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抒情传统’论述的流播与回应”专题学术座谈会
“抒情传统”论述自1971年由美籍华裔汉学家陈世骧首倡“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以来，历经数代海外与港台学者的不断发展，已然蔚为大观，成为了中国大陆地区以外解说“中国文学”的一种主流观点。在晚近十余年间，通过王德威与陈国球等当代学人的大力推动，这一原本主要用于阐释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的学说逐渐进入现代中国的研究领域，对于晚清至当下的中国文学、艺术、思想与历史均有不同程度的涉猎，并且逐渐形成了一套在学界具有生产性与影响力的“抒情现代性”理论。
2017年3至5月，“抒情传统”论述的重要代表人物、香港教育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总监、香港人文学院创院院士与理事陈国球教授出任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4月15日，他在北大文研院组织召开了“‘抒情传统’论述的流播与回应”专题学术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十余位学者与会。座谈会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主持。
在开场白中，李浴洋首先介绍了陈国球教授的学术经历与主要成就。他毕业于香港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与香港教育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等职。最初以治古典诗论名世，代表作有《胡应麟诗论研究》与《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后转向文学史书写形态研究，代表作有《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中国文学的省思》（编著）与《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编著），并与陈平原教授合编有《文学史》集刊（共出版三辑）。晚近十余年间，主攻“抒情传统”研究与香港文学研究，著有《文学香港与李碧华》《感伤的旅程：在香港读文学》《抒情中国论》与《香港的抒情史》，编有《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与王德威教授合编）《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与陈平原教授、王德威教授合编）以及《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主编，共十二卷）。此外，还有《情迷家国》与《结构中国文学传统》等专书与论文集行世。
随后，李浴洋交代了此次座谈会的缘起。陈国球教授在与部分大陆学人交往的过程中发现：自陈世骧以降，几乎所有海外与港台的重要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都曾致力“抒情传统”研究，并且他们的初衷与旨归皆在倡导一种“中国论述”，发凡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可能性；但在中国大陆地区，“抒情传统”论述不仅一直未能激起学界的积极反响，反而多被以某种异于中国主体立场的“汉学主张”视之。这一同一学说在不同空间中的流播与回应状况，构成了观察过去五十年间的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想象”的一个别样角度。有鉴于此，陈国球教授希望利用他在北大文研院访问的机会，与大陆的中国文学研究同人就此展开交流，听取批评意见，以期了解彼此观感，共同探讨“抒情传统”论述的未来方向。
接下来，陈国球教授发表了题为“‘抒情传统’论述的面向与议题”的主题引言。在引言中，他介绍了“抒情传统”论述的发展过程。陈国球教授长期从事陈世骧研究，他以“抒情、传统与学人的生命轨迹”为题概说了陈世骧的学术与人生经历。他尤其强调陈世骧与1930至1940年代中国文坛与学界的内在关联，凸显其作为现代作家与现代批评家的身份，从而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海外汉学家”。他具体分析了陈世骧的《战火岁月一诗人》（1942）《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1948）与英译《桃花扇》（与艾克顿合作）等作品。关于陈世骧的“抒情传统”论述，他指出其中包含“论诗”、“尚文”与“伤时”三个部分，揭示了其间的演进脉络。在陈世骧身后，陈国球教授认为“抒情传统”论述最为重要的代表是高友工。他对于高友工的研究，同样一方面关注其主张的形成过程，一方面考察其与大陆与台湾学界的密切关联。关于前者，他介绍了高友工的三篇阐释“抒情美典”的长文——《中国抒情美典》（1985）《试论中国艺术精神》（1986）与《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2002）。关于后者，他则说明了高友工与方东美、台静农、郑骞与废名的学术因缘。除去陈世骧与高友工两位华人学者，陈国球教授认为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对于“抒情传统”论述也有重要贡献。普实克的成就主要在于以“新文学”的主体意识承接了传统的“抒情精神”，从而为“抒情传统”论述进入现代中国的研究领域准备了条件。而将“抒情传统”论述全面引入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与历史的阐释的，则是王德威。