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邀访学者论坛】袁一丹：沦陷下的“表微”之学——以北平辅仁大学为中心
2017年4月25日，本学期第八场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在静园二院10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袁一丹发表演讲，主题为：“沦陷下的表微之学”。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报告会，访问教授陈国球、许宏、孙秀林，访问学者仇鹿鸣、童岭、李霖、徐晓宏、吕博参与讨论。本次报告以北平辅仁大学为中心，考察沦陷下的文史之学，不只是钩稽学术史、教育史的一个片段，而试图呈现在特殊历史语境下，业已专门化的文史之学与学者个体的生命践履之间的密切关系。
邓小南教授与袁一丹副教授
关于抗战时期的学术史、教育史，目前谈论较多的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被视为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是战争状态下民族精神的象征。然而如何看待沦陷区的大学教育，怎么评判抗战八年留居沦陷区的学人群体以及他们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牵涉正伪之辨，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北平沦陷时期的大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日伪扶植的，如伪北大、伪师大；一类是教会大学，以燕大、辅仁为代表，还有少数私立大学。沦陷之下，大学何为？用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说法，无论何时何地，大学教育应具备两种特性：其一，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净土，应不受时局的侵扰，不受偏见与宣传的影响，可以自由进行教学工作，于知识的探求与应用外，别无目的；其二，大学应与其所在的社会、国家发生密切的关系，自视为外在环境中不容割弃的一部分，并从环境中汲取新的材料、动力，以应付国家的需要，包括危机时刻的特别需要。这两种特性并不冲突，因为大学在国族延续中的特殊功用，是以保持自身的绝对自由与清白为前提的。
北平辅仁大学
教会大学在沦陷区的特殊位置，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看来，一是成为“遗民的渊薮”，对留平学者起到一定的政治庇护功能；二是“留读书种子”，国立大学相继南迁后，教会大学成为沦陷区青年最向往的高等学府；三是“用夏变夷”，陈垣区分“仕异国”与“仕敌国”之不同：“仕异国者客卿耳，仕敌国则降虏”。
报告主题中的“表微”一词，出自陈垣沦陷后期所著的《通鉴胡注表微》。陈垣沦陷时期的著作，以“表微”命名的虽然只有一部，但事实上其他几部著作，如《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及“宗教三书”都带有表微性。所谓“表微”，简而言之，就是史家有感于当下的处境，援古证今。换言之，就是找事实，找能与当下处境构成映射关系的历史事实。史家的技艺体现在古事与今情、古语与今语的“勘合”。
“表微”之学的出现，源于事变前后北平史学风气的转变。1943年陈垣在写给弟子方豪的信中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钱大昕；事变后，趋于实用，推崇顾炎武；后又进一步提倡有意义的史学，在辅仁讲全祖望《鲒埼亭集》，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从钱大昕到顾炎武，再到全祖望，取法对象的变化，暗示着史学风气随时势而转变，明显是要下猛药，救时弊。
辅仁根柢虽浅，在校长陈垣的悉心经营下，发展出与北大、燕大不太一样的文史传统。辅仁文史之学的特殊面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陈垣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多从大学之外网罗人才。譬如国文系主任余嘉锡是科举出身，曾做过六品小京官；史学系主任张星烺在转向史地研究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化学师。这样的学者，若按照现在的大学教员任用标准，没有对等的学历或相应的教学经历，根本不可能登上大学讲台，更没有资格担任系主任一职。
辅仁文史两系聚集的这批学者虽各有专长且做出不俗的成绩，但在二三十年代北平文教界的位置其实是相对边缘的，他们对以北大为中心的学术圈及其引领的新文化运动多少心存不满。比如张星烺在给陈垣的信中批评北大文科排斥异己，有党派之见，认为所谓新文化主义，不过是白话文与男女同校而已。张星烺对北大文科及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代表了一批边缘学者的共同看法。
