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0月11日发布在清华CIDEG公众号“学术大家谈”栏目中的文章。作者赵家鑫同学本科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他在校期间曾创立绿蕉可持续校园倡议组织（戳右了解👉绿蕉x绿光 | 可持续发展教育ESD项目 青年讲师团招募），推动绿蕉社团与绿光共同开发了“神奇的清洁能源”、“海洋生物探秘”和“上海的生物多样性”等多套课程。
此次他被选中参加联合国青年气候峰会，成为“绿票青年”之一，并与绿光的两位学员和一位同事共同前往参会。现在一起读一下他此行的分享吧！
2019年9月23日，联合国气候峰会在纽约拉开序幕。此次峰会旨在展示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根据《巴黎协定》做出更多承诺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在本世纪中叶将排放量减少到基本为零所作的努力。
与9月23日气候行动峰会同期进行的还有全球青年气候罢课行动与纽约气候周。国家政府、环保组织、慈善机构与商业机构人士相聚纽约，组织超过百场围绕气候议题的研讨会和发布会。
峰会有100名来自全球各地18-29岁的青年近距离观察，本期【学术大家谈】由“中国绿色创新夏季学院（SICGI）”2018级学员，2019级辅导员，“罗德学者”赵家鑫分享他参与此次联合国会议以及其他活动的观察要点总结：《气候行动新动向——来自联合国纽约气候周的观察》。
联合国气候峰会的背景与目标
2020年联合国气候缔约方大会COP26将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届时各国政府将重新审视巴黎协定下减排承诺与最新气候科学的契合度，更新各国的国家自主减排目标。在环境工作者看来，这场会议至关重要。
联合国碳排放差距报告排放路径
事实证明，虽然达成了巴黎协定，但符合科学指导的、具有雄心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尚未得以制定。联合国《碳排放差距报告》已经多次指出，当前各国做出的气候承诺，到2030年时，与巴黎协定约定的2度目标仍然存在超过1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年排放量差距，这接近于中国全国的年排放量。2018年年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1.5度特别报告》，指出0.5度的温度差异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影响差异是显著的，将引发包括极端炎热天气和洪水与干旱等不适宜人类社会发展的情况出现。
IPCC《1.5度特别报告》估计的
在不同温升尺度下对不同担忧领域的影响风险大小
如果2020年各国无法提出大幅进步的碳减排目标，关注气候问题的各方人士的信心将被严重挫败，同时可能传递政府间协议无力解决气候问题的信号。
Greta Thunberg与全球青年
共聚联合国首届青年气候峰会（Youth Climate Summit）
在该背景下，联合国召集了在COP会议之外的气候行动峰会，希望借此机会强调具有雄心的气候行动至关重要，推动各国研究和宣布更加激进的气候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国带着“大胆的行动”，而不是“精彩的演讲”，前来参会。
为引起各方关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未来十年减排45%
本世纪中实现净零碳排
清晰简介的目标和口号有利于传播是媒体和市场工作者的共识，在气候变化领域亦是如此。从巴黎协定明确的2度目标，到《1.5度特别报告》，清晰明确的数字通过媒体广为传播，以至于大家不会多问这些目标的具体内涵。
今年有关气候变化的宣传与讨论在温升目标上更进了一步，以“在未来十年减排45%，本世纪中实现净零碳排”为标语，说明人类社会未来数十年内为实现1.5度目标需要经历的减排速度。纽约气候周的各场活动往往也以此为背景和开场白，强调减排任务的艰巨和急需增加的行动。
《1.5度特别报告》指出实现1.5度目标需要在2050年达到净零碳排
不同利益相关方，对这句标语有不同的反应。不少国家在响应着净零碳排目标的号召，提出实现净零碳排的年份目标。联合国在气候行动峰会开始就宣布目前有超过60个国家承诺将努力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碳排，这些国家以小国和岛国为主，但也不乏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主要经济体。挪威是最为激进的国家，提出在2030年实现净零碳排。对于这个成果，有人唱好，有人唱衰。唱衰的人认为这些国家不包含中国、美国、印度等排放大国，仅仅占2017年全球排放的11%。并且，联合国将国家纳入这个群体的标准不清晰，有像英国将净零碳排立法的国家，也有仅仅是提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计划的国家。
在私下的讨论中，一位来自某国际油气公司的高管表示不认同联合国最近不断提升减排目标的做法，即从2度目标提升到1.5度目标，并且明确提出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碳排的想法。他表示现在国家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与2度目标已经存在不少差距，现在更加具有雄心的口号，正在把理想和现实拉得越来越远，最终的结果可能让人陷入失望，失去信心。
人类社会能否实现本世纪中叶的净零碳排目标，现在不得而知。科学家侧重于在说明困难的同时，强调在彻底的技术与经济转变的情况下，可能性仍旧存在。但是，国家政府和商业资本在诸多利益的博弈下，是否愿意和能够驱动如此激进的转变，是个巨大的疑问。至少到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转变。褒贬不一的青年气候罢课运动
