的匈奴人向周边部落达了信息。只要慑服于汉军，不主动攻击汉军者，汉军也决不会主动攻击。
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定，休屠王本部此时具体驻牧于石羊河流域的哪个点上。但作为河西走廊东段的核心部落，休屠王势必有不少部落环列周围，以为之提供缓冲。如果汉军攻击前进的话，等到汉军接近到战力最强的休屠王本部时，也很可能被消耗的差不多了。
然而休屠王应该完全没有预料到，霍去病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很快让自己领地的边缘部落放弃的抵抗。仅仅不到六天工夫霍去病就完成了第一次河西之战。
如果霍去病出身在更加信奉丛林法则的草原上，他这种政治+军事的战术，也许会帮助他有机会建立一个草原帝国。因为在一千多年之后，成吉思汗正是运用类似的战术，帮助他们迅速建立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只不过，蒙古人的做法要更为血腥。在他们的攻击范围内，几乎只有主动投降和屠城两种选择。
霍去病有没有建立草原帝国的潜质，只是一个题外话了。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如此假设也只是根据他的性格做出的一点判断。不管怎么说，上述战术在休屠王领地的运用是非常成功的。
共计有五个部落（史称“五小国”），慑服于汉军军威，让霍去病快速过境。而措手不及的休屠王本部则损失惨重，不仅连自己的“祭天金人”都成为了霍去病的战利品，更差一点让前来探访的单于之子，成为汉军的俘虏。
在霍去病横扫石羊河流域后，除了那五个表示愿意作壁上观的部落以外，休屠王本部在遭受重击以后，应该有两个方向可以逃往避难：一条就是直线向北，穿越大漠戈壁，退入阿尔泰山与杭爱山之间的大湖盆地区（也就是匈奴右翼核心区）；另一条则是向西败退，最终进入浑邪王部的领地。从地缘结构上看，选择后一条路线的可能性会更大些。
不过霍去病倒并会太关心休屠王逃往何方，因为他此行的目的，并非斩获，或者仅仅针对休屠王部。他所希望的，是凭借强大的战力和机动性，迅速穿越整条河西走廊，并直接攻击休屠、浑邪两部的核心部落。也就是说，不管暂时失去反击能力的休屠王部逃往何方，霍去病接下来的目标，都是继续向西。
整个河西走廊的地缘结构，我们在解读张骞出使路线时就已经解读过了。以水系来划分的话，可以将之分为三大流域，即：东部的石羊河流域、中部的黑水（额济纳河）流域，以及西端的疏勒河流域。当石羊河流域的战事结束之后，浑邪王所控制的黑水流域，马上就将成为汉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了。
以地缘结构来看，河西走廊可以被定义为“祁连山脉山前低地”。霍去病的攻击线路，也和日后成行的丝绸之路一样，相当于沿着祁连山麓向西延伸。实际上，如果没有祁连山之水浸润的话，这片土地也会和它北部的阿拉善高原一样，成为一片大漠戈壁之地。
那样的话，河西走廊即使还会因为位置的原因，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桥梁，但基本上也就没有机会，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了。
即使因为有祁连山水，而成为了农业区，由于走廊地带的另一侧，没有高大山脉以为屏障，这片土地还是随时会受到来自阿拉善高原的风沙影响。不过，也不能完全说河西走廊与阿拉善高原之间，就没有明显的地理分割线了。最起码在石羊河与黑水流域之间，有一条东西长给300公里的狭长山地带，能够多少为之阻挡风沙侵蚀。
这条东高西低的山地带，中、东段被称之为“龙首山”。东段海拔更低一些的这段山体，被单独称之为“合黎山”。在龙首山的东部，还有一段与之走向相左，相当于横切河西走廊的山体——燕支山。
“燕支”二字其实是音译自匈奴语了，在历史记载中，它还有焉脂山、燕脂山、胭脂山等不同字的译名。如果让我选的话，我更愿意为之选取“胭脂”之名。因为这段山体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拥有很高的知名度，盖因为匈奴人在失去河西走廊后，曾哀叹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将山与女子之颜联系在一起，用“胭脂”二字转译看起来会更为贴切（或胭脂即源于此山）。
作为河西走廊通道中，唯一横断走廊的山体，燕支山是很适合作为条地缘分割线的。事实上，它也正是黑水（黑河）与狐奴水（石羊河）流域的分水岭。然而事实上，燕支山并没有成为休屠、浑邪两部的分界线。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段山体的位置过于偏东，如果以之划分两部领地的话，休屠王部就明显吃亏了。作为与浑邪王同级的匈奴王，这样做并不会被接受。
如果要公平起见的话，休屠王的领地就必须包含一部分黑水流域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合黎山南的黑水河干流，最终成为了两部的分界线。这也意味着燕支山以西，龙首——合黎两山，与祁连山脉之间包夹的这段走廊，基本成为了休屠王的领地（两部的分割点，大致在今甘肃高台县西）。
在霍去病为汉帝国夺取河西走廊后，合黎——龙首山南的这段休屠王故地，被建制为了“张掖郡”（公元前111年）。所谓张掖之意，就是““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腋）”的意思。
霍去病在攻入河西走廊之后，对休屠王诸部又打又拉的分化政策，使得休屠王完全没有机会，据燕支山建立一道迟滞汉军进攻的防线。很快，汉军就快速转进至黑河之侧，准备攻击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浑邪王部了。
没有能够在乌鞘岭、燕支山有效的阻击霍去病部，应该说是匈奴人最大的失策。因为不管你采用何种战法，当道的山地都会是防御者最好的依托。在汉匈之战中，除了善于依托山体修筑长城的汉军以外，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匈奴人，利用山地阻击汉军的案例。正是吸取了休屠王部的教训（也要感谢他为自己争取了时间），浑邪王部主力，并没有依托黑水河建立防线阻击汉军，而是在自己境内寻找到了一处，同样矗立于河西走廊之中的山体为后盾，布设了下汉军决战的战场。
最终成为第一次河西之战决战战场的这座山，史称“皋兰山”，此战之后，霍去病也带着汉军，回撤到了陇西。只不过这座关系到第一次河西之战终点的山，其名应该是从匈奴人口中获知的，后来并没有成为正式的名称记录在案。以至于仅仅在东汉时期，历史记录者就已经搞不太清楚它的方位了。至于它的位置究竟在哪，皋兰山下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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