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北大文研论坛60】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斯·韦伯
2018年3月20日至21日，“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国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马克斯·韦伯”。本次研讨会由文研院与马克斯·韦伯基金会（中国代表处）共同主办，来自内地、港台、欧美的近二十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马克斯·韦伯基金会主席叶翰(Hans van Ess)、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以及德国驻华大使馆科学部参事延思·霍夫曼（Jens Hofmann）致开幕辞。
苏国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理论研究所
论坛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理论室主任苏国勋首先介绍了他接触到韦伯学说的过程。1978年，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学习。同班只有两名研究生，其中一位在“马克思主义人道化问题”的语境下以尼采为课题做研究。苏国勋教授则研究西方现代社会理论，在被《儒教与道教》深深吸引后，最终选择以韦伯作为研究对象。随后，他以“马克斯·韦伯思想在中国”为题概述了韦伯思想东渐的情况。上世纪30年代，郑太朴先生翻译了韦伯《社会经济史》一书。此外，前几年北京大学在整理燕京大学旧物时，发现有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80年代起，随着社会学学科的恢复，国内对韦伯的译介和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韦伯思想对中国学术界的正面影响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弥合行动与结构的冲突，其次是多元因果分析。而韦伯学说确实也存在瑕疵——《儒教与道教》受条件限制，在历史事实和文本上有些讹误。对此，我们应当更加关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
蔡博方
台北医学大学
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副教授蔡博方概述了韦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文语境中的继受状况及时代背景。中文学界很少直接由德文原版翻译韦伯著作，转而参考英语学界的译本。因此，对韦伯的翻译、理解或多或少会受到英语学界的启发与局限。
田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的发言题目为“略论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对家产制官僚的界说及其与中国之关系”。从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的观察来看，漫长的帝制传统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巨大张力，而致力于历史比较的韦伯学者似乎强化了韦伯对中国如是观。但韦伯关于家产制的支配社会学论述，恰恰没有提供对传统得以生成的解说。韦伯提供的是专注于占有的家产制双轨制这一普遍矛盾，以及非常特殊的“破解”方案——采邑制的说法。即使韦伯自己也暗示，以此双轨制为基础的家产制，如果没有充足的、对中国传统生成的思考和检讨，那么很难直接判断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的一系列焦虑，而这正是我们今天尝试将支配与韦伯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的论说结合起来的出发点之一。
Matthias von Gehlen
歌德学院东京分部
歌德学院东京分部马蒂亚斯·冯·盖伦（Matthias von Gehlen）则从韦伯对古代中国添置不动产的讨论切入，将其与西欧比较。东亚深受儒家伦理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该受到限制，但追求不动产的倾向却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这种关联不能被视为一般规律。至于当前中国与日本的差异，冯·盖伦认为，企业内部严格论资排辈等因素或许可提供部分解释。
Thomas Fröhlich
德国汉堡大学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费瑞实（Thomas Fröhlich）表示，在《儒教与道教》中，儒家精英的世界观被称为“彻底的现世乐观主义”。韦伯关于儒家的研究历来争议不断，而这一诊断却很少受到重视。实际上，它对于理解韦伯如何比较中西现代性道路至关重要。韦伯的“现世乐观主义”概念固然存有瑕疵，然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现代性究竟该被“乐观地”理解为人的主体性或能动性驱动的事业，还是该被“悲观地”视为主体失势、渐渐被“铁笼”束缚的历史进程？
Dirk Kaesler
德国马堡大学
德国马堡大学教授德克·凯斯勒（Dirk Kaesler）表示，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勾勒了一幅“文官支配”的理想图景。其中，文官资格主要由通过科举考试的次数决定，而非祖荫。教育是社会声望与政治支配的唯一尺度。也许这恰好契合韦伯——一位德意志帝国治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梦想。韦伯勾勒的图景已经是一百年前的，我们固然应该阅读韦伯，但当今的困局需要自己去另寻出路。
至此，第一天会议结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作主题评议。
王楠
中国政法大学
会议第二天，首先发言的是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楠。他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两篇论文出发，切入韦伯有关伦理人格和生活样式的讨论。在他看来，韦伯相信现代人必须将理想和主观追求放入日常的伦理实践之中，培养自己的伦理品质。这样，在集体的共同生活（教派）中才能够形成现代人的伦理生活。在韦伯后期，他会把这种内在信仰构成的实践激活力放在世界诸宗教的比较之中。在两次演讲中，韦伯要求现代人考察这些理想可能的现实后果。
Hans van Ess
德国慕尼黑大学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叶翰（Hans van Ess）的兴趣点有二。其一，韦伯关于儒教的论述到底有哪些是可靠的？其二，我们该如何看待某些学者对韦伯的回应？正如韦伯论及的新教伦理在欧洲和北美的效果那样，这些学者认为儒教也是一套可以促生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系统。
李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表示，儒教中的“超越性问题”是韦伯、雅斯贝尔斯和沃格林的共同问题。韦伯认为，中国的外部社会条件看似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但缺乏必要的政治结构和法律环境来保护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从比较宗教的历史研究角度来看，儒教缺乏新教那样的“超越性价值”，而这一价值对资本主义精神也是至关重要的。
Hoyt Tillman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田浩(Hoyt Tillman)则以余英时和黄进兴为例，阐述中国学者回应马克斯·韦伯儒教研究的方式。受韦伯式问题的激发，余英时完成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试图表明儒家伦理能够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提供动力。
阎克文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教授阎克文在发言中概述《经济与社会》各部分内容，并澄清了几种常见的误解。例如，韦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曾自称为社会学家。因此，我们不该只在社会学的框架内狭隘地理解《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
Helwig Schmidt-Glintzer
德国图宾根大学
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借助施路赫特等人编订的韦伯全集版本，细致梳理了韦伯《经济与社会》的写作过程，并据此分析韦伯作品中的不同层次（尤其是《儒教与道教》与《经济与社会》）的内在关联。
王容芬
中国旅德学者
中国旅德学者王容芬的发言题目为“现今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王容芬老师表示，韦伯区分了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在他看来，政治家需要负责任地行事，而非严守“登山宝训”。这一演讲对二战后的德国政治家（诸如特奥多尔·豪斯和赫尔穆特·施密特）影响深远。然而，两德统一后，韦伯所言的政治家责任伦理被新一代抛在脑后。
渠敬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论坛最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分析了韦伯另一篇著名演讲——“科学作为天职”。他通过介绍韦伯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对话，揭示了韦伯笔下学术生活的双重困境：一方面要应对大学的“美国化”或“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提防卡勒尔等新浪漫派对神秘体验的狂热。学者应该谨守理智的清明，并与自己的政治激情保持一定的距离。随后，渠敬东教授抛出了两个问题：韦伯所提出的要求是否过于压抑了他本人对学术的激情？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与行动生活(vita activa)的关系？
至此，历时两天的研讨会在开放而又热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责任编辑：国曦今