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北大文研讲座59】孙歌：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
2017年10月2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五十九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担任主讲，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担任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志强担任评议，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活动。
借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大江健三郎所著《定义集》一书的评价，孙歌教授对“批判”一词进行了分析。她首先对比了“批判”的两种理解：其一为现在通行的定义，即对事情正误的判断，但这种批判不属于学术与思想意义上的批判；其二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其重点不在于“错在何处”，而是给讨论对象划出有效的边界。文献学是构成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学家的工作正是在于史料批判。随后，孙歌教授回顾了自己的研究经历，讲述如何从思想史的视角观察日本和中国的边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日两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集，且成果颇丰。在这一历史阶段，两国志士之所以能坐在一起面对时代危机，除去中国复杂的历史脉络原因，更是因为中日有识之士真切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压力，并由此形成暂时的、潜在的联合。这一联合后来再未出现过，战争只是原因之一。孙歌教授所要讨论的恰是中日处在各自脉络中不断推进历史过程时产生的问题，且问题本身存在交集。
孙歌教授所著《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的基本内容包括了沟口雄三分析的中国问题，以及发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昭和史论争”。这场论战本身直接的生产性相当有限，但其后续效果形成了重要的讨论结构。在解释本书的布局结构时，孙歌教授表示，其目的在于打破约定俗成的知识习惯和对中日两国的直观想象。她认为，如果从认识论的层面观察日本和中国，研究对象将不再是单数的、确定的存在；没有人能在现实当中用自己有限的直观体验把握一个国家和社会，只能通过认识论间接地认识。因此，这是一本讨论认识论的书。思想史视野中，她所理解的日本和中国各自是一套完整的机制，是一个庞大的、相互制掣的关系群和结构群，且这个机制和结构处在变化和开放的动态之中。因此，“寻找关系的特质”便成为了思想史最基本的课题，她所关注的也正是讨论机制和动态关系时“人”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回顾昭和史论争的发端，三位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于1955年出版了具有唯物史观基本特征的《昭和史》。该书重点处理了昭和时期侵略战争发生的原因、变化和结果，并对其进行批判和检讨。分析聚焦在军国主义政府、受欺骗的劳苦大众以及国际国内资本推动战争的方式，同时包含了部分阶级论的观点。作者在序言中阐述了自己的写作原因：第一，昭和是牵动所有日本人情感记忆的年代，而所有记忆都与战争有关，因此讨论战争具有必要性；第二，战后出版的有关昭和战争的回忆录和经验性写作缺少科学性，因此急需科学性的现代史研究；第三，为什么国民被卷入战争而非阻止战争，是现代史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看来，本书写作重点本应是民众史或社会史，但实际内容却是国家视角出发的政治史——二者之间构成不经意的错位。
1956年，文艺评价家龟井胜一郎针对《昭和史》一书发表评论文章，批判其历史书写的僵化和恶劣。他提出两点有关学习历史要求：一是在民族性和时代的长河中确认自己生的源泉，二是邂逅历史上的典型人物，从而发现形成新的伦理骨骼的根据。因此，“历史必须要写人”，并让后人了解自己为何生在特定的时代和民族。而《昭和史》缺少对这些内容的书写，忽视了普通人的作用，仅将批判矛头指向资本家等群体。以此为契机，日本历史学界和文学界展开论战，并逐渐转变为历史学领域的内部论争。“历史要不要写人”和“历史如何写人”成为论战最有生产性的问题，这场论争的重要意义也变为如何转化历史学、思想史、政治史领域对“人”的理解。
孙歌教授介绍，昭和史论争还引发了“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思考。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历史是可以针对历史事实进行考证的科学。龟井则对此论点进行了攻击，但并没有将讨论引向科学伦理的范畴。此外，也有历史学家提出“历史学没有模式”等不同意见。倡导“政治过程论”的筱原一则认为，不能用概念铺陈历史，而应注重历史发展过程中浓缩的“关节点”，借此展开有深度和广度的历史分析。这场论战中，许多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史学家引用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孙歌教授认为，其中的一些观点实际并未被关注、理解和继承。在这“厮杀的现场”中，所有参与历史过程的人的初衷和目的与得到的结果必定是不一致的，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可能相反；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但这一论点意味着所有的过程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和谬误，有些讨论将因此失去必要性。
