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邀访学者论坛】许宏：三代、青铜时代考古纵横谈
2017年3月7日下午，2017年春季学期第一次文研院内部报告会在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以“三代、青铜时代考古纵横谈”为主题展开演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文研院访问教授高曼士、文研院访问学者吕博、李霖、童岭、袁一丹、张瀚墨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参与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
众所周知，三代，指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也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大的历史阶段，其与史前时代、秦汉时代、明清时代等长时段历史概念一样被提及，但三代的特殊性颇为鲜明，而这些特殊性并非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范式特色
在中国考古学中，构成约定俗成的分类系列的几个概念本身就不是同类项。这形成了考古与历史研究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尴尬。
作为开篇的“史前时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的分期话语体系。这一时代划分方法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史前史研究的是尚无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初现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显然，夏商周三代至少有一部分时段是属于“原史时代”的。
史前时代，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主要属于石器时代。这里采用的又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话语体系。但这一话语体系也没有被中国考古学界彻底贯彻。由于进入王朝阶段就有清晰的朝代传承记录，所以只有“石器时代”被借用，其后的阶段划分就直接利用传世文献的话语体系了。
代之而起成为潮流的，是以文献所载王朝为线索的“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唐际根1998）。由是，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王朝分期，成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一种权威范式。
三代考古：模糊的时间上限
回到“三代”，可知上述物质文化和王朝断代的“嫁接”，在其衔接之处，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与三代（至少是其早期）尚处于“原史时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但由于中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弃用“原史时代”的概念，在“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法的框架下，夏商周三代多被简单地划入历史时期。事实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搞不清时间上限的研究领域。单就此点而言，它并不符合“历史时期”最基本的条件——存在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记录。
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1980-1990年代，各高校考古专业的“商周考古”课程不约而同地改为“夏商周考古”。随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无论如何，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和新的旁证性考古发现（如偃师商城）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
尽管相关课程和教材专著定名经历了从无“夏”到明确有“夏”的变化，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改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取向。
三代考古：模糊的空间外延
在1950年代，“商周考古”的课程和教材内容还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限的。这当然是受限于当时考古工作和认识的结果，但不能不说那时的概念界定是名实相符的。而19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教材著作则都包括同时期的周边地区诸文化。
与史前时代（石器时代）概念的普世性，秦汉至明清时代以帝国为主的政治与文化“疆域”的大体稳定形成鲜明对比，三代王朝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内涵和外延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的。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它们是最早的一批广域王权国家。在其外围还分布着众多与其有交流、受其影响或完全未发生关系的其他青铜文化，甚至石器时代文化实体。这些文化实体，是无法用三代或夏商周的概念来涵盖的。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就将“最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以两个并列的专章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界的三代考古或夏商周考古，已成为一个时段的考古学的概念。
那么，三代文明=夏商周王朝文化=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前半段、现中国境内所有文化遗存，这一等式及研究上的处理方式是否成立？所有在“现中国境内”的三代时期的文明，都属于三代文明的研究范畴？所有年代上在“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
可以说，由邹衡等前辈奠基的三代考古或曰夏商周考古臻于大成。如果说邹衡先生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邹衡的时代”（许宏2013）。那么，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用邹先生自己的话，他的工作就是“把某些考古学上的问题引向夏、商历史问题的研究”（邹衡1980）。罗泰教授的归纳也许更切中其实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中“这几篇论文系统论证了邹衡关于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考古学特征，商、周两个朝代的起源以及重要遗址的历史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观点”（Lothar von Falkenhausen 2006）。这是否也就是“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说，其最大的特色已蕴含于这个时段考古学的定名——“三代考古（夏商周考古）”中，或可称为“王统的考古学”？
如果“王统的考古学”对于此前“王统的文献史学”是一场材料和方法上的革命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超越三代王统考古学的、对东亚大陆青铜文化宏观体系的建构。
当代著名考古学家邹衡（1927-2005），曾任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如前所述，以三代作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标尺而淡化青铜时代概念的不足，是可以显见的。鉴于此，李伯谦先生早在1980年代即有构建中国青铜文化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的思考（李伯谦1990），希望能“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合等问题，使读者对中国青铜文化有一个鸟瞰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此后也有学者做了相关的思考。但迄今为止，仍缺乏全面论述中国青铜文化的论著问世。
青铜文化视角的若干问题
许宏教授预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王统的考古学”研究还将持续下去；与此同时，在前述学术背景下，若干问题或许是我们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探索中最需要加以思考并尽力解决的。这些问题可归纳为：
（一）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生及其动因。
（二）欧亚大陆青铜文化格局下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三）深入系统的分期和分区研究。把握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关注各青铜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梳理出其消长脉络。
（四）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更替。
（五）三代政治文明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
宫本一夫所描绘的从二里头到殷墟时代的文化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是构建考古学本位的、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今天，当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我们需要加深对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和把握。预计从“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微观背景关系，到诸区域“文化”的态势及互动关系，到各类重要遗存“圈”存在状态的探究，都会有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也将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转型而得到提升。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应当搭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话的平台，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与能力，贡献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最后，许宏教授表示，有理由相信，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将在这一洪流中大有可为。许宏教授演讲结束后，与会嘉宾就相关话题展开了讨论。交流会结束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在现场为许宏教授颁发了文研院访问教授聘书。
责任编辑：国曦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