陈国球教授通过对比王德威的三部“抒情传统”研究著作——《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2010）《现代“抒情传统”四论》（2011）与《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2015），展示了王德威的“抒情论述”的发展过程。他特别指出，讨论王德威的“抒情传统”论述，不能忽略其此前出版的《历史与怪兽》（2004）一书。如果说后者是对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阴暗面”的考察，那么前者则是对于其“光明面”的研究。只有将两者合而观之，才能全面理解王德威对于“中国文学”的态度及其学术追求。在引言的最后，陈国球教授提出了“抒情”概念的有效性的问题。在他看来，倡导“抒情传统”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传统”只有“抒情”一面，而是意在说明“抒情意识”在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中的渗透力极强，并且已经内化于中国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在陈国球教授的引言之后，与会学者对于“抒情传统”论述的相关议题展开了讨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计璧瑞指出，“抒情传统”已经成为了类似“感时忧国”一样的重要的文学史概念符号。两者都由海外学人提出，但相比之下，“感时忧国”在大陆学界的接受程度更高。原因在于两个概念虽然都与“情”有关，但“感时忧国”的包容性更强，不同立场的学者都可以将其转化成为自家的理论资源。在她看来，“抒情传统”论述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至少其与当代中国的革命浪漫主义传统就很难兼容。她认为，“抒情传统”论述是海外华人的一种“精神还乡”，其形成与发展都与海外华人的文化语境与心理距离直接相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认为“抒情传统”论述包含鲜明的文化政治意图，即在学术主张的背后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一种“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格局。正是由于“抒情传统”论述具有这一性质，她特别肯定了陈国球教授召集此次座谈会的学术价值。在她看来，大陆与大陆地区以外的学者共同讨论“抒情传统”议题，是一种打破大陆与海外的文化/政治隔膜的有效途径。然后，她从三个方面展开，系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她指出在高友工倡导“抒情美典”的1980年代，大陆正在经历“美学热”。两者可以视为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与历史结构中形成的对于“中国文化”的不同看法。其次，她强调在“抒情传统”论述中始终存在多组他者关系，例如“中”与“西”、“抒情的”与“史诗的”、“抒情”与“启蒙”/“革命”，等等。这些他者关系的存在引发我们思考“传统传统”论述在不断进行自我限定的同时究竟在排斥什么。最后，她认为“抒情传统”论述如果想要更具解释力，就必须直面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启蒙”与“革命”。将“启蒙”与“革命”他者化的做法，只能使得“抒情传统”论述丧失足够的有效性。在文化研究发生“情感转向”的当下，大陆学者应当自觉思考如何建构一种基于大陆自身的历史经验的“抒情传统”论述。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提出“抒情传统”论述具有高度的批评性与政治性，是一种“大叙事”。他具体分析了王德威的《“有情”的历史》与陈国球的《放逐抒情》这两篇晚近的“抒情传统”论述的重要文章。在他看来，王德威在《“有情”的传统》中展开的“抒情叙事”意在将“抒情”从个人主义的限制中拯救出来，但在对于具体个案的研究中，王德威更为关注的却依旧是个体意义上的“情”。他以王德威对于沈从文的误读为例，揭示了其“抒情传统”论述的内在矛盾。他认为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一文中并无将“有情”与“事功”对立的意图，相反，沈从文希望可以通过“有情”理解与消化“事功”。将两者对立，出自王德威的发挥，而非沈从文的本意。沈从文主张写作应当把握历史必然性，其“有情”的文学/历史观念不是来自与“抒情传统”相关的“诗骚传统”，而是来自被“抒情传统”他者化的“史传传统”。关于《放逐抒情》，他指出在战时中国，重要的不是“放逐抒情”，而是如何在大的文学/历史结构中“安顿抒情”。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冷霜认为陈国球教授对于陈世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为现代作家与现代批评家的陈世骧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关于“抒情传统”论述，他主张在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认识。在他看来，1949年之前的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王国维与梁启超等人在晚清对于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二是胡适、刘大杰等人对于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叙述的建构，三是朱光潜与废名等人对于“中国文学”性质的提炼。林庚的文学史研究是在第三阶段中展开的，其同班同学陈世骧对于“中国文学”的理解也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批评是陈世骧形成“抒情传统”论述的重要起源，而他的“抒情传统”论述的最终形成，恰恰意味着对于这一起源的忘却。