因为辅仁起初局面不大，陈垣的学术声誉及社会影响明显在众人之上，所以他在用人以及整个教学导向上有相当大的主导权。陈垣一贯主张窄而深的专题研究，认为思想史、文化史等，大而无当，不构成专门之学。要成为专门学者，必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两个门类或一两个朝代，才足以“动国际而垂久远”，否则“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可以盛行一时，但不会传之久远。
陈垣、余嘉锡的治学路径，都是从目录学入手，这一点造成了辅仁文史之学与以北大为策源地的新文学、新史学在知识结构及学术趣味上的根本区别。余嘉锡一般被视为擅长考据的目录学家，往往忽视了他身上“汉宋兼容”的一面。他用力最深的《四库提要辨证》并非单纯的考据之作，许多条目可以从汉宋之争的角度来看。余嘉锡指出《四库提要》的许多错误，是由于主事者纪昀的汉学立场导致的。余嘉锡在考订事实之外，还忍不住站出来为宋儒、为理学辩护。
这种“汉宋兼容”的治学取向，与辅仁将“尊德性”与“道问学”合二为一的教育导向是一致的。以1939年辅仁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为例，“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问之事论”，这个题目出自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在顾炎武原文中，“学问之事”是与“有耻之事”并举的。所谓“有耻之事”，在明清易代之际，主要指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挪到抗战时期沦陷区的语境下，则指向学人群体面临的政治选择与伦理困境。余嘉锡有一条读书札记专门阐发顾炎武《与人论学书》对当下的意义。他认为考据学盛行之后，“菲薄周孔、掊击程朱”的反礼教思想也随之兴起，再加上学界“惑经疑古”的风气，共同造成“礼法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行为失范。这是余嘉锡于考据之外，表彰宋明理学的现实关怀。
报告的后半部分以沦陷时期《辅仁学志》上的四篇专题论文：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余逊《南朝之北士地位》、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周祖谟《宋亡以后仕元之儒学教授》为例，具体说明“表微”之学的现实指涉。上述几篇论文涉及的时段，包括东晋永嘉南渡、宋元之际、明清之际。选择这些历史时段，是因为沦陷下学人面临的道德考验，与士人群体在这些危机时刻的遭遇有可类比性。沦陷下的表微之学即建立在这种朝代间的类比之上。
陈门四翰林：余逊、启功、柴德赓、周祖谟
沦陷时期反而是辅仁文史两系的兴盛期。当时陈垣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余逊、启功、柴德赓、周祖谟四人常到陈垣的励耘书屋去请教问题，被戏称为“南书房四行走”。以周祖谟为例，七七事变后其因家庭原因留在北平，1939年被陈垣聘到辅仁大学教授国文。周祖谟主攻语言音韵学，但沦陷时期在陈垣的影响下，多读史书及宋元人文集。《宋亡以后仕元之儒学教授》一文讨论宋元之际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按元代的学官制度，儒师当中授命于朝廷者称之为教授。周祖谟考察这些士人出仕元朝的原因及出仕以后的自我忏悔。出仕新朝而且还是异族，一般被视为士人的污点，但周祖谟认为在异族统治下传授儒学，有化民成俗，以保读书种子的作用。周祖谟对儒学教授的评价，可能过于理想化了。这种理想化的历史评价，其实是一种自我期许，回应了报告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沦陷之下，大学何为，学人何为？
报告会现场
总而言之，以北大倡导的白话文及反礼教思想为假想敌，三十年代异军突起的辅仁大学逐渐形成有自家面目的文史传统：提倡窄而深的专题研究，主张从目录学入手，以考据见长但又不止于考据而已，强调宋明理学敦士节、正人心的作用。七七事变后，辅仁的文史传统应时而变，转向援古证今的“表微”之学，在诗史考辨中寄托心事。基于陈垣、余嘉锡诸人在治学路径上的高度契合，及其弟子柴德赓、牟润孙、周祖谟、启功、余逊等在研究领域甚至论文选题上的继承性，袁一丹老师提出或许可将这批沦陷时期聚合在辅仁的文史学者视为一个潜在的学派。报告之后，各位学者就“辅仁学派”的命名、能否以“汉宋兼容”概括辅仁的文史之学、“表微”的危险、燕大与辅仁的区别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责任编辑：黄 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