“历史要不要写人”和“历史如何写人”的问题，在讨论中逐步被历史学家转化成“如何在观念化、高度抽象的工作方式中开辟出新的工作途径和思维空间”。而在新的思维空间里，高度整合性的观念需要被全盘打碎。孙歌教授认为，这个问题还可转化为“如何避免似是而非地使用概念”。随后，孙歌教授简要介绍并推荐了沟口雄三的著述：他的思想史是历史写“人”的标准典范，他最基本的工作方式恰是把“人”转化为认识的机制，或转化对中国史的结构性的解释。孙歌教授认为，经验研究生成的不可视结构不能仅依靠抽象概念，还需大量史料的支持。沟口雄三的研究从李卓吾入手，讨论内容从其著述向明清时期士大夫阶层思想结构性转型扩展，并由此引申出中国前近代至今整个历史发展和沿革的内在轨迹。沟口的观点是，以往的历史研究回避了李卓吾的核心问题，仅摘出其中部分拼凑为早熟的现代性思想。由此，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前近代思想结构的假说：“没有挫折，只有曲折”，且其思想于晚清之后在中国得到了延展。
沟口讨论李卓吾对“人欲”的解放时，关注的是更深厚的社会转型背景，即明末中国社会个人物质欲望被肯定的正当性。至于该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课题，沟口以社会史视野讨论李卓吾的“童心说”，并认为当时农村富民和地主阶层形成了分权欲望，又在清朝政府的压制下转变为纯粹的经济要求。由此形成的乡里空间有别于市民社会，具有代替中央政府、代行地方职权的功能，并与官方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呼应“过程集合体”的观点，结构性地解释中国原理，正是沟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最终目标。
孙歌老师继而谈到，十九世纪末开始，中日大量引进各种西方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中国原理，并非与西方构筑起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讨论历史沿革中有哪些在变化当中保持不同形态加以传承的不变机体。“天”或“道”作为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思想的核心概念，常具有强大的解释认知力度甚至是赋予政治合法性的功能，但我们常常忽略“自然”的重要概念。孙歌老师引述了沟口的判断：正是因为自然概念的存在并和天理结合，中国不需要理性、契约等媒介。对此，孙歌教授进一步解释，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理性和契约，只是它们不具备构成“万物一体之仁”的中国原理的条件。李卓吾在主张个性解放之后，将讨论引向了“不分别”，认为人们需要分别的只有“真”和“伪”——其中的“真”便是“自然”。清代思想家更是以自然为媒介区分了私欲和天理，并进一步将“己”和“欲”进行区分，认为“克己复礼”之后的“欲”才具有正当性。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例，其理论基点为中国与西方立国“自然”和“人为”的区别，并由此发散出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其中，我们需要关注的要点即在于：中国发生现代革命时，传统是如何被转化的。
评议阶段，张志强教授指出，历史认识论不仅是认识历史的问题，其核心关键在于通过对历史的认识形成批判性效果。“体知”历史有助于理解历史当中的复杂部分，回到历史情境作出自己的判断。历史情景中的人和历史的关系事关主体的生成，要求在历史的互动当中找到创生的机能；之所以研究思想，实际目的也是寻找和创造历史的可能性。思想史要求假设的存在，并发掘历史发生的另类可能。结合日本学界的历史检讨问题，沟口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正是借李卓吾的原理性，揭示日本人战后精神处境的一种尝试。
孙歌教授对张志强老师的评议进行回应和补充。她引用桑原武夫等人的观点，论述了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工作伦理和目的。历史学家不能直接地改变现实，但可以通过“禁欲”的方式将思想内容传达到作品之中。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共同回避了“日本人的民族感情”问题（包括日本的亚洲主义），并将其归入需要批判的右翼思潮。对此，孙歌教授认为，采用理性方式批判复杂的感情是无效的，这种回避不等同于回避责任，而是出于对复杂的历史事件需要延迟判断的考量。
交流环节，孙歌教授对听众的提问进行了解答。在竹内好和沟口雄三主体关注差异的问题上，孙歌教授提到了丸山真男政治学课程的影响。他将人的政治侧面作为政治学讨论的基点，并提出以下观点：政治的非人格化会影响分析质量，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人格分析的层面。同时，孙歌教授肯定了昭和史论争中的一些论点，即历史学家没有任何义务表达情感，且对他们而言，“人”的含义是非直观的。关键在于如何透过某些思想家的人生，或透过某个事件的某些节点参透极端状态下的终极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普遍性的抽象论述无法触及的。
责任编辑：国曦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