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静园雅集17】萧梅：谁的呼麦——亚欧草原寻踪
2017年12月8日下午，“静园雅集”第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谁的呼麦——亚欧草原寻踪”。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萧梅主讲，内蒙古艺术学院教师麦拉苏进行现场示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参加讲座。
谁的呼麦——亚欧草原寻踪
演讲开始，萧梅教授简单介绍何为呼麦。呼麦是一种由一位表演者同时运用嗓音发出多声部的歌唱风格，并以喉音发出的持续低音声部为特征。这种演唱方法目前在蒙古族群中十分普遍，成为代表蒙古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
随后，萧梅教授紧切主题并讨论了呼麦颇具争议的归属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官方介绍中提到，“如今在各个国家的蒙古族群中，尤其是中国北部的内蒙古、西蒙古以及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呼麦十分普及”，其中虽然提到了图瓦，但总体是以蒙古族为代表。中国在“非遗”官方介绍中更突出了内蒙古的呼麦。而在范·通古伦（Mark Van Tongeren）所撰写的“已知亚洲地区泛音歌唱地图 ”中，呼麦分布于阿尔泰山地与图瓦共和国——并未提及中国。从官方意义上来讲，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使用的字样是“中国呼麦”。正因如此，国际上产生了很多有关呼麦归属问题的争议。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呼麦学习热潮，萧梅教授结合这一现象提出问题：为何在申遗后，呼麦会突然在内蒙古地区显示出茁茁生机？这种演唱方式能够提高演唱者的艺术威望吗？他们认同这一声音形态的乐感吗？
对此，萧梅教授从内、外两方面介绍呼麦研究。中国在九十年代初才开始发表学者研究呼麦的文章，更早之前是西方学者主导这一领域。西方学者在刚接触呼麦的时候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文化震撼，对他们而言泛音原来是基于歌词和乐谱的整体出现的，而不是分离出来的。他们从没想到可使基音与泛音分离开，一个人的嗓音同时发出两个频率。在西方的发声方法中，要么是声门震动要么是整体震动（真声），或者是声带边缘震动（假声），他们难以想象呼麦可以同时混合声门震动和整体震动。因此，他们对泛音歌唱特别关注，他们学习呼麦时也着重于控制泛音，而较少表演以挤压喉头为主的喉音。
随后，萧梅教授请麦拉苏老师示范了呼麦的三种最基本的形式，即哨音呼麦、平舌音呼麦以及低音呼麦。萧梅教授引入范通古伦所进行的东西方观念与实践比较，从声音技巧、传统、环境三个方面考察西方泛音歌唱与呼麦的区别。从声音形态上来讲，呼麦包含基音和泛音两个部分。从发声角度来讲，它强调喉部的多腔体共鸣——所以喉音、泛音、多腔体共鸣是认知呼麦的重要特点。从织体形态来看，呼麦是多声的，即有持续的低音加上泛音旋律。
萧梅教授表示，我们要以这一形态作为切入点理解中国呼麦。中国呼麦与蒙古族多声音乐存在着互为诠释的关系。新疆西部地区将呼麦称为浩林潮尔，翻译过来就是喉咙的潮尔。“潮尔”一词非常重要，意指声音的聚集，即共鸣。它也可以指向类的题材，比如说潮林道指的就是潮尔歌。因此，双声结构不仅存在着呼麦这一形式。作为更为重要的普遍的音乐形态，它也是草原上一种独特的文化。中国在申遗过程中也正是强调了这种自古以来就有的双声结构形态才得以成功。
萧梅教授列举了潮尔的多种形式。从音源角度讲，主要分为人声、器声以及两种声音结合这三种类型，如多人演唱的潮林道、器乐演奏的弓弦潮尔和冒顿潮尔等。麦拉苏老师在现场即兴演奏马头琴双声部长调，并演示弓弦潮尔。