青年气候罢课运动成为了有关气候的报道和公众讨论中热议的新兴话题。尽管中国没有发生罢课游行运动，但是国内社交媒体充分地加入了这场讨论。公众对罢课运动的发起者瑞典女孩Greta Thunberg褒贬不一。部分人赞赏她的勇气和真诚，认可她对提升气候议题关注度作出的贡献。部分人持各种立场指出她的不足，例如质疑她被成年人利用和操纵，以及过度地对立青年人和成年人等等。
Greta Thunberg在气候行动峰会向世界领导人发表演讲
（图片来自DeSmog）
在纽约气候周上，赞赏Greta Thunberg等青年人的罢课运动，强调对青年人负责与代际平等问题，成为每个活动不可缺少的部分。考虑到媒体的关注程度和联合国等权威机构的加持，赞赏青年气候运动似乎成为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环保组织以此为帮手，推动自己组织的议题；政治家以此为工具，支持自己的政治生命；科学家依据自己的习惯和利益，或公开支持、或保持沉默。
冷静下来，保持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待Greta Thunberg等青年推动的气候运动尤为困难。中国持反面态度的公众往往指责Greta光说不做，“甚至不如中国人玩玩蚂蚁森林，踏踏实实种树”。关于不同方式对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作出的贡献孰大孰小，这里不妨把气候行动当作一件公共物品来分析。气候行动惠及的是全体人类，每个人的行动是在提供这项公共物品。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是个人行动、游行抗议和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推动和践行气候行动。从科学的角度去评判哪种行动方式在当前复杂的政治、经济与技术情况下对缓解气候变化的贡献最有效，存在困难。因此，这里可以换一个角度，从个人付出的角度去衡量不同的气候行动。付出的东西有多种，可以是时间、体力和精力上的付出。从付出角度看，Greta等部分青年严肃的罢课游行不算是一种轻松的行动，他们需要制作展板、抵抗周围的压力和克服心理障碍等等来完成这项行动。同时，Greta在个人生活方面注意环保，在饮食（纯素食主义者）、交通上都有行为体现。因此，如果从付出角度来看，不能够认为Greta在提供气候行动这项公共物品上比“动动手指玩蚂蚁森林”的人贡献小，与之相反，她的付出是比较大的。但是，参加罢课游行的四百万青年是否和Greta一样付出了这么多，在个人行动上知行合一，我们不得而知，不必妄加判断。
青年气候罢课抗议（图片来自Grist）
不论如何，作为旁观者的普通人赞赏Greta的勇气，可以被认为是客观的。在Greta等青年人引起媒体和公众关注之后，不可避免地，气候问题相关人士需要开始关注实际的反应和行动。在私下的交流中，不少人担心一波运动过后，政府和企业面对各自每天的组织议程和内部博弈，仍旧一切照常。最后，如前面所提到的，从业者和当权者可能变得越来越失望或麻木，渐渐失去信心。
个人能够采取的行为转变与不同行为对气候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青年人的我，多次被问及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加入罢课运动等等。采用上面的分析框架，我的答复是多种行动都值得被赞赏，在科学上很难说明哪种行动贡献更大，归根结底我们要嘉奖通过实在的个人付出提供公共物品的这种精神，不要做一个搭便车（free rider）的人。商业与气候目标
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
当联合国的国家间谈判停滞不前，国家政府政策迟迟无法满足科学界的建议时，部分群体把眼光投向了商业企业，期待作为当代人类社会最重要组织形式的企业能够自发动员起来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企业自身和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是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主流，并且，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企业是最具能力实现碳减排的主体。
哥伦比亚校级教授Jeffrey Sachs在会议上致辞
如今，自发的企业行动倡议层出不穷。从最早在2000年发起成立的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和全球报告倡议（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到近年越发复杂的分行业、分领域的认证和倡议组织，例如RE100、碳披露项目（CDP）和涉及金融机构的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PRI）等等。这些倡议给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在由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举办的大会上，大会主办方对这些倡议提出了批判性的质疑，以期引发广泛的讨论和反思。
每年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的新增企业数量
（图片来自Christelle Cazabat）
