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未名学者讲座23】“金铁主义”与现代国家——马克斯·韦伯支配学说的再考察
2017年10月31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二十三期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作了题为“‘金铁主义’与现代国家——马克斯·韦伯支配学说的再考察”的演讲。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担任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担任评议。
图为田耕老师在讲座中
田耕老师首先解释了理解现代国家的“金铁主义”思路。这个概念来自清末民初，杨度先生于1917年发表了以《金铁主义说》为名的系列文章。杨先生认为，当前的世界体系由对内文明而对外野蛮的国家所组成，但是中国受制于家族制度和宗法传统等原因，未能建立起以经济（金）和军事（铁）为中心的国家体制。中国因帝制传统而未能形成现代国家，这一史观从梁启超、杨度、战国策派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都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解。
二战之后，历史社会学对现代国家起源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金铁主义之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学者指出，从中世纪早期到近代早期约六百年间，欧洲的领土单位从五百个左右减少到五十个左右，国家对内结束了领主权分立、暴力蔓延的状态。虽然没有实现对外和平，但国家间的战争也不再剧烈改变领土边界了。战后的学者认为，这一相对稳定的体系会一直持续下去，问题在于“新”的民族会以何种方式建立源于早期欧洲历史的现代国家。要建构现代国家，首先要求勘定领土边界，第二是完成对人民的国民化（军队动员的基础）。在控制土地和人民的基础上，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建设能够实现对人力和物资的充分动员与汲取，获得在人类统治体系中前所未有的强大支配力量。
接下来，田耕老师转而对韦伯支配学说进行论述。韦伯对现代国家的定义是极简的，抓住了在疆域范围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这一点；而他对于现代国家形成的道路，又作了极为繁琐的论证。历史社会学家相信，通过对战争和财政动员的能力进行描述，可以指出欧洲国家通向这一国家定义的历史道路是如何将极简和极繁的论证联系起来的。田耕老师指出，韦伯以支配的类型学来理解国家，包含着更为复杂的考虑。对家产制支配的论述更是成为其支配学说中历史最丰富、跨度最广泛的部分。针对这部分论述，田耕老师提出了两点观察结果：第一，家产制作为东、西方都存在的普遍支配形式，在文本上有一个“倒置”的结构。但韦伯认为，只有西欧独特的封建制才决定了现代国家的构成，因此，在时间上靠前的封建制反倒是被置于家产制的论述之后。这样一来，西欧的封建制例外地解决了家产制政体的问题。这个东、西方都要面对的家产制问题是什么呢？第二，家产制支配是一种传统型权威。但韦伯未提及传统上怎么样构成了家产制支配的基础，转而强调在家产制支配中对传统的忠诚与对支配者（主人权）的忠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韦伯对传统的定义相当地不充分，很多时候更像一种“剩余范畴”，那么家产制支配何以是传统型权威？家产制支配为什么要通过封建制来找到通向现代国家的独特道路？这两个问题表明，韦伯的分析要比金铁主义的现代国家道路复杂得多。
图为韦伯《经济与社会》手稿的一页
家产制出现的最重要契机，并不是在家内建立权威，而是要从家内到家外，对与支配者没有家关联的人树立起政治的关联。田耕老师将这样的政治臣民类比为“编户齐民”，他们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给有领土和财产野心的君主提供“金”和“铁”。那么，家产制支配者如何能够把编户齐民变成像家内一样可以当成财产来处置的对象呢？
家产制支配者建立自己治理工具的第一步便是扩大家产制军队，即打造一支能够大范围动员同时又能够维系忠诚的国民军。君主不仅要结束对异族雇佣兵的依赖，更要摆脱受限于规模与用途的共和性质军队。这就不再依赖自由人的小规模共和式团结，而能够把没有生活关联的陌生人都置于生死攸关的战争考验之中。这也是从古典共和军队迈向现代大规模军队的转换器。第二步就是扩大家臣。家产制君主能从家内关系之外的编户齐民中拔举官吏，将他们纳为自己的治理工具，并大大扩展了支配的力量。大量自由民加入到君主的支配关系中，便是家产制支配发生变化的重要契机。
军伍阶层和文臣与支配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韦伯指出，原先附属于君主的家臣，一旦获得了占有官职的机会，就会谋求成为具有身份性的法团群体。这样以来，他们不仅将官职当成自己可以处置和转移的财产，还对于进入该群体的准入资格拥有发言权——由此构成了对有极强扩张野心的君主的天然限制。反过来，君主也希望能够源源不断地吸收新人加入管理干部团体，对抗原本占据行政工具的人的图谋。君和臣都利用家产制关系来巩固自己的所得，韦伯将这种对抗形态称为家产制的双轨。但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中看到的，君主不可能一直能够从社会下层中提拔出精英来填补老官僚的空缺，身份化造成的精英有其限度，于是，君主会慢慢走向自己可用的行政支配力量的极限。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的家产制官僚达成了独特的成就，类似的人文教育和身份认同并没有形成能够阻止君主控制行政权的身份群体。中国的传统君主没有遇到西方君主遇到的挑战，在官员群体内并未实现抽取“新人”来填补家臣的循环。韦伯认为，这是极端的不传统，实现了近代官僚制支配出现以前所能达到的最高行政形态。