将“抒情传统”论述文学史化很有必要。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剑青指出，“抒情传统”论述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建构“中国文学传统”的理论尝试；二是作为“海外汉学”，在海外与港台的不断发展；三是在晚近进入现代中国议题的讨论，成为了一种新的现代性理论。在他看来，“抒情传统”论述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1930年代北平文坛的现代主义氛围，是“抒情传统”论述出现的重要的时代背景。在“新文学”的历史上，先后存在两股“抒情”浪潮。一是在1920年代以“新月派”为主要代表的“抒情”风尚，二是在1930年代通过引入现代主义的理论资源，对于这一风尚的自觉超越。陈国球教授讨论的“放逐抒情”的主张在1930年代的现代主义浪潮中就已经出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陈世骧与这一时期北平文坛的现代主义氛围既有联系，又有疏离。这大概与他同艾克顿的交往有关。陈世骧一方面接受了现代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具有克服现代主义的追求。
姜涛补充道，在“五四”以后的文坛上曾经出现过一股“抒情主义”的浪潮，甚至一度成为了“新文学”的主流话语。而“抒情传统”的提出正是对于“抒情主义”的打破。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孟庆澍认为“抒情传统”论述之所以在大陆学界未能激起积极回应，原因在于进入“新时期”以来，“抒情”在大陆的文类等级中位置逐渐下降，甚至“抒情”一词本身已经失能与失效。而“抒情传统”论述如果想要被大陆学界充分接受，就必须正视“革命中国”具有的抒情面向，在“抒情传统”与“革命中国”之间实现接榫。
三联书店编辑曾诚是《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陈世骧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与高友工的《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三部著作的责编。他介绍了三联书店出版这一系列“抒情传统”研究著作的过程，并且特别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已故青年学者张晖致意。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的发言以“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视域与方法”为题。她认为“抒情传统”论述具有两个学术起点。后人比较熟悉的是陈世骧与高友工等人的主张，但其实早在朱自清与闻一多的著作中就已经大量讨论过这一话题。前者日后主要通过数代台湾学者的经营而开花结果，后者则经由林庚与王瑶等人的传承而内在于大陆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中。王瑶此后虽然转向了“新文学”研究，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古典文学研究的理想。1956年，他写作了《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一文。他在此文中揭示了“魏晋风度”在鲁迅作品中的遗响。而“魏晋风度”在“新文学”中的发现，主要基于中国文学的“文”的传统。这与陈世骧与高友工等人建构的“抒情传统”主要基于“诗”的传统很不一样。而除去体制性的“抒情传统”，值得关注的还有文学史上的弥散性的“抒情传统”，即大量“抒情的瞬间”。顾随对于鲁迅小说的分析，就着眼于此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谷卿主要讨论了高友工的古典文学研究。在历代词论中，通常认为词至南宋便流于细碎，南宋词的艺术成就与思想境界均不如唐、五代与北宋词。而高友工对于南宋词却相当肯定，提出南宋流行的长调代表了词的抒情性的极峰。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学史观点。此前朱彝尊虽然也曾表彰南宋词的“深”与“变”，但却没有系统论述。高友工对于南宋词的研究十分具有启示意义。同时，他对于“抒情传统”的研究也不是鼓励进行的，叙事性的问题同样也在他的关注视野之中。高友工指出中国古典文学中存在两种“美典”——一是以近体诗为代表的“抒情美典”，二是以民歌为代表的“叙事美典”。在讨论高友工的“抒情传统”论述时，不应忽略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叙述性的强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潘静如指出，大陆学者对于“抒情传统”论述回应寥寥与“抒情”这一概念的泛化直接相关。当下大陆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更为侧重具体的批评史研究，而非美学风格研究。“抒情传统”论述作为一种美学话语，其学术形态显然与当下的主流学术范式存在一定程度的距离。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冯庆认为，“抒情传统”论述中的“抒情”概念过于狭隘，只关注了中国文学的“发愤抒情”的传统，即负面情绪的面向，而对于抒发正面情绪的考察明显不足。因此，“抒情传统”论述所讨论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主体究竟是全部的文学主体，还只是其中特定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他提出“抒情传统”论述不应只是一种“怀旧”式的悲观诉求，而应当能够面向未来，建构一种主动与乐观的“情”。