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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 |【邀访学者论坛】吕博:《七录序》与阮孝绪的知识世界吕博

2017年4月19日中午,本学期第七场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在静园二院10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吕博以“《七录序》与阮孝绪的知识世界”为主题展开演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访问教授高曼士、孙秀林、许宏,访问学者仇鹿鸣、童岭、李霖、徐晓宏、袁一丹参与了讨论。吕博老师在本次演讲中借助文研院跨学科交流的机会,利用《广弘明集》中所收的《七录序》,探讨了南朝齐梁时代文化学术发展的概貌。



在讲座中,吕博老师首先介绍了唐长孺、周一良、金克木、胡宝国、吉川忠夫、田晓菲等学者关于南朝学术文化研究的一些著作。其中吕博老师特别强调胡宝国先生近年来发表的《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知识至上”以外的》《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等系列文章,最能给他启发。吕博老师指出“知识至上”的概念,具有很强的涵盖力。这个概念是指南朝士人推重读书,追求新知,崇尚博闻的倾向。很多史料可以表明,南朝书读的多人,往往能获得“博”的高名。而博有一种极致就是几乎阅读完那个时代所有的书,即“博极群书”。阮孝绪就是梁武帝时代“博极群书”的代表。而书籍目录《七录》就是阮孝绪阅读生涯的总结。《七录》分内外篇,包含五十五个学术门类的书籍,有六干二百八十八种,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  。阮孝绪自己认为 “天下之遗书秘记”,尽归《七录》。


主讲人吕博老师


吕博老师认为,从私人阅读的角度来讲,《七录》是阮孝绪个人“阅读史”的总结,包含了他自身的“知识轮廓”。不过,因为阮孝绪的“阅读领域”几乎涉及了当时各个学术门类。所以,探讨阮孝绪私人阅读的历程也就具备了更“大”的意义。阮孝绪个人的“阅读史”与精神前进的历程,其实也是整个南朝齐梁时代学术文化、精神世界变化的缩影。

吕博老师从此立论出发,广泛利用各种材料,复原了阮孝绪读书生涯的一些片段。阮孝绪幼读《孝经》等儒家经书。十三岁那年,已遍诵《五经》。因为通读儒家群经,所以儒家的核心理念“孝”,成了他的思想基色。在阮孝绪十五岁(494)那年,他的父亲阮彦之为他举行了“冠礼”。重要的成人典礼之后,成年的阮孝绪表现出来的“志向”却是“隐逸”与“促生”。吕博老师考证指出,诸种迹象表明,他在十四岁、十五岁的时候,可能阅读过《列仙传》、《神仙传》之类的书籍。《神仙传》带来的新鲜思想,让他着迷。阮孝绪从此恪守“隐逸”信念,独居一室。一直到四十岁,阮孝绪还保持着隐逸的生活状态。但是,经过25年的酝酿,阮孝绪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天监末期(519),阮孝绪搜集群书,撰成《高隐传。该书保留的部分内容透露出他在此时有了“道本儒末”、“儒道调和”的思考。不过,这还不是阮孝绪思想的终点。相关史料透露出,他在晚年有了投身佛教宗教实践的活动。除了罄心敬礼佛像外,他还恪守佛教戒律,“以蔬食断酒”。阮孝绪与梁武帝一样,成了皈依三宝的“素食主义者”。

而这种精神领域的变化,迅速地反映到了《七录》的撰作当中。梁武帝普通四年(524),阮孝绪四十五岁,写作《七录》。在《七录》中,他第一次正式将《佛法录》与《仙道录》编入目录,设立外篇。阮孝绪编“佛法录”于“仙道录”前,颇有深意。在阮孝绪看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教义有深浅,所谓“释深道浅”。二是因为“所宗有不同”,所谓“王道阮佛”。(王俭是琅琊王氏,可能是天师道世家。)这反映了阮孝绪思想的又一次变化。

通过复原阮孝绪的阅读生涯与精神历程,吕博老师总结说,阮孝绪虽然号称是与世隔绝的隐士,遁迹江湖。但在齐梁之际,他几乎受到了每一次社会思潮变化的影响。“佛法录”与“仙道录”构成《七录》的外篇,就是对齐梁之际社会思潮与精神领域变化的反映。



吕博老师进一步指出,正因为阮孝绪“博极群书”,对某个学术门类书籍现存多少,了然于胸。所以,《七录》分类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某个学术门类现存书的数量。阮孝绪对刘歆《七略》与王俭《七志》各个“子目”所做的改名、拆分、合并,其实及时地反映了齐梁之际学术文化发展的状况。吕博老师正是利用这种“子目名称”的变动,以及各个学术门类现存书籍的多少,探讨了齐梁时代经学、子学、史学、文学、术数、宗教等学术领域发生的变化。

接着,吕博老师敏锐地指出阮孝绪“知识体系”中的缺环。他发现,现存阮孝绪的相关史料丝毫没有显现出他对“兵学”有任何研究,也没有写作任何有关兵书的著作。吕博老师进一步论证说,其实,“无”或者“少”也能体现时代特色。“无兵”也是南朝的学术风尚。在汉《七略》的分类中,“兵书”独占一个类目。阮孝绪因为“兵书既少,不足别录”,所以把“兵部”合并到“子部”,称《子兵录》,成为《七录》内篇的第三部分。兵书寡少与南朝尚武精神的没落,密切相关。《颜氏家训诫兵篇》便集中反映出当时士大夫对于“兵”的态度。颜之推指出本来 以前“习五兵,便乘骑”的人被视作“武夫”。但有梁一代,不待习兵乘马,只要是“不读书”便被称作武夫,视为“饭囊酒瓮”。而南朝人蔑视兵学的事件,史籍斑斑可考。此种风气反映在官制上就是所谓“南朝武位不逮文职”。反映在总结学术文化的书籍目录上,就是由汉代“兵略”变为“子兵录”。

吕博老师最后总结说,阮孝绪的精神历程,其实也立体展现了齐梁之际社会精神风貌的变化。三教渐习,是这个时代精神领域最显著的特征。阮孝绪的知识旨趣与撰作倾向,体现了南朝学术、文化各个领域发展的大概面貌。


主讲人吕博老师(左)与渠敬东副院长(右)


在讨论的过程中,童岭老师指出,从狭义学术的角度讲,除博之外,“通”也是六朝时代重要的学术概念。仇鹿鸣老师就“无兵文化”等概念提出了质疑。高曼士、徐晓宏就阅读史、百科全书与知识分类等问题与吕博老师展开热烈探讨。




责任编辑:陈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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