西方形态中的特例就是英国的治安长官。家产制支配者为了对抗地方的庄园领主贵族，使编户齐民中的一部分自由人长期垄断了地方行政的权力。但他们是用实质理性来处理事务，而没有成为依靠高度功能分化而实现的管理型科层干部，并保留了独立的地方贵族的心态——这也是西方家产制支配所能达到的、最理想的行政状态。而封建制也极强地塑造了西方历史的信念，在家产制支配之下独立发展出了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防止陷入循环往复的分裂状态。这种契约关系不可能发生在狭义的西欧以外。
田耕老师总结道，在韦伯搭建的考察框架中，家产制支配所陷入的困境实际上可以有中国式大型官僚制和西欧封建制两种发展道路。这也同时是传统形成的两个来源。传统并非来自内在于家关系的神圣权威，而是家关系扩展到家外而形成的斗争中的平衡。韦伯对传统的理解，恰恰是在它遏制家（父）长权的意义上而言。东方的所谓专制主义和西方的所谓封建制，代表了在家产制双轨之下继续推进的政治努力，并提供了传统生发的契机。而韦伯对家产制和封建制的倒置，是对于再造传统的两个面相的揭示。韦伯在家产制的论述架构中奠定的这两条路线，启示我们不能仅仅把家产制及其传统看成是纯粹强制力的补充因素。在结合中国历史的情况下，这也是我们重新看待现代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随后，李猛教授进行评议。他对田耕老师有关韦伯的家产制论述的观察表示同意，并强调说，家产制国家的问题是东、西方普遍面临的，也是支配社会学进行文明比较的基础。韦伯从普遍的概念体系给出一个西方特殊性的回答，未能充分地解释能够从家产官僚制得出现代国家的原因。随后，李猛教授结合中国历史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在杨度看来，中国内部未能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管理体制，但这恰恰与韦伯对中国家产官僚制的观察相反。魏晋时期，建立起了类似于封建制的私人效忠关系。实际上，在成熟的中国的家产制官僚制下，君、臣之间能够建立起超越个人效忠的普遍统治方式。李猛教授认为，韦伯的分析没办法展开这个阶段复杂的理性化过程。只有放弃将现代法理支配作为必然的国家发展方向的历史观念，才能理解君臣概念自身的问题和特性。中国并没有必然要往现代国家发展，因为这种君臣关系指向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与对于人和人关系的理解。韦伯在使用家产官僚制的概念来描述东、西方的时候将中国看作相当理性化的阶段，西方特殊性的强烈问题仍然支配了他对这个概念的具体讨论。
李猛教授进而指出，田耕老师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了新的探索，帮助我们理解三种支配形式中最薄弱的传统型支配。至于韦伯为什么要构筑这样一个分类体系去理解支配？他认为，无论中国在前现代时期多么理性化，在现代国家的问题上和现代资本主义一样，只有西方完成了独一无二的理性化进程。真正的推动力量不可能成产生于家产制内部，而恰恰可能是在家产制国家中比较边缘或者反理性的力量将家产制国家带到了现代。这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卡理斯玛型支配在韦伯的分析中起到的作用。李猛教授继而强调，我们要暂时忘记现代法理国家及其社会性的基础，转而去反观家产制内部的逻辑。政治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思考，集中在古典共和城邦理论和现代的社会性政治理论，却忽视了围绕家产制国家展开的由家逐渐建立政治组织单位的思路。这个思路是人类支配形式中最重要的形态，但在理论上却呈现最低度发展的态势。我们需要在田耕老师的报告贡献的基础上，搭建更大的“建筑”使之完善起来。
提问环节，同学们针对韦伯家产制论述中公共空间的位置、政治的意涵、中国古代和西欧不同发展道路等问题向两位老师求教。田耕老师表示，韦伯分析的家产制自家内至家外的扩展并不是从“家”到“非家”，而是不同的“家”的传统展开斗争。无论在君臣之间发展出多么非人身性的关系，都仍或多或少具有家关系的性质。李猛教授表示，当家内统治扩展到家外时，家外的政治子民的确拥有一些不同的权利，在西欧就建立起了国民中某些人享有的法权性的独特权利。这一发展的最后结果便是在十七世纪形成了杨度所强调的不同国家共存的世界；但在中国，相对于家内子民享有的特权，这种家外政治子民反而对于所有臣民都实现了，并使得这一区分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欧洲来说，这一区分是向现代国家迈进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英国，正处于杨度所谓的“没有统治”和“不负责任”的状态——但这却是光荣革命之后威廉得以重建一个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国家的一大原因。在韦伯看来，历史往往会从一些非常诡异的情形发展出来（比如英国的例外形态反过来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并迫使其他国家按照这个逻辑来重建自身。但在韦伯的分析中存在一个缺陷，那便是他的支配社会学抛弃了政治理念起的作用。中国没有停留在战国七雄的时代，而西欧也未能走向秦始皇建立的统一。在这两大历史进程背后，政治行动者对于未来的政治图景和人与人的政治关系有着高度的认知，而这一点，不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历史分析中解除。
责任编辑：王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