会议主持人指出尽管现在出现了种类繁多、日益复杂的自发倡议体系，国际社会没有看到企业造成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解决，并且不乏内部人士透露加入这些倡议体系，没有实际改变企业内部的运营方式。再者，由于倡议种类很多，企业可以在这些倡议中挑选容易的类型加入，而这些倡议体系可能各自存在竞争，也希望降低标准和监管手段吸纳更多的企业加入。于是，这些现象不免让人质疑企业实践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和行动。
大会主要的争议点落实在政府与企业的责任分配、自发倡议的必要性、倡议与行动衔接和中小企业的行动等方面。现场有人提出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目标是面向政府群体构建的，与企业运营的相关性不大，落实这些目标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政府需要构建宏观的政策环境来促进目标的实现，而不是靠企业的自发行动。对于该观点的反驳指出，企业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利益相关方之一，具备企业的支持和行动有助于政府顺利地出台相应的社会与环境政策。同时，从社会共同体的角度看，政府和企业都有行动的责任和义务。从单个企业的角度讲，具备公平的宏观政策环境和有助于负责任企业脱颖而出的倡议和消费偏好，确实会更有利于激发单个企业在社会和环境议题上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行动，而不是仅仅关注在利益问题。在自发倡议的必要性方面，参与讨论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当前政府行动迟缓的情况下，发动部分有意识的企业自发采取行动，是社会的需要。
现场未能充分讨论和解决的是中小企业的行动问题，以及更进一步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行动问题。目前，这些倡议主要关注的是大型的国际企业，中小企业的参与度不足。该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是普遍的。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下，这些企业关注的是生存和利益问题，谈及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天方夜谭，牛头不对马嘴。当然，一个已有的解决路径是通过这些大型企业的价值链影响力，去带动这些下游的中小企业。
与之相呼应的是在气候行动方面对企业范围三碳排放的强调，鼓励企业们对自己供应链和销售产品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碳排放给予重视。现场一位卡车制造企业代表就指出，他们做过研究，卡车在全生命周期里，仅4%的碳排放来自于生产过程，剩余的96%都发生在使用过程中。因此，制造燃油更加清洁或者电驱动的卡车产品，也应该被作为卡车制造企业的气候行动责任。气候金融与经济成本
关注金钱与关注人同等重要
在一个由纽约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主题为“付出代价：无行动的成本 Paying for It: The Cost of Inaction”的研讨会上，主办方邀请了来自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黑石（Blackstone）和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等机构的从业人士共同讨论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与气候风险在金融行业的体现等议题。
纽约大学法学院举办的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讨论会
值得注意的是，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两种看待气候变化经济风险的视角。一种是以黑石这样的投资机构与保险公司为首的，将气候变化风险研究视作降低投资财务风险，抓住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部分行业机遇的途径。一种是以忧思科学家联盟和部分美国地方政府官员为首的，侧重于强调关注和研究气候变化风险是为了更好地去帮助那些受到经济影响的困难群体，缓解当地社区受到的危害，例如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房屋与基础设施损坏。两种不同的视角，透露了在量化气候变化的经济风险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动机问题。
气候变化可能带来更强劲的风暴和降雨
（图片来自Common Dreams）
以实际例子来说明，由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和极端气候事件的强度增加，部分美国的沿海社区在未来数十年遭受自然灾害打击的概率正在增加。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开展相应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有助于他们避免向这些存在较大风险的社区提供应对自然灾害的资产保险，或者是提高这些地区的保险费率，从而实现更好地盈利。对于地方政府和公益团体来说，开展相应的气候风险评估，是为了更好地将政府和公益资源输送到最需要的群体，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这两种动机所导致的结果是不同的，一种是金融资本要从气候风险高的社区抽离出来，一种是社会资源要输入进去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敏感社区，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能力适应气候变化。
