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邀访学者论坛】仇鹿鸣：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以晚唐昭义军为线索
2017年4月11日中午，本学期第六场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在静园二院10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仇鹿鸣以“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以晚唐昭义军为线索”为主题展开演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访问教授高曼士、孙秀林、许宏，访问学者童岭、吕博、张瀚墨、袁一丹参与了讨论。仇鹿鸣老师在本次演讲中借助文研院跨学科交流的机会，探讨了历史研究中实证工作与解释框架的构建之间的关系。
在最近三十年来，史学内部呈现出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是实证研究的细化与深化，但伴随产生的是理论缺位的焦虑，甚至上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史学研究已经成为证明或证否某种社会科学理论经验事实的提供者。在这一背景下，呈现出两种取向，第一种是在放弃原来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决定论式的解释模式后，倾向于把实证研究置于某一大的时代关照下展开论述。在唐宋史中典型的便是对唐宋变革论的广泛称引，即将实证研究置于唐宋变革视域中呈现意义。值得思考的是，是否这一时期每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变化都可以上升到变革这一层面，或者置于变革这一潮流中加以解释。第二种则是随着研究议题的深入与分散，学者更多地使用多因论解释模式的流行，这一方面还原了历史过程中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似乎降低了结论的精确性与解释力。那么在实证研究日益充分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对于一些重要的旧议题重建新综合性的解释？
仇鹿鸣老师以晚唐昭义军为线索进行了尝试。昭义军作为唐王朝防遏河朔三镇所设立的藩镇，由于其横跨太行山两麓的独特政区规划及重要的战略地位，有不少学者关注，但总体而言，研究重点仍集中于辨析昭义军控遏河朔三镇的成效与武宗时平定刘稹之乱这两个议题。对于晚唐昭义军由于史料匮乏，一般印象主要包括唐武宗平定刘稹后，昭义军的节度使改由文官出任，而且多不久任，朝廷控制得到强化，但另一方面，镇内动荡不安，多次发生骄兵逐杀节帅事件，与前期的稳定形成鲜明对比。新刊布的《李裔墓志》为探讨晚唐昭义军的刘广之乱提供了重要史料。
《李裔墓志》指出刘广驱逐昭义节度使高湜一事中刘广是以刘稹后裔的身份煽动叛乱。乾符四年的刘广之乱，上距会昌伐叛已有三十余年，甚至超过了刘悟祖孙三代统治昭义时间的总合，但直至此时刘稹依然是昭义镇内一个具有号召力的政治符号，提醒研究者需要重新检讨唐廷收复昭义之后，治理泽潞策略的得失。根据传统的认识，在会昌伐叛成功之后，在李德裕的主持下，围绕着如何杜绝刘氏割据昭义局面的复现，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清洗刘稹宗族及其余党。但从新出《李文益墓志》、《高元郾墓志》中可以注意到，刘氏昭义时代旧人并未被完全清洗，可知李德裕的清洗并未能动摇昭义军的构造，失去了强有力节帅的弹压，跋扈的骄兵造成了昭义的动荡不安。
从这一个案入手，仇鹿鸣老师将中晚唐的藩镇动乱分为“政治性的反叛”、“经济性的骚乱”两种类型。“政治性的反叛”追求藩镇的割据自立、节帅之位的自相承袭，拥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藩镇间合纵连横，甚至不惜主动挑起与唐廷的战争，具有外向型的特征。“经济性的骚乱”则是分散而偶发的事件，频度在晚唐日渐提高，反映藩镇将士自利性的诉求，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范围则集中于镇内，是内向型的，基本的骚乱形式是驱逐原节度使，拥立新帅，并不直接挑战唐廷的权威。而刘广之乱尽管以刘稹之后为号召，但本质上仍属于“经济性的骚乱”，并非是刘稹之乱这样的“政治性的反叛”，其主要表现在动乱的起因是“士卒月储、岁衣不足”，刘广最终拒绝了部下提出攻打泽州迫使朝廷授予节钺的建议，并无挑战朝廷权威的意图。
仇鹿鸣老师进一步指出，昭义军为何会从中唐忠于朝廷、抗击河朔藩镇的“中原防遏型”藩镇，转变为晚唐内部动乱不安的局面，原因在于刘氏统治昭义时代，为了驱使将士支持其自相承袭的统治，采取厚加给赐的策略，导致了昭义军的骄兵化。骄兵是依赖丰厚给赐维系忠诚的自利群体，这类“骄兵化”的进程可以说在中晚唐各个藩镇中曾普遍发生，节帅只有给予将士更丰厚的给赐，才能换取部下支持其对抗朝廷，谋取不受代甚至自相承袭的地位。但重复赏赐最终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将士的欲壑更加难以填满，更容易受到煽动，进而镇内骚乱愈发频繁。中唐时期，藩镇基本的权力构造一般是节帅与军将的密切结合，形成稳固高效的统治模式，塑造出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从而具有谋求自立地位、挑战唐廷的军事力量，导致“政治性的反叛”多发，朝廷与藩镇间战争不断。而至晚唐，各藩镇包括河朔三镇在内或多或少都发生了“骄兵化”的过程，节帅受困于骄兵跋扈，自顾无暇，根本无力挑战唐廷的权威，唐廷与藩镇的关系反而变得稳定。
在报告之后，各位学者围绕着概念的界定与精确化、解释模式的有效性、新出墓志的运用及方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仇鹿鸣老师指出，在跨学科的背景下，与倾向于综合性解释框架的社会科学研究相比，历史学研究者更为注重研究的细节，但其结论也因此多缺乏“明快性”；另一方面，对于历史学研究提出的各种“解释模式”，必须经由一定数量的个案检验，不断完善解释模式，方能显示出有效性与说服力，同时要避免那些背离史学传统、套路式的解释模式。
对于墓志文本的运用问题，仇鹿鸣老师指出，现在学界多对正史中有传人物加以关注，但事实上这些人物的墓志文本中溢出传统史籍的新材料并不多，反而是与传世文献联系较弱、无传的小人物的墓志材料中容易发现新的内容，将来可能有助于历史中基层社会的构建。仇鹿鸣老师认为，墓志作为一种强格套性的文本，其最大的价值是引导我们重新认识传世文献，可能关注到一些以往传世文献研究中未被充分讨论的问题。
责任编辑：黄 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