在他看来，“情义传统”的角度或许可以比“抒情传统”论述更为恰当地切入对于中国文学议题的讨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静指出“抒情传统”论述具有两重面向——一是作为知识谱系，二是作为批评界面。前者是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建构起来的一种历史叙述，主要聚焦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光明面”；而后者考察的是“抒情”这一古老议题如何面对现代政治的考验，即关注的主要是现代中国的“阴暗面”。她认为“抒情传统”论述如果还要继续生长，就必须处理好三个问题。首先，在一种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形成的“抒情传统”论述，可能较多地牺牲掉了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复杂性。例如，“情”与“礼”的关系问题在迄今为止的“抒情传统”论述中就尚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而在中国传统中，“情”与“礼”却是始终纠缠在一起的一对范畴。其次，正如贺桂梅教授在发言中所言，当下的文化研究已经出现了“情感转向”的势头，关注革命运动中的抒情机制成为了左翼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这一背景下，抒情的方向性问题也就必须直面，即“抒情”有无可能超越个体，从而通向一种集体经验、阶级意识与时代精神。在讨论现代中国的“抒情”问题时，需要认真分辨究竟是谁在抒情，为谁抒情，怎样抒情以及“抒情”的位置与功能，等等。最后，抒情的时代性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在进行“抒情传统”论述时，“以情化史”与“以史孕情”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也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周旻的发言主要讨论了“抒情传统”的几种不同定义。一是王德威式的关注“权力让渡”的定义，二是萧驰式的凸显学术社群化的定义，三是陈国球式的作为一种学术与学术史形态的定义。在不同的定义背后，是对于“情”的不同态度与对于“抒情”的不同理解。此外，她还对于“抒情传统”论述在翻译研究中的展开提出了设想。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罗雅琳通过对比陈世骧的《论中国抒情传统》与《原兴》两篇文章，指出陈世骧对于“抒情”的定义与他对于原始语言的理解十分相近。而他对于原始文明的推崇则反映了他与文明等级论者分享了相似的逻辑。随后，与多位与会嘉宾一样，她也就“抒情”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她看来，王德威对于古典抒情资源的调用意在对抗现代中国的“革命叙事”，但同样的古典资源在冯至与郭沫若等历史中人的笔下却是一种激活革命的重要力量。两者之间的张力值得我们关注。
在座谈会的最后，陈国球教授进行了总结回应。他首先感谢与会嘉宾提出的批评意见，表示这种认真的学术对话正是他的期待。然后，他从三个方面回应了座谈会上集中讨论的议题。一是关于“抒情传统”论述与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他认为，在陈世骧的思想资源中既包含浪漫主义的成分，更具有现代主义的因子。在文学史上，“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曾经是对立的，但作为文学思想，它们却可以具有相通之处。不仅陈世骧如此，林庚也是一位接受浪漫主义影响的“现代派”。二是关于“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古典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无论海外华人学者还是大陆学者，在处理“中国”议题时都需要面对如何论证自我与“中国”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在大陆学者批评海外华人学者持有“汉学视野”时，其实自身也必须回答如何把当代中国的文学/历史经验转化成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问题。也就是说，大陆与海外并非简单的二分关系。他坚决反对将“抒情传统”论述称为一种“台湾论述”。恰恰相反，他对于“抒情传统”论述的研究揭示了这一学说可以溯源至晚清时期，绝不仅是对于台湾问题的回应。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以及“大陆”与“海外”等多组并举结构中，他认为看到在表面上对峙的两极之间的关联要比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更为困难，也更有意义。而“抒情传统”论述正是这样一种意在强调关联性的学说。三是关于“抒情传统”论述与政治意图的关系问题。他以普实克为例，介绍了普实克毕生都在致力回答“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是否是同一“中国”这一问题。普实克最终给出的是肯定答案，并且认为在“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发挥关键性的关联作用的正是“抒情精神”。至于大陆学者对于“海外汉学”的批评，他认为完全可以持有一种参考而非认同的态度。重要的是讨论问题，而不是纠结于以什么名义展开讨论。“抒情传统”论述所承载的问题远比“抒情传统”这一概念本身更为重要。
座谈会历时四个小时，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座谈会上的部分发言，日后将以笔谈的形式在学术期刊上选登。
责任编辑：黄 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