由此，萧梅教授提出一个问题：作为音乐核心的“双声结构”如何与在地文化互动时形成了草原音乐文化的多样形态？思考这一问题的切入点应包括四个方面，即声态、生态、身态以及心态。作为共享结构，双声结构是蒙古文化的核心，但在不同地区产生的不同体裁又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很好地解释了双声结构如何被文化化的过程，如呼麦在图瓦与西蒙古之间存在发声区别。
从自然生态角度讲，声音具有地方感，蒙古族人的喉音歌唱可与山脉湖泊互动形成景观。不同的山，声音不同；同一座山，在下雨时也会有所不同。空气可以蓄积声音。当风吹过时，声音开始流动，山河湖泊的“对话”便从中而来。有对话就有共鸣，共鸣在声音感受之上。麦拉苏老师演示了潺潺流水般的呼麦，并补充道，呼麦的所有唱法都来自于自然。
萧梅老师指出，现在有很多歌手运用技巧飙高音，这一举动脱离了歌唱为自然、为自己的情感而生发的本意，并丧失了想象力。同时，呼麦的歌唱历史也离不开自然与社会语境。从呼麦是否被允许歌唱便可知，社会情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变化。试举一例，根据潮林道的演唱礼仪，歌手在唱引子和主歌的时候是跪着，但歌曲进行到图日格勒（也可以把它看成副歌）的时候，不管是地位多高的王公贵族，都要一起站起来，融入歌唱。所以说它是宫廷或宴歌的代表。因此，如何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创造不同的双声结构，是可以继续探讨的话题。
呼麦也好，潮尔也好，身体感特别重要。音乐基于人的身体，呼麦的发声方法与美声完全不同。不仅如此，若与当地歌手交流，他们会告知自己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场景，并将身体定位到某一个场景中去。因此，很多学习呼麦的人需要到山地和草原上感受自己。而乐感则成为协调、定位身体的重要基准。阿尔泰山地草原上的人往往对有共鸣的双声结构特别有感觉，这种乐感构成了他们的审美。泰德（Theodore Levin）的《山水何处歌》（Where Rivers and Mountains Sing） 一书则显现出不同文化对声音的不同偏好。泰德发现，西方人是音高思维，而图瓦人则以音色为中心——泛音和共鸣是成为其审美核心。
同时，这种音乐审美也反映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双声映射出天与地的关系。天上的彩云在飘，飘忽不定；而草原厚实广袤，便是持续低音的象征。在阿尔泰地区，喉音与宇宙息息相关。在萨满眼中，身体由9-81根线连接的不同能力与关系组成，他在跟病人治疗时，运用声音的颤动与这些线的波动相匹配，方可治愈病人。因此，萨满强调在治病时强调人神共鸣，从而达到和谐的状态。可见，阿尔泰山地草原民族的文化相互联结，而音色则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参数。
萧梅教授表示，双声结构作为文明的延伸，还有很多可供探讨深挖的内容。例如，可以继续探索维吾尔族及中亚突厥语等民族的弹拨及弓弦乐器群中的主辅结构双声，或探寻欧亚草原中更多具有双声结构音色偏好的文化实例。
最后，萧梅教授再思“谁的呼麦”。她表示，这种以复弦定音、主辅弦配置、泛音与声音密度为特质，以共鸣为多重感知（物理、生理、心理）的审美基础，是一种落实在音色偏好的欧亚草原双声结构。它可能有多种来源。双声结构在区域和跨区域之间的流动变化，也意味着我们的音乐文化存在着复合性与多中心。
最后，罗新教授从历史角度思考音乐。他表示，在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政权的历史资料里，很少有音乐相关资料（除非是争夺音乐人才的历史事件）。在这里，音乐成为高级与远方的象征。罗新教授认为，作为阿尔泰地区的音乐形式，呼麦是本地化的。而现在，在将音乐当作民族认同的标识之后，呼麦研究才逐渐成为主流。呼麦以怎样的方式被不同人群争夺，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责任编辑：国曦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