两种动机，一个来自于私人资本对金钱的关注，一个来自于公共部门对人的关注。因此，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在谈论气候金融时，政府需要充分考量如何运用公共资本和机制的杠杆，鼓励私人资本参与到帮助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缓解对“人”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关注怎么靠“气候变化“更好的盈利。饱受争议的油气公司气候行动
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召开同日，占据世界30%油气开采市场份额的13家油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或高层代表齐聚纽约摩根博物馆与图书馆，召开年“油气行业气候倡议 Oil and Gas Climate Initiative“年会。除了油气公司代表，会议邀请了UNFCCC、IPCC、CDP和落基山研究所的高层代表以及20位青年代表参与讨论。
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织利益相关方对话会（图片来自OGCI）
整个对话讨论会，火药味十足。在青年对话午餐上，多是来自气候活动背景的青年人们对油气公司的气候行动提出质疑，强调现在油气公司的行动无法让公众信任他们具备对气候负责的态度。例如，有青年提到根据碳追踪倡议组织数据，2018年世界主要油气公司开展的投资扩张资本中，仅3%投入到了可再生能源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油气公司承诺认真对待气候变化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另外有青年提到了油气公司游说政府抵制环境政策和损害本土社区的问题。同时，在利益相关方对话会上，来自UNFCCC和落基山研究所的代表强调了现在清洁能源技术已经发展成熟，从技术角度，完全有能力建设无化石能源的社会，要求油气企业作出更大的承诺和行动，实现本世纪中叶净零碳排的目标。
油气公司代表的答复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许多非行业内人士无法认识到现在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依赖化石能源行业驱动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着石油化工产品，例如塑料制品、衣服、水泥等行业。社会需要化石能源，迈向清洁能源转型的速度没有想象中那么快。第二，油气行业雇佣了大量的劳动力，除了应对气候变化，油气公司们有保障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第三，现在在倡议下的油气公司们已经开始了切实的行动，包括减少天然气泄露和在工业规模示范碳捕捉利用和存储技术。
整场对话会尽管有不少辩论，但是在具体行动方面，更像是各说各话，争议双方没能达成共识。从讨论的结果来看，倘若没有国家政府在政策和管制层面营造一个迈向低碳转型的宏观氛围，依赖资本的油气企业是不会自发地发起足够的转变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成为新宠
除了上述的议题，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nature-based climate solutions）成为了近一年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新热词。联合国在中文官网提到：
“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一方面对自然环境或经过改进的生态系统进行维护、恢复和可持续管理，另一方面也应对社会挑战，既增进人类福祉，又改善生物多样性。无论粮食安全、气候变化、水资源保障、人类健康、防灾减灾还是经济发展，大自然都能帮助人类找到最佳应对方案。”
中国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领导了该工作组的工作。在这个领域中国作出了不少成就，在会前由生态环境部发布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中方的立场和行动》中就提到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林业和草原、农业、海洋、水资源等领域的突出工作。明年，中国将在昆明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中国未来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领域的工作值得关注。
此次纽约气候行动峰会成功获得了大量的媒体、公众和政治关注，而遗憾之处仍旧是未能形成重要国家和行业的气候行动。不过，或许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所言：“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希望峰会的举办能够激励各国开展更具雄心的减排路径研究，在接下来的COP25和26中做出更大的承诺。
赵家鑫，2018年荣获“罗德学者”，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目前就读于牛津大学，攻读